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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制约的政府往往对经济有着天然的管制偏好，这是官僚机构的本能所决定的，也是处在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的趋利本能所决定的
年以一个契诃夫式的喜剧镜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各大媒体在当年3月份报道，郑州有一个专为馒头而设的政府机构“馒头办”，而且市区两级“馒头办”还为了争夺办证权、处罚权发生对峙，互相不承认对方办证合法性。这样的“奇闻”几乎浓缩了国人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想象和回忆。笑过之后，我们似乎愿意相信，为了管馒头而煞有介事地成立一个机构的经典笑话，不过是旧时代的最后背影，它所代表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因为那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
然而六年过去了，人们发现摆脱那个时代仍然是那么的艰难。2006年8月，同样是在郑州，人们发现，馒头办消失了，“西瓜办”却正儿八经地诞生了，政府仍然在执著地坚持对小民的小本生意进行直接的管辖审批，“西瓜办”规定，凡进入郑州市摆卖西瓜者，必须持有郑州西瓜办及郑州行政执法局、郑州交警大队盖过公章的通行证方能进城。这一年，面对和“馒头办”一样滑稽的“西瓜办”，我们却再也无法笑得出来了。
从“馒头办”到“西瓜办”，六年时间了，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从旧时代走出。这里面固然有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使得政府已经像吸毒者无法戒除毒瘾一样无法戒除对经济的管制。此外，也有更深层次的现实因素：在这六年当中，伴随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恶化的趋势，人们又开始将矛头指向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私有经济是其根源，许多人对政府提出了提供福利、社会保障、环保、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的“新职能”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习惯于旧有路径的政府开始“反思”经济改革的方向，开始减慢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以宏观调控名义重新加强对经济的管制。
政府回归威胁市场经济基础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由，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的经营对社会的危害。而中国政府干预的理由却是相当“功利性”，比如为了避免“重复建设”，为了“促进产业升级”，为了“壮大国有经济”等等，目标直接指向企业的经营。
在近几年，政府的产业政策日益增多，对企业投资、融资、并购方面的审批（名称改为“核准”）有增无减。以前几年发生的没收投资陕西油田的民营资本的事件为典型，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基础性行业无疑是倾向于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而对国有资本的偏爱愈来愈明显。他们理想中的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大型航母，当然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大型国有企业。国资委在不久前宣布国有资本对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内的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要使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这无疑是对经济领域的“大政府”走向的最明确宣示。对于这些领域的民营企业来说，这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正在走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无疑也是坏消息，因为政府把持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
而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理由让我们不由得想起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代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无所不在，从价格、产量、投资到人力配置，统统由主管部门审批和决定，那时候的理由是避免重复建设、经济混乱、打造国民经济的支柱、壮大国有资本——和现在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我们不得不忧虑我们是否正走在通往“计划”之路上。
行政审批回潮加大企业成本
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启动了行政审批改革，并于2004年7月颁布施行了《行政许可法》。
然而，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的是审批者本身，这样的改革，效果可想而知。事实证明，所谓的“精简审批”，无非是将无关紧要的、没有收费的、没油水的项目砍掉，或者将几个审批事项改头换面换个名字，或者把“审批”改成“核准”，换汤不换药。典型的例子就是，2006年10月发改委发布文件，称不再审批企业债券，而改发行审批制为核准制。
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大部分条款并没有真正落实。在一些基础性的产业，私人企业投资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企业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浪费了大量本来不该浪费的时间和金钱。例如，2006年10月发改委制定的《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水泥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新建日产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必须经过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核准；2006年北京颁布禁止民宅注册公司经商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无疑与“36条”背道而驰，而类似规定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当中不仅仅是屡见不鲜，而且是层出不穷。
如此造成的结果是，尽管《行政许可法》已经颁布，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企业负担的减轻，而是日益加重。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一个投资公司的商人曾经对笔者说：“先不说公司每年交给政府的税费和公关费，就是公司每年需要向政府递交各种申请、办理许可，我需要雇好几个年薪十万的人全职来做。”张维迎教授在《政府管制的陷阱》一文中也谈过一个例子：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80万块钱。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然后这两个人就去注册公司，结果忙了半年下来，80万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
面对这样的局面，真不知道《行政许可法》何时才能兑现。
干预价格扭曲市场
2006年底，原本一直平稳运行的粮油价格突然毫无征兆的大幅上涨，在城市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为平抑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包括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中储粮公司在内的五部委不得不紧急联合应对。11、12两月，国家粮食局连续进行了四次小麦底价拍卖；12月8日，发改委颁布《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要求通过销售临时存储粮保持市场粮价稳定。经过五部委会战，粮价终于稳定下来。
追究原因，这次粮价上涨原来竟然和两年前的“粮食新政”有关。连续几年的粮食丰收，使得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防止谷贱伤农”，国务院在2004年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一种引导性和保护性价格，当主要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低于国家制定的当年最低收购价时，国家委托中储粮公司在粮食主产省份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2006年夏粮收购时，由于预期夏粮丰收，为防止“谷贱伤农”，中储粮“照例”对小麦主产区按每斤0.69元和0.72元的最低收购价收购，而且不限制收购总量，实行“敞开收购”。由于当时的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因此出现了农民踊跃卖粮的场面。在此情况下，最终全国收购小麦数量达到4000万吨，占2006年总产量的40%以上。中储粮掌握的大部分粮源只是投入储备而不是投入市场，而农民惜售导致其他粮食企业很难再买到粮食，再加上国际粮价上涨的影响，导致小麦和面粉价格上涨，同时引发副食品价格的上涨。
在另一领域，基于民众对药品高价的厌恶，发改委对药品价格进行了严厉地管制。2006年5月，发改委与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推出了八项限制药品加价等治理整顿措施，规定不可谓不详细，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却不宜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价格控制将导致医药企业不愿将产品投向市场，从而造成药品短缺，或者是药品的实际价格并未下降，而平添了寻租的成本，最终受害的肯定是患者。事实上，一些以前很常见的物美价廉的药品已经因为政府限价而停产。
这几年，政府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基础价格，例如房地产价格、火车票价格、机票价格、煤气价格以及劳动工资等都进行了积极地干预。由于房地产价格这两年涨幅较大，对房价的干预政策层出不穷。例如，限价房政策、“70、90”政策、限制商品房预售、限制二手房转让、增加交易环节的税收等等。效果如何，世人有目共睹。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有近三十年，加入WTO已有六年时间，政府对价格干预的迷信仍没有破除。与此同时，为了迎合人们对“高价”的厌恶情绪，政府的价格干预相比六年前明显在增多。而不尊重市场规律，在不改变市场供应的前提下，企图通过改变价格来缓解矛盾，无疑是缘木求鱼。
监管企业恶化创业环境
政府官员对市容、安全、卫生、环保等有着异常的偏好，因为这是上级考察他们的业绩时能够看得到的，事关乌纱帽，自然不敢怠慢。至于在整顿市容、安全、卫生、环保的时候所产生的寻租机会，倒不是他们最关心的。然而，为满足政府偏好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会破坏城市的经济生态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在安全、环保、卫生、质量等名目下，有大量的监管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往往取代了本应由市场竞争对企业所产生的约束，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经营自由，恶化了创业环境。
近几年，全国煤矿事故频发，针对煤矿事故的安全整顿应该一视同仁，然而国家安监局却将矛头指向民营小煤矿。根据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2006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关闭了5931个小煤矿，到2008年，全国计划关闭的小煤矿将达1.1万个。对小煤矿一关了事，但对国营煤矿的安全问题却轻描淡写，从来没有采取关闭煤矿这样的严厉措施。让人很怀疑安监局整顿治理安全生产的诚意和用心。
对国有和民营企业不一视同仁在各个行业都相当普遍，在安全、环保、卫生、质量这些名目下的监管政策，往往对准的是民营企业。各地政府对城市环境的整治，对象往往也以民间弱势人群为主。请看一看这几年的报道，2006年5月12日《乌鲁木齐晚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擦鞋匠持证上岗”；2004年12月8日《北京青年报》：“浙江临安捡破烂必须统一着装
拾荒大军逃了三分之二”；2004年10月10日《武汉晚报》：“汉口火车站擦鞋嫂统一着装擦皮鞋”⋯⋯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承担管制成本的只有弱势的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许多本来可以通过民间解决的问题，政府却包办了，而民众却往往不得不承担额外的管制成本，使得他们的生存更加艰难。
没有制约的政府往往对经济有着天然的管制偏好，这是官僚机构的本能所决定的，也是处在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的趋利本能所决定的。管制也有自我复制和自我生长的能力。政府天然拥有一双闲不住的手。要约束这支闲不住的手，就需要通过宪政和法治来解决。在此之前，作为“非肉食者”，专家和普通民众在呼吁政府应该管这个、应该管那个的时候，最好想一想，加强管制的后果是什么，官员为什么会热衷于这些管制，这样的管制距离计划经济还有多远？
年以一个契诃夫式的喜剧镜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各大媒体在当年3月份报道，郑州有一个专为馒头而设的政府机构“馒头办”，而且市区两级“馒头办”还为了争夺办证权、处罚权发生对峙，互相不承认对方办证合法性。这样的“奇闻”几乎浓缩了国人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想象和回忆。笑过之后，我们似乎愿意相信，为了管馒头而煞有介事地成立一个机构的经典笑话，不过是旧时代的最后背影，它所代表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因为那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
然而六年过去了，人们发现摆脱那个时代仍然是那么的艰难。2006年8月，同样是在郑州，人们发现，馒头办消失了，“西瓜办”却正儿八经地诞生了，政府仍然在执著地坚持对小民的小本生意进行直接的管辖审批，“西瓜办”规定，凡进入郑州市摆卖西瓜者，必须持有郑州西瓜办及郑州行政执法局、郑州交警大队盖过公章的通行证方能进城。这一年，面对和“馒头办”一样滑稽的“西瓜办”，我们却再也无法笑得出来了。
从“馒头办”到“西瓜办”，六年时间了，我们的政府仍然没有从旧时代走出。这里面固然有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使得政府已经像吸毒者无法戒除毒瘾一样无法戒除对经济的管制。此外，也有更深层次的现实因素：在这六年当中，伴随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恶化的趋势，人们又开始将矛头指向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私有经济是其根源，许多人对政府提出了提供福利、社会保障、环保、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的“新职能”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习惯于旧有路径的政府开始“反思”经济改革的方向，开始减慢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以宏观调控名义重新加强对经济的管制。
政府回归威胁市场经济基础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由，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的经营对社会的危害。而中国政府干预的理由却是相当“功利性”，比如为了避免“重复建设”，为了“促进产业升级”，为了“壮大国有经济”等等，目标直接指向企业的经营。
在近几年，政府的产业政策日益增多，对企业投资、融资、并购方面的审批（名称改为“核准”）有增无减。以前几年发生的没收投资陕西油田的民营资本的事件为典型，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基础性行业无疑是倾向于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而对国有资本的偏爱愈来愈明显。他们理想中的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大型航母，当然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大型国有企业。国资委在不久前宣布国有资本对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内的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要使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这无疑是对经济领域的“大政府”走向的最明确宣示。对于这些领域的民营企业来说，这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正在走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无疑也是坏消息，因为政府把持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
而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理由让我们不由得想起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代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无所不在，从价格、产量、投资到人力配置，统统由主管部门审批和决定，那时候的理由是避免重复建设、经济混乱、打造国民经济的支柱、壮大国有资本——和现在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我们不得不忧虑我们是否正走在通往“计划”之路上。
行政审批回潮加大企业成本
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启动了行政审批改革，并于2004年7月颁布施行了《行政许可法》。
然而，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的是审批者本身，这样的改革，效果可想而知。事实证明，所谓的“精简审批”，无非是将无关紧要的、没有收费的、没油水的项目砍掉，或者将几个审批事项改头换面换个名字，或者把“审批”改成“核准”，换汤不换药。典型的例子就是，2006年10月发改委发布文件，称不再审批企业债券，而改发行审批制为核准制。
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大部分条款并没有真正落实。在一些基础性的产业，私人企业投资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企业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浪费了大量本来不该浪费的时间和金钱。例如，2006年10月发改委制定的《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水泥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新建日产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必须经过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核准；2006年北京颁布禁止民宅注册公司经商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无疑与“36条”背道而驰，而类似规定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当中不仅仅是屡见不鲜，而且是层出不穷。
如此造成的结果是，尽管《行政许可法》已经颁布，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企业负担的减轻，而是日益加重。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一个投资公司的商人曾经对笔者说：“先不说公司每年交给政府的税费和公关费，就是公司每年需要向政府递交各种申请、办理许可，我需要雇好几个年薪十万的人全职来做。”张维迎教授在《政府管制的陷阱》一文中也谈过一个例子：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80万块钱。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然后这两个人就去注册公司，结果忙了半年下来，80万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
面对这样的局面，真不知道《行政许可法》何时才能兑现。
干预价格扭曲市场
2006年底，原本一直平稳运行的粮油价格突然毫无征兆的大幅上涨，在城市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为平抑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包括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中储粮公司在内的五部委不得不紧急联合应对。11、12两月，国家粮食局连续进行了四次小麦底价拍卖；12月8日，发改委颁布《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要求通过销售临时存储粮保持市场粮价稳定。经过五部委会战，粮价终于稳定下来。
追究原因，这次粮价上涨原来竟然和两年前的“粮食新政”有关。连续几年的粮食丰收，使得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防止谷贱伤农”，国务院在2004年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一种引导性和保护性价格，当主要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低于国家制定的当年最低收购价时，国家委托中储粮公司在粮食主产省份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2006年夏粮收购时，由于预期夏粮丰收，为防止“谷贱伤农”，中储粮“照例”对小麦主产区按每斤0.69元和0.72元的最低收购价收购，而且不限制收购总量，实行“敞开收购”。由于当时的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因此出现了农民踊跃卖粮的场面。在此情况下，最终全国收购小麦数量达到4000万吨，占2006年总产量的40%以上。中储粮掌握的大部分粮源只是投入储备而不是投入市场，而农民惜售导致其他粮食企业很难再买到粮食，再加上国际粮价上涨的影响，导致小麦和面粉价格上涨，同时引发副食品价格的上涨。
在另一领域，基于民众对药品高价的厌恶，发改委对药品价格进行了严厉地管制。2006年5月，发改委与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推出了八项限制药品加价等治理整顿措施，规定不可谓不详细，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却不宜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价格控制将导致医药企业不愿将产品投向市场，从而造成药品短缺，或者是药品的实际价格并未下降，而平添了寻租的成本，最终受害的肯定是患者。事实上，一些以前很常见的物美价廉的药品已经因为政府限价而停产。
这几年，政府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基础价格，例如房地产价格、火车票价格、机票价格、煤气价格以及劳动工资等都进行了积极地干预。由于房地产价格这两年涨幅较大，对房价的干预政策层出不穷。例如，限价房政策、“70、90”政策、限制商品房预售、限制二手房转让、增加交易环节的税收等等。效果如何，世人有目共睹。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有近三十年，加入WTO已有六年时间，政府对价格干预的迷信仍没有破除。与此同时，为了迎合人们对“高价”的厌恶情绪，政府的价格干预相比六年前明显在增多。而不尊重市场规律，在不改变市场供应的前提下，企图通过改变价格来缓解矛盾，无疑是缘木求鱼。
监管企业恶化创业环境
政府官员对市容、安全、卫生、环保等有着异常的偏好，因为这是上级考察他们的业绩时能够看得到的，事关乌纱帽，自然不敢怠慢。至于在整顿市容、安全、卫生、环保的时候所产生的寻租机会，倒不是他们最关心的。然而，为满足政府偏好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会破坏城市的经济生态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在安全、环保、卫生、质量等名目下，有大量的监管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往往取代了本应由市场竞争对企业所产生的约束，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经营自由，恶化了创业环境。
近几年，全国煤矿事故频发，针对煤矿事故的安全整顿应该一视同仁，然而国家安监局却将矛头指向民营小煤矿。根据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2006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关闭了5931个小煤矿，到2008年，全国计划关闭的小煤矿将达1.1万个。对小煤矿一关了事，但对国营煤矿的安全问题却轻描淡写，从来没有采取关闭煤矿这样的严厉措施。让人很怀疑安监局整顿治理安全生产的诚意和用心。
对国有和民营企业不一视同仁在各个行业都相当普遍，在安全、环保、卫生、质量这些名目下的监管政策，往往对准的是民营企业。各地政府对城市环境的整治，对象往往也以民间弱势人群为主。请看一看这几年的报道，2006年5月12日《乌鲁木齐晚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擦鞋匠持证上岗”；2004年12月8日《北京青年报》：“浙江临安捡破烂必须统一着装
拾荒大军逃了三分之二”；2004年10月10日《武汉晚报》：“汉口火车站擦鞋嫂统一着装擦皮鞋”⋯⋯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承担管制成本的只有弱势的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许多本来可以通过民间解决的问题，政府却包办了，而民众却往往不得不承担额外的管制成本，使得他们的生存更加艰难。
没有制约的政府往往对经济有着天然的管制偏好，这是官僚机构的本能所决定的，也是处在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的趋利本能所决定的。管制也有自我复制和自我生长的能力。政府天然拥有一双闲不住的手。要约束这支闲不住的手，就需要通过宪政和法治来解决。在此之前，作为“非肉食者”，专家和普通民众在呼吁政府应该管这个、应该管那个的时候，最好想一想，加强管制的后果是什么，官员为什么会热衷于这些管制，这样的管制距离计划经济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