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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峰诸山刻石以一个崖群刻的形式出现，历代考据、著录尤多、各家不一。本文根据近年来的调查材料，对云峰诸山刻石的数量、书写者、内容、成因和书法艺术风格等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刻石；书法；考略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铁山摩崖。”“云峰诸山刻石”系指分布在山东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市的天柱山和青州市的百峰山(今称玲珑山)的石刻文字。云峰诸山刻石以一个摩崖石刻群的特殊形式，开摩崖群刻之先河。
云峰诸山刻石最早见著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是书只著录了郑道昭的《郑羲上、下碑》、《登云峰山诗》、《东堪石室铭》以及郑述祖的《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数种题刻。迄清代中叶，金石考据之风日盛，阮元亲临云峰诸山，访碑摩挲，并著入《山左金石志》和《山左北朝石存目》，所录较多。清杨守敬《荧阳郑氏碑目》著入《云峰石刻》38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有“云峰山石刻四十二种”，但未详列其名，方若《校碑随笔》则列《云峰山全拓》47种。前人所录至多，然或因搜寻不尽，或因合二为一，或因开山石佚，各家著录不一。有名无实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云峰诸山刻石之确数，尤难定断。据近年来的调查材料整理归纳，云峰诸山刻石概数如下：云峰山23种，太基山17种，天柱山7种，百峰山5种。
关于云峰诸山刻石的书写者，后人颇多争议。云峰诸山刻石凡52种，除云峰山《重登云峰山记》、太基山《石人题字》、《云居馆山门题字》、天柱山《姚宝显造塔记》、《天柱山铭》和《天柱山颂》等6种隶书，传为北齐郑述祖书，太基山《双钩白云堂》，书者无考，《双钩小白云堂》系后人仿刻，其余诸山刻石凡44种，前人多考为北魏郑道昭书。
郑道昭(公元455—516年)，荥阳开封人，郑羲次子，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魏书》载“(伯僖)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徙员外散骑常侍郎，迁国子祭酒，出为平东将军，光州、青州刺史，加平南将军，谥文恭。郑道昭之父郑羲，“文为辞首，学实宗儒。”郑道昭之子郑述祖(公元485年—565年)，《北史》载“述祖字恭文，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历任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长史。齐天保，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兖州刺史，迁光州刺史。”郑述祖与其父郑道昭为官皆“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民所爱。其时百姓有歌唱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相同。”据史料记载，荥阳郑氏，自东汉以来，一直是望门大族，连荣不衰。及至南北朝，郑氏与崔、卢、王氏，同为北魏“四大家族”，荥阳一郡，殆为郑属。郑道昭父子三代，都曾官光州(今山东掖县)刺史，光州大地无处不留下他们的足迹。政务之暇，云峰、太基诸山也常成了他们“拂衣槃桓”、题诗镌刻的世外桃源，于是便留下了闻名遐迩、震烁古今的云峰诸山刻石。
云峰诸山刻石大多刻在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岩石之上，其镌刻形式除双钩《白云堂》外，其他概为阴文，书体有楷书和隶书二种。题刻年代，上自北魏，下至北周。字径大者三、四十厘米，小者仅五厘米。内容之多者逾千言，少则四、五字。其体裁丰富多样，有题名、游记、铭告、诗、颂等。诸山刻石，或宏篇巨制、或简单题刻，或谨严规范、或萧散浩逸，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书法代表作有北魏《郑羲上、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东堪石室铭》、《登太基山诗》。其他则为一些零星的题刻，如《上游下息题字》、《左阙题字》、《当门石坐题字》、《青烟之寺题字》等等。北齐有《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和《云居馆山门题字》等，皆为隶书。现择郑道昭典型之作，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云峰诸山刻石的书法艺术。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兖州刺史郑羲之碑》，此碑有上、下碑各一。上碑在山东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20行，每行50字。下碑在山东掖县云峰山之阴，二碑皆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立。上、下两碑铭文大体相同，内容为记述北魏郑道昭之父郑羲的生平事迹，唯《下碑》较《上碑》多三百余字。《下碑》有额正书“荥阳郑文公之碑”七字，碑文末有“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因《下碑》石材较《上碑》好，故《下碑》书丹惬意，游刃有余，其流传亦多。今人言《郑文公碑》者，多指《下碑》。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草篆……。”《郑文公碑》较之北朝诸刻，“字独真正，”笔力千钧，当为北碑大字正书之规范。诚如清叶昌炽《语石》所云：“唐初欧、虞、褚、薛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正书，一人而己。”此虽过誉之言，亦可看出此碑影响之大。有清以来，取法《郑文公》之名家者(如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李瑞清等)，无不对此推崇备至。
《论经书诗》和《观海童诗》在云峰山。其书法布局萧散，笔力雄健，字势浩宕，相比较而言，前者较宽绰规范，与《郑文公》一脉相承，后者较茂密谨严，同《张猛龙》有相通之处。在云峰诸山刻石中，《论经书诗》以其碑幅广(312×327厘米)、字径大(三倍于《郑文公》)、笔力劲健，气势磅礴，翘楚于云峰诸山刻石。叶昌炽《语石》云：“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书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是刻亦当北朝大字楷书之典范。云峰诸山刻石，题字最多，题诗次之，题诗论经者，则唯《论经书诗》。郑氏家族，多以儒家思想立世，然诸山刻石中亦不乏道家语。自东汉佛教传入国土，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儒、释、道三家并存，相互斗争。儒、道皆我国本土之宗教，二者相容相助。在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中，主儒家者众，儒道兼容者有之。其时道教对书法之影响，自不待言。东晋有羲、献父子，北朝有崔浩，南朝有陶弘景等书家，亦信奉道教。郑道昭虽出身于中原望族，接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然他与当地道士交往频繁，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观其“万象自云云，焉用挂情忆。槃桓竟何为，云峰聊可息”，“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论经书诗》)“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洪波迎仙鹄，灵童飞玉车”，(《观海童诗》)“郑公乘烟入，道士披霞归”，(《咏飞仙室》)不乏仙家道语。此外，在云峰山还有《九仙题字》（注：原存《安期子题字》、《王子晋题字》、《赤松子题字》、《浮丘子题字》、《羡门子题字》等五仙题字，2000年又发现了其它四仙题字，它们是《神人子题字》、《列子题字》、《鸿崖子题字》、《赤□子题字》）。以仙人题山刻字，亦当其仙道思想之流露。郑道昭以儒为体，托道为用的思想体系以及藏名仙丘，流芳百世的摩崖石刻，或许可为云峰石刻成因之管窥。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以此来审视云峰诸山刻石，其为“一家”者，当成自家体。然诸山石刻亦不乏个性差异之作，或许正因为此，才有人得出《云峰石刻》“非郑氏一人之笔”的结论。一般来说，同一书家的不同作品，当有其个性风格之体现，如王书妍美遒润，颜书宽博雄强，此乃书家气质情性和审美理想之不同表现。大凡卓有建树的书家，皆能会古通今，专精善变，王羲之、颜真卿均是善变大家，其书作风格多样，极尽变化。作为以一个群体形式出现的云峰诸山刻石，不仅体现了北朝刻石书法的共同风格特征，而且也存在着鲜明的个性差异。相比较而言，云峰诸山刻石较其它北朝大字正书刻石规范一些，然其各刻间亦有个性风格之分野。如《郑羲上、下碑》、《观海童诗》、《登太基山诗》、《东堪石室铭》以及《北山门》、《南山门》、《青烟寺》、《玄灵宫》、《朱阳台》等零星题字，其书法结体宽博疏放，点画直中见曲，收放自如，线条粗细变化不大，起止转接形态却又分明可见。整体上气魄雄伟，圆浑苍劲，沉涩却又有流动之感。康有为评此为“圆笔之极轨。”又如《论经书诗》以及《天柱之山》、《上游天柱下息云峰》、《云峰之山》、《当门石坐》等零星题字，其书法体势开张、造型宽博而多奇构，点画劲直、用笔恣肆。再如《洛京道士太原郭静和》题字其点画线条瘦劲凝炼，筋骨强健，其结体表现为中宫紧敛而四周外射，静穆而逸宕，谨严而潇洒。此外，百峰山的《登百峰山诗》、《游槃之山》和《此白驹谷》等题字，因石质疏软，易于奏刀，故其刀意较浓，其纯用方笔，线条婉畅丰盈，有血有肉，方切与圆转交替变化，极富笔墨感。
云峰诸山刻石的个性风格之差异，一方面体现了书丹者善变之妙，另一方面亦当与石质、凿刻者有关，其各自风格的差异，不仅能佐证“书非郑氏一人手笔”，同时也能反证郑氏善变家法。无怪叶昌炽《语石》把云峰诸山刻石推崇备至，甚至发出“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的浩叹。
云峰诸山刻石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从书法发展史的立场来审视，它上承篆隶，下启行草，对书体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不仅融合了篆隶笔法，而且其书法当为大字正书之典范。对唐楷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书法风格史的角度审视，云峰诸山刻石其气度、法度虽不及汉人，然在北碑中独树一帜，“化北方之乔野”，于古拙粗陋的北碑之中显露出清新流丽。康有为云：“《云峰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嗟夫，云峰诸山，摩崖群刻，岂止“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而已哉?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8
[3]祝嘉，《书学史》，上海教育书店，1947
[4]王靖宪，《书法艺术·魏晋南北朝》，文物出版社，1996.3
[5]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
[6]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2
（作者简介：杨盛钦，1965—，男，江西九江人，艺术系副主任。研究方向：美术学。）
关键词：刻石；书法；考略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铁山摩崖。”“云峰诸山刻石”系指分布在山东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市的天柱山和青州市的百峰山(今称玲珑山)的石刻文字。云峰诸山刻石以一个摩崖石刻群的特殊形式，开摩崖群刻之先河。
云峰诸山刻石最早见著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是书只著录了郑道昭的《郑羲上、下碑》、《登云峰山诗》、《东堪石室铭》以及郑述祖的《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数种题刻。迄清代中叶，金石考据之风日盛，阮元亲临云峰诸山，访碑摩挲，并著入《山左金石志》和《山左北朝石存目》，所录较多。清杨守敬《荧阳郑氏碑目》著入《云峰石刻》38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有“云峰山石刻四十二种”，但未详列其名，方若《校碑随笔》则列《云峰山全拓》47种。前人所录至多，然或因搜寻不尽，或因合二为一，或因开山石佚，各家著录不一。有名无实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云峰诸山刻石之确数，尤难定断。据近年来的调查材料整理归纳，云峰诸山刻石概数如下：云峰山23种，太基山17种，天柱山7种，百峰山5种。
关于云峰诸山刻石的书写者，后人颇多争议。云峰诸山刻石凡52种，除云峰山《重登云峰山记》、太基山《石人题字》、《云居馆山门题字》、天柱山《姚宝显造塔记》、《天柱山铭》和《天柱山颂》等6种隶书，传为北齐郑述祖书，太基山《双钩白云堂》，书者无考，《双钩小白云堂》系后人仿刻，其余诸山刻石凡44种，前人多考为北魏郑道昭书。
郑道昭(公元455—516年)，荥阳开封人，郑羲次子，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魏书》载“(伯僖)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徙员外散骑常侍郎，迁国子祭酒，出为平东将军，光州、青州刺史，加平南将军，谥文恭。郑道昭之父郑羲，“文为辞首，学实宗儒。”郑道昭之子郑述祖(公元485年—565年)，《北史》载“述祖字恭文，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历任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长史。齐天保，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兖州刺史，迁光州刺史。”郑述祖与其父郑道昭为官皆“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民所爱。其时百姓有歌唱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相同。”据史料记载，荥阳郑氏，自东汉以来，一直是望门大族，连荣不衰。及至南北朝，郑氏与崔、卢、王氏，同为北魏“四大家族”，荥阳一郡，殆为郑属。郑道昭父子三代，都曾官光州(今山东掖县)刺史，光州大地无处不留下他们的足迹。政务之暇，云峰、太基诸山也常成了他们“拂衣槃桓”、题诗镌刻的世外桃源，于是便留下了闻名遐迩、震烁古今的云峰诸山刻石。
云峰诸山刻石大多刻在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岩石之上，其镌刻形式除双钩《白云堂》外，其他概为阴文，书体有楷书和隶书二种。题刻年代，上自北魏，下至北周。字径大者三、四十厘米，小者仅五厘米。内容之多者逾千言，少则四、五字。其体裁丰富多样，有题名、游记、铭告、诗、颂等。诸山刻石，或宏篇巨制、或简单题刻，或谨严规范、或萧散浩逸，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书法代表作有北魏《郑羲上、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东堪石室铭》、《登太基山诗》。其他则为一些零星的题刻，如《上游下息题字》、《左阙题字》、《当门石坐题字》、《青烟之寺题字》等等。北齐有《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和《云居馆山门题字》等，皆为隶书。现择郑道昭典型之作，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云峰诸山刻石的书法艺术。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兖州刺史郑羲之碑》，此碑有上、下碑各一。上碑在山东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20行，每行50字。下碑在山东掖县云峰山之阴，二碑皆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立。上、下两碑铭文大体相同，内容为记述北魏郑道昭之父郑羲的生平事迹，唯《下碑》较《上碑》多三百余字。《下碑》有额正书“荥阳郑文公之碑”七字，碑文末有“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因《下碑》石材较《上碑》好，故《下碑》书丹惬意，游刃有余，其流传亦多。今人言《郑文公碑》者，多指《下碑》。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草篆……。”《郑文公碑》较之北朝诸刻，“字独真正，”笔力千钧，当为北碑大字正书之规范。诚如清叶昌炽《语石》所云：“唐初欧、虞、褚、薛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正书，一人而己。”此虽过誉之言，亦可看出此碑影响之大。有清以来，取法《郑文公》之名家者(如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李瑞清等)，无不对此推崇备至。
《论经书诗》和《观海童诗》在云峰山。其书法布局萧散，笔力雄健，字势浩宕，相比较而言，前者较宽绰规范，与《郑文公》一脉相承，后者较茂密谨严，同《张猛龙》有相通之处。在云峰诸山刻石中，《论经书诗》以其碑幅广(312×327厘米)、字径大(三倍于《郑文公》)、笔力劲健，气势磅礴，翘楚于云峰诸山刻石。叶昌炽《语石》云：“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书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是刻亦当北朝大字楷书之典范。云峰诸山刻石，题字最多，题诗次之，题诗论经者，则唯《论经书诗》。郑氏家族，多以儒家思想立世，然诸山刻石中亦不乏道家语。自东汉佛教传入国土，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儒、释、道三家并存，相互斗争。儒、道皆我国本土之宗教，二者相容相助。在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中，主儒家者众，儒道兼容者有之。其时道教对书法之影响，自不待言。东晋有羲、献父子，北朝有崔浩，南朝有陶弘景等书家，亦信奉道教。郑道昭虽出身于中原望族，接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然他与当地道士交往频繁，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观其“万象自云云，焉用挂情忆。槃桓竟何为，云峰聊可息”，“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论经书诗》)“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洪波迎仙鹄，灵童飞玉车”，(《观海童诗》)“郑公乘烟入，道士披霞归”，(《咏飞仙室》)不乏仙家道语。此外，在云峰山还有《九仙题字》（注：原存《安期子题字》、《王子晋题字》、《赤松子题字》、《浮丘子题字》、《羡门子题字》等五仙题字，2000年又发现了其它四仙题字，它们是《神人子题字》、《列子题字》、《鸿崖子题字》、《赤□子题字》）。以仙人题山刻字，亦当其仙道思想之流露。郑道昭以儒为体，托道为用的思想体系以及藏名仙丘，流芳百世的摩崖石刻，或许可为云峰石刻成因之管窥。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以此来审视云峰诸山刻石，其为“一家”者，当成自家体。然诸山石刻亦不乏个性差异之作，或许正因为此，才有人得出《云峰石刻》“非郑氏一人之笔”的结论。一般来说，同一书家的不同作品，当有其个性风格之体现，如王书妍美遒润，颜书宽博雄强，此乃书家气质情性和审美理想之不同表现。大凡卓有建树的书家，皆能会古通今，专精善变，王羲之、颜真卿均是善变大家，其书作风格多样，极尽变化。作为以一个群体形式出现的云峰诸山刻石，不仅体现了北朝刻石书法的共同风格特征，而且也存在着鲜明的个性差异。相比较而言，云峰诸山刻石较其它北朝大字正书刻石规范一些，然其各刻间亦有个性风格之分野。如《郑羲上、下碑》、《观海童诗》、《登太基山诗》、《东堪石室铭》以及《北山门》、《南山门》、《青烟寺》、《玄灵宫》、《朱阳台》等零星题字，其书法结体宽博疏放，点画直中见曲，收放自如，线条粗细变化不大，起止转接形态却又分明可见。整体上气魄雄伟，圆浑苍劲，沉涩却又有流动之感。康有为评此为“圆笔之极轨。”又如《论经书诗》以及《天柱之山》、《上游天柱下息云峰》、《云峰之山》、《当门石坐》等零星题字，其书法体势开张、造型宽博而多奇构，点画劲直、用笔恣肆。再如《洛京道士太原郭静和》题字其点画线条瘦劲凝炼，筋骨强健，其结体表现为中宫紧敛而四周外射，静穆而逸宕，谨严而潇洒。此外，百峰山的《登百峰山诗》、《游槃之山》和《此白驹谷》等题字，因石质疏软，易于奏刀，故其刀意较浓，其纯用方笔，线条婉畅丰盈，有血有肉，方切与圆转交替变化，极富笔墨感。
云峰诸山刻石的个性风格之差异，一方面体现了书丹者善变之妙，另一方面亦当与石质、凿刻者有关，其各自风格的差异，不仅能佐证“书非郑氏一人手笔”，同时也能反证郑氏善变家法。无怪叶昌炽《语石》把云峰诸山刻石推崇备至，甚至发出“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的浩叹。
云峰诸山刻石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从书法发展史的立场来审视，它上承篆隶，下启行草，对书体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不仅融合了篆隶笔法，而且其书法当为大字正书之典范。对唐楷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书法风格史的角度审视，云峰诸山刻石其气度、法度虽不及汉人，然在北碑中独树一帜，“化北方之乔野”，于古拙粗陋的北碑之中显露出清新流丽。康有为云：“《云峰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嗟夫，云峰诸山，摩崖群刻，岂止“藏名隐仙丘，希言养神直”而已哉?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8
[3]祝嘉，《书学史》，上海教育书店，1947
[4]王靖宪，《书法艺术·魏晋南北朝》，文物出版社，1996.3
[5]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
[6]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2
（作者简介：杨盛钦，1965—，男，江西九江人，艺术系副主任。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