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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多属于“套利企业家”，而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创新企业家”。若要在这方面实现华丽转身，则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制度企业家，共同遵循哈耶克意义上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切实推行真正的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不同的企业家群体，具有一些相似或有区别的特征，呈现出不同的企业家精神样貌。对中国企业家精神进行梳理、研究，也已成为学界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本文试图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源头进行一番考察。
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大师米塞斯认为，在一个想象的循环流转经济中，谁也不是一个企业家或投机者。在任何实际生动的经济中，每个行动者总是一个企业家或投机者。人的行动总是有目的的行动，必然是“理性的行动”。他根据其目的“理性地”选择手段。他的行动是理性（即便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企图（即便是无效的）达成一个明确的目的。
米塞斯的上述企业家观直指人的行动本质。当然，企业家的概念按照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让我们首先回归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与工商业经验活动与承担风险相联系，对应于最初的“企业家”概念，后者是指一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因此，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定义为甘愿承担风险而组织资源去实现工商业机会者。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和柯兹纳提出的企业家概念，则脱离了承担风险的特征要求。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属于“创新企业家”。这里企业家有别于资本家，不需要承担风险。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指实现新组合者，推动发展者，或创新者。熊彼特认为，存在五种新组合：一是采用了一种新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相当于新技术或者新工序），三是开拓了新市场，四是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
按照熊彼特自己的话，实现新组合者就是企业家，不实现新组合者就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就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职位，因此也没法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他只需要意志和行动，从资本家借入资本，作为购买力基金，在现有购买力存量中注入新的购买力，从而为实现新组合而争夺本来投入于循环流转经济中的生产手段。以实现新组合，获得企业家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不需要承担风险，而资本家则需要。
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属于“套利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这种企业家对由于人们的无知而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抱有警觉，先于他人发现这种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套利机会，于是投入资源、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套利。这种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也体现为市场供求的不协调和不匹配。这种套利过程并不能使得买卖双方一步到位地发现最低的买价和最高的售价。但企业家的行动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买卖各方都能从企业家的行动中学习，从而减少各方的无知，也使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更好的调适。每一次买卖都会比此前的买卖更少无知，取得更好的调适。 比如，买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他们的商品，卖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商品。这种市场过程既是竞争过程，也是企业家过程，呈现一种开放试错的态势，这种态势指向市场参与者的各种供求取得两两协调的状态。
简单而言，企业家精神就是指，能够按照上述定义企业家的行为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采取自己的行动，它体现出一种与此相应的才能或者精神风貌。
我国历史上不乏企业家精神。但是究竟我国的文化传统与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关系如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需要看看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有些什么内核。
可以先从“义”和“利”的关系去看。儒家强调“以义和利”，也就是用“义”来协调“利”。这里的“义”，指“正义”和“道义”，虽然其含义有着一定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基础，但是需要经由当时在位的皇帝、官僚阶层与儒家认定或者解释。商人追求自利的行为，是被这样认定和解释的“义”所框定。孔子也曾经说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把人两分成“君子”和“小人”，把“义”和“利”对立。按理说商人以通过经商追求自利为其本职，按照简单套用孔子的划分法，这种商人属于“小人”范畴。不过，在现代社会，即便商人言利，也容易被晓之以“利”，但只要商人以诚立本，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去挣钱谋利，他就是“君子”，而这种谋利本身就体现“义”。
儒家里面还有一个功利主义分支，称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强调“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通商惠工”，反对“重农抑商”，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其核心的隐含前提与正统儒家一样，也是以诚为本。按照叶适的观点，我以诚立本，放开追求自利，其结果就是正义的。这种主张因此被称为“以利和义”观，意指个体各自以诚立本，其对自利追求之和合即为“义”。这种观点恰好与正统儒家的“以义和利”观相对立。而且叶适特别强调“不以义抑利”，恰恰就是为了不使得在位的君臣和主流儒家拿自己认定或解释的“义”来压制“利”。
“以利和义”观中，追求利润是放开的，而在“以义和利”观中，利润其实是受限的。前者虽然源自南宋时期的一个学派的观点，但符合现代精神，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后者来自古代轴心时代，但总体上包括前现代因素，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才能确保其符合现代性要求，从而是指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正统儒家主张“小政府”，反对“大专制”，但强调礼治的等级秩序，其实主张“小专制”。与此相应，儒家在古代，自然不会想到“大民主”，但确实也主张“小民主”，比如禅让制、科举制等。
儒家的主流主要鼓励“小产权”、“小安富”。孔子在对待财富上，也对“大富足”感到不满。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可是他常常贫困。子贡不听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这里孔子对颜回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而在生活上常常贫困而深为遗憾，同时他对子贡不听命运安排而作为“套利企业家”去经商致富反而感到不满。孔子还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这个“义”跟现代人还是有差距的。孔子对子贡经商做法并不满意，就有点涉及这种意思。《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不过他提出“井田制”以及“制民之产”，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家家丰衣足食，免于饥寒交迫。这体现了儒家支持“小产权”和“小安富”的理念。 孟子主张“通功易事”，也就是思想大师哈耶克所崇尚的“交换秩序”。孟子强调，通过交换一个人所剩余的粟和另外一个人所剩余的布，互通有无，可达致交换者各自处境的改善。这种改善就是当今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帕累托改进”。但是结合儒家上述“以义和利”观和“小安富”观，还是体现了古代儒家的“小市场”理念。
有人讲，中国百姓为什么历史上一直不特别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恰恰因为那时候中国儒家总体上有着小政府、小专制、小产权、小安富、小市场甚至低税的主张。无论是儒家、道家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均支持低税模式。孔子讲“苛政猛于虎也”，孟子则讲“井田制”。道家的鼻祖老子讲“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其意思是，老百姓肚子饥饿，是因为政府征税太多。
儒家基于等级观念，在马克思·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的这本书里提到过。儒家的思想属于“大传统”，解释不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或者商业精神。儒家的等级观首先反映在“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不是情意绵绵的等级秩序，是可以让“人头落地”的。至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在市场秩序当中倒也是需要的，比如企业里面就需要管理，可以有科层等级。企业不是搞民主的地方，是有契约的地方，属于推行自由契约的地方。如果要搞经济民主，可以搞合作社，但合作社是有局限的。随着成员数量增加，合作原则难以推行，必然朝着商业化转化，或者为内部人所控制。古代儒家不鼓励官员经商，主张小产权、小民主、小专制、小安富、小市场，重视教育。这种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总体上还是回答不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做生意？为什么这么喜欢去挣钱？为什么有企业家冲动？也就是要问：中国企业家精神到底来自哪里？
若要探源中国企业家精神，我们更要看中国的小传统。儒家是大传统，民间的信仰、民间文化属于小传统，中国的小传统更有利于商业，更加功利。小传统可能受大传统的影响，也可能影响大传统。就拿重视教育来说。中国的家庭普遍重视教育。但这到底是因为大传统影响小传统，还是小传统影响大传统，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即便主要是大传统在这方面影响小传统，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是因为重视教育因素使中国人总体上富有商业和企业家精神。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小传统里有着大传统所不具备的因素。中国的小传统因素包括重视现世享受，这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有关。中国人喜欢玩麻将，那就是赚钱的培训。麻将牌从一万到九万，从一饼到九饼，从一条到九条，都与钱有关，玩麻将一般要赌点钱。中国人还拜财神，发财就是“中国梦”。在中国有三个不同的财神，即：关圣大帝、玄坛赵元帅、增福财神。中国人拜佛往往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念，是想送礼换取好处，或者是支付保险费。对钱的重视，可以推动中国人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或者柯兹纳意义上的“套利企业家”。
熊彼特意义上的新组合来自于哪里呢？部分与道家或方士有关，他们搞炼金术、炼丹术。火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可能不需要追溯到某个特定的思想流派的影响。有些发明属于灵机一动，但是将其变成一种仪器或者设备，那就体现企业家精神。指南针可能跟道家有关，因为它是跟阴阳五行“感应说”有关系，发明者偶然发现这种有着定向功能的东西。南宋人是这样描述指南针原理的：“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 所谓“阳气之所在”，即为南。
还有就是现世生活的压力和对更好现世生活的追求，都跟可能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关系。比如，温州部分地方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曾悄悄实施过土地包干制，就是出于现世生活的压力。道教通过炼丹来延年益寿，甚至追求长生不老，这属于对更好现世生活的追求。对更好现世生活的追求，部分与大传统有关。孔子著述《春秋》，其春秋笔法的特点之一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开辟了新的写史传统，也会影响国人转向重视更多现世生活的世界观。
还有地理气候环境，比如说北方冰天雪地里，一年有好多天都干不了活，只能在家里，较难发挥多少企业家精神。南方气候暖和，经济活动就多。《史记》里面写了许多哪种地方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和习俗。
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地方商业文化。吴文化从苏南一直延伸到钱塘江交界的地方，钱塘江以南则是越，北是吴。苏南都是吴。吴文化有四个特点，勤劳、精巧、阴柔、讲秩序。苏州这一带，是长江大金三角里面的小金三角，全国最富的地方，这个地方帝国控制比较重，税收比较重，形成的习惯就是讲秩序，得听话。政府抽取的税尽管比别的地方重，但是产出也高，所以税收上贡多一点，但是生活得还是很好。这里面包含了讲秩序，顺从。如果真是要做什么事情，政府安排下去，当地人就做得很按部就班，井井有条。
钱塘江以南的越文化特点是自主、竞争、冒险、功利。总的看来，秦汉以前，绍兴一带称于越，温州一带叫瓯越，福建叫闽越，岭南一带叫南越。这说明越指的是“过”，过了皇权的控制范围，天高皇帝远。
粤文化的特点是：多元、兼容、开放、自主。秦汉之后，岭南有“百越”，是指那里叫“越”的民族散落很多。靠近海洋，是个华夏与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地方。百姓跟海外做生意，需要发挥开放、冒险的精神。岭南离开中华帝国的权力中心最远。与此相应，百姓的自主性强、有平等观，是一个反特权的天然地方。越是往南，百姓对于皇权专制文化的认可度越低。此外，广东与香港接壤，成为全国最开放的地方。
温州一带的瓯越文化也属于越文化。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古代称为“瓯越”。辖内多山，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稀缺。很早以前，温州人要靠海为生。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防范各种风险，温州人需要依赖自身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温州人，温州人帮温州人。海洋生活赋予了温州人独特的性格：不依不赖、勇于竞争、敢于冒险、追求功利。“天高皇帝远”，温州人形成了一种反抗皇权专治的文化传统。“瓯越文化”也是一种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文化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有关。它是一种重商文化，对当地持续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
上述越文化和粤文化相比之下更容易激发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吴越粤文化融合起来是最好的，浙江和广东的自主精神和冒险精神强，但可以调配入些许更多的秩序精神（比如在集资方面）;吴文化里面可以增加一点点自主性、创新和冒险精神，不是像以前那样就讲秩序;越文化和吴文化可以更多融入粤文化的开放多元因素。这三个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中国将形成最好的文化。当然，文化融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能也是没必要的。即便这样融合最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发育，但是文化多样性本身就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国人这种对自利和利益交换的重视，是企业家精神的立基之所在。但它也不能用儒家理论来解释。商业其实是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秩序而出现的。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商人是舜。《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舜在历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在负夏跑过买卖，也就是当过“套利企业家”。《史记·货殖列传》是最早记载成功企业家的地方。比如越国范蠡在越王勾践报了会稽之耻后，带着西施，乘着扁舟，弃官从商，成为巨富，后来以陶朱公的名号闻名于世。
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不要区分企业家、资本家，混在一起就行。但我国更多的企业家属于“套利企业家”，而非“创新企业家”。我国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发挥这两类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则需要更多人成为“创新企业家”。若要在这方面实现华丽转身，则需要更多人成为制度企业家，共同遵循哈耶克意义上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切实推行真正的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不同的企业家群体，具有一些相似或有区别的特征，呈现出不同的企业家精神样貌。对中国企业家精神进行梳理、研究，也已成为学界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本文试图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源头进行一番考察。
企业家精神的普遍定义
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大师米塞斯认为，在一个想象的循环流转经济中，谁也不是一个企业家或投机者。在任何实际生动的经济中，每个行动者总是一个企业家或投机者。人的行动总是有目的的行动，必然是“理性的行动”。他根据其目的“理性地”选择手段。他的行动是理性（即便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企图（即便是无效的）达成一个明确的目的。
米塞斯的上述企业家观直指人的行动本质。当然，企业家的概念按照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让我们首先回归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与工商业经验活动与承担风险相联系，对应于最初的“企业家”概念，后者是指一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因此，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定义为甘愿承担风险而组织资源去实现工商业机会者。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和柯兹纳提出的企业家概念，则脱离了承担风险的特征要求。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属于“创新企业家”。这里企业家有别于资本家，不需要承担风险。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指实现新组合者，推动发展者，或创新者。熊彼特认为，存在五种新组合：一是采用了一种新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相当于新技术或者新工序），三是开拓了新市场，四是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
按照熊彼特自己的话，实现新组合者就是企业家，不实现新组合者就不是企业家。企业家就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职位，因此也没法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他只需要意志和行动，从资本家借入资本，作为购买力基金，在现有购买力存量中注入新的购买力，从而为实现新组合而争夺本来投入于循环流转经济中的生产手段。以实现新组合，获得企业家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不需要承担风险，而资本家则需要。
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属于“套利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这种企业家对由于人们的无知而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抱有警觉，先于他人发现这种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套利机会，于是投入资源、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套利。这种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也体现为市场供求的不协调和不匹配。这种套利过程并不能使得买卖双方一步到位地发现最低的买价和最高的售价。但企业家的行动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买卖各方都能从企业家的行动中学习，从而减少各方的无知，也使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更好的调适。每一次买卖都会比此前的买卖更少无知，取得更好的调适。 比如，买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他们的商品，卖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商品。这种市场过程既是竞争过程，也是企业家过程，呈现一种开放试错的态势，这种态势指向市场参与者的各种供求取得两两协调的状态。
简单而言，企业家精神就是指，能够按照上述定义企业家的行为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采取自己的行动，它体现出一种与此相应的才能或者精神风貌。
古典的义利之辨
我国历史上不乏企业家精神。但是究竟我国的文化传统与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关系如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需要看看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有些什么内核。
可以先从“义”和“利”的关系去看。儒家强调“以义和利”，也就是用“义”来协调“利”。这里的“义”，指“正义”和“道义”，虽然其含义有着一定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基础，但是需要经由当时在位的皇帝、官僚阶层与儒家认定或者解释。商人追求自利的行为，是被这样认定和解释的“义”所框定。孔子也曾经说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把人两分成“君子”和“小人”，把“义”和“利”对立。按理说商人以通过经商追求自利为其本职，按照简单套用孔子的划分法，这种商人属于“小人”范畴。不过，在现代社会，即便商人言利，也容易被晓之以“利”，但只要商人以诚立本，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去挣钱谋利，他就是“君子”，而这种谋利本身就体现“义”。
儒家里面还有一个功利主义分支，称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强调“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通商惠工”，反对“重农抑商”，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其核心的隐含前提与正统儒家一样，也是以诚为本。按照叶适的观点，我以诚立本，放开追求自利，其结果就是正义的。这种主张因此被称为“以利和义”观，意指个体各自以诚立本，其对自利追求之和合即为“义”。这种观点恰好与正统儒家的“以义和利”观相对立。而且叶适特别强调“不以义抑利”，恰恰就是为了不使得在位的君臣和主流儒家拿自己认定或解释的“义”来压制“利”。
“以利和义”观中，追求利润是放开的，而在“以义和利”观中，利润其实是受限的。前者虽然源自南宋时期的一个学派的观点，但符合现代精神，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后者来自古代轴心时代，但总体上包括前现代因素，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才能确保其符合现代性要求，从而是指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正统儒家主张“小政府”，反对“大专制”，但强调礼治的等级秩序，其实主张“小专制”。与此相应，儒家在古代，自然不会想到“大民主”，但确实也主张“小民主”，比如禅让制、科举制等。
儒家的主流主要鼓励“小产权”、“小安富”。孔子在对待财富上，也对“大富足”感到不满。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可是他常常贫困。子贡不听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这里孔子对颜回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而在生活上常常贫困而深为遗憾，同时他对子贡不听命运安排而作为“套利企业家”去经商致富反而感到不满。孔子还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这个“义”跟现代人还是有差距的。孔子对子贡经商做法并不满意，就有点涉及这种意思。《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不过他提出“井田制”以及“制民之产”，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家家丰衣足食，免于饥寒交迫。这体现了儒家支持“小产权”和“小安富”的理念。 孟子主张“通功易事”，也就是思想大师哈耶克所崇尚的“交换秩序”。孟子强调，通过交换一个人所剩余的粟和另外一个人所剩余的布，互通有无，可达致交换者各自处境的改善。这种改善就是当今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帕累托改进”。但是结合儒家上述“以义和利”观和“小安富”观，还是体现了古代儒家的“小市场”理念。
有人讲，中国百姓为什么历史上一直不特别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恰恰因为那时候中国儒家总体上有着小政府、小专制、小产权、小安富、小市场甚至低税的主张。无论是儒家、道家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均支持低税模式。孔子讲“苛政猛于虎也”，孟子则讲“井田制”。道家的鼻祖老子讲“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其意思是，老百姓肚子饥饿，是因为政府征税太多。
儒家基于等级观念，在马克思·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的这本书里提到过。儒家的思想属于“大传统”，解释不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或者商业精神。儒家的等级观首先反映在“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不是情意绵绵的等级秩序，是可以让“人头落地”的。至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在市场秩序当中倒也是需要的，比如企业里面就需要管理，可以有科层等级。企业不是搞民主的地方，是有契约的地方，属于推行自由契约的地方。如果要搞经济民主，可以搞合作社，但合作社是有局限的。随着成员数量增加，合作原则难以推行，必然朝着商业化转化，或者为内部人所控制。古代儒家不鼓励官员经商，主张小产权、小民主、小专制、小安富、小市场，重视教育。这种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总体上还是回答不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做生意？为什么这么喜欢去挣钱？为什么有企业家冲动？也就是要问：中国企业家精神到底来自哪里？
小传统塑造的企业家精神
若要探源中国企业家精神，我们更要看中国的小传统。儒家是大传统，民间的信仰、民间文化属于小传统，中国的小传统更有利于商业，更加功利。小传统可能受大传统的影响，也可能影响大传统。就拿重视教育来说。中国的家庭普遍重视教育。但这到底是因为大传统影响小传统，还是小传统影响大传统，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即便主要是大传统在这方面影响小传统，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是因为重视教育因素使中国人总体上富有商业和企业家精神。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小传统里有着大传统所不具备的因素。中国的小传统因素包括重视现世享受，这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有关。中国人喜欢玩麻将，那就是赚钱的培训。麻将牌从一万到九万，从一饼到九饼，从一条到九条，都与钱有关，玩麻将一般要赌点钱。中国人还拜财神，发财就是“中国梦”。在中国有三个不同的财神，即：关圣大帝、玄坛赵元帅、增福财神。中国人拜佛往往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念，是想送礼换取好处，或者是支付保险费。对钱的重视，可以推动中国人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或者柯兹纳意义上的“套利企业家”。
熊彼特意义上的新组合来自于哪里呢？部分与道家或方士有关，他们搞炼金术、炼丹术。火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可能不需要追溯到某个特定的思想流派的影响。有些发明属于灵机一动，但是将其变成一种仪器或者设备，那就体现企业家精神。指南针可能跟道家有关，因为它是跟阴阳五行“感应说”有关系，发明者偶然发现这种有着定向功能的东西。南宋人是这样描述指南针原理的：“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 所谓“阳气之所在”，即为南。
还有就是现世生活的压力和对更好现世生活的追求，都跟可能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关系。比如，温州部分地方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曾悄悄实施过土地包干制，就是出于现世生活的压力。道教通过炼丹来延年益寿，甚至追求长生不老，这属于对更好现世生活的追求。对更好现世生活的追求，部分与大传统有关。孔子著述《春秋》，其春秋笔法的特点之一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开辟了新的写史传统，也会影响国人转向重视更多现世生活的世界观。
还有地理气候环境，比如说北方冰天雪地里，一年有好多天都干不了活，只能在家里，较难发挥多少企业家精神。南方气候暖和，经济活动就多。《史记》里面写了许多哪种地方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和习俗。
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地方商业文化。吴文化从苏南一直延伸到钱塘江交界的地方，钱塘江以南则是越，北是吴。苏南都是吴。吴文化有四个特点，勤劳、精巧、阴柔、讲秩序。苏州这一带，是长江大金三角里面的小金三角，全国最富的地方，这个地方帝国控制比较重，税收比较重，形成的习惯就是讲秩序，得听话。政府抽取的税尽管比别的地方重，但是产出也高，所以税收上贡多一点，但是生活得还是很好。这里面包含了讲秩序，顺从。如果真是要做什么事情，政府安排下去，当地人就做得很按部就班，井井有条。
钱塘江以南的越文化特点是自主、竞争、冒险、功利。总的看来，秦汉以前，绍兴一带称于越，温州一带叫瓯越，福建叫闽越，岭南一带叫南越。这说明越指的是“过”，过了皇权的控制范围，天高皇帝远。
粤文化的特点是：多元、兼容、开放、自主。秦汉之后，岭南有“百越”，是指那里叫“越”的民族散落很多。靠近海洋，是个华夏与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地方。百姓跟海外做生意，需要发挥开放、冒险的精神。岭南离开中华帝国的权力中心最远。与此相应，百姓的自主性强、有平等观，是一个反特权的天然地方。越是往南，百姓对于皇权专制文化的认可度越低。此外，广东与香港接壤，成为全国最开放的地方。
温州一带的瓯越文化也属于越文化。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古代称为“瓯越”。辖内多山，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稀缺。很早以前，温州人要靠海为生。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防范各种风险，温州人需要依赖自身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温州人，温州人帮温州人。海洋生活赋予了温州人独特的性格：不依不赖、勇于竞争、敢于冒险、追求功利。“天高皇帝远”，温州人形成了一种反抗皇权专治的文化传统。“瓯越文化”也是一种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文化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有关。它是一种重商文化，对当地持续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
上述越文化和粤文化相比之下更容易激发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吴越粤文化融合起来是最好的，浙江和广东的自主精神和冒险精神强，但可以调配入些许更多的秩序精神（比如在集资方面）;吴文化里面可以增加一点点自主性、创新和冒险精神，不是像以前那样就讲秩序;越文化和吴文化可以更多融入粤文化的开放多元因素。这三个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中国将形成最好的文化。当然，文化融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能也是没必要的。即便这样融合最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发育，但是文化多样性本身就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国人这种对自利和利益交换的重视，是企业家精神的立基之所在。但它也不能用儒家理论来解释。商业其实是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秩序而出现的。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商人是舜。《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舜在历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在负夏跑过买卖，也就是当过“套利企业家”。《史记·货殖列传》是最早记载成功企业家的地方。比如越国范蠡在越王勾践报了会稽之耻后，带着西施，乘着扁舟，弃官从商，成为巨富，后来以陶朱公的名号闻名于世。
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不要区分企业家、资本家，混在一起就行。但我国更多的企业家属于“套利企业家”，而非“创新企业家”。我国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发挥这两类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则需要更多人成为“创新企业家”。若要在这方面实现华丽转身，则需要更多人成为制度企业家，共同遵循哈耶克意义上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切实推行真正的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