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此论一经提出，即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热议，人心因之大振。其实，“老虎”“苍蝇”之谓是一种形象语言，如果套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老虎”即“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者，而“苍蝇”则是指在群眾身边的那些相对而言官职不高的“小人物”。而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当然，相对于“打苍蝇”，“打老虎”的难度更大，这也是“打老虎”在当下饱受热评的重要语境。
　　“打老虎”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创，因为早在1948年，蒋经国即在上海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打老虎”运动。当时，伴随着内战的激烈进行，国民党政府军费开支空前庞大，财政经济状况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国民政府便开始滥发纸币，致使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巧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几近破产的景象。不仅如此，人民生活也痛苦到极点，许多人都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致使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此伏彼起。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继续恶化，是年夏，国民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随后，又决定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任命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从蒋介石任命蒋经国奔赴当时全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于此次“经济改革”是深怀希望的。而蒋经国也表达了誓将此事做成的决心，并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
　　在这种坚定信念下，蒋经国一到上海就立即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制定并公布了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同时，蒋经国以上海人民保护者的口吻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上海向何处去？》，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号召上海人民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实现翻身梦，而不能存有等靠的思想。他还借用范仲淹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在“打虎”问题上“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并誓言“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不仅如此，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还在上海组织了自己的“执法”队伍——“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并为打虎运动大造声势。如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软硬兼施，令其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编队，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于敢于违反规定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
　　蒋经国此举在初期取得了重大成效。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并颇受蒋介石赏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在震慑之余，蒋经国还对私逃外汇的资本家开刀问斩，以儆效尤，如以私逃外汇罪，将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处以死刑；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逮捕入狱。连上海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上海物价暂时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对于这种情况，一时间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然而，蒋经国虽然在表面上开了一个好头，但其实无时无刻不在遭遇着种种障碍。这种障碍在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及姨兄孔令侃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对于蒋经国惩办杜维屏之事件，杜月笙曾胁迫蒋经国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胁迫与叫板，显然是出乎蒋经国预料的。对此，蒋经国只得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杜月笙所提之扬子公司为孔令侃开办，孔令侃即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院长和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与“第一夫人”宋美龄之姐所生的儿子，堪称是皇亲国戚。扬子公司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等违法乱纪之事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蒋经国如何动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杜月笙这样的上海大亨也会以之为胁迫对象的原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也只好向孔令侃开刀，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立即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美龄又搬出蒋介石为之说话。而蒋介石不惜背负“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名声，竟下令命蒋经国手下留情。于是，孔令侃最终逃脱法网。而对皇亲国戚的放任，也使得蒋经国顿然间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代名词。随着对孔令侃扬子公司处理上的失败，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在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又复归混乱景象，蒋经国也被迫辞职离沪，上海“打老虎”运动至此也仓皇结束。 　　以上所述，就是蒋经国在上海开展的“打老虎”运动的基本史实。或许在过去了65年之后的今日，对于那一段尘封的历史，人们早已渐渐淡忘。然而，当“打老虎”的称谓再响耳畔时，唤起的不僅是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的那段历史记忆，尤为要者，重拾那段记忆，可为当下如火如荼开展的“打老虎”工作提供些许借鉴与启示。
　　启示之一：“打老虎”既要有决心，更要有勇气。在“打老虎”运动中，蒋经国的决心是很大的，其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他决心虽大，但勇气却像慢撒气的皮球，在“打老虎”过程中不断消退，直至丧失殆尽。这既是蒋经国“打老虎”失败的一个原因，也是时下需要汲取的一个教训。实际上，检验反腐败决心、意志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就在于在“打老虎”问题上是否言行一致。中国共产党从来是主张“打老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刘青山、张子善之流的惩办即是典型的“打老虎”事件，而且一直都在发挥着警示教育的作用。当前正在进行的“打老虎”也进一步表明，中共在反腐败问题上是一贯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在被打之列。
　　启示之二：“打老虎”既要敢于碰硬，也要学会迂回。在“打老虎”运动中，蒋经国是敢于碰硬的，不仅工商界巨头，就连黑帮老大杜月笙之子也未予放过，这种勇气是极为可嘉的。然而，也正是他对杜月笙之子的下手使其一时间陷入被动。杜月笙以扬子公司为靶子给蒋经国上了一课，并使之折戟于此。由此提示我们，以硬碰硬有的时候并不能取得应有效果，适当学会迂回才不至于半途而废。对此，中共中央显然要英明很多。比如，在新一轮高调反腐的局势下，由于诸多大案都不同程度涉及到省部级高官，得罪了权贵利益集团，因而在内部遭遇很大阻力。为了避免“打老虎”行动遭遇到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弹，中共中央提出“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贪新思路，决定“先治标”，拿下一些关键人物，以之震慑各级官员，遏制住腐败扩大趋势，然后再稳步推进。在目前看来，这一思路是切实可行的。
　　启示之三：“打老虎”要有预流意识、制度意识，不能以人治为标准。在“打老虎”问题上，蒋经国之所以敢放豪言壮语，就在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然而让其没想到的是，也是蒋介石使他“打老虎”的梦想成为泡影。这表明，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都缺乏足够的预流意识和制度意识，他们没有预见到可能要发生的困难和障碍，所以一开始决心很大，而一旦遇到阻碍之后，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标准的人治就立刻凸显。对此，在当前的“打老虎”工作中也是急需引以为戒的。当然，今日之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备，只要国家领导人有为历史负责的胸怀，有改革自身的勇气，有深层反腐的预流意识，有制度反腐的坚强决心，“打老虎”工作就一定不会因某个人而偏废。
　　总之，在“打老虎”工作中，不仅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和勇气，更要有遏止“苍蝇”变成“老虎”的超前意识。同时，在反腐问题上，还要统一思想，要做到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只有如此，才能坚定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信念，才能获得整体推进反腐工作的正能量。倘若果真如此，不仅清明之政治风气可期、健康之政治生态可待，而且还会更加取信于民，使得党的群众路线永葆生机和活力，获得老百姓的真心拥护与爱戴。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责编/郭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