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公益”这一公益模式的兴起，公益事业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参与公益，使公益主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因公益不够透明而引发的问题频繁出现，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公益透明问题亟待解决。本文笔者将在“互联网+公益”的背景下研究公益主流化的推进方式及对公益的可视化路径进行尝试性探究。
【关键词】 “互联网+”公益透明度公益主流化
一、绪论
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慈善事业也随之得到发展，许多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应运而生。“互联网+公益”的众筹模式因具有门槛低、筹集资金时间短等优点必将使传统的公益活动、公益事业运行机制发生巨大变革。“互联网+公益”平台使公益变得简单快捷，为人人参与公益提供了可能，使得参与公益的捐赠人剧增。数据显示，慈善法自公布以来，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亿人次通过网络实施捐赠。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由企业捐赠带动，约占社会捐赠总额的60%-70%，而个人捐赠仅占20%，主流性不高是我国公益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公益不应是富贾之辈的施舍，而应是全民的文化。通过传播公益精神和培养公益文化，让公益“主流化”是公益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契机。
由于平台信息不够透明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如诈捐骗捐、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纠纷以及监管者难以介入等问题。透明是慈善公益的生命力和公信力的源泉，从现实情况看，公益捐赠透明度低始终是难以解决的痛点。从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吸金”投资房地产到2019年“春蕾计划”被曝出所得善款被挪作他用，这些事件无一不在消磨着公众对于公益的热情，消费着公众对于公益的信任。使人们对公益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缺少公益可视的窗口让有心公益的捐助群体心怀疑虑，公益透明化亟待解决。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慈善事业透明化路径研究现状
在民间公益组织信息披露与透明化方面，曲国丽、杨怀印等学者曾提出公益组织应遵循科学自由的原则，即公益项目推行以前，对受资助地区进行基础数据统计;媒体、第三方、公众可以自由获得公益信息，公益项目全过程有调查、有依据、有评估，过程透明科学[1]。颜克高等学者通过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民间公益组织的比较，提出非营利公益组织信息披露的基础框架[2]。游春晖等研究人员则指出，以公益组织财务信息为样本，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表明公益组织捐赠信息可视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捐赠收入，提高捐赠信息可视化程度为公益组织带来了更强的筹资效应[3]。
（二）公益主流化进程研究现状
宋学增曾在报告中提出，借助互联网、手机终端等新媒体、新技术的支持，公益行动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这些尝试共同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由政府主导到民间为主，由传统精英、富人参与的施舍形式到大众参与、人人参与的全民共治模式[4]。部分学者还在报告中借鉴港澳台地区和英美等国家公益组织发展全民慈善的成功经验，如香港的大公益理念不仅存在于富人的头脑里，香港80%市民的参与，才是香港公益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和立足之本[5]。
（三）西方国家慈善事业全民化特征
纵观全球，西方国家有着较为完善的公益组织体系，在保持结构透明化的同时，积极发动全民参与并投身慈善事业。郭志娟曾提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将公益捐款看作是个人的责任，早期的公益行为体现了浓厚的个人色彩[6]。中国政法大学王建芹教授通过追溯西方公益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绝大多数公益组织可以与中世纪甚至更早一些的教会慈善事业相联系，以社团形式发展的公益组织，在西方慈善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7]。瑞典JohanVamstad教授团队也建设性提出公益组织长远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如何调动全体公民积极参与公益项目，提升公益项目的主流化程度[8]。
（四）我國公益全民化现状
我国的公益理念和体系相比西方国家较弱。长期以来，公众普遍认为公益活动是国家、企业或机构的行为，做公益是国家、企业或机构的责任。如何提高公益主流化程度，将是我国公益组织亟需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我国东南沿海等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在国内全民公益的建设上有着较为突出的发展成就，为中西部地区公益主流化发展提供了借鉴[9]。刘阳在WTO经济导刊中分析了腾讯公益等网络建设平台发展模式，通过网民线上线下的互动来完成自助捐赠。QQ活跃用户数超过8亿，而在腾讯公司的全平台产品导入下，会有越来越多的QQ用户转化成为公益捐款用户[10]。依赖各平台的用户粘性，将公益与各个APP巧妙结合，这种“互联网+公益”的形式将决定了公益全民化的程度，也将推进公益主流化。
三、公益主流化进程中的大学生群体
（一）大学生的公益参与特征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参与公益的热情很高，公益意识较强，七成以上大学生自愿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可见大学生乐于通过公益奉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但受限于公益渠道相对窄小，方式单一，操作繁琐和宣传欠缺等因素，实际参与公益的人数相对于该群体较高的公益意识仍有很大差距。在关于大学生对线上公益平台的关注和使用的调查中发现仅有一半大学生使用线上平台关注公益，而对于没有使用的大学生则有近三成认为线上公益离自己的生活较远，近一半是因为对线上平台的公信力存疑。高校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最广泛的受众，具有思想进步、善于接受新事物等特点，本身对公益事业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但大学生并未做到让公益和生活息息相关，也未培养成一种公益日常化、主流化的氛围。
（二）大学生是公益主流化进程的突破口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慈善捐赠的主要潜在群体，具有受教育程度高、人格独立等特点，在年龄相当的青年中比重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众所周知，高校学生是未来建设国家的中坚人才，从本源上进行公益教育将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公益风气的觉醒。公益主流化更是一种大众文化普及，若是通过在校期间的培养，大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就感、增强同理心，而且在公益活动对接过程中获取了相应知识和经验，当大学生融入社会后形成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而且这种在校期间的培养，本身就是像基础教育一样为全民公益提供契机，有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学生本身的同时，也能够带动社会人士甚至下一代，以便最终促进公益主流化。 四、互联网下的公益透明化方法探究
（一）当前公益项目透明化创新
公益项目透明化成为公益发展必然趋势，腾讯公益可视化、透明化程度具有代表性，腾讯公益创新显著，其引入“冷静器”功能，在捐款前向用户披露立项时间、执行效果、财务披露、项目进展，提升捐款理性和信任度;善款进入公募基金会的账户，通过透明、公开的运营流程和进展公示来接受社会的监督;“回响计划”以视频方式记录公益，让公益更加透明化，可追溯，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圈;信息披露成本降低，公开化、透明化成为常态，公益资金曝光度高，捐赠人可实时查询善款流动;监管升级、独立审计，独立评估。在透明化、可视化方面腾讯公益有高的社会信任度和项目说服力。
（二）视频公益或将成为公益透明新方法
5G时代已经到来，极速网络时代，也将迎来动态视频在很多领域代替静态图文的转变。短视频在当下极其火爆，如采用Vlog形式拍摄的视频像一部写实的生活纪录片，简称“视频日志”，其最大特征是通过对某段经历的连续录制，完整讲述故事的始末缘由和起承转合，具有故事性和真实性。这种视频便能与公益透明度完美结合且具有趣味性。公益采取视频形式无论是直播还是经过合理剪辑后的短视频去向公众披露财务或项目实施进度，其可视化都比书面形式更具有说服力。
五、公益主流化和透明化的共同推进
（一）创新公益形式，契合大学生群体
较能体现公益参与感的线上公益活动，一是出钱，二是出力。虽然大学生群体尚不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但契合大学生心意和能力的出钱更能培养公益感。现有的公益项目可在对应的资金筹集限度方面针对大学生进行整改，让其能够参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而又不造成资金压力。大学生乐于实践，体验生活，但线上对于出力的公益实践如志愿者，相对于供给而言，需求远远不够，而那些公益平台是可以创新性地为大学生提供公益实践机会和暑期公益岗位。
大学生在参与线上公益时，相对于社会人士，更注重于公益形式的创新性和趣味性，设计顺应时代潮流的公益表现形式将更能吸引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从此不再是有心意无途径。
（二）公益形式创新与透明化相结合
当今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范围广，募集善款途径多样。抖音、Bilibili、微博、微信等为公益项目的宣传和募集资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大学生更是喜欢短视频和接受新事物的主要群体。采用视频形式创新性宣传公益活动和披露相关公益活动事项，一方面生动的视频增强了参与者的公益体验感、迎合了年轻人的趣味;另一方面视频相比于图文更具有可信度，公益透明度增加。视频公益将是“互联网+”背景下公益形式创新和透明化的完美结合体。
（三）公益透明化促进公益主流化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超半数人不愿意参与线上公益是因为对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存疑。所以，促进公益主流化，公益透明度是关键，只有健全公益体系，提高透明度，才会使更多人通过互联网拉近彼此的距离去关爱彼此、帮扶弱小，发扬善心和美德。基础是成功的关键，公益文化也應该在公益体系健全的高透明度基础上推进，逐步在社会中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 曲国丽，杨怀印.我国慈善事业透明化设计原则与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2013，27（10）：86-90.
[2] 颜克高，陈晓春.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理论构建[J].华东经济管理，2010，27（12）：122-125.
[3] 游春晖，厉国威.慈善组织财务信息透明度、筹资类型与筹资效果[J].财经论丛，2015（05）：58-66.
[4] 宋学增.如何迈向全民公益？[J].中国社会组织，2015（24）：50-53.
[5] 李亦.香港的全民慈善[J].沪港经济，2014（07）：34-35.
[6] 郭志娟.中西方慈善文化差异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07）：192-193.
[7] 王建芹.从西方国家社团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看现代公益制度发展特征[J].社团管理研究，2008（11）：58-61.
[8] JohanVamstad，JohanvonEssen.CharitableGivinginaUniversalWelfareState—CharityandSocialRightsinSweden.2013，42（2）：285-301.
[9] 温静，田亚莉.基于城市公交的公益广告全民化推广研究——以南昌地铁“荷塘印象”主题列车为例[J].装饰，2019（01）：134-135.
[10] 刘阳.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打造“全民公益”的社会化平台[J].WTO经济导刊，2013（12）：31.
作者简介：陈本雪（1999年-7月-23日） 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本科生，专业：金融学
【关键词】 “互联网+”公益透明度公益主流化
一、绪论
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慈善事业也随之得到发展，许多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应运而生。“互联网+公益”的众筹模式因具有门槛低、筹集资金时间短等优点必将使传统的公益活动、公益事业运行机制发生巨大变革。“互联网+公益”平台使公益变得简单快捷，为人人参与公益提供了可能，使得参与公益的捐赠人剧增。数据显示，慈善法自公布以来，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亿人次通过网络实施捐赠。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由企业捐赠带动，约占社会捐赠总额的60%-70%，而个人捐赠仅占20%，主流性不高是我国公益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公益不应是富贾之辈的施舍，而应是全民的文化。通过传播公益精神和培养公益文化，让公益“主流化”是公益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契机。
由于平台信息不够透明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如诈捐骗捐、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纠纷以及监管者难以介入等问题。透明是慈善公益的生命力和公信力的源泉，从现实情况看，公益捐赠透明度低始终是难以解决的痛点。从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吸金”投资房地产到2019年“春蕾计划”被曝出所得善款被挪作他用，这些事件无一不在消磨着公众对于公益的热情，消费着公众对于公益的信任。使人们对公益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缺少公益可视的窗口让有心公益的捐助群体心怀疑虑，公益透明化亟待解决。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慈善事业透明化路径研究现状
在民间公益组织信息披露与透明化方面，曲国丽、杨怀印等学者曾提出公益组织应遵循科学自由的原则，即公益项目推行以前，对受资助地区进行基础数据统计;媒体、第三方、公众可以自由获得公益信息，公益项目全过程有调查、有依据、有评估，过程透明科学[1]。颜克高等学者通过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民间公益组织的比较，提出非营利公益组织信息披露的基础框架[2]。游春晖等研究人员则指出，以公益组织财务信息为样本，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表明公益组织捐赠信息可视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捐赠收入，提高捐赠信息可视化程度为公益组织带来了更强的筹资效应[3]。
（二）公益主流化进程研究现状
宋学增曾在报告中提出，借助互联网、手机终端等新媒体、新技术的支持，公益行动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这些尝试共同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由政府主导到民间为主，由传统精英、富人参与的施舍形式到大众参与、人人参与的全民共治模式[4]。部分学者还在报告中借鉴港澳台地区和英美等国家公益组织发展全民慈善的成功经验，如香港的大公益理念不仅存在于富人的头脑里，香港80%市民的参与，才是香港公益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和立足之本[5]。
（三）西方国家慈善事业全民化特征
纵观全球，西方国家有着较为完善的公益组织体系，在保持结构透明化的同时，积极发动全民参与并投身慈善事业。郭志娟曾提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将公益捐款看作是个人的责任，早期的公益行为体现了浓厚的个人色彩[6]。中国政法大学王建芹教授通过追溯西方公益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绝大多数公益组织可以与中世纪甚至更早一些的教会慈善事业相联系，以社团形式发展的公益组织，在西方慈善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7]。瑞典JohanVamstad教授团队也建设性提出公益组织长远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如何调动全体公民积极参与公益项目，提升公益项目的主流化程度[8]。
（四）我國公益全民化现状
我国的公益理念和体系相比西方国家较弱。长期以来，公众普遍认为公益活动是国家、企业或机构的行为，做公益是国家、企业或机构的责任。如何提高公益主流化程度，将是我国公益组织亟需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我国东南沿海等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在国内全民公益的建设上有着较为突出的发展成就，为中西部地区公益主流化发展提供了借鉴[9]。刘阳在WTO经济导刊中分析了腾讯公益等网络建设平台发展模式，通过网民线上线下的互动来完成自助捐赠。QQ活跃用户数超过8亿，而在腾讯公司的全平台产品导入下，会有越来越多的QQ用户转化成为公益捐款用户[10]。依赖各平台的用户粘性，将公益与各个APP巧妙结合，这种“互联网+公益”的形式将决定了公益全民化的程度，也将推进公益主流化。
三、公益主流化进程中的大学生群体
（一）大学生的公益参与特征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参与公益的热情很高，公益意识较强，七成以上大学生自愿参加过社会公益活动，可见大学生乐于通过公益奉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但受限于公益渠道相对窄小，方式单一，操作繁琐和宣传欠缺等因素，实际参与公益的人数相对于该群体较高的公益意识仍有很大差距。在关于大学生对线上公益平台的关注和使用的调查中发现仅有一半大学生使用线上平台关注公益，而对于没有使用的大学生则有近三成认为线上公益离自己的生活较远，近一半是因为对线上平台的公信力存疑。高校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最广泛的受众，具有思想进步、善于接受新事物等特点，本身对公益事业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但大学生并未做到让公益和生活息息相关，也未培养成一种公益日常化、主流化的氛围。
（二）大学生是公益主流化进程的突破口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慈善捐赠的主要潜在群体，具有受教育程度高、人格独立等特点，在年龄相当的青年中比重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众所周知，高校学生是未来建设国家的中坚人才，从本源上进行公益教育将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公益风气的觉醒。公益主流化更是一种大众文化普及，若是通过在校期间的培养，大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就感、增强同理心，而且在公益活动对接过程中获取了相应知识和经验，当大学生融入社会后形成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而且这种在校期间的培养，本身就是像基础教育一样为全民公益提供契机，有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学生本身的同时，也能够带动社会人士甚至下一代，以便最终促进公益主流化。 四、互联网下的公益透明化方法探究
（一）当前公益项目透明化创新
公益项目透明化成为公益发展必然趋势，腾讯公益可视化、透明化程度具有代表性，腾讯公益创新显著，其引入“冷静器”功能，在捐款前向用户披露立项时间、执行效果、财务披露、项目进展，提升捐款理性和信任度;善款进入公募基金会的账户，通过透明、公开的运营流程和进展公示来接受社会的监督;“回响计划”以视频方式记录公益，让公益更加透明化，可追溯，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圈;信息披露成本降低，公开化、透明化成为常态，公益资金曝光度高，捐赠人可实时查询善款流动;监管升级、独立审计，独立评估。在透明化、可视化方面腾讯公益有高的社会信任度和项目说服力。
（二）视频公益或将成为公益透明新方法
5G时代已经到来，极速网络时代，也将迎来动态视频在很多领域代替静态图文的转变。短视频在当下极其火爆，如采用Vlog形式拍摄的视频像一部写实的生活纪录片，简称“视频日志”，其最大特征是通过对某段经历的连续录制，完整讲述故事的始末缘由和起承转合，具有故事性和真实性。这种视频便能与公益透明度完美结合且具有趣味性。公益采取视频形式无论是直播还是经过合理剪辑后的短视频去向公众披露财务或项目实施进度，其可视化都比书面形式更具有说服力。
五、公益主流化和透明化的共同推进
（一）创新公益形式，契合大学生群体
较能体现公益参与感的线上公益活动，一是出钱，二是出力。虽然大学生群体尚不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但契合大学生心意和能力的出钱更能培养公益感。现有的公益项目可在对应的资金筹集限度方面针对大学生进行整改，让其能够参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而又不造成资金压力。大学生乐于实践，体验生活，但线上对于出力的公益实践如志愿者，相对于供给而言，需求远远不够，而那些公益平台是可以创新性地为大学生提供公益实践机会和暑期公益岗位。
大学生在参与线上公益时，相对于社会人士，更注重于公益形式的创新性和趣味性，设计顺应时代潮流的公益表现形式将更能吸引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从此不再是有心意无途径。
（二）公益形式创新与透明化相结合
当今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范围广，募集善款途径多样。抖音、Bilibili、微博、微信等为公益项目的宣传和募集资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大学生更是喜欢短视频和接受新事物的主要群体。采用视频形式创新性宣传公益活动和披露相关公益活动事项，一方面生动的视频增强了参与者的公益体验感、迎合了年轻人的趣味;另一方面视频相比于图文更具有可信度，公益透明度增加。视频公益将是“互联网+”背景下公益形式创新和透明化的完美结合体。
（三）公益透明化促进公益主流化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超半数人不愿意参与线上公益是因为对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存疑。所以，促进公益主流化，公益透明度是关键，只有健全公益体系，提高透明度，才会使更多人通过互联网拉近彼此的距离去关爱彼此、帮扶弱小，发扬善心和美德。基础是成功的关键，公益文化也應该在公益体系健全的高透明度基础上推进，逐步在社会中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 曲国丽，杨怀印.我国慈善事业透明化设计原则与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2013，27（10）：86-90.
[2] 颜克高，陈晓春.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理论构建[J].华东经济管理，2010，27（12）：122-125.
[3] 游春晖，厉国威.慈善组织财务信息透明度、筹资类型与筹资效果[J].财经论丛，2015（05）：58-66.
[4] 宋学增.如何迈向全民公益？[J].中国社会组织，2015（24）：50-53.
[5] 李亦.香港的全民慈善[J].沪港经济，2014（07）：34-35.
[6] 郭志娟.中西方慈善文化差异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07）：192-193.
[7] 王建芹.从西方国家社团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看现代公益制度发展特征[J].社团管理研究，2008（11）：58-61.
[8] JohanVamstad，JohanvonEssen.CharitableGivinginaUniversalWelfareState—CharityandSocialRightsinSweden.2013，42（2）：285-301.
[9] 温静，田亚莉.基于城市公交的公益广告全民化推广研究——以南昌地铁“荷塘印象”主题列车为例[J].装饰，2019（01）：134-135.
[10] 刘阳.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打造“全民公益”的社会化平台[J].WTO经济导刊，2013（12）：31.
作者简介：陈本雪（1999年-7月-23日） 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本科生，专业：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