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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这个湘南贫穷的小山村，在90年代初刮起了南下风。通常是这样，春天的南风才刚刚舒服地吹向人的脸，那些青壮年、读不起书的半大孩子或者从学校辍学的未成年人，甚至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只要是有可能在广东谋得一份生计、一份工作的人，都争先恐后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穷，上面有3个哥哥，父母都是人们口里的“蠢子农民”，一年到头除了侍弄四亩多地，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赚钱。每年开学是最难过的时候，别家的孩子都领到了新书，只有我和3个哥哥没有。我妈总是带着我们到处找老师做担保，将腰弯得比膝盖还要低，对老师们做着这样或那样的承诺。南下风吹遍了小山村后，我妈开始将借钱的目标锁定在有孩子在外面打工的人家。才开春，她就满村转悠，东家跑一趟西家跑一趟，遇到大方的人能一次性借回来一百块钱，我们的学费就不用再操心了。
年底，在南方打工的人多数会回到家里来过年，也有人不回家，说是厂里要加班。从广东回来的人似乎都变得时尚起来，穿着干净、簇新的衣服，还有人穿皮鞋。皮鞋啊，少年的我想：“要是我也有一双皮鞋的话，肯定会舍不得穿，每天晚上都得抱着它睡才行。”我只有一双布鞋，烂得都能看见我的脚趾头啦。当然，夏天是不需要鞋子的，我们学校也有些孩子穿着塑料凉鞋，非常好看，可我妈说打赤脚更凉快，她还教我唱了一首这样的歌：
城里妹子莫笑我，
我打赤脚好得多。
上山能挑百斤担，
下山种地摸田螺。
我发现广东确实是个好地方。从广东回来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响亮起来，笑得也特别大声。从他们嘴里，我模糊地知道广东的树木如何苍翠，马路如何干净——听说全是水泥马路，这是走惯了黄泥巴小路的乡下人无法想象的。“最重要的是，广东遍地都是黄金呢。”叙述者一把干涩的声音，令人听起来充满不可知、神秘、美好的力量。此外，打工回来后的人变得特别慷慨，比如村里的敏娇，她将自己不戴的耳环送给了我，听说是用5块钱买的。5块钱，相当于1双帆布鞋、10个鸡蛋、20根冰棍。还有泉塘湾的银娇，她将初中时穿过的白衬衣送给了我，要是放在从前，她绝对不会这么大方的。种种迹象表明，去广东确实能赚到很多钱。
“我也想去打工！”我第一次对我妈说出这句话时才10岁，可我自己认为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我妈指着一贫如洗的家说：“最多让你念到初中，这个家，你不去打工也不太现实，等你长高一点吧，到时你想不去广东都不成咧。”然而，就在我妈对我说这话后不久，村里那個最漂亮的姑娘在广东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哥哥去广东寻她，空手而回。她妈为此一夜间白了头。我突然感觉那个失踪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多年后长大的自己。我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我不再渴望出去打工。
初中一毕业，我妈就对我说：“升学你就别想了，你好好想想跟谁去广东打工吧。”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如纸一样薄。然而，我想，不管未来如何，我也应该努力争取点什么吧。
转机在暑假。“双抢”期间，只有妈妈、大哥和我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全程投入双抢。往年，哥哥们都在家，我顶多也就帮着做点家务活。
田地修得平整后，妈妈将粪池里的大小便都用尿桶一担担挑到田里去。那些要命的大小便被太阳烘烤，发出难闻的气味，几乎要将人的眼睛熏得睁不开。最让我吃苦头的还不止这些，才一天的工夫，我的两条腿，从脚面至膝盖处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皮肤腥红、腐烂，隔天下田，一沾水便立即感到钻心的疼痛，血流出来，田里的水都变得红红白白了。我妈一会说我的脚是过敏，一会又说不是。
晚上回去洗澡，双腿是木的、僵的、麻的，酸痛异常。我费很大劲才能把眼眶里的泪水逼回去。某天，妈妈指着我的双腿，戏谑地说：“你啊，将来不是种田就是出去打工，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呀！”
我每天都很自觉地抢在妈妈醒来之前下田，拼了命似的帮着家里做农活，割水稻、打谷子、锄田、施肥、扯秧、插秧，一件不落。说起来，我并不怕腿上的脓疮，倒是害怕田里的水蚂蟥。那种软软的、无骨的小身体太吓人了。一不留神，它们就钻到腿肚子上吸血，我必须忍着恶心和害怕去扯这通身溜滑的小东西。有时候用力扯也扯不出来，它们愣是敢反抗到底。我站在水田里不敢轻举妄动。我不动，妈妈便骂我没用，她催我赶紧干活，说水蚂蟥吸饱了血，自己会掉下来的。可是，我还是担心它们会顺着血管钻进胃里或者肚子里去。我最怕的是它们会钻进我的大脑里。它们的吸附能力那么强，若是钻进了人的大脑，肯定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多么可怕。
熬了整整一个月，咬着牙齿终于挺过去了。当最后一支秧苗插进田里后，我将自己的双脚浸到水塘里仔细地清洗了一遍。我妈将卷得高高的裤脚放下来，提着塑料拖鞋在后面看，脸上显得极不耐烦，粗声粗气地问：“洗这样干净，难不成打算这辈子都不下田了？”我没回话。
回到家，我将化脓的皮肤用针挑破，把脓挤出来，将流着血的双腿放进一件干净的衣服的两截长袖子里，用毛线包扎好。我做完这些事情后，我妈提出要带我去集市上的小诊所打消炎针。“又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了！”出门的时候，她这样嘀咕。我知道我妈舍不得花钱，说这话是无奈的。
集市上的医生并没有问我是怎么回事，按照妈妈说的要打消炎针，上了药水，准备了针管。打了针，我妈盯着我说：“看你这脚，倒不是该下田的命，偏偏就生在了农村！”穿白大褂的医生看了我一眼，笑起来。这一笑倒让我觉得屈辱，冲口说了一句：“谁说哪个人天生该是什么命？”妈妈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愣了一下，笑起来，用手指戳我的脑门嚷：“那你说说，你想怎么着？”原本，我想等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再和她提要求，这会被她的话戗到了，什么也顾不上，锐声说道：“我就是要继续念书！”这个回答是坚定的，有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气势。妈妈不笑了，皱起眉头来。
两条烂腿打了三天的消炎针慢慢好起来，留下白色的淡淡的疤，密密麻麻地覆盖脚面到膝盖的所有皮肤。我想到，倘若某天从远方归来，回到家乡，那个时候，腿上的这些疤必定早已完好如初，毫无痕迹，便开心起来。 我想继续念书，家里却拿不出学费来。眼看着就要开学了，妈妈仍然不提让我继续上学的事。我心里焦急，犯了心病，突然就病倒了，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双目呆滞。村里人认为这种情况多半是惹了邪气，失了魂。邻居的永兴婆凑到妈妈跟前，小声地对她嘀咕：“给她喊一喊吧。”说的是喊魂这件事。
打我记事起，还从未失过魂。妈妈怕我真的是犯了邪气，脸色一时变了。当天晚上，妈妈站到村口去，冲着遥远的夜空喊起来，一声一声，像是要唤醒什么：“英英，回来哦！”按照妈妈的说法，我得回答一声：“回来罗。”可我偏不。我紧闭双眼，任凭妈妈一声高一声低，像喊一个死去的人。
喊了两个晚上，妈妈不见我的应答，喊完回来，坐到床头抹眼泪。她的声音嘶哑，嘴角不停地抖动：“满崽，我一直把你当儿养的哇……”隔天，在妈妈又帮我喊魂的时候，我终于狠不下心来了，用力回答她：“回来罗！”
我已经能清楚地看见身上的命运，如纸一样薄。这样的命运，只有打工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一个初中毕业生出去打工能赚多少钱呢？这是我不敢想象的。村里的打工前辈们告诉我，1995年前，初中毕业生在工厂能混个小组长做一做。1995年后，一般能成功做上组长位置的都是些高中生。反之，做流水线工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我对妈妈说，就算是为了能在工厂谋得一席之地，也该多读点书。也许是怕我再丢了魂，妈妈终于坚定了想法，打电报给远在广东打工的二哥和三哥。
哥哥们都承诺会寄钱回来。放下电话，我妈和我谈判，说：“你哥赚钱也不容易，不可能一直供你上完高中再念大学。你选吧，要么就去打工，要么去读技术学校。”技术学校有中专和大专，我妈不懂，她不识字，只知道在技术学校念两年或者三年就毕业了，能学到一门专业技术，她听村里人说了，有技术走广东去打工就能找到好工种，赚到比普工多很多的钱。我报了大专，告诉我妈说这个专业在广东很吃香。我妈信了。我胜利了。
去技术学校报到前，我的三哥如约寄了工资回来，二哥说工厂出粮日期延后，要晚些才能寄钱回家。大哥呢，他在“双抢”前从广东辞工回到了家，拿着他全部的工资。我妈说大哥在外面打工那么多年，是该回家说门亲事了。就算不留钱给大哥说亲事，他带回家的钱加上三哥寄回来的钱，也只够我交两个月的学费，另外两个月的学费还是得想法子跟别人借。我妈最先想到的是跟我的外公外婆借。
外婆一听说要借钱，脸色便不好看，硬生生丢出来两个字：“没钱！”
我妈是哭着回到家里来的，她对我说：“我晓得你外公外婆有钱，不借就不借嘛。又想向你大舅舅借钱，他家刚杀了一头猪正在集市上卖呢，可找到你大舅舅，他让我找你大舅妈拿，找到你大舅妈，她又让我找你大舅舅拿！”
娘家借不到钱，我妈特別难过，拖着我的手，反复叮嘱：“你要记得我为你读书的事受了多少气啊！等借到了钱，你可一定要好好念书，争一口气啊！”话音一落，眼泪跟着落。哭一会，在脑子里将有可能借到钱的关系好的人家过一遍，又跑出去借钱了。
能去借的人家都去过了，最后，我妈终于在表姑家的小儿媳妇那借到了钱。那小媳妇对我妈千叮咛万嘱咐：“姐，你要说话算数啊，可不能骗我，两个月后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钱还给我，我田里的农药化肥都还没着落哩。”我妈千恩万谢，满口答应：“我二儿子说了，一定会寄钱回来的！就算他不寄，我那个小儿子也会寄，他从来就是说到做到的人。你是看着他长大的对吧？放心吧！他们一发工资都会寄钱来的！一收到钱，我就还你，不会骗你的！”
学校不包餐，除去学费，我妈另外给了几百块钱给我，作为一学期的伙食费，她对我说：“我知道城里伙食比我们农村贵，你得省着点花。原本还想给你一百的，但你大哥要说亲事，得给他留几百块，不然我太偏心眼了，说不过去的。”我点点头，我何尝不能理解她。有升学的机会已经让我心花怒放了，生活上苦一点对我来说根本就构不成任何威胁。
令人气馁的是，大哥却拿着我妈给他订亲的钱和村里的小青年赌了一把，输个干净。我妈气得臭骂了他一顿，说他不学好，是老天爷派来找父母要债的短寿鬼。大哥觉得委屈，22岁的他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自己13岁就被迫出门打工，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呢，却什么苦力活都做过了，建筑工、搬运工、掏粪的，身体都给重活压垮了，个子也长不高。能吃的苦都吃过了，什么人的脸色都看过了，赌个小钱也是为了寻点乐子，再说那钱也是他赚来的，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我听着大哥的哭诉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花大哥的钱确实不应该。都是一个爸一个妈生的，大哥13岁就出门打工受苦，连初中都没办法读完，而我初中毕业了还嚷着要读书，要他们赚钱养。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我想放弃读书却又不甘心，犹豫了很久才将我妈给的伙食费拿给大哥。大哥不肯收，赌气说要打一辈子光棍，他知道我若没了那些钱会挨饿。最后，我将400块钱分了200块给他，他勉强收下了。我妈掉着眼泪说：“眼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又说大哥染上赌瘾也不能怪他，在外打工什么娱乐也没有，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孩子们找找乐子，赌个钱也正常。大哥的亲事托了媒人，得拿礼金给人家，也只能是我在学校再节俭点。叹了几口气，我妈又安慰我：“若你二哥寄钱回来，我会再给你寄的。”我以为我妈会说等三哥寄钱回来会给我再寄，但她说的是二哥，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彼时，二哥已经娶了老婆，有个女儿，他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能不能给我寄钱实在是个未知数。
说到底，这200块钱，我得花5个整月。我算了一下，一天最多只能花一块五毛钱，也就是说，早、中、晚餐，都只能花五毛钱。在新学校的食堂，能用五毛钱买到的只有白饭。我从家里带了特别多的盐辣椒、豆腐乳以及辣椒粉，每餐换着吃。晒干的那种盐腌的辣椒是白色的，不用炒也不用蒸，直接放进嘴里就能吃，有嚼劲。豆腐乳用小罐子装着，吃再久也不会坏。红色的辣椒粉，啊，我至今记得它的味道。事先，我妈将盐和五香粉撒进辣椒粉里搅拌好了，我只需要到食堂弄点开水冲进去，速成的辣椒酱就制作成功了，用它们拌饭或者涂在馒头上是非常好吃的。那种红色的、鲜的辣酱无论谁瞧见了，都会条件反射地咽口水、食欲大增。盐辣椒、豆腐乳、辣椒粉，是这三种特别的菜陪伴我度过了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
1998年秋，学校实习期间，我和五个女同学相约踏上了南下的火车。那一刻，我清醒地知道，不管我将经历怎样的磨难，我都将加入南下打工这支庞大的队伍，而这，也是众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贫穷走向小康的清晰道路。我用力告诉自己：我要对南下后的一切都保持充分的憧憬和分外的热情，唯有这样，我才能走得更远，才能看到更多的温暖和光明。
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穷，上面有3个哥哥，父母都是人们口里的“蠢子农民”，一年到头除了侍弄四亩多地，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赚钱。每年开学是最难过的时候，别家的孩子都领到了新书，只有我和3个哥哥没有。我妈总是带着我们到处找老师做担保，将腰弯得比膝盖还要低，对老师们做着这样或那样的承诺。南下风吹遍了小山村后，我妈开始将借钱的目标锁定在有孩子在外面打工的人家。才开春，她就满村转悠，东家跑一趟西家跑一趟，遇到大方的人能一次性借回来一百块钱，我们的学费就不用再操心了。
年底，在南方打工的人多数会回到家里来过年，也有人不回家，说是厂里要加班。从广东回来的人似乎都变得时尚起来，穿着干净、簇新的衣服，还有人穿皮鞋。皮鞋啊，少年的我想：“要是我也有一双皮鞋的话，肯定会舍不得穿，每天晚上都得抱着它睡才行。”我只有一双布鞋，烂得都能看见我的脚趾头啦。当然，夏天是不需要鞋子的，我们学校也有些孩子穿着塑料凉鞋，非常好看，可我妈说打赤脚更凉快，她还教我唱了一首这样的歌：
城里妹子莫笑我，
我打赤脚好得多。
上山能挑百斤担，
下山种地摸田螺。
我发现广东确实是个好地方。从广东回来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响亮起来，笑得也特别大声。从他们嘴里，我模糊地知道广东的树木如何苍翠，马路如何干净——听说全是水泥马路，这是走惯了黄泥巴小路的乡下人无法想象的。“最重要的是，广东遍地都是黄金呢。”叙述者一把干涩的声音，令人听起来充满不可知、神秘、美好的力量。此外，打工回来后的人变得特别慷慨，比如村里的敏娇，她将自己不戴的耳环送给了我，听说是用5块钱买的。5块钱，相当于1双帆布鞋、10个鸡蛋、20根冰棍。还有泉塘湾的银娇，她将初中时穿过的白衬衣送给了我，要是放在从前，她绝对不会这么大方的。种种迹象表明，去广东确实能赚到很多钱。
“我也想去打工！”我第一次对我妈说出这句话时才10岁，可我自己认为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我妈指着一贫如洗的家说：“最多让你念到初中，这个家，你不去打工也不太现实，等你长高一点吧，到时你想不去广东都不成咧。”然而，就在我妈对我说这话后不久，村里那個最漂亮的姑娘在广东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哥哥去广东寻她，空手而回。她妈为此一夜间白了头。我突然感觉那个失踪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多年后长大的自己。我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我不再渴望出去打工。
初中一毕业，我妈就对我说：“升学你就别想了，你好好想想跟谁去广东打工吧。”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如纸一样薄。然而，我想，不管未来如何，我也应该努力争取点什么吧。
转机在暑假。“双抢”期间，只有妈妈、大哥和我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全程投入双抢。往年，哥哥们都在家，我顶多也就帮着做点家务活。
田地修得平整后，妈妈将粪池里的大小便都用尿桶一担担挑到田里去。那些要命的大小便被太阳烘烤，发出难闻的气味，几乎要将人的眼睛熏得睁不开。最让我吃苦头的还不止这些，才一天的工夫，我的两条腿，从脚面至膝盖处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皮肤腥红、腐烂，隔天下田，一沾水便立即感到钻心的疼痛，血流出来，田里的水都变得红红白白了。我妈一会说我的脚是过敏，一会又说不是。
晚上回去洗澡，双腿是木的、僵的、麻的，酸痛异常。我费很大劲才能把眼眶里的泪水逼回去。某天，妈妈指着我的双腿，戏谑地说：“你啊，将来不是种田就是出去打工，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呀！”
我每天都很自觉地抢在妈妈醒来之前下田，拼了命似的帮着家里做农活，割水稻、打谷子、锄田、施肥、扯秧、插秧，一件不落。说起来，我并不怕腿上的脓疮，倒是害怕田里的水蚂蟥。那种软软的、无骨的小身体太吓人了。一不留神，它们就钻到腿肚子上吸血，我必须忍着恶心和害怕去扯这通身溜滑的小东西。有时候用力扯也扯不出来，它们愣是敢反抗到底。我站在水田里不敢轻举妄动。我不动，妈妈便骂我没用，她催我赶紧干活，说水蚂蟥吸饱了血，自己会掉下来的。可是，我还是担心它们会顺着血管钻进胃里或者肚子里去。我最怕的是它们会钻进我的大脑里。它们的吸附能力那么强，若是钻进了人的大脑，肯定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多么可怕。
熬了整整一个月，咬着牙齿终于挺过去了。当最后一支秧苗插进田里后，我将自己的双脚浸到水塘里仔细地清洗了一遍。我妈将卷得高高的裤脚放下来，提着塑料拖鞋在后面看，脸上显得极不耐烦，粗声粗气地问：“洗这样干净，难不成打算这辈子都不下田了？”我没回话。
回到家，我将化脓的皮肤用针挑破，把脓挤出来，将流着血的双腿放进一件干净的衣服的两截长袖子里，用毛线包扎好。我做完这些事情后，我妈提出要带我去集市上的小诊所打消炎针。“又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了！”出门的时候，她这样嘀咕。我知道我妈舍不得花钱，说这话是无奈的。
集市上的医生并没有问我是怎么回事，按照妈妈说的要打消炎针，上了药水，准备了针管。打了针，我妈盯着我说：“看你这脚，倒不是该下田的命，偏偏就生在了农村！”穿白大褂的医生看了我一眼，笑起来。这一笑倒让我觉得屈辱，冲口说了一句：“谁说哪个人天生该是什么命？”妈妈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愣了一下，笑起来，用手指戳我的脑门嚷：“那你说说，你想怎么着？”原本，我想等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再和她提要求，这会被她的话戗到了，什么也顾不上，锐声说道：“我就是要继续念书！”这个回答是坚定的，有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气势。妈妈不笑了，皱起眉头来。
两条烂腿打了三天的消炎针慢慢好起来，留下白色的淡淡的疤，密密麻麻地覆盖脚面到膝盖的所有皮肤。我想到，倘若某天从远方归来，回到家乡，那个时候，腿上的这些疤必定早已完好如初，毫无痕迹，便开心起来。 我想继续念书，家里却拿不出学费来。眼看着就要开学了，妈妈仍然不提让我继续上学的事。我心里焦急，犯了心病，突然就病倒了，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双目呆滞。村里人认为这种情况多半是惹了邪气，失了魂。邻居的永兴婆凑到妈妈跟前，小声地对她嘀咕：“给她喊一喊吧。”说的是喊魂这件事。
打我记事起，还从未失过魂。妈妈怕我真的是犯了邪气，脸色一时变了。当天晚上，妈妈站到村口去，冲着遥远的夜空喊起来，一声一声，像是要唤醒什么：“英英，回来哦！”按照妈妈的说法，我得回答一声：“回来罗。”可我偏不。我紧闭双眼，任凭妈妈一声高一声低，像喊一个死去的人。
喊了两个晚上，妈妈不见我的应答，喊完回来，坐到床头抹眼泪。她的声音嘶哑，嘴角不停地抖动：“满崽，我一直把你当儿养的哇……”隔天，在妈妈又帮我喊魂的时候，我终于狠不下心来了，用力回答她：“回来罗！”
我已经能清楚地看见身上的命运，如纸一样薄。这样的命运，只有打工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一个初中毕业生出去打工能赚多少钱呢？这是我不敢想象的。村里的打工前辈们告诉我，1995年前，初中毕业生在工厂能混个小组长做一做。1995年后，一般能成功做上组长位置的都是些高中生。反之，做流水线工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我对妈妈说，就算是为了能在工厂谋得一席之地，也该多读点书。也许是怕我再丢了魂，妈妈终于坚定了想法，打电报给远在广东打工的二哥和三哥。
哥哥们都承诺会寄钱回来。放下电话，我妈和我谈判，说：“你哥赚钱也不容易，不可能一直供你上完高中再念大学。你选吧，要么就去打工，要么去读技术学校。”技术学校有中专和大专，我妈不懂，她不识字，只知道在技术学校念两年或者三年就毕业了，能学到一门专业技术，她听村里人说了，有技术走广东去打工就能找到好工种，赚到比普工多很多的钱。我报了大专，告诉我妈说这个专业在广东很吃香。我妈信了。我胜利了。
去技术学校报到前，我的三哥如约寄了工资回来，二哥说工厂出粮日期延后，要晚些才能寄钱回家。大哥呢，他在“双抢”前从广东辞工回到了家，拿着他全部的工资。我妈说大哥在外面打工那么多年，是该回家说门亲事了。就算不留钱给大哥说亲事，他带回家的钱加上三哥寄回来的钱，也只够我交两个月的学费，另外两个月的学费还是得想法子跟别人借。我妈最先想到的是跟我的外公外婆借。
外婆一听说要借钱，脸色便不好看，硬生生丢出来两个字：“没钱！”
我妈是哭着回到家里来的，她对我说：“我晓得你外公外婆有钱，不借就不借嘛。又想向你大舅舅借钱，他家刚杀了一头猪正在集市上卖呢，可找到你大舅舅，他让我找你大舅妈拿，找到你大舅妈，她又让我找你大舅舅拿！”
娘家借不到钱，我妈特別难过，拖着我的手，反复叮嘱：“你要记得我为你读书的事受了多少气啊！等借到了钱，你可一定要好好念书，争一口气啊！”话音一落，眼泪跟着落。哭一会，在脑子里将有可能借到钱的关系好的人家过一遍，又跑出去借钱了。
能去借的人家都去过了，最后，我妈终于在表姑家的小儿媳妇那借到了钱。那小媳妇对我妈千叮咛万嘱咐：“姐，你要说话算数啊，可不能骗我，两个月后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钱还给我，我田里的农药化肥都还没着落哩。”我妈千恩万谢，满口答应：“我二儿子说了，一定会寄钱回来的！就算他不寄，我那个小儿子也会寄，他从来就是说到做到的人。你是看着他长大的对吧？放心吧！他们一发工资都会寄钱来的！一收到钱，我就还你，不会骗你的！”
学校不包餐，除去学费，我妈另外给了几百块钱给我，作为一学期的伙食费，她对我说：“我知道城里伙食比我们农村贵，你得省着点花。原本还想给你一百的，但你大哥要说亲事，得给他留几百块，不然我太偏心眼了，说不过去的。”我点点头，我何尝不能理解她。有升学的机会已经让我心花怒放了，生活上苦一点对我来说根本就构不成任何威胁。
令人气馁的是，大哥却拿着我妈给他订亲的钱和村里的小青年赌了一把，输个干净。我妈气得臭骂了他一顿，说他不学好，是老天爷派来找父母要债的短寿鬼。大哥觉得委屈，22岁的他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自己13岁就被迫出门打工，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呢，却什么苦力活都做过了，建筑工、搬运工、掏粪的，身体都给重活压垮了，个子也长不高。能吃的苦都吃过了，什么人的脸色都看过了，赌个小钱也是为了寻点乐子，再说那钱也是他赚来的，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我听着大哥的哭诉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花大哥的钱确实不应该。都是一个爸一个妈生的，大哥13岁就出门打工受苦，连初中都没办法读完，而我初中毕业了还嚷着要读书，要他们赚钱养。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我想放弃读书却又不甘心，犹豫了很久才将我妈给的伙食费拿给大哥。大哥不肯收，赌气说要打一辈子光棍，他知道我若没了那些钱会挨饿。最后，我将400块钱分了200块给他，他勉强收下了。我妈掉着眼泪说：“眼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又说大哥染上赌瘾也不能怪他，在外打工什么娱乐也没有，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孩子们找找乐子，赌个钱也正常。大哥的亲事托了媒人，得拿礼金给人家，也只能是我在学校再节俭点。叹了几口气，我妈又安慰我：“若你二哥寄钱回来，我会再给你寄的。”我以为我妈会说等三哥寄钱回来会给我再寄，但她说的是二哥，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彼时，二哥已经娶了老婆，有个女儿，他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能不能给我寄钱实在是个未知数。
说到底，这200块钱，我得花5个整月。我算了一下，一天最多只能花一块五毛钱，也就是说，早、中、晚餐，都只能花五毛钱。在新学校的食堂，能用五毛钱买到的只有白饭。我从家里带了特别多的盐辣椒、豆腐乳以及辣椒粉，每餐换着吃。晒干的那种盐腌的辣椒是白色的，不用炒也不用蒸，直接放进嘴里就能吃，有嚼劲。豆腐乳用小罐子装着，吃再久也不会坏。红色的辣椒粉，啊，我至今记得它的味道。事先，我妈将盐和五香粉撒进辣椒粉里搅拌好了，我只需要到食堂弄点开水冲进去，速成的辣椒酱就制作成功了，用它们拌饭或者涂在馒头上是非常好吃的。那种红色的、鲜的辣酱无论谁瞧见了，都会条件反射地咽口水、食欲大增。盐辣椒、豆腐乳、辣椒粉，是这三种特别的菜陪伴我度过了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
1998年秋，学校实习期间，我和五个女同学相约踏上了南下的火车。那一刻，我清醒地知道，不管我将经历怎样的磨难，我都将加入南下打工这支庞大的队伍，而这，也是众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孩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贫穷走向小康的清晰道路。我用力告诉自己：我要对南下后的一切都保持充分的憧憬和分外的热情，唯有这样，我才能走得更远，才能看到更多的温暖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