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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说，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华西坝为成都打开了一扇狭窄的门，在时光演进的漫长旅途中，传递着新的思想，用以照亮这片沃野千里的平原，曲折但却坚定地向前。
“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这是川籍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在离开华西坝几十年之后所做的表述。彼时，他正于因避战祸内迁至华西坝的燕京大学内求学。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至成都，拉开了华西坝接纳内迁高等院校的历史。随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相继迁入华西坝。华西坝上共汇聚五所高校及部分其他院校的师生，时人称之为“五大学时期”。华西坝日后之所以成为诸多学者心中的一段传奇，正是与这一段联合办学时期息息相关。历史无法重塑一个华西坝，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岁月风云为这座学校勾勒了独特的幽怀，绽放在此后数十年的时光交替中，而它的起点却远在近百年前的上个世纪初。
洋人建的洋学堂
在四川话中，“坝”多指某处平坦开阔的地界，而华西坝这一词指的便是华西协和大学及其附近的一片区域。
1907年时，传教士们在成都市城南锦江河畔购置了一片荒地，准备建立一所高等学院。其时这是一片满是荒坟、田地与野草的土地，但在唐宋时期却是一大片梅林。诗人陆游曾游历其中，留下了“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的词句。
时至今日，从成都市区沿人民南路向南而行，至小天竺街口再有百余米，即可见位于纵横而过的人民南路两旁的两座大门，上书：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这便是当初陆游策马而过的梅香缭绕之地，也正是百年华西坝——当年传教士们所买下的百余亩荒地。
踏进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内，独特的建筑风格引人瞩目。事实上，以钟楼为代表的华西坝老建筑群出自上个世纪初的外国建筑设计师之手。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就曾以华西坝上的老建筑作为外国建筑设计师以中国建筑样式应用于近代建筑的重要代表。
走访这几栋老建筑可以发现，歇山式屋顶上黑瓦轻附，而屋脊、飞檐上则饰之以神兽、龙凤、怪鸟等中式饰物。对称和平衡的中式建筑审美观融汇在建筑之中。尽管如此，华西坝的老建筑却并不是对传统中式建筑的简单复制，在塑造了中式的典型建筑外观后，建筑也被巧妙地附加了西式风格，如拱廊以及西化的浮雕装饰等。因此，在华西坝的老建筑中蕴含着一种奇妙的冲突而和谐、交融而对立的美感，正如这些建筑当年所属的华西协和大学一般，恰是中西文化在特定情境中碰撞交融的产物。
1905年，英、美、加三国基督教在川差会通过了创办“华西协和大学”的计划草案，各种筹办工作开始进行。1907年选定校址开始校舍的修建工作。为了缓解当时成都人民对与新式学堂尤其是教会学堂的抵触情绪，英国建筑师弗列特•荣杜易兼顾中西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在公开招标中胜出。1912年，在大学理事部的邀请下，荣杜易先到北京考察中国传统古典建筑。1913年，荣杜易来成都对川西一带地方建筑和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基地进行测量和研究，最终设计出华西协和大学的整体建筑蓝图。在其后陆续的修建改建工作中，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数易其手，历经近半个世纪才最终将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完成。
华西协和大学在创办之初即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效仿对象，实行“学舍制”。由每一个参加华西协和大学创办的差会各自负责一个学舍，在该学舍区域内负责兴建并各自管理教学楼和宿舍楼供大学教学使用。学院分为文、理、医牙三个学院，其中以医牙学科最为著名，成为日后四川乃至中国整个口腔医学的起源地。
在课程设置上，文科有哲学、教育、英文、西洋史、综合文科五系；理科有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四系。课程包括了西文、宗教知识和基础科技知识，也安排了中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作为一所新式学堂，又教授学生以西式医学，这在当时的成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华西坝上有西洋音乐，有女学生入学，这在当时中国人看来都是无法想象之事，而尸体解剖就更是万恶之源了。
中国人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鞭尸素来都是酷刑之一，更何况尸体解剖这样需要动刀的行为。坊间出于对尸体解剖和外科手术的不信任，也充斥着各种流言。称蓝眼睛的外国医生会挖人眼珠的传言曾一度颇为流行。尸体解剖的教学更是一度陷入困境。1914年时，有一具尸体不知为何被弃置在华西协和大学。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校方却深知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便难以再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学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公开解剖这具不明尸体。当时的政府官员纷纷亲临尸体解剖现场，加之一些社会名流也前来观看，尸体解剖才逐渐为公众所接受。第二具用于解剖的尸体便是由政府为学校提供的一具犯人的尸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都市民逐渐开始对华西坝上的奶牛和绿草坪深感兴趣，华西坝成为一处可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在华西坝任教的外籍教授们也越来越为中国文化丰厚的底蕴所吸引。华西坝尚且不能称得上一座桥梁沟通中西方文化，它过于狭窄而曲折，但它却打开了一处窗口。从这里，成都人逃离了过往的闭塞，在一个内陆城市看到了更为深远的世界；也正是从这里，西方人也渐渐了解偏于内陆的城市。在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震荡变革时，华西协和大学内的学子正在练习足球，甚至出现了女子足球队，而他们的外籍教授们则沉浸于新发现的一切——葛维汉教授带领着华西协和大学的博物馆科学发掘队挖开了三星堆，而费尔朴教授则激动地向他的友人们介绍着峨眉山。这几乎是历史的一处伏笔，前路寂静而来路喧嚣。
五所大学，共赴国难
1937年，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火，继续教育职能，众多处于战区的高等学院和学术研究机构纷纷冒着炮火内迁，在中国后方教育中心便有“三坝”之说，指的是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和汉中鼓楼坝。其中，以华西坝环境最为适宜，被戏称为“天堂”。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言：“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
作为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古都，成都逐渐成为一个较为现代的城市，而华西协和大学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也逐渐发展成一座拥有人文底蕴和学术成就的高等学府。1925年由于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全国再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也组成退学团，要求收回华西协和大学的教育权。在随后的演进中，华西协和大学在校政管理上趋于中国化，也逐渐脱离宗教，更加强调办学的专业化。1936年时值日本侵略中国，在其办学宗旨中增加“创造将来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内容。这样一座与时俱进的学堂，又有着优美的校园环境，自然承担起接受高等学府内迁的重要职责，而名校名师的云集也使成都这座西南内陆城市生机勃勃。
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大学在华西坝汇集后，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中，将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和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华西坝上的师生骤然增至约5000名。各大学之间互通有无，共享师资力量，学生也可以跨校选课。虽然时处困难时期，师生们缺衣少粮物质生活极为困苦，但由于校园内众多文化名人齐聚，师生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极大丰富。钱穆、顾颉刚、吕叔湘、许寿裳、徐中舒、陈寅恪、蒙文通、刘承钊、周如松、张铨等等，这些学者在华西坝或任教或小住，参加坝上组织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一时间华西坝上学术空前繁荣。
在成都的历史上乃至在四川的历史上，如此众多的名师大家齐聚是极为罕见，甚至于绝无仅有的。他们从战火中蹒跚而来，却再一次为华西坝带来了甘露。而华西坝素有的西方文化根底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迅速生长。1942年11月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中国的学者纷纷参加，而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诸多学者也参与其中。爱因斯坦、罗素、普朗克等均是参与者。
成都，因为这样一座在抗战时期群英荟萃的学校， 再一次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重镇。1942年5月3日至24日，日后撰写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来蓉在华西坝做了“中国科学史与科学思想”等12次演说。在这一年的年底，1942年11月，英国议会代表团也来到华西坝，代表团成员曾就世界格局做出了精彩的演讲。甚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英国首相希思来访华西坝时，仍受荣杜易之孙嘱托前往参观华西坝的老建筑。华西坝不仅是国人心底的一处情结，也成为许多外国人为之魂牵之地。它的名字刻在了中西方学人的心上。
在这样的华西坝中成长起来的学子，历经了此后历史的起伏跌宕，以他们在华西坝上学来的治学和为人之道，影响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据称邓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时的20名随行人员中就有4名是成都燕大毕业的。1945年战争结束后，各大学纷纷回迁。华西坝也成为一段历史被收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华西协和大学，命名为“华西大学”。其后在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中，华西农学院成为四川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并入四川大学，工学院并入成都科技大学，医学院成为华西医科大学。
寻常华西坝
2000年，原华西医科大学与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共三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曾经的华西坝便是今日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如今距离抗日战争已经是半个世纪了，而追溯至二十世纪初一位叫毕启的27岁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想要在四川地区筹建一所高等学府之时，更是百多年的时光。不管华西协合大学曾经被赋予多少历史使命，最终它依然是一片平静的校园。在刚刚过去的夏天，华西坝内的荷花池依旧开了满池荷花，背后便是那座经历了时光的古老的钟楼。
修建之初，又何止华西坝，在历史的开阖变换中，无数扇的门曾静悄悄地打开，最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这是川籍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在离开华西坝几十年之后所做的表述。彼时，他正于因避战祸内迁至华西坝的燕京大学内求学。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至成都，拉开了华西坝接纳内迁高等院校的历史。随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相继迁入华西坝。华西坝上共汇聚五所高校及部分其他院校的师生，时人称之为“五大学时期”。华西坝日后之所以成为诸多学者心中的一段传奇，正是与这一段联合办学时期息息相关。历史无法重塑一个华西坝，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岁月风云为这座学校勾勒了独特的幽怀，绽放在此后数十年的时光交替中，而它的起点却远在近百年前的上个世纪初。
洋人建的洋学堂
在四川话中，“坝”多指某处平坦开阔的地界，而华西坝这一词指的便是华西协和大学及其附近的一片区域。
1907年时，传教士们在成都市城南锦江河畔购置了一片荒地，准备建立一所高等学院。其时这是一片满是荒坟、田地与野草的土地，但在唐宋时期却是一大片梅林。诗人陆游曾游历其中，留下了“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的词句。
时至今日，从成都市区沿人民南路向南而行，至小天竺街口再有百余米，即可见位于纵横而过的人民南路两旁的两座大门，上书：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这便是当初陆游策马而过的梅香缭绕之地，也正是百年华西坝——当年传教士们所买下的百余亩荒地。
踏进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内，独特的建筑风格引人瞩目。事实上，以钟楼为代表的华西坝老建筑群出自上个世纪初的外国建筑设计师之手。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就曾以华西坝上的老建筑作为外国建筑设计师以中国建筑样式应用于近代建筑的重要代表。
走访这几栋老建筑可以发现，歇山式屋顶上黑瓦轻附，而屋脊、飞檐上则饰之以神兽、龙凤、怪鸟等中式饰物。对称和平衡的中式建筑审美观融汇在建筑之中。尽管如此，华西坝的老建筑却并不是对传统中式建筑的简单复制，在塑造了中式的典型建筑外观后，建筑也被巧妙地附加了西式风格，如拱廊以及西化的浮雕装饰等。因此，在华西坝的老建筑中蕴含着一种奇妙的冲突而和谐、交融而对立的美感，正如这些建筑当年所属的华西协和大学一般，恰是中西文化在特定情境中碰撞交融的产物。
1905年，英、美、加三国基督教在川差会通过了创办“华西协和大学”的计划草案，各种筹办工作开始进行。1907年选定校址开始校舍的修建工作。为了缓解当时成都人民对与新式学堂尤其是教会学堂的抵触情绪，英国建筑师弗列特•荣杜易兼顾中西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在公开招标中胜出。1912年，在大学理事部的邀请下，荣杜易先到北京考察中国传统古典建筑。1913年，荣杜易来成都对川西一带地方建筑和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基地进行测量和研究，最终设计出华西协和大学的整体建筑蓝图。在其后陆续的修建改建工作中，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数易其手，历经近半个世纪才最终将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完成。
华西协和大学在创办之初即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效仿对象，实行“学舍制”。由每一个参加华西协和大学创办的差会各自负责一个学舍，在该学舍区域内负责兴建并各自管理教学楼和宿舍楼供大学教学使用。学院分为文、理、医牙三个学院，其中以医牙学科最为著名，成为日后四川乃至中国整个口腔医学的起源地。
在课程设置上，文科有哲学、教育、英文、西洋史、综合文科五系；理科有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四系。课程包括了西文、宗教知识和基础科技知识，也安排了中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作为一所新式学堂，又教授学生以西式医学，这在当时的成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华西坝上有西洋音乐，有女学生入学，这在当时中国人看来都是无法想象之事，而尸体解剖就更是万恶之源了。
中国人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鞭尸素来都是酷刑之一，更何况尸体解剖这样需要动刀的行为。坊间出于对尸体解剖和外科手术的不信任，也充斥着各种流言。称蓝眼睛的外国医生会挖人眼珠的传言曾一度颇为流行。尸体解剖的教学更是一度陷入困境。1914年时，有一具尸体不知为何被弃置在华西协和大学。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校方却深知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便难以再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学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公开解剖这具不明尸体。当时的政府官员纷纷亲临尸体解剖现场，加之一些社会名流也前来观看，尸体解剖才逐渐为公众所接受。第二具用于解剖的尸体便是由政府为学校提供的一具犯人的尸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都市民逐渐开始对华西坝上的奶牛和绿草坪深感兴趣，华西坝成为一处可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在华西坝任教的外籍教授们也越来越为中国文化丰厚的底蕴所吸引。华西坝尚且不能称得上一座桥梁沟通中西方文化，它过于狭窄而曲折，但它却打开了一处窗口。从这里，成都人逃离了过往的闭塞，在一个内陆城市看到了更为深远的世界；也正是从这里，西方人也渐渐了解偏于内陆的城市。在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震荡变革时，华西协和大学内的学子正在练习足球，甚至出现了女子足球队，而他们的外籍教授们则沉浸于新发现的一切——葛维汉教授带领着华西协和大学的博物馆科学发掘队挖开了三星堆，而费尔朴教授则激动地向他的友人们介绍着峨眉山。这几乎是历史的一处伏笔，前路寂静而来路喧嚣。
五所大学，共赴国难
1937年，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火，继续教育职能，众多处于战区的高等学院和学术研究机构纷纷冒着炮火内迁，在中国后方教育中心便有“三坝”之说，指的是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和汉中鼓楼坝。其中，以华西坝环境最为适宜，被戏称为“天堂”。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言：“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
作为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古都，成都逐渐成为一个较为现代的城市，而华西协和大学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也逐渐发展成一座拥有人文底蕴和学术成就的高等学府。1925年由于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全国再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也组成退学团，要求收回华西协和大学的教育权。在随后的演进中，华西协和大学在校政管理上趋于中国化，也逐渐脱离宗教，更加强调办学的专业化。1936年时值日本侵略中国，在其办学宗旨中增加“创造将来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内容。这样一座与时俱进的学堂，又有着优美的校园环境，自然承担起接受高等学府内迁的重要职责，而名校名师的云集也使成都这座西南内陆城市生机勃勃。
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大学在华西坝汇集后，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中，将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和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华西坝上的师生骤然增至约5000名。各大学之间互通有无，共享师资力量，学生也可以跨校选课。虽然时处困难时期，师生们缺衣少粮物质生活极为困苦，但由于校园内众多文化名人齐聚，师生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极大丰富。钱穆、顾颉刚、吕叔湘、许寿裳、徐中舒、陈寅恪、蒙文通、刘承钊、周如松、张铨等等，这些学者在华西坝或任教或小住，参加坝上组织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一时间华西坝上学术空前繁荣。
在成都的历史上乃至在四川的历史上，如此众多的名师大家齐聚是极为罕见，甚至于绝无仅有的。他们从战火中蹒跚而来，却再一次为华西坝带来了甘露。而华西坝素有的西方文化根底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迅速生长。1942年11月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中国的学者纷纷参加，而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诸多学者也参与其中。爱因斯坦、罗素、普朗克等均是参与者。
成都，因为这样一座在抗战时期群英荟萃的学校， 再一次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文化重镇。1942年5月3日至24日，日后撰写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来蓉在华西坝做了“中国科学史与科学思想”等12次演说。在这一年的年底，1942年11月，英国议会代表团也来到华西坝，代表团成员曾就世界格局做出了精彩的演讲。甚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英国首相希思来访华西坝时，仍受荣杜易之孙嘱托前往参观华西坝的老建筑。华西坝不仅是国人心底的一处情结，也成为许多外国人为之魂牵之地。它的名字刻在了中西方学人的心上。
在这样的华西坝中成长起来的学子，历经了此后历史的起伏跌宕，以他们在华西坝上学来的治学和为人之道，影响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据称邓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时的20名随行人员中就有4名是成都燕大毕业的。1945年战争结束后，各大学纷纷回迁。华西坝也成为一段历史被收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华西协和大学，命名为“华西大学”。其后在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中，华西农学院成为四川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并入四川大学，工学院并入成都科技大学，医学院成为华西医科大学。
寻常华西坝
2000年，原华西医科大学与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共三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曾经的华西坝便是今日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如今距离抗日战争已经是半个世纪了，而追溯至二十世纪初一位叫毕启的27岁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想要在四川地区筹建一所高等学府之时，更是百多年的时光。不管华西协合大学曾经被赋予多少历史使命，最终它依然是一片平静的校园。在刚刚过去的夏天，华西坝内的荷花池依旧开了满池荷花，背后便是那座经历了时光的古老的钟楼。
修建之初，又何止华西坝，在历史的开阖变换中，无数扇的门曾静悄悄地打开，最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