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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小说一度呈现出繁荣的状态, 许多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达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精神追求和崇高信仰。本文作者通过对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重读来重返80年代文学,指出在人性与政治的斗争和生命感觉与道德观念之间的较量中,作家张贤亮给出的答案是前者战胜后者,并讨论了性与政治话语权利的颠覆和重构问题。由此,作者认为张贤亮的系列作品把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伤痕和反思带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给予人们新的精神启示。
关键词: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精神启示文学策略
上世纪80年代前后对于历史反思和理性的伸张乃至于感性的舒展,这些都使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尤其是在文化界。知识分子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终于又可以张开嘴巴去申辩、呼吁、呐喊了。他们尽管身心都遭到了无辜又无辩的摧残,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知性;保持着一份忧国忧民的情操,也可以说是自己认为的责任。有着共同信仰和觉悟的文人们又处于了社会关注的中心。相对于90年代后的多元化特征,这一时期文人形象在整体上比较单一,这种单一体现在文学元素的各个方面。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右派”知识分子亲身的经历。
作家张贤亮以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系列中篇丰富了这个时期的文学景观,并且对当时文坛有一定的影响,作品中表现了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但是,笔者认为张贤亮的系列作品在众多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更具有意义开拓性的价值,把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伤痕和反思带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给予人们新的精神启示。
当时关于他的评论多为针对其作品作客观的道德阐述,少褒多贬。但毕竟是他第一次赤裸裸地把人的情欲之火投向了文学的殿堂;是他把人民在“文革”中的苦难和灾祸“美化”后,让读者甚至能感到酸酸的笑容;是他在作品中运用理性参与或者寓言象征攻击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到作品中,让道德、人性、政治的目的、个体生命的感觉相互斗争;是他敢于从政治和性的关系入手进行颠覆与重构话语的权利;是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小说是政治小说。
一、人性、政治、道德、生命的感觉
如果我们能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峰上冷静而从容地反观张贤亮的作品,则不难发现,张贤亮把对人性的探索提升到政治性、认识性、思辨性的话语新空间,蕴含着以前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从未带来的信息,其意义不仅在于设身处地地谛听作家发自灵魂深处的倾诉,更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认识历史中的根源问题、认识文学能发挥出的最强大力量、认识宇宙中最应该尊重的是“人”提供参考。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文革”后,出于对历史的反思,人们迫切要求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人”,要求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因此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人性问题的大讨论。张贤亮与其他大批作家一样自然也不甘寂寞,渴望借文学来回答这些问题。
他从政治、人性层面上还原“文革”本质的荒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思政治的内涵,用苦难的生活体验呼唤人的尊严与权利,以图重树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为个案设计了一个诠释的环境。“文革”期间十几年里,一个男劳改犯章永璘,面对一个女劳改犯黄香久展开持久的人性与政治的搏斗与自搏。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在扭曲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畸形的个体,展示了一个关于道德良心与个体生命感觉究竟谁为永恒必然的话题,让我们将目光对准了主人公章永璘,对准了那个扭曲的环境与荒谬的时代,也对准了活在或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其实很复杂的个体,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从总体上说,该篇不外两个主旨:人性与政治的斗争和生命感觉与道德观念之间的较量,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前者战胜后者。
章永璘在遇到黄香久以前,以一个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劳改犯的特殊感觉,一直进行着“夹着肉的气息却也夹着法国式罗曼蒂克幻想的柏拉图理想主义”的爱情,在遇到黄香久后默默忍受着被扼杀了创造力的身心所带来的无助,逐步承受着不能追寻渴望中的爱情而带来的痛苦,以及后来终于还是放弃了家的安宁,放弃了黄香久的情爱,放弃了一般犯人迫切的底层次的需求,而只身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真正的权利,或者能发挥其创造力的其它东西。道德观念与生命感觉的较量,表现在他对所受教育带来的约束的一种超越:初识黄香久时表现出极端自我约束的一种嘲弄,以及婚后黄香久背叛他时对她的谅解,并在圣贤及大青马教化下有了“找回自我”的顿悟与行为,等等。在这里,作者把章永璘刻画成了一个具有分裂人格的人,一方面具有环境赋予他追求浅层次需求的生物性,另一方面,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特有身份,在本能以外还追求着更高的需要,如创造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超越道德束缚实现自由的需要、找到生命感觉的需要等。章永磷跨过了道德约束所获得的自由与成就,这比起那些所谓的政治公理和道德律令来,是真正永恒的。作者塑造了一个努力追求生命感觉的人,更再现了追求本身的艰辛历程。
二、关于性与政治话语权的颠覆和重构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在经过十年“文革”动乱后浴火重生,正如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所说:“所有开头都包含着回忆的因素。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任何这类重新开头的企图,其根本性质中有某种彻底的任意。”所以,新时期文学在对“文革”灾难的倾诉和思考中开始了。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历史中,知识分子以颠覆“文革”时期的“革命话语”,来建构了对“现在”和“未来”的想象和规划,谋求和确立他们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和话语权力。
“文化大革命”实质是高度的政治专制,个人的思考被认为是极度危险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这种革命要从肉体和精神上压制人的欲望。性快感和享受爱情在革命的名义下从个人身上剥夺,“文革”时期的各种革命团体都在对人进行监视和驯化。当代学者南帆所说:“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弗·詹姆逊也说过:“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作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从这个层面上理解,章永璘从“无性”到“有性”这一情节的设计是一种策略性质的转变,从“文革”中解脱的知识分子必须打破一种“被阉割”的处境,于是“性”便和权力发生了关系。揭示这种内在关系的意义在于,他表达了知识分子在被禁锢了人性之后要求重新掌握话语权力和政治地位的野心,而历史的发展也给他们制造了这样的契机。章永璘最后果断地离开了黄香久,就在于他已经意识到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或者权力。
“文革”在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场话语权力争夺的革命,“文革”始于思想界与文化界的争论,这种争论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运动,波及社会的每个领域。“文革”的发动者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革命话语”,这种话语不仅约束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操控了整个文艺界。而知识分子正因为拥有大众话语的权力,所以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最多的打击和迫害。当十年“文革”猝然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能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动向的改变。苦难的经历和使命感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拥有了颠覆文革话语、重构“现代性”话语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从政治和性的关系入手进行颠覆与重构是合法的。
小说以反革命分子章永璘第一人称回忆了他在文革期间的被蹂躏和感情上的摧残,小说涉及了男主人公在一种扭曲心理下,失去了“性能力”,而后又在一次偶然的抢险救灾之后,恢复了“性能力”的情节。当“性”还被人们当作禁区的时候,当作家还忙于表现社会的变革时,张贤亮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套路。但小说并不是单纯为了展现人的生理需求,而揭示政治与性的某种隐秘的关系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也可以说是他进行话语颠覆与重构的一种策略,这是因为文化专制发展到巅峰的“文革”,性和政治也正是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两个话语范畴,这种颠覆是作者对知识分子自身话语权力的确立。“文革”的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无疑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具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更看中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但在“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章永璘之所以成为“性无能”,实质上就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困境的隐喻,就像文中的大青马所说的:“我甚至怀疑你们整个知识界都被阉割掉了,至少是被发达的语言败坏了。”在张贤亮看来,用亲身的经历来控诉这种专制的暴力系统,恐怕比任何形式都有力度。新时期的政治体系要通过打破这套旧的权力系统来建构,新时期作家的这类作品就成为建构新的权力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参与这种颠覆和建构,他们的主体地位和作家的身份才得以重新确立。
三、结语
张贤亮曾坦言:“真正的作家(不一定是好作家)在本质上总是关心社会的,关心政治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是一本疾声呼唤政治、经济、道德全面改革的书。”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揭露“文革”罪行的一个政治文本,但小说具有超越一般“伤痕”、“反思”小说的深层意蕴,它从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来反观生命的意义。这当中,人性战胜了政治,生命的感觉战胜了道德,并揭示了政治与性的某种隐蔽的关系,进而用“性”强大的力量来颠覆主流话语的权利。于是,张贤亮在文学中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小到对人最基本的需求和尊重,大到颠覆、重构话语权利的梦想的空间。这些,也使得张贤亮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个最有争议的作家。
这个新的空间给我们的精神启示无非是为价值重建抛弃扭曲的思想、扭曲的意识、扭曲的政治,从而开启人民的智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空间,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从文革中走出来,在作者开辟的新空间中呼唤人的尊严与权利,重新树立创造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为更多的人能够“自由地活着。”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说打破了一个禁区,从而为作者赢得了声名,尽管这种声名毁誉参半,但就其文学策略来说是成功的,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无法掩盖他的首创之功,在此之后的文学便逐渐冒犯着禁区,走向了欲望的狂欢。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福柯.性史[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3]裴毅然.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5]田美琳.张贤亮小说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6]李遇春.拯救灵魂的忏悔录——张贤亮小说的精神分析[J].小说评论,2001,(3).
[7]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关键词: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精神启示文学策略
上世纪80年代前后对于历史反思和理性的伸张乃至于感性的舒展,这些都使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尤其是在文化界。知识分子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终于又可以张开嘴巴去申辩、呼吁、呐喊了。他们尽管身心都遭到了无辜又无辩的摧残,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知性;保持着一份忧国忧民的情操,也可以说是自己认为的责任。有着共同信仰和觉悟的文人们又处于了社会关注的中心。相对于90年代后的多元化特征,这一时期文人形象在整体上比较单一,这种单一体现在文学元素的各个方面。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右派”知识分子亲身的经历。
作家张贤亮以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系列中篇丰富了这个时期的文学景观,并且对当时文坛有一定的影响,作品中表现了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但是,笔者认为张贤亮的系列作品在众多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更具有意义开拓性的价值,把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伤痕和反思带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给予人们新的精神启示。
当时关于他的评论多为针对其作品作客观的道德阐述,少褒多贬。但毕竟是他第一次赤裸裸地把人的情欲之火投向了文学的殿堂;是他把人民在“文革”中的苦难和灾祸“美化”后,让读者甚至能感到酸酸的笑容;是他在作品中运用理性参与或者寓言象征攻击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到作品中,让道德、人性、政治的目的、个体生命的感觉相互斗争;是他敢于从政治和性的关系入手进行颠覆与重构话语的权利;是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小说是政治小说。
一、人性、政治、道德、生命的感觉
如果我们能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峰上冷静而从容地反观张贤亮的作品,则不难发现,张贤亮把对人性的探索提升到政治性、认识性、思辨性的话语新空间,蕴含着以前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从未带来的信息,其意义不仅在于设身处地地谛听作家发自灵魂深处的倾诉,更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认识历史中的根源问题、认识文学能发挥出的最强大力量、认识宇宙中最应该尊重的是“人”提供参考。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文革”后,出于对历史的反思,人们迫切要求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人”,要求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因此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人性问题的大讨论。张贤亮与其他大批作家一样自然也不甘寂寞,渴望借文学来回答这些问题。
他从政治、人性层面上还原“文革”本质的荒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思政治的内涵,用苦难的生活体验呼唤人的尊严与权利,以图重树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为个案设计了一个诠释的环境。“文革”期间十几年里,一个男劳改犯章永璘,面对一个女劳改犯黄香久展开持久的人性与政治的搏斗与自搏。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在扭曲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畸形的个体,展示了一个关于道德良心与个体生命感觉究竟谁为永恒必然的话题,让我们将目光对准了主人公章永璘,对准了那个扭曲的环境与荒谬的时代,也对准了活在或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其实很复杂的个体,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从总体上说,该篇不外两个主旨:人性与政治的斗争和生命感觉与道德观念之间的较量,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前者战胜后者。
章永璘在遇到黄香久以前,以一个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劳改犯的特殊感觉,一直进行着“夹着肉的气息却也夹着法国式罗曼蒂克幻想的柏拉图理想主义”的爱情,在遇到黄香久后默默忍受着被扼杀了创造力的身心所带来的无助,逐步承受着不能追寻渴望中的爱情而带来的痛苦,以及后来终于还是放弃了家的安宁,放弃了黄香久的情爱,放弃了一般犯人迫切的底层次的需求,而只身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真正的权利,或者能发挥其创造力的其它东西。道德观念与生命感觉的较量,表现在他对所受教育带来的约束的一种超越:初识黄香久时表现出极端自我约束的一种嘲弄,以及婚后黄香久背叛他时对她的谅解,并在圣贤及大青马教化下有了“找回自我”的顿悟与行为,等等。在这里,作者把章永璘刻画成了一个具有分裂人格的人,一方面具有环境赋予他追求浅层次需求的生物性,另一方面,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特有身份,在本能以外还追求着更高的需要,如创造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超越道德束缚实现自由的需要、找到生命感觉的需要等。章永磷跨过了道德约束所获得的自由与成就,这比起那些所谓的政治公理和道德律令来,是真正永恒的。作者塑造了一个努力追求生命感觉的人,更再现了追求本身的艰辛历程。
二、关于性与政治话语权的颠覆和重构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在经过十年“文革”动乱后浴火重生,正如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所说:“所有开头都包含着回忆的因素。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任何这类重新开头的企图,其根本性质中有某种彻底的任意。”所以,新时期文学在对“文革”灾难的倾诉和思考中开始了。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历史中,知识分子以颠覆“文革”时期的“革命话语”,来建构了对“现在”和“未来”的想象和规划,谋求和确立他们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和话语权力。
“文化大革命”实质是高度的政治专制,个人的思考被认为是极度危险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这种革命要从肉体和精神上压制人的欲望。性快感和享受爱情在革命的名义下从个人身上剥夺,“文革”时期的各种革命团体都在对人进行监视和驯化。当代学者南帆所说:“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弗·詹姆逊也说过:“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作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从这个层面上理解,章永璘从“无性”到“有性”这一情节的设计是一种策略性质的转变,从“文革”中解脱的知识分子必须打破一种“被阉割”的处境,于是“性”便和权力发生了关系。揭示这种内在关系的意义在于,他表达了知识分子在被禁锢了人性之后要求重新掌握话语权力和政治地位的野心,而历史的发展也给他们制造了这样的契机。章永璘最后果断地离开了黄香久,就在于他已经意识到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或者权力。
“文革”在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场话语权力争夺的革命,“文革”始于思想界与文化界的争论,这种争论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运动,波及社会的每个领域。“文革”的发动者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革命话语”,这种话语不仅约束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操控了整个文艺界。而知识分子正因为拥有大众话语的权力,所以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最多的打击和迫害。当十年“文革”猝然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知识分子比其他群体更能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动向的改变。苦难的经历和使命感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拥有了颠覆文革话语、重构“现代性”话语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从政治和性的关系入手进行颠覆与重构是合法的。
小说以反革命分子章永璘第一人称回忆了他在文革期间的被蹂躏和感情上的摧残,小说涉及了男主人公在一种扭曲心理下,失去了“性能力”,而后又在一次偶然的抢险救灾之后,恢复了“性能力”的情节。当“性”还被人们当作禁区的时候,当作家还忙于表现社会的变革时,张贤亮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套路。但小说并不是单纯为了展现人的生理需求,而揭示政治与性的某种隐秘的关系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也可以说是他进行话语颠覆与重构的一种策略,这是因为文化专制发展到巅峰的“文革”,性和政治也正是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两个话语范畴,这种颠覆是作者对知识分子自身话语权力的确立。“文革”的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无疑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具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更看中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但在“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章永璘之所以成为“性无能”,实质上就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困境的隐喻,就像文中的大青马所说的:“我甚至怀疑你们整个知识界都被阉割掉了,至少是被发达的语言败坏了。”在张贤亮看来,用亲身的经历来控诉这种专制的暴力系统,恐怕比任何形式都有力度。新时期的政治体系要通过打破这套旧的权力系统来建构,新时期作家的这类作品就成为建构新的权力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参与这种颠覆和建构,他们的主体地位和作家的身份才得以重新确立。
三、结语
张贤亮曾坦言:“真正的作家(不一定是好作家)在本质上总是关心社会的,关心政治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是一本疾声呼唤政治、经济、道德全面改革的书。”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揭露“文革”罪行的一个政治文本,但小说具有超越一般“伤痕”、“反思”小说的深层意蕴,它从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来反观生命的意义。这当中,人性战胜了政治,生命的感觉战胜了道德,并揭示了政治与性的某种隐蔽的关系,进而用“性”强大的力量来颠覆主流话语的权利。于是,张贤亮在文学中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小到对人最基本的需求和尊重,大到颠覆、重构话语权利的梦想的空间。这些,也使得张贤亮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个最有争议的作家。
这个新的空间给我们的精神启示无非是为价值重建抛弃扭曲的思想、扭曲的意识、扭曲的政治,从而开启人民的智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空间,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从文革中走出来,在作者开辟的新空间中呼唤人的尊严与权利,重新树立创造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为更多的人能够“自由地活着。”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说打破了一个禁区,从而为作者赢得了声名,尽管这种声名毁誉参半,但就其文学策略来说是成功的,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无法掩盖他的首创之功,在此之后的文学便逐渐冒犯着禁区,走向了欲望的狂欢。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福柯.性史[M].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3]裴毅然.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5]田美琳.张贤亮小说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6]李遇春.拯救灵魂的忏悔录——张贤亮小说的精神分析[J].小说评论,2001,(3).
[7]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