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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 危机调查
陆续发生在温州等地的老板“跑路”事件，让公众紧张：民间借贷会否崩盘？
年初以来，国内的民间借贷已然呈现井喷之势。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近8万亿元全社会融资总量中半数以上来自银行以外的部门。
就在公众把目光集中在银行停贷、老板“跑路”、担保人自杀这些社会现象时，往往忽略了推动这一波金融动荡的多重复杂因素：实体经济的盈利率下降、炒作之风盛行；国有银行的利率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资金更蜂拥到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骤松骤紧的货币调控放大了金融波动的影响，货币调控的工具选择也加大了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正是这一系列加在钱上的扭曲，最终带来了温州等地的金融紊乱。随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温州，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症结正在得到清理：如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使得民间借贷尽快阳光化并加大风险提示等等。但是，另外一些扭曲货币供求关系的隐蔽因素，同样应得到重视，因为后者带给经济本身的长期多重影响亦不容忽视。
民间借贷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是对金融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一种呈现。
目前，网上创新的借贷产品，对风险管理的能力至少现在来看大大优于线下世界。
似乎该思考：如何珍视这些宝贵的创新而不扼杀其生机，如何珍视民间借贷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而不棒杀，一言以蔽之，如何以有秩序的金融开放促进金融改革向前迈进。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大风呼啸的下午，胡福林离开温州登上去美国飞机时确切的心情。在2011年9月20日之前，这位48岁的明星企业家，不仅是温州大型民营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信泰集团）的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温州市侨联副主席。
但是，即便掌握横跨政商两界的雄厚资源，胡福林仍然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窟窿。在经受银行、担保公司、供应商无数个电话催款后，胡福林最终还是跑路了。直到抵达洛杉矶的第十天，经温州当地商人斡旋，胡福林得到政府“不逼债”的承诺之后，又戏剧性地踏上回国之路。
今年4月份以来，像胡福林这样，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老板粗略算起来已经不下100个。老板跑路不仅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亦使得温州金融的安全成为举国关注的事件。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调研当地民间金融并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温州市政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温州市的经济、金融局面稳定住。”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可能近期将向温州注入600亿元再贷款资金，且温州政府已经在9月底督促当地银行对贷款企业“不抽资、不压贷”，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此次民间金融风波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他认为，随着大批贷款年底到期，今年农历春节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就是“年关”，届时可能还会有大批老板跑路。
温州历来被认为是缔造中国民营经济的奇迹之地，这一轮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是否会进一步演化，甚至影响温州经济模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走向，其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
老板大跑路引发震荡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向东，不一会进入机场大道，一股刺鼻的味道飘进车窗，提醒乘客龙湾区到了。
来自公路两旁的近百家人造革工厂，不仅制造了空气中的怪味，还催生了一批跑路的企业家。龙湾区最大的一家制革企业——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鹤，就被当地人认为是温州老板跑路第一人。
今年4月，清明节扫墓之后，黄鹤突然失踪。后来据黄鹤的朋友透露，黄因欠下巨额赌债，便一逃了之。黄鹤跑路之后，龙湾区内制鞋、不锈钢、标准件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家也跟着跑掉了。
一时间，龙湾成为了温州企业家跑路的重灾区：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在7月份神秘失踪，留下千万债务；9月，被温州当地人称为电器大王的郑珠菊消失；中秋节期间，温州龙湾新耐宝鞋业董事长黄忠胜悄然离开温州；9月15日，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
进入5月以后，温州下辖的乐清市、永嘉县、瑞安县、洞头县也相继陆续传出企业家跑路的消息。位于洞头县的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该厂三百名员工在中秋节后从雁荡山集体度假归来时才发现，厂子里的设备已经被变卖一空，包括董事长在内的其他管理层一并杳无踪影。
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老板跑路的企业数量，仅占温州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左右，但牵涉到至少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亿元。
温州本地金融业几近崩盘，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救援能力。9月底，温州市政府请求浙江省出面，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为期一年的600亿元再贷款，注入温州当地银行机构，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多位温州担保、银行业从业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板跑路直接引发了这一波的区域性金融动荡。更大的风险藏在不见阳光的民间借贷上。由于银行贷款均有担保物抵押，而民间借贷大部分是无担保的“人情贷”，民间放贷人特别是担保人的损失最为惨重。
9月21日，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龙湾区长海路的腾飞化纤有限公司时，厂区内一片狼藉，编织袋、踩满脚印的纸张散落在狭小的厂区院子里，被银行逼了一个多月债的老板娘项慧英说，“再逼下去，我只有跳楼了。”
今年夏天，项慧英给朋友做担保，从一家浙江当地银行借贷1650万元，但这位朋友拿到钱后，在今年8月底的一天突然失踪。此后，银行的人员便隔三差五地上门追讨借款，到了9月份，离贷款到期还有一个多月时，银行直接派人守在项的家门口，防止其逃跑。
项慧英的遭遇，只是温州众多担保人的一个缩影。老板跑路之后，温州很多担保人只得卖掉手中的豪车、住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数十年的友情、血浓于水的亲情，这些曾经构成温州民间金融的人情基础，如今正在变得不堪一击。
《中国新闻周刊》在龙湾、瓯海、永嘉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老板跑路，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老板、借贷资金数额巨大的担保人事实上现在已经被很多债权人盯上，其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以防逃跑。
伤不起的制造业
成本上涨、汇率提高、市场需求下滑各种因素导致的制造业凋敝，本来已经是温州跑路老板2008年以来所不得不面临的压力。早在老板们大规模跑路之前，温州经济的寒冬就已提前来到了。
龙湾一家人造革厂现在连保本经营都很难。这家工厂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相比，今年员工工资、福利上升两成以上，原材料价格上涨15%以上，总生产成本总和上升三成左右。去年那会儿，工厂有时候三班倒24小时生产，到了今年员工一周常常可以休息两天。在温州鹿城区葡工路一带，很多制鞋企业也是大门紧锁，基本上处于停工状态。
而去年以来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资金的使用成本大幅提高，而这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的打击，几乎相当于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多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当地年产值在3000万以上的中型企业，在正常年份获取银行贷款并不难。其他的小型企业一般则是通过亲戚朋友、或者担保公司进行民间融资。但是，自去年年底开始，当民间融资年利率普遍超出24%的水平后，做实业经营的温州老板便难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只有缩小规模，或半停工。
“比起以前，现在空气中的味道要轻多了。”温州商人林宝强开车经过龙湾区那片制革厂时，指着远处的一排排烟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有好多都没有冒烟”。
温州曾是浙江人造革制造中心，但是在过去四年里，随着一些温州人造革老板到丽水、台州以及邻省福建大规模投资建厂之后，温州的人造革从此便失去了价格优势，整个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也一落千丈。
温州的另一支柱产业——制鞋业的形势也不乐观。
龙湾鞋业协会通过对191家会员企业的统计发现，今年1到7月龙湾鞋业内销业绩“相当一般”，多数企业生产设备开工不足，微利生产，生产淡季也从往年的6月份提前到今年的5月份。
龙湾区政府在《2010年上半年龙湾区经济运行简析》中表达了对经济下滑趋势的担忧，这份报告提到：“工业性投资增幅起伏较大，工业生产增速稳中趋缓”。
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皮鞋、服装、眼镜、家电，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微薄，对成本波动高度敏感。近期温州跑路的老板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上述四个行业。江南皮革、信泰集团两家业内龙头企业的老板跑路，上游供应商回款无门，更是令温州的皮革、眼镜行业雪上加霜。
全民炒钱吹出泡沫之城
制造业成本上升和销售不景气，只是引发温州老板们跑路图景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从目前跑路的近百个老板的负债情况看，多系民间借贷人投资数额庞大、资金链断裂造成，而非生产经营所困。
秘密，就藏在温州街头林立的各种担保公司、典当行里。
三十多岁的曹舍伟来温州已经快五年了，现担任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每隔几天，曹就去贷款企业转转，这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从今年开始，曹舍伟发现，一些老板开始卖掉企业，做起投资来。
相比制造业的微薄利润，投资房地产、矿山对温州老板的吸引力更大。
最早掀起的是房地产投资热。2005年，温州一些老小区的二手房均价不过一万出头，但是到了今年，均价4万元的新开楼盘项目还不一定是在市中心。在温州老城的望江东路附近，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精装修公寓房，月租已经接近5000元。以前，温州的住宅大都是由本地开发商投资，去年，绿城、万科等一线房地产企业也到温州拿地。
比炒房来钱更快的，是直接“炒钱”。从2009年，宏观调控，银根骤然紧缩后，温州民间吸储利率不断走高，直接引发了炒钱热，一些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也当起资金掮客来，一手吸储，一手放贷。
2009年，温州商人林宝强就把大笔资金放到一个朋友开的担保公司里，当时他得到的月息大概是2%，这已经比2008年那会儿高了很多，彼时，炒钱者还是以个体老板等富人为主。到了2010年，当担保公司吸储利率涨到3%甚至4%时，一些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在内的普通居民也开始放贷。
民间放贷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9月21日，温州商人林宝强这天正和朋友吃饭，一听到胡福林跑路了，正在吃饭的一桌十人中，有四个人都放下了筷子。“他们都借了钱给胡”，林宝强说。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温州支行）今年发布的“最合算的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温州约有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接近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融资总额大约在1100亿元。
不过，资金掮客的放贷利率也并不一致。由人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为40%左右，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8%，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则接近20%。”
借款者也是五花八门，有经营实业的老板，亦有本地的炒房团以及私人之间的临时拆借。据人行温州支行的前述报告统计，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作用各种投资和拆借。
一部分银行也加入了这场炒钱游戏。一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银行也有盈利压力，因此相当一部分理财产品所筹集的资金流向了担保公司、地下钱庄。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尚且不及温州民间贷款年利率的六分之一。上述人士表示，由于官方规定的贷款利率严重低于市场水平，因此，一些银行借道担保公司等中介渠道，按照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到五倍——约在25%到35%的年利率放贷给企业。
此外，面对不断提高的存贷比，银行间彼此抢夺储户存款异常激烈，温州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工作人员甚至直接拿着现金预付给大客户当利息。
作为资金掮客，部分担保公司、典当行老板从中获益颇多。他们四处吸纳资金，然后转手以一倍的利率贷给借款人。直到今天，温商圈子里还流传一个老板从20万放贷起家最后炒到一千万的故事。
这或许是温州人最为风光的一段日子：装修奢华的名酒酒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里面兜售着飘洋过海来自法国、意大利的昂贵名酒。《温州都市报》的报道称，在过去两年，温州的宝马、奔驰、宾利等名车保有量年均增长超过30%，当地人开玩笑说，堵车时，十字路口就是个名车博览会。林宝强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之后，也直呼温州的消费太高。
但是，这种“钱生钱”的财富神话，建立脆弱的基础之上，一旦货币紧缩的寒风刮过来，“银行——担保公司（担保人）——借款企业（人）”之间的资金循环游戏便告终结。
2010年，面对全国性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政府的宏观调控突然紧缩，一年之内，中国人民银行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最高点，银行的存贷比压力骤然增加。
到了今年上半年，温州的几乎所有银行已停发了新增贷款，资金的水龙头几乎拧到了最小流量。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曹舍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紧缩货币政策驱使下，一些银行逼债，直接斩断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由于银行的一些款项借道理财产品、信托等方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公司，快速回款也是其自保的本能使然。
银行惜贷、停贷，也让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的运作成本陡增。人行温州支行前述报告称，今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比2010年6月上升了3.4个百分点。但实际利率或许远高于此。
《中国新闻周刊》在温州调查了解到，9月底，温州当地一些担保公司的借贷利率已经达到40%，这样远远超出一般实业的利润水平。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无法偿还银行9月底到期的数千万资金，一时无法周转，最终决定出走美国。由于与信泰集团互保的企业多达十余家，且大都系温州骨干民企，影响广泛。
由于银行不断催款，资金掮客们也忙于回笼资金，借贷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后亦表示，“银根紧缩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在抽资金，信心就没有了。跟我互保的企业当时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心里都有恐惧。”
大批老板跑路，最终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濒于崩盘。
政府在顾虑什么？
“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让市里的领导对这个事情更加重视？”
从新城大道发展大厦21层向外望去，半个温州城区都能收入眼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颜贻潘见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一再呼吁当地政府应尽快介入当前的民间融资“乱局”。
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提供民间融资法律咨询，在温州开展类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见。今年8月以来，很多人都跑过来问颜贻潘，“借钱的人跑路了，我们怎么办？”
民间借贷的最大风险其实人尽皆知：借钱的人往往没有任何抵押就能把钱拿走。由于这样的做法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没有多少人会去质疑是否合理。根据国内的《贷款通则》，对于居民个人的借贷行为，如超过银行借贷利率4倍以上，法律不予保护。因此相当一部分温州放贷人的钱无法寻求法律救济。
包括颜贻潘、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一些温州人，历来呼吁政府将民间借贷纳入阳光管理，其关键在于打破金融业的国有垄断地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间借贷规模那么大，利率又那么高，政府应该出来干预监管，一是要对正常的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借款人必须抵押、担保，合法化经营，从而整体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二是要设定门槛，将真正具备条件合法经营的民间借贷纳入规范渠道；三是尽量防止高利贷的普遍化。
对于此前的老板跑路，温州市政府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在江南皮革、信泰集团等公司的董事长跑路之后，企业所在的开发区即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进行善后，系统化的政策直到9月底才推出。
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9月初银监会和央行就已派出调查组摸底温州民间金融。由于当地担保公司归口经贸系统管理，因此，也有一些当地官员将此次民间金融危机归结为相关部门的管理不力。
随着跑路的老板越来越多， 9月27日，温州市政府成立了“温州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工作组分别进入温州市25家市级银行业机构，督促银行机构不抽资、不压贷。
银行逼债、惜贷——当地企业呼吁最多的问题终于在政府文件中得以体现。当地金融官员也表达了对民间金融的支持态度：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温州民间金融是温州一大优势，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而是规范引导发展。”
然而，过往的经验表明，政府的“规范引导”充满曲折。
2008年，监管层一度为民间金融合法化打开了一扇窗口。这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申请人可以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企业净资产不少于500万元。
随后，浙江省根据这一规定制定的资格认定标准，抬高了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首先把申请人的范围收窄到公司法人，其次将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提高了10倍至5000万元。最后，拿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都是温州的大型民营企业，大批原本有望转正的担保公司再一次希望落空。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本想降低监管风险，但代价是温州民间融资再次错失阳光化的机遇。
民间借贷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现有的《贷款通则》仅规范银行借贷行为，对于居民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除了借贷利息不能超过同期先银行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法律解释外，基本上没有对应的法律规范。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战略规划部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处副处长付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放贷人条例》立法进程，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把所有的借贷活动均纳入规范范围。
温州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突破计划经济桎梏的地区之一，在国有经济的缝隙之中，温州人凭借亲朋等熟人关系相互抱团，最终成为类似打火机、制鞋、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镇。制造业的繁荣，仍然有赖于金融的输血，因此温州也被视为国内金融创新的试验田。
今年初，温州政府再次重启改革。今年中共温州市委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设计了“两步走”的方案。
首先，将在瑞安试点，由国资运营机构出资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借贷信息，并负责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和法律咨询服务。第二步，待前述国资背景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成熟后，再“尝试建立民间资金交易市场”。不过上述文件并未明确这一方案的时间表。
据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透露，下一步，温州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同时推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并为发展民营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租赁公司等地方性机构争取政策和空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在温州调研时亦为当地政府加油打气，他认为，温州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温州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好的。如果少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情况会很快稳定。
但是在这之前，温州的民间借贷仍然处于灰色地带，数百家担保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一如既往地向温州的民营经济输血。离开温州的前一天，记者拨通一个“无抵押贷款”咨询电话，那边传来声音：“借两百万？利息一天一万块，最长一个月。”
(应受访者要求，林宝强、项慧英系化名)
陆续发生在温州等地的老板“跑路”事件，让公众紧张：民间借贷会否崩盘？
年初以来，国内的民间借贷已然呈现井喷之势。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近8万亿元全社会融资总量中半数以上来自银行以外的部门。
就在公众把目光集中在银行停贷、老板“跑路”、担保人自杀这些社会现象时，往往忽略了推动这一波金融动荡的多重复杂因素：实体经济的盈利率下降、炒作之风盛行；国有银行的利率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资金更蜂拥到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骤松骤紧的货币调控放大了金融波动的影响，货币调控的工具选择也加大了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正是这一系列加在钱上的扭曲，最终带来了温州等地的金融紊乱。随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温州，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症结正在得到清理：如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使得民间借贷尽快阳光化并加大风险提示等等。但是，另外一些扭曲货币供求关系的隐蔽因素，同样应得到重视，因为后者带给经济本身的长期多重影响亦不容忽视。
民间借贷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是对金融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一种呈现。
目前，网上创新的借贷产品，对风险管理的能力至少现在来看大大优于线下世界。
似乎该思考：如何珍视这些宝贵的创新而不扼杀其生机，如何珍视民间借贷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而不棒杀，一言以蔽之，如何以有秩序的金融开放促进金融改革向前迈进。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大风呼啸的下午，胡福林离开温州登上去美国飞机时确切的心情。在2011年9月20日之前，这位48岁的明星企业家，不仅是温州大型民营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信泰集团）的董事长，同时还担任温州市侨联副主席。
但是，即便掌握横跨政商两界的雄厚资源，胡福林仍然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窟窿。在经受银行、担保公司、供应商无数个电话催款后，胡福林最终还是跑路了。直到抵达洛杉矶的第十天，经温州当地商人斡旋，胡福林得到政府“不逼债”的承诺之后，又戏剧性地踏上回国之路。
今年4月份以来，像胡福林这样，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温州老板粗略算起来已经不下100个。老板跑路不仅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亦使得温州金融的安全成为举国关注的事件。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调研当地民间金融并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温州市政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温州市的经济、金融局面稳定住。”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可能近期将向温州注入600亿元再贷款资金，且温州政府已经在9月底督促当地银行对贷款企业“不抽资、不压贷”，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此次民间金融风波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他认为，随着大批贷款年底到期，今年农历春节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就是“年关”，届时可能还会有大批老板跑路。
温州历来被认为是缔造中国民营经济的奇迹之地，这一轮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是否会进一步演化，甚至影响温州经济模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走向，其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
老板大跑路引发震荡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向东，不一会进入机场大道，一股刺鼻的味道飘进车窗，提醒乘客龙湾区到了。
来自公路两旁的近百家人造革工厂，不仅制造了空气中的怪味，还催生了一批跑路的企业家。龙湾区最大的一家制革企业——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鹤，就被当地人认为是温州老板跑路第一人。
今年4月，清明节扫墓之后，黄鹤突然失踪。后来据黄鹤的朋友透露，黄因欠下巨额赌债，便一逃了之。黄鹤跑路之后，龙湾区内制鞋、不锈钢、标准件等多个行业的企业家也跟着跑掉了。
一时间，龙湾成为了温州企业家跑路的重灾区：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在7月份神秘失踪，留下千万债务；9月，被温州当地人称为电器大王的郑珠菊消失；中秋节期间，温州龙湾新耐宝鞋业董事长黄忠胜悄然离开温州；9月15日，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
进入5月以后，温州下辖的乐清市、永嘉县、瑞安县、洞头县也相继陆续传出企业家跑路的消息。位于洞头县的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该厂三百名员工在中秋节后从雁荡山集体度假归来时才发现，厂子里的设备已经被变卖一空，包括董事长在内的其他管理层一并杳无踪影。
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老板跑路的企业数量，仅占温州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左右，但牵涉到至少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亿元。
温州本地金融业几近崩盘，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救援能力。9月底，温州市政府请求浙江省出面，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为期一年的600亿元再贷款，注入温州当地银行机构，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多位温州担保、银行业从业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板跑路直接引发了这一波的区域性金融动荡。更大的风险藏在不见阳光的民间借贷上。由于银行贷款均有担保物抵押，而民间借贷大部分是无担保的“人情贷”，民间放贷人特别是担保人的损失最为惨重。
9月21日，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龙湾区长海路的腾飞化纤有限公司时，厂区内一片狼藉，编织袋、踩满脚印的纸张散落在狭小的厂区院子里，被银行逼了一个多月债的老板娘项慧英说，“再逼下去，我只有跳楼了。”
今年夏天，项慧英给朋友做担保，从一家浙江当地银行借贷1650万元，但这位朋友拿到钱后，在今年8月底的一天突然失踪。此后，银行的人员便隔三差五地上门追讨借款，到了9月份，离贷款到期还有一个多月时，银行直接派人守在项的家门口，防止其逃跑。
项慧英的遭遇，只是温州众多担保人的一个缩影。老板跑路之后，温州很多担保人只得卖掉手中的豪车、住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数十年的友情、血浓于水的亲情，这些曾经构成温州民间金融的人情基础，如今正在变得不堪一击。
《中国新闻周刊》在龙湾、瓯海、永嘉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老板跑路，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老板、借贷资金数额巨大的担保人事实上现在已经被很多债权人盯上，其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以防逃跑。
伤不起的制造业
成本上涨、汇率提高、市场需求下滑各种因素导致的制造业凋敝，本来已经是温州跑路老板2008年以来所不得不面临的压力。早在老板们大规模跑路之前，温州经济的寒冬就已提前来到了。
龙湾一家人造革厂现在连保本经营都很难。这家工厂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相比，今年员工工资、福利上升两成以上，原材料价格上涨15%以上，总生产成本总和上升三成左右。去年那会儿，工厂有时候三班倒24小时生产，到了今年员工一周常常可以休息两天。在温州鹿城区葡工路一带，很多制鞋企业也是大门紧锁，基本上处于停工状态。
而去年以来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资金的使用成本大幅提高，而这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的打击，几乎相当于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多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当地年产值在3000万以上的中型企业，在正常年份获取银行贷款并不难。其他的小型企业一般则是通过亲戚朋友、或者担保公司进行民间融资。但是，自去年年底开始，当民间融资年利率普遍超出24%的水平后，做实业经营的温州老板便难以支付如此高的利息，只有缩小规模，或半停工。
“比起以前，现在空气中的味道要轻多了。”温州商人林宝强开车经过龙湾区那片制革厂时，指着远处的一排排烟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有好多都没有冒烟”。
温州曾是浙江人造革制造中心，但是在过去四年里，随着一些温州人造革老板到丽水、台州以及邻省福建大规模投资建厂之后，温州的人造革从此便失去了价格优势，整个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也一落千丈。
温州的另一支柱产业——制鞋业的形势也不乐观。
龙湾鞋业协会通过对191家会员企业的统计发现，今年1到7月龙湾鞋业内销业绩“相当一般”，多数企业生产设备开工不足，微利生产，生产淡季也从往年的6月份提前到今年的5月份。
龙湾区政府在《2010年上半年龙湾区经济运行简析》中表达了对经济下滑趋势的担忧，这份报告提到：“工业性投资增幅起伏较大，工业生产增速稳中趋缓”。
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皮鞋、服装、眼镜、家电，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微薄，对成本波动高度敏感。近期温州跑路的老板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上述四个行业。江南皮革、信泰集团两家业内龙头企业的老板跑路，上游供应商回款无门，更是令温州的皮革、眼镜行业雪上加霜。
全民炒钱吹出泡沫之城
制造业成本上升和销售不景气，只是引发温州老板们跑路图景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从目前跑路的近百个老板的负债情况看，多系民间借贷人投资数额庞大、资金链断裂造成，而非生产经营所困。
秘密，就藏在温州街头林立的各种担保公司、典当行里。
三十多岁的曹舍伟来温州已经快五年了，现担任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每隔几天，曹就去贷款企业转转，这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从今年开始，曹舍伟发现，一些老板开始卖掉企业，做起投资来。
相比制造业的微薄利润，投资房地产、矿山对温州老板的吸引力更大。
最早掀起的是房地产投资热。2005年，温州一些老小区的二手房均价不过一万出头，但是到了今年，均价4万元的新开楼盘项目还不一定是在市中心。在温州老城的望江东路附近，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精装修公寓房，月租已经接近5000元。以前，温州的住宅大都是由本地开发商投资，去年，绿城、万科等一线房地产企业也到温州拿地。
比炒房来钱更快的，是直接“炒钱”。从2009年，宏观调控，银根骤然紧缩后，温州民间吸储利率不断走高，直接引发了炒钱热，一些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也当起资金掮客来，一手吸储，一手放贷。
2009年，温州商人林宝强就把大笔资金放到一个朋友开的担保公司里，当时他得到的月息大概是2%，这已经比2008年那会儿高了很多，彼时，炒钱者还是以个体老板等富人为主。到了2010年，当担保公司吸储利率涨到3%甚至4%时，一些包括公务员、公司职员在内的普通居民也开始放贷。
民间放贷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9月21日，温州商人林宝强这天正和朋友吃饭，一听到胡福林跑路了，正在吃饭的一桌十人中，有四个人都放下了筷子。“他们都借了钱给胡”，林宝强说。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温州支行）今年发布的“最合算的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温州约有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接近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融资总额大约在1100亿元。
不过，资金掮客的放贷利率也并不一致。由人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温州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为40%左右，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平均为18%，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则接近20%。”
借款者也是五花八门，有经营实业的老板，亦有本地的炒房团以及私人之间的临时拆借。据人行温州支行的前述报告统计，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作用各种投资和拆借。
一部分银行也加入了这场炒钱游戏。一位当地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银行也有盈利压力，因此相当一部分理财产品所筹集的资金流向了担保公司、地下钱庄。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尚且不及温州民间贷款年利率的六分之一。上述人士表示，由于官方规定的贷款利率严重低于市场水平，因此，一些银行借道担保公司等中介渠道，按照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到五倍——约在25%到35%的年利率放贷给企业。
此外，面对不断提高的存贷比，银行间彼此抢夺储户存款异常激烈，温州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工作人员甚至直接拿着现金预付给大客户当利息。
作为资金掮客，部分担保公司、典当行老板从中获益颇多。他们四处吸纳资金，然后转手以一倍的利率贷给借款人。直到今天，温商圈子里还流传一个老板从20万放贷起家最后炒到一千万的故事。
这或许是温州人最为风光的一段日子：装修奢华的名酒酒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里面兜售着飘洋过海来自法国、意大利的昂贵名酒。《温州都市报》的报道称，在过去两年，温州的宝马、奔驰、宾利等名车保有量年均增长超过30%，当地人开玩笑说，堵车时，十字路口就是个名车博览会。林宝强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之后，也直呼温州的消费太高。
但是，这种“钱生钱”的财富神话，建立脆弱的基础之上，一旦货币紧缩的寒风刮过来，“银行——担保公司（担保人）——借款企业（人）”之间的资金循环游戏便告终结。
2010年，面对全国性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政府的宏观调控突然紧缩，一年之内，中国人民银行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最高点，银行的存贷比压力骤然增加。
到了今年上半年，温州的几乎所有银行已停发了新增贷款，资金的水龙头几乎拧到了最小流量。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曹舍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紧缩货币政策驱使下，一些银行逼债，直接斩断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由于银行的一些款项借道理财产品、信托等方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公司，快速回款也是其自保的本能使然。
银行惜贷、停贷，也让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的运作成本陡增。人行温州支行前述报告称，今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比2010年6月上升了3.4个百分点。但实际利率或许远高于此。
《中国新闻周刊》在温州调查了解到，9月底，温州当地一些担保公司的借贷利率已经达到40%，这样远远超出一般实业的利润水平。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无法偿还银行9月底到期的数千万资金，一时无法周转，最终决定出走美国。由于与信泰集团互保的企业多达十余家，且大都系温州骨干民企，影响广泛。
由于银行不断催款，资金掮客们也忙于回笼资金，借贷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国后亦表示，“银根紧缩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在抽资金，信心就没有了。跟我互保的企业当时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心里都有恐惧。”
大批老板跑路，最终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濒于崩盘。
政府在顾虑什么？
“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让市里的领导对这个事情更加重视？”
从新城大道发展大厦21层向外望去，半个温州城区都能收入眼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颜贻潘见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一再呼吁当地政府应尽快介入当前的民间融资“乱局”。
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提供民间融资法律咨询，在温州开展类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见。今年8月以来，很多人都跑过来问颜贻潘，“借钱的人跑路了，我们怎么办？”
民间借贷的最大风险其实人尽皆知：借钱的人往往没有任何抵押就能把钱拿走。由于这样的做法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没有多少人会去质疑是否合理。根据国内的《贷款通则》，对于居民个人的借贷行为，如超过银行借贷利率4倍以上，法律不予保护。因此相当一部分温州放贷人的钱无法寻求法律救济。
包括颜贻潘、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一些温州人，历来呼吁政府将民间借贷纳入阳光管理，其关键在于打破金融业的国有垄断地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间借贷规模那么大，利率又那么高，政府应该出来干预监管，一是要对正常的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借款人必须抵押、担保，合法化经营，从而整体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二是要设定门槛，将真正具备条件合法经营的民间借贷纳入规范渠道；三是尽量防止高利贷的普遍化。
对于此前的老板跑路，温州市政府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在江南皮革、信泰集团等公司的董事长跑路之后，企业所在的开发区即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进行善后，系统化的政策直到9月底才推出。
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9月初银监会和央行就已派出调查组摸底温州民间金融。由于当地担保公司归口经贸系统管理，因此，也有一些当地官员将此次民间金融危机归结为相关部门的管理不力。
随着跑路的老板越来越多， 9月27日，温州市政府成立了“温州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工作组分别进入温州市25家市级银行业机构，督促银行机构不抽资、不压贷。
银行逼债、惜贷——当地企业呼吁最多的问题终于在政府文件中得以体现。当地金融官员也表达了对民间金融的支持态度：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温州民间金融是温州一大优势，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而是规范引导发展。”
然而，过往的经验表明，政府的“规范引导”充满曲折。
2008年，监管层一度为民间金融合法化打开了一扇窗口。这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申请人可以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企业净资产不少于500万元。
随后，浙江省根据这一规定制定的资格认定标准，抬高了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首先把申请人的范围收窄到公司法人，其次将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提高了10倍至5000万元。最后，拿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都是温州的大型民营企业，大批原本有望转正的担保公司再一次希望落空。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本想降低监管风险，但代价是温州民间融资再次错失阳光化的机遇。
民间借贷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现有的《贷款通则》仅规范银行借贷行为，对于居民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除了借贷利息不能超过同期先银行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法律解释外，基本上没有对应的法律规范。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战略规划部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处副处长付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放贷人条例》立法进程，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把所有的借贷活动均纳入规范范围。
温州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突破计划经济桎梏的地区之一，在国有经济的缝隙之中，温州人凭借亲朋等熟人关系相互抱团，最终成为类似打火机、制鞋、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镇。制造业的繁荣，仍然有赖于金融的输血，因此温州也被视为国内金融创新的试验田。
今年初，温州政府再次重启改革。今年中共温州市委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设计了“两步走”的方案。
首先，将在瑞安试点，由国资运营机构出资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借贷信息，并负责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和法律咨询服务。第二步，待前述国资背景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成熟后，再“尝试建立民间资金交易市场”。不过上述文件并未明确这一方案的时间表。
据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透露，下一步，温州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同时推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并为发展民营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租赁公司等地方性机构争取政策和空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4日在温州调研时亦为当地政府加油打气，他认为，温州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温州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好的。如果少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情况会很快稳定。
但是在这之前，温州的民间借贷仍然处于灰色地带，数百家担保公司、典当行、地下钱庄一如既往地向温州的民营经济输血。离开温州的前一天，记者拨通一个“无抵押贷款”咨询电话，那边传来声音：“借两百万？利息一天一万块，最长一个月。”
(应受访者要求，林宝强、项慧英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