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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右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厚的背景和渊源，其中历史文化渊源是其最深厚的精神凛赋来源。右玉地域文化中的军事文化、民族融合文化和西口移民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打下深深烙印，忠勇尚武、包容兼蓄、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等性格气质早已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浸入右玉民众的血液。本文从边塞军事文化、民族融合文化和西口移民文化3个方面，简要梳理和阐述右玉相关历史文化，从中提炼出右玉精神形成的文化特质和基因，为右玉精神形成找到历史文化依据。
关键词 右玉精神 边塞军事文化 民族融合文化 西口移民文化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曾是一个风沙成患、地瘠民贫的不毛之地。70多年来，右玉县21届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锲而不舍植树造林、涵养生态，全县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到0.3%提高到现在的56%，创造了人类生态史上的奇迹，孕育形成了宝贵的右玉精神。右玉精神形成于厚重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现实实践之中，诸如恶劣自然环境的逼迫，革命老区精神的浸染，科学理论的指引，右玉人民的苦干实干等，但地域文化的滋养在右玉精神形成的诸多背景因素中不可不提，它是右玉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右玉民众最深层次的性格基因便来源于此。
提到右玉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绕不开西口和西口文化。两千年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在中国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的交通要道上，一直有“东口”与“西口”之说。所谓“东口”，一般指今河北省张家口。“西口”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口”指通向塞外的各个通道和关卡，如山西右玉、保德、河曲等地，陕西榆林、靖边、神木、府谷等地。狭义的“西口”指出入大漠的主要通道，“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明清时期，蒙汉民众进出关口的票证机关从杀虎口迁移至归化[1]之前，杀虎口一直是与“东口”张家口相对应的“西口”。身为外长城沿线的一个险关要隘，这一地区“蒙汉征伐”与“蒙汉互市”同时存在的现实情况，使杀虎口与中原各地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人文环境。据此笔者总结，西口文化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中心的，以边疆军事、民族融合和“走西口”为特征的，明清时期与中原主流文化、农耕文明相对应的，西北边塞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
一、边塞军事文化
杀虎口地处险关要塞，两千多年来历经征战杀伐。周讨检犹、秦汉征匈奴、唐击突厥、宋征契丹、明伐蒙古……发生在中国北方历史上的多次战争战役，无论是中原王朝出征塞外，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南犯中原，大都将杀虎口作为出入通道。历经千年战火硝烟淬炼的右玉民众，骨血中自然浸润着忠勇爱国、敢于斗争的民族性格，这是日后右玉民众勇于改造自然、与艰苦生存条件斗争的基因来源，也是右玉精神的重要内涵。
1.边地重镇杀虎口
杀虎口作为晋蒙交通要道，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从地理位置来看，其所在的大堡山、塘子山之地，东西山岭相对两侧均为悬崖峭壁，右玉境内苍头河纵贯其中，一条长3000多米、宽300多米的狭长走廊，形成天然险关。“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1]（P188）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人在此活动，彼时称作“参合径”[2]（P213），秦汉以降一直沿用此名。唐朝时期更名为“白狼关”，宋朝时期改成“牙狼关”。明嘉靖年间在此地设立关口，称其为“杀胡堡”。清廷入主中原后，康熙帝改“胡”为“虎”，从此称为“杀虎口”。与此有着同样历史渊源的“平鲁”这一地名，本为“平虏”，也是因与少数民族征战经历得名，后统治者出于怀柔政策更改为目前的谐音名。
明朝时期，统治者把杀虎口作为边塞重镇，修城驻军，修建碉堡。后将长城之外的玉林卫并入大同右卫，改称右玉林卫。此时右玉进入秦汉之后的第二个历史巅峰，商旅频仍，军事发达，人丁兴旺，文化繁荣。嘉靖三十六年（1557）右卫城保卫战中，右玉全城军民在内无粮草、外无救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他们拆房为薪，皮革为食，浴血奮战，誓与城池共存亡。“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3]（P1124）大批将士战死这里，右玉成为无数将士的坟茔墓地。右卫保卫战历时8个多月最终取得胜利，蒙古鞑靼被赶到长城之外。这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震动朝野上下，成为明朝中后期一场成功的战争范例。
时光流转，大清王朝龙兴东北，踏破山海关，侵入长城内线，大败明军，统一中国。这时满蒙交好，蒙古归顺清王朝，长城一度失去其抵御外族入侵的军事作用。边塞沿线关卡不再战乱频仍，成为民族间互市贸易的重要边地。“道通北藩，为牛羊、马驼、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4]然而硝烟并未永久散去，康熙二十七年（1688），蒙古草原准格尔噶尔丹部爆发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在此情势下，康熙帝亲率大军北征噶尔丹。经过50多年的征战杀伐，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叛乱。在这场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前敌指挥部”的地位，担任指挥前线作战、运送军粮军饷、传递情报等重任。
很多史料都可以证明杀虎口地位重要。此处略举两例。据康熙《山西通志》记载，杀虎口作为一个关口，尽管其建制比“营”级单位小很多，但在康熙三十一年前，已设有“守备一名，守兵一百七十四名。”康熙三十一年后，“改设副将，守备改为协标中军。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马步战守兵八百二十六名。”[5]后宁武营守备的副将还一度移驻杀虎口。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宁武营驻扎宁武府，原设副将一员，中军守备一员，把总二员，马步战守兵一千名。顺治十五年、康熙八年，陆续裁拨兵丁二百一十八名。三十一年，副将移驻杀虎口，随把总二员、马步战兵二百二名。”[1]这既体现出杀虎口较之别处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反映中央政府对杀虎口作为边防重镇的极度重视。
2.边塞军事文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三胡[2]后，即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其中雁门郡辖今天的忻州宁武以北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一带，右玉便属雁门郡所辖区域。赵武灵王还派大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十余岁，匈奴不敢靠近赵城”[3]。秦汉沿袭旧制，抗击匈奴。汉武帝时期，飞将军李广任雁门郡守，一代名将名垂青史，雁门郡也因此永载史册。东汉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南犯，中原王朝又在善无县（即右玉县）设立了定襄郡，用以北拒匈奴，稳定中原，故有历史专家称右玉“盖古名郡者也”。汉代以后，由于地处要冲边塞，右玉或为中原王朝所统领，或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占据，成为民族战争的频发地带，也是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交汇地带，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形成与丰富作出独特贡献。 右玉人口构成主要有3种：本土世袭居民、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将士之后。由于长期作为边陲要塞，右玉民众尚武之风日盛。据《朔平府志》记载，右玉“逼邻冲塞，边警日至，人习战斗，世出名将，忠勇素具”[4]（P136）。尤其是在明代，边塞冲突次数频繁，忠君报国、抵御外辱成为右玉军民的使命所在。明代右玉将星云集，其中不乏功勋卓著者，有的甚至满门忠烈。2002年，在右玉袁家窑村出土的一座明代墓中，发现了墓主李刚将军及其夫人蔡氏的墓志铭。李刚将军祖上为江西南康府人，从朱元璋时期便到右玉戍边，其后代在右玉或从军为伍，或就地卸甲归田。牛心乡缑家坟的缑氏、威远沈家坟的沈氏等，祖上都是随朱元璋北上戍边来到右玉，家族都为军籍。明代右玉籍将官之中，最负盛名的为麻家将。“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他们从军人数众多，官职也高，在朝廷中享有“东李西麻”[5]之誉，堪称忠义满门。大明王朝对麻家甚为看重，在右卫城为其建立牌坊，表彰其显赫功勋。麻贵是右卫本地人，大同参将麻禄之子，也是麻家众多将士中最杰出的代表。麻贵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厮杀战场，一步步成长为大同总兵，他多次平叛抗倭，是明代边地的重要将领之一。《明史》记载，麻贵东征西战，“果毅骁捷”，善于用兵，功勋卓著，先后7次受到明朝皇帝恩赐，被称为“一时良将”。以麻家将为代表的右玉军民，身上天然流淌着一种血液：骁勇果敢，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种血脉千百年来延续至今，刻画着右玉的每一个人，浇铸着右玉的每一寸土地。
二、民族融合文化
西口文化区地处晋北、晋西北一带，向西过黄河是秦陇文化地带，向北过长城是蒙古文化地带。右玉杀虎口地处几个文化圈的中心地带，这里自古就是南北两大民族交往和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并由此形成以文化交汇为特色的民族融合文化。民族交融带来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形成右玉民众兼容并包、气象万千的性格品质，新中国成立后右玉能毅然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植树之路，与右玉民众开放包容的性格不无关系。
1.民族融合的前哨
两千年来，杀虎口一带一直是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原王朝北上的重要通道。中原统治者虽在这里采取了一系列拱卫京师的军事措施，如修筑长城、设置九边重镇，蒙古铁骑虽无数次踏上山西土地，但这一切并未妨碍游牧、农耕两大民族间的交往和深入拓展关系。当民族矛盾加深升级为战争时，这里是战场;当民族矛盾化解缓和时，这里又是商场。明朝时期，统治者在大同镇的守口堡、镇鲁堡、破虎堡、杀虎口堡、威远堡等多地开设“马市”，其中破虎堡、杀虎口堡、威远堡3地均在右玉境内。互市过程中，由当地镇守官军维持市场秩序。蒙古部落的商队和牧民接踵而来，用骆驼、马匹、奶茶换取生活必须品等。明清著名的蒙汉物资交易集市“那达慕”盛会便在杀虎口等长城沿线口岸举行，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那达慕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农工产品与牧业产品的交流与文化交流的口岸性大会。北朝的北方民族正是通过这一地带的若干口岸南下中原的。”[1]（P77）不斷的互市贸易交流等过程加速了民族间的交融。他们杂居一处，使用相同的语言，穿戴同样的服饰，甚至会有民族间的通婚，社交圈越来越重合和扩大，此地各民族间的生活同质性越来越高。
2.文化交融的印记
自古以来右玉一带的经济社会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形成了受关中秦陇文化、塞外蒙古文化等共同作用下的特色地域文化。
其一，西口文化受到秦陇文化的影响。秦陇文化指陕西关中一带的历史文化，秦人是其最重要的发祥者和传承者。“秦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农垦、战争、拓展疆域等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事情上，不屑于仁义礼乐的教化和超越时空的玄想，既不慕往世，也不求来世，而只重现世，只重实惠而不拘于先王典章制度的制约。”[2]（P133）]这与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儒教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口文化中求真务实的特质。此外，西口文化中敢想敢干的奋进拼搏精神，也受到秦陇文化影响，“穷则思变”“在某种意义上讲，秦陇文化讲究实效，敢于突破陈规的习尚，使之充满了生机活力，形成了不拘一格，富有冲击力，敢于进取的民族性格，这是秦国实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伟大理想的文化思想基石”[2]（P133）。
其二，西口文化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蒙古文化是典型的游牧文化，与秦陇文化及农耕文化等有着明显差异。这个“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生”的生活方式使其极不安定，他们无法固定于一地，必须不断开拓新的草原和生活领域。同时，蒙古草原地区气候条件相较中原地区更为恶劣，这也锻造了蒙古族人坚忍的品性，“自古以来，内蒙文化崇尚强悍勇武的精神，长年的迁徙和征战生活形成了蒙古民族刚毅、顽强、粗犷、豪放的民族性格”[2]（P127）。长期与蒙古人共生共融的右玉，受其巨大影响。
其三，杀虎口一带由于汉蒙常年互市贸易，民族融合之下的边地小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右玉的人文气质。这里随着往来客商的大量集散，一度人口骤增，政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伴随着的还有宗教活动的繁荣。明清时期这里先后建有各种庙宇多达50多座。这其中不但有玉皇阁、观音庙、三清阁、真武庙、城隍庙、财神庙之类的传统祭祀崇拜场所，还有文庙、关帝庙、岳王庙这种文圣、武圣和民族英雄纪念祠堂，甚至还建有喇嘛庙[3]。其数量之大，文化氛围之浓厚，比起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构成了杀虎口所独有的建筑群落，也塑造了右玉民众互助有爱、包容万千的宗教信仰气质。还有一个现象，明清时期这里碑文多用汉文、满文、蒙古文3种文字写成，这在中原地区非常少见，反映了此地民族融合之深。
其四，西口文化的形成还受到西方文明冲击，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在右玉传教的瑞典教士伯瑾光常年在右玉传教，还曾邀请13名外国传教士来右玉参加教会研习会，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西方宗教教义在右玉的传播。西方基督教义中的仁爱、包容思想也对受众产生很大影响。 三、西口移民文化
走西口是发生在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这种移民运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贸易、人口迁徙活动，更是一种文化融合现象。对杀虎口一带来讲，移民将大漠塞外的语言、风俗、服饰、饮食、戏曲等带回本地，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文景观，呈现出特色鲜明的文化特点。大规模的走西口，不仅带来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大量西口民众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当地文化发生碰撞，重塑着自身的民族特质，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砺着敢闯新路、吃苦耐劳的宝贵品格，而这正是1949年后右玉人在植树之路上不断碰壁、不断奋起的重要精神源泉。
1.走西口
“走西口”又称“走口外”， 一般指长城以内的晋西北、晋中和陕北等地老百姓到长城以外的蒙古归化等地谋生的经济社会和人口迁徙活动，是明清和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山西人走西口大约始于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达到高潮，直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约经历300年历史。走西口，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分为两种。一种指普通民众到口外谋生的移民活动，有的是为生活所迫去口外谋生打工、春去秋回的“雁行人”，有的是拖家带口去口外定居的普通百姓，还有的是为躲避兵役官司的社会闲杂人等。另一种指晋商的商业贸易活动。明清时期，众多晋商在杀虎口设立仓储货栈，囤积货物，交纳关税后运往内蒙大漠甚至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国家。事实上，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山西仍有百姓走西口。二人台《走西口》不仅形象展示了走西口的日常活动，还把走西口的路线、店口唱得非常清楚。通过走西口，晋陕蒙三地在文化上发生了融合现象，沟通了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人员流动和变迁，也从侧面反映了晋西北与塞外大漠的深厚人文渊源。
2.西口移民文化
走西口對晋西北尤其右玉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处从精神品格、性格特质塑造等方面来阐述。
其一，塑造了开拓进取的晋商精神。由于连接内地与塞外，这里人员往来频繁，人口剧增，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5个多世纪，并因此拥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呼“晋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一定历史条件下自觉与不自觉发扬的一种民族精神：强烈的进取心和开拓创新的勇气。晋商靠此白手起家成就大业，所到之处也形成了一种一往无前、开拓进取的精神氛围。
其二，塑造了坚韧顽强的民众性格。走西口，除了晋商的商业贸易活动外，主要指的是普通民众进入塞外谋生的活动。“发离汉地根先白，泪过秦山色变红”[1]。他们栉风沐雨，历经艰辛，遭遇到比寻常百姓更多的苦难与不易。由于清政府不许旅蒙汉人携带家眷，不准他们与当地蒙古人通婚，使得西口文化呈现出春去秋归的“候鸟”性特点，北上塞外的汉人带去中原传统文化和本地文化，影响和塑造了蒙古当地文化，反过来由于这种“候鸟”性，大漠塞外的汉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接纳了蒙古文化，南下“归巢”时，又将沿途所见所闻和蒙古文化带到了家乡和中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丰富了当地文化。
其三，塑造了互助友爱的民族关系。以中原民族宗法社会和人情社会彼此维系的山西民众，通过走西口、通商互市等活动，山西民众和蒙古民众不仅加强了相互间了解，而且还通过讲义气、讲帮靠、讲相与等，有效协调了民族间关系，很好维护了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和互惠互利。这是杀虎口独特的地缘优势与人文环境优势所在，也是日后形成右玉精神的重要人文根源。
四、结 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其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禀赋来源。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山西民众通过走西口、通商贸易等活动，走出杀虎口走向关外，带来中原传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以及秦汉以来长城文化的交互作用和碰撞，对杀虎口边地的人文环境和精神气质建构，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交互作用和影响重构了边塞文化（也可以说是西口文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1]通过简要梳理杀虎口一带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杀虎口军事重镇地位带来此地军事活动频繁、军民深度融合，塑造了右玉民众忠勇尚武、敢于斗争的性格特质;右玉作为民族边疆地带，不可避免会有民族交流和碰撞，以及多民族交融杂居聚居情况，由此带来右玉民众性格中的包容大气、兼容并蓄;杀虎口是山西人走西口的主要通道，他们穿梭于此，将中原文明带到塞外大漠，也将塞外蒙古文化带回家乡，由此蒙古人洒脱豪爽、敢于斗争的性格特征也融入右玉人的骨血之中。同时，山西民众（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晋商）为了生活奔波努力、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同样在走西口大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对右玉精神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2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山西省委上报的《关于我省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历次指示批示，可以看出右玉精神的重要特质追根溯源便是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右玉精神提供了有益启示，那就是不能仅从右玉开始大规模绿化植树的1949年前后作为时间节点去研究右玉精神，而要挖掘右玉精神形成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渊源，去探寻右玉精神形成的根与魂。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出右玉精神更为厚重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才能让右玉精神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责编：赵丽丹）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 of Youyu Spirit
Zhong Yanni
关键词 右玉精神 边塞军事文化 民族融合文化 西口移民文化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曾是一个风沙成患、地瘠民贫的不毛之地。70多年来，右玉县21届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锲而不舍植树造林、涵养生态，全县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到0.3%提高到现在的56%，创造了人类生态史上的奇迹，孕育形成了宝贵的右玉精神。右玉精神形成于厚重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现实实践之中，诸如恶劣自然环境的逼迫，革命老区精神的浸染，科学理论的指引，右玉人民的苦干实干等，但地域文化的滋养在右玉精神形成的诸多背景因素中不可不提，它是右玉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右玉民众最深层次的性格基因便来源于此。
提到右玉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绕不开西口和西口文化。两千年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在中国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的交通要道上，一直有“东口”与“西口”之说。所谓“东口”，一般指今河北省张家口。“西口”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口”指通向塞外的各个通道和关卡，如山西右玉、保德、河曲等地，陕西榆林、靖边、神木、府谷等地。狭义的“西口”指出入大漠的主要通道，“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明清时期，蒙汉民众进出关口的票证机关从杀虎口迁移至归化[1]之前，杀虎口一直是与“东口”张家口相对应的“西口”。身为外长城沿线的一个险关要隘，这一地区“蒙汉征伐”与“蒙汉互市”同时存在的现实情况，使杀虎口与中原各地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人文环境。据此笔者总结，西口文化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中心的，以边疆军事、民族融合和“走西口”为特征的，明清时期与中原主流文化、农耕文明相对应的，西北边塞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
一、边塞军事文化
杀虎口地处险关要塞，两千多年来历经征战杀伐。周讨检犹、秦汉征匈奴、唐击突厥、宋征契丹、明伐蒙古……发生在中国北方历史上的多次战争战役，无论是中原王朝出征塞外，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南犯中原，大都将杀虎口作为出入通道。历经千年战火硝烟淬炼的右玉民众，骨血中自然浸润着忠勇爱国、敢于斗争的民族性格，这是日后右玉民众勇于改造自然、与艰苦生存条件斗争的基因来源，也是右玉精神的重要内涵。
1.边地重镇杀虎口
杀虎口作为晋蒙交通要道，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从地理位置来看，其所在的大堡山、塘子山之地，东西山岭相对两侧均为悬崖峭壁，右玉境内苍头河纵贯其中，一条长3000多米、宽300多米的狭长走廊，形成天然险关。“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1]（P188）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人在此活动，彼时称作“参合径”[2]（P213），秦汉以降一直沿用此名。唐朝时期更名为“白狼关”，宋朝时期改成“牙狼关”。明嘉靖年间在此地设立关口，称其为“杀胡堡”。清廷入主中原后，康熙帝改“胡”为“虎”，从此称为“杀虎口”。与此有着同样历史渊源的“平鲁”这一地名，本为“平虏”，也是因与少数民族征战经历得名，后统治者出于怀柔政策更改为目前的谐音名。
明朝时期，统治者把杀虎口作为边塞重镇，修城驻军，修建碉堡。后将长城之外的玉林卫并入大同右卫，改称右玉林卫。此时右玉进入秦汉之后的第二个历史巅峰，商旅频仍，军事发达，人丁兴旺，文化繁荣。嘉靖三十六年（1557）右卫城保卫战中，右玉全城军民在内无粮草、外无救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他们拆房为薪，皮革为食，浴血奮战，誓与城池共存亡。“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3]（P1124）大批将士战死这里，右玉成为无数将士的坟茔墓地。右卫保卫战历时8个多月最终取得胜利，蒙古鞑靼被赶到长城之外。这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震动朝野上下，成为明朝中后期一场成功的战争范例。
时光流转，大清王朝龙兴东北，踏破山海关，侵入长城内线，大败明军，统一中国。这时满蒙交好，蒙古归顺清王朝，长城一度失去其抵御外族入侵的军事作用。边塞沿线关卡不再战乱频仍，成为民族间互市贸易的重要边地。“道通北藩，为牛羊、马驼、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4]然而硝烟并未永久散去，康熙二十七年（1688），蒙古草原准格尔噶尔丹部爆发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在此情势下，康熙帝亲率大军北征噶尔丹。经过50多年的征战杀伐，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叛乱。在这场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前敌指挥部”的地位，担任指挥前线作战、运送军粮军饷、传递情报等重任。
很多史料都可以证明杀虎口地位重要。此处略举两例。据康熙《山西通志》记载，杀虎口作为一个关口，尽管其建制比“营”级单位小很多，但在康熙三十一年前，已设有“守备一名，守兵一百七十四名。”康熙三十一年后，“改设副将，守备改为协标中军。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马步战守兵八百二十六名。”[5]后宁武营守备的副将还一度移驻杀虎口。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宁武营驻扎宁武府，原设副将一员，中军守备一员，把总二员，马步战守兵一千名。顺治十五年、康熙八年，陆续裁拨兵丁二百一十八名。三十一年，副将移驻杀虎口，随把总二员、马步战兵二百二名。”[1]这既体现出杀虎口较之别处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反映中央政府对杀虎口作为边防重镇的极度重视。
2.边塞军事文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三胡[2]后，即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其中雁门郡辖今天的忻州宁武以北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一带，右玉便属雁门郡所辖区域。赵武灵王还派大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十余岁，匈奴不敢靠近赵城”[3]。秦汉沿袭旧制，抗击匈奴。汉武帝时期，飞将军李广任雁门郡守，一代名将名垂青史，雁门郡也因此永载史册。东汉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南犯，中原王朝又在善无县（即右玉县）设立了定襄郡，用以北拒匈奴，稳定中原，故有历史专家称右玉“盖古名郡者也”。汉代以后，由于地处要冲边塞，右玉或为中原王朝所统领，或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占据，成为民族战争的频发地带，也是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交汇地带，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形成与丰富作出独特贡献。 右玉人口构成主要有3种：本土世袭居民、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将士之后。由于长期作为边陲要塞，右玉民众尚武之风日盛。据《朔平府志》记载，右玉“逼邻冲塞，边警日至，人习战斗，世出名将，忠勇素具”[4]（P136）。尤其是在明代，边塞冲突次数频繁，忠君报国、抵御外辱成为右玉军民的使命所在。明代右玉将星云集，其中不乏功勋卓著者，有的甚至满门忠烈。2002年，在右玉袁家窑村出土的一座明代墓中，发现了墓主李刚将军及其夫人蔡氏的墓志铭。李刚将军祖上为江西南康府人，从朱元璋时期便到右玉戍边，其后代在右玉或从军为伍，或就地卸甲归田。牛心乡缑家坟的缑氏、威远沈家坟的沈氏等，祖上都是随朱元璋北上戍边来到右玉，家族都为军籍。明代右玉籍将官之中，最负盛名的为麻家将。“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他们从军人数众多，官职也高，在朝廷中享有“东李西麻”[5]之誉，堪称忠义满门。大明王朝对麻家甚为看重，在右卫城为其建立牌坊，表彰其显赫功勋。麻贵是右卫本地人，大同参将麻禄之子，也是麻家众多将士中最杰出的代表。麻贵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厮杀战场，一步步成长为大同总兵，他多次平叛抗倭，是明代边地的重要将领之一。《明史》记载，麻贵东征西战，“果毅骁捷”，善于用兵，功勋卓著，先后7次受到明朝皇帝恩赐，被称为“一时良将”。以麻家将为代表的右玉军民，身上天然流淌着一种血液：骁勇果敢，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种血脉千百年来延续至今，刻画着右玉的每一个人，浇铸着右玉的每一寸土地。
二、民族融合文化
西口文化区地处晋北、晋西北一带，向西过黄河是秦陇文化地带，向北过长城是蒙古文化地带。右玉杀虎口地处几个文化圈的中心地带，这里自古就是南北两大民族交往和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并由此形成以文化交汇为特色的民族融合文化。民族交融带来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形成右玉民众兼容并包、气象万千的性格品质，新中国成立后右玉能毅然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植树之路，与右玉民众开放包容的性格不无关系。
1.民族融合的前哨
两千年来，杀虎口一带一直是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原王朝北上的重要通道。中原统治者虽在这里采取了一系列拱卫京师的军事措施，如修筑长城、设置九边重镇，蒙古铁骑虽无数次踏上山西土地，但这一切并未妨碍游牧、农耕两大民族间的交往和深入拓展关系。当民族矛盾加深升级为战争时，这里是战场;当民族矛盾化解缓和时，这里又是商场。明朝时期，统治者在大同镇的守口堡、镇鲁堡、破虎堡、杀虎口堡、威远堡等多地开设“马市”，其中破虎堡、杀虎口堡、威远堡3地均在右玉境内。互市过程中，由当地镇守官军维持市场秩序。蒙古部落的商队和牧民接踵而来，用骆驼、马匹、奶茶换取生活必须品等。明清著名的蒙汉物资交易集市“那达慕”盛会便在杀虎口等长城沿线口岸举行，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那达慕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农工产品与牧业产品的交流与文化交流的口岸性大会。北朝的北方民族正是通过这一地带的若干口岸南下中原的。”[1]（P77）不斷的互市贸易交流等过程加速了民族间的交融。他们杂居一处，使用相同的语言，穿戴同样的服饰，甚至会有民族间的通婚，社交圈越来越重合和扩大，此地各民族间的生活同质性越来越高。
2.文化交融的印记
自古以来右玉一带的经济社会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形成了受关中秦陇文化、塞外蒙古文化等共同作用下的特色地域文化。
其一，西口文化受到秦陇文化的影响。秦陇文化指陕西关中一带的历史文化，秦人是其最重要的发祥者和传承者。“秦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农垦、战争、拓展疆域等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事情上，不屑于仁义礼乐的教化和超越时空的玄想，既不慕往世，也不求来世，而只重现世，只重实惠而不拘于先王典章制度的制约。”[2]（P133）]这与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儒教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口文化中求真务实的特质。此外，西口文化中敢想敢干的奋进拼搏精神，也受到秦陇文化影响，“穷则思变”“在某种意义上讲，秦陇文化讲究实效，敢于突破陈规的习尚，使之充满了生机活力，形成了不拘一格，富有冲击力，敢于进取的民族性格，这是秦国实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伟大理想的文化思想基石”[2]（P133）。
其二，西口文化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蒙古文化是典型的游牧文化，与秦陇文化及农耕文化等有着明显差异。这个“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生”的生活方式使其极不安定，他们无法固定于一地，必须不断开拓新的草原和生活领域。同时，蒙古草原地区气候条件相较中原地区更为恶劣，这也锻造了蒙古族人坚忍的品性，“自古以来，内蒙文化崇尚强悍勇武的精神，长年的迁徙和征战生活形成了蒙古民族刚毅、顽强、粗犷、豪放的民族性格”[2]（P127）。长期与蒙古人共生共融的右玉，受其巨大影响。
其三，杀虎口一带由于汉蒙常年互市贸易，民族融合之下的边地小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右玉的人文气质。这里随着往来客商的大量集散，一度人口骤增，政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伴随着的还有宗教活动的繁荣。明清时期这里先后建有各种庙宇多达50多座。这其中不但有玉皇阁、观音庙、三清阁、真武庙、城隍庙、财神庙之类的传统祭祀崇拜场所，还有文庙、关帝庙、岳王庙这种文圣、武圣和民族英雄纪念祠堂，甚至还建有喇嘛庙[3]。其数量之大，文化氛围之浓厚，比起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构成了杀虎口所独有的建筑群落，也塑造了右玉民众互助有爱、包容万千的宗教信仰气质。还有一个现象，明清时期这里碑文多用汉文、满文、蒙古文3种文字写成，这在中原地区非常少见，反映了此地民族融合之深。
其四，西口文化的形成还受到西方文明冲击，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在右玉传教的瑞典教士伯瑾光常年在右玉传教，还曾邀请13名外国传教士来右玉参加教会研习会，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西方宗教教义在右玉的传播。西方基督教义中的仁爱、包容思想也对受众产生很大影响。 三、西口移民文化
走西口是发生在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这种移民运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贸易、人口迁徙活动，更是一种文化融合现象。对杀虎口一带来讲，移民将大漠塞外的语言、风俗、服饰、饮食、戏曲等带回本地，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文景观，呈现出特色鲜明的文化特点。大规模的走西口，不仅带来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大量西口民众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当地文化发生碰撞，重塑着自身的民族特质，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砺着敢闯新路、吃苦耐劳的宝贵品格，而这正是1949年后右玉人在植树之路上不断碰壁、不断奋起的重要精神源泉。
1.走西口
“走西口”又称“走口外”， 一般指长城以内的晋西北、晋中和陕北等地老百姓到长城以外的蒙古归化等地谋生的经济社会和人口迁徙活动，是明清和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山西人走西口大约始于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达到高潮，直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约经历300年历史。走西口，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分为两种。一种指普通民众到口外谋生的移民活动，有的是为生活所迫去口外谋生打工、春去秋回的“雁行人”，有的是拖家带口去口外定居的普通百姓，还有的是为躲避兵役官司的社会闲杂人等。另一种指晋商的商业贸易活动。明清时期，众多晋商在杀虎口设立仓储货栈，囤积货物，交纳关税后运往内蒙大漠甚至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国家。事实上，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山西仍有百姓走西口。二人台《走西口》不仅形象展示了走西口的日常活动，还把走西口的路线、店口唱得非常清楚。通过走西口，晋陕蒙三地在文化上发生了融合现象，沟通了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人员流动和变迁，也从侧面反映了晋西北与塞外大漠的深厚人文渊源。
2.西口移民文化
走西口對晋西北尤其右玉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处从精神品格、性格特质塑造等方面来阐述。
其一，塑造了开拓进取的晋商精神。由于连接内地与塞外，这里人员往来频繁，人口剧增，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5个多世纪，并因此拥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呼“晋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一定历史条件下自觉与不自觉发扬的一种民族精神：强烈的进取心和开拓创新的勇气。晋商靠此白手起家成就大业，所到之处也形成了一种一往无前、开拓进取的精神氛围。
其二，塑造了坚韧顽强的民众性格。走西口，除了晋商的商业贸易活动外，主要指的是普通民众进入塞外谋生的活动。“发离汉地根先白，泪过秦山色变红”[1]。他们栉风沐雨，历经艰辛，遭遇到比寻常百姓更多的苦难与不易。由于清政府不许旅蒙汉人携带家眷，不准他们与当地蒙古人通婚，使得西口文化呈现出春去秋归的“候鸟”性特点，北上塞外的汉人带去中原传统文化和本地文化，影响和塑造了蒙古当地文化，反过来由于这种“候鸟”性，大漠塞外的汉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接纳了蒙古文化，南下“归巢”时，又将沿途所见所闻和蒙古文化带到了家乡和中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丰富了当地文化。
其三，塑造了互助友爱的民族关系。以中原民族宗法社会和人情社会彼此维系的山西民众，通过走西口、通商互市等活动，山西民众和蒙古民众不仅加强了相互间了解，而且还通过讲义气、讲帮靠、讲相与等，有效协调了民族间关系，很好维护了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和互惠互利。这是杀虎口独特的地缘优势与人文环境优势所在，也是日后形成右玉精神的重要人文根源。
四、结 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其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禀赋来源。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山西民众通过走西口、通商贸易等活动，走出杀虎口走向关外，带来中原传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以及秦汉以来长城文化的交互作用和碰撞，对杀虎口边地的人文环境和精神气质建构，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交互作用和影响重构了边塞文化（也可以说是西口文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1]通过简要梳理杀虎口一带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杀虎口军事重镇地位带来此地军事活动频繁、军民深度融合，塑造了右玉民众忠勇尚武、敢于斗争的性格特质;右玉作为民族边疆地带，不可避免会有民族交流和碰撞，以及多民族交融杂居聚居情况，由此带来右玉民众性格中的包容大气、兼容并蓄;杀虎口是山西人走西口的主要通道，他们穿梭于此，将中原文明带到塞外大漠，也将塞外蒙古文化带回家乡，由此蒙古人洒脱豪爽、敢于斗争的性格特征也融入右玉人的骨血之中。同时，山西民众（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晋商）为了生活奔波努力、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同样在走西口大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对右玉精神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2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山西省委上报的《关于我省学习弘扬右玉精神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历次指示批示，可以看出右玉精神的重要特质追根溯源便是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右玉精神提供了有益启示，那就是不能仅从右玉开始大规模绿化植树的1949年前后作为时间节点去研究右玉精神，而要挖掘右玉精神形成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渊源，去探寻右玉精神形成的根与魂。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出右玉精神更为厚重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才能让右玉精神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责编：赵丽丹）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 of Youyu Spirit
Zhong Yan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