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原名谭鸣谦、谭彦祥，号聘三，广东高明人。中国早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中共广东支部的主要创建者。当时，中共党内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陈（独秀）”之说，被称为“一个像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出名的老人”。
　　谭平山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与良好家风的传承。他时刻以“爱国、为公、奋斗”的家训，言传身教，教育子女，注重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虽然谭平山经历了极其光辉的一生，却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正如他的外孙余川广所说：“物质留给后代没有好处，只有精神留给后代才是真正的财富。”

爱国：“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1986年9月28日，习仲勋在纪念谭平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座谈会上指出：“谭平山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他能够跟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断前进，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不愧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个杰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革命思想和爱国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爱国，不仅是谭平山革命生涯一以贯之的灵魂，更是他家风家教思想的核心。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谭平山始终将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心报国，坚定执着地从事革命工作。然而，他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曾遭遇被国共两党开除党籍的窘迫境地。1927年11月，谭平山被错误地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他“像一条在大海航行中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无所归依，心情万分沉重。谭平山的女儿谭宗文说：“父亲一生中至少闯过四次‘生死关’。”谭平山后来回忆说：“我出生入死，还是活下来了。而活下来干什么呢？敌人没有消灭我，我就决心消灭敌人！”革命工作的巨大挫折、生活境遇的困顿，谭平山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挫愈勇。女儿谭宗文回忆说：“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全家都靠典当衣物和向友人告贷维生，我和兄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抗战前夕在香港，妈妈更时常到英国兵营的食堂中购买吃剩的残羹冷饭来吃。”
　　谭平山坚定的革命意志与他从小艰苦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活的磨砺更加激发了他“守成创业、振发家声”的决心。1886年9月28日，谭平山出生于广东高明县新元坊一个贫寒的缝纫匠的家庭里。家中有五个孩子，谭平山排行老二。父亲谭超凡是个裁缝，后来开了一家“和生小布店”，除卖些绒线外，也代人裁缝衣服。由于家里孩子多，日常开支较大，母亲便为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动荡不安的时代，艰辛的日常生活，使得谭平山不得不一边教书补贴家用，一边坚持学习，后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谭平山经常教育鼓励弟弟、妹妹要意志坚定，不要苟且偷安，不可满足于现状，目光要远大，并引导弟弟、妹妹从事革命事业，走上革命道路。弟弟谭君牧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大革命时期，谭君牧担任国民革命军某军舰的党代表，并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任教。妹妹谭竹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担任广州女司机联合会主席、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委、中共广东区委妇委。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广东文史馆馆员。
　　谭平山继承了父亲严格的家庭教育传统，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要沉迷于物质享受，祖国哪个岗位需要你，你就在哪里发光发热”。1942年，女儿谭少文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谭平山并未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女儿谋取一份好差事，而是让女儿去条件十分艰苦的四川巴县石板滩小学支教，并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时四川巴县的生活条件特别差，女儿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谭平山依然坚持让女儿在国家需要的地方踏踏实实地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谭平山的教育下，儿子谭秉文也学业有成，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谭秉文有意要出国，并已经和朋友订好了出国的船票。在儿子出行的当天，谭平山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和夫人赶到码头上把谭秉文拦了下来，让他继续留在国内为国家服务。当时正值我国需要大量的人才去建设国家的时候，谭秉文十分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毅然选择留在了国内。
　　岭南文化研究学者陈恩维说：“谭平山爱国、为公、奋斗的三条家训中最重要的是爱国精神，因为爱国，他才奋斗，因为爱国，他的奋斗才是为公的。爱国是谭平山的初心，正因为没有忘记这个初心，谭平山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不忘初心，终始如一，也为我们党员干部树立了标杆，指明了方向。”

为公：“从来不谋私利”

　　谭平山的爱国情怀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的。他始终坚持着“公权力姓公、公权力必须为公”的思想理念，一生严于律己，约束家人，从来不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也从未滥用职权为亲人谋取任何的特殊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曾担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经历了艰难革命岁月的谭平山深知人民政权来之不易，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蛀虫”坚决“零容忍”。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貪污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和党的声誉。面对这一案件，谭平山十分愤慨，在讨论处理办法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刘、张二人处以死刑，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谭平山曾说：“不论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只要他在工作上犯了错误，致使国家人民利益受到损害，人民监察机关就要本着公正无私的精神，坚决地和他进行斗争。”后经毛泽东批示，刘、张二人被判处死刑。这一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廉政建设事业的发展，净化了政治生态环境。

　　从小生活的贫困以及其后接受波折起伏革命事业的洗礼，谭平山始终坚持着勤恳朴素的生活作风，把省下的都留给国家。谭平山日常生活的吃穿用度十分节俭，平日里多吃白粥素菜，从不铺张浪费。谭平山的外孙余川广说：“我外公从小就很聪明、勤奋。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学会了做衣服，一直到他当了监察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坚持自己做衣服。”谭平山到北京工作后，由于子女较多，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就自己掏钱租房住，以解决一家人的住房问题，从不让组织上为自己的生活操心。 　　谭平山的老家在广东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岗头村委会七社村，几间砖瓦房始建于清代。后来发洪水，谭平山的故居被淹过几次。新中国成立前夕又被飞机轰炸过，老宅墙体斑驳，杂草丛生，与周边的房子相比显得相当寒碜。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禁止当地政府和家人对其故居进行修缮，反对把国家的钱财用在自己个人的房屋修建上。谭平山故居守护人谭超雄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嫁到山东的姑妈（谭平山的女儿）曾回来住过一段时间，再往后房子就没人住了。现在一下雨就会漏水，下大雨都会进水，如果一直这样不修缮管理，很快就会被毁了的。”直到2018年，经高明区政府批准，谭平山故居才得到修缮和保护。
　　受谭平山一生勤俭为公思想的影响，他的夫人孫荪荃也始终秉持着“为国”“为公”的理念。在谭平山逝世后，她将在北京的私人房产上交给国家，为国家奉献了全部。
　　在家庭教育上，谭平山时刻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子女。他认为：“不管是谁，都不能搞特殊，都不能想着‘沾光’受到特殊照顾，都不能触碰国家的底线。”新中国成立之初，谭平山的女儿谭少文和女婿远在四川工作，当地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女儿家生活困难，甚至连基本的日常开销都不能满足。谭平山当时可谓“位高权重”，他的好友贺龙刚好也在西南军区当首长，两个人的私交特别要好。谭平山对女儿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就是怕别人知道是他的女儿而给予特殊照顾。他用自己的津贴去接济女儿一家。谭平山的外孙余川广说：“只要外公一句话，父母就可以解决进京工作调动的问题，但外公从来不利用特权为家人谋取利益。”甚至为了防止别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总是把钱先寄给沙丁（重庆文人），再通过沙丁转交给女儿。外孙余川广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眼神中透露着对外公的无限敬意。谭平山的侄孙谭超雄也说：“二公从来没给过我们特殊的关照。”

奋斗：“自己的路自己闯”

　　谭平山早年跟随着孙中山，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并在斗争中逐渐成长，由一个爱国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无论在任何时候，谭平山都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敢为人先的锐气，积极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进行。哪怕是在遭遇重大的人生挫折和巨大的事业阻力时，他也不会抱怨，而是努力寻找方法解决困难。谭平山的外孙余川广说：“外公的理念就是自己的路自己闯，不能靠父母，不能靠家庭。”
　　谭平山最为关注的是农村、农民问题。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1927年5月10日，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农民部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农民运动工作。但是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农村、农民问题在党内形成右倾和“左”倾分化，由于缺乏经验，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火的行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面对种种阻力，谭平山的肩上像压了一座大山，但他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受挫而一蹶不振。谭平山在《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一文中说：“在少年时代，已觉得各地的农村非常窳败，非设法改善不可，后来虽离开了原居，然因为少年时代的印象，深入脑里。”坚持着变更农村志向的谭平山，接手农政事务后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锐意改革，不惧阻力，与反对势力坚决作斗争，提出了改造农村、改造社会的思想。谭平山坚持着“中国革命就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念，深入到农民运动中去，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谭平山在革命过程中，不仅受到反动势力的多次迫害，还遭到党内不应有的误解和错误对待。但他骨子里倔强、不服输的奋斗精神，使他在一次次跌倒后一次次爬起来，克服困难，继续前行。1927年11月，在“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下，谭平山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28年，谭平山才得知这一消息。对于自己被开除出党，谭平山无法释怀，多次写报告，托朋友给党组织带话，表示愿意留在党内，但都未能如愿。当时谭平山的处境很艰难，但他并没有消沉，一如既往地关心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1930年，他和邓演达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建立了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努力。1931年，邓演达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谭平山的革命之路再次受挫，亡命香港。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谭平山当即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对于蒋介石反共独裁的丑陋嘴脸十分憎恶，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对谭平山为共产党工作十分恼恨，多次企图加以暗害。面对敌人的虎视眈眈，身边战友被残忍迫害，谭平山毫无畏惧。
　　受父母的影响，谭平山的子女也始终秉持着爱国情怀和革命热情，靠自身奋斗为革命事业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一直在四川工作的女儿谭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落下了一身的病痛。谭少文年老时，她的儿子余川广在陕西延安气象局工作，没办法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余川广内心十分煎熬，便按照程序向组织申请调回四川，以便照顾母亲。后来，余川广的父亲写信告诉他：“哪里黄土都埋人，在哪里都是干革命。你们就在延安好好工作，我们有困难，我们自己能克服。”一直到母亲去世，余川广都没能调到四川在床前为母亲尽孝。谭平山的曾外孙女余朝霞回忆说：“我曾外祖留给我们的家训，留下的六个字‘爱国、为公、奋斗’的家风，实际上就是他的初心，更是我们的初心。我觉得他的初心就是奋斗之心、清正廉明之心、为公之心，这些都是不应该被我们放弃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