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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纽约大学艾米莉·阿普特教授出版了其著作《反世界文学：基于不可译理念》，出于一种“不可译”思维下的世界文学体系，阿普特重点关照了亚洲的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不可译;亚洲现代性;世界文学
在《反世界文学：基于不可译理念》中，阿普特敏锐地注意到近年来国际现代主义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促使人们需要新的文学史范式，以便将“亚洲现代性”提升为一个具备理论高度和文化特性的术语。的确，对于亚洲，人们越来越关注其现代性的多重帝国主义性，正如“东方学”所解读的那样。如今，在亚洲内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继续作为文学技巧和流派的一个重要标准，但重点是西方形式如何使亚洲现代性重新定义现代主义。阿普特援引台湾中央研究院彭小妍的话，“当新感觉主义从欧洲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时，它引起的时间上、地域上的民族对现代主义的反思”，[1]即历史遗留的所谓“跨文化现代性”，因此基于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周期参数标准的根深蒂固被彭小妍视为比较文学史中一种时间框架的障碍，阿普特对此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她举例论证在20世纪早期美国和欧洲所进行的实验性写作，包括意识流叙事，自由诗体和多语言诗论，在这些进程涌动的同时，旧有的现代主义时间框架概念迫使亚洲现代性被分割出局至边緣地带，欧洲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配合着资本化、同质化的世界主义范式夺去了亚洲的民族主义与西方化、世界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个人主义与激进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文化现象进入世界文学讨论圈子的民主权利，这是一种迥异于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的思考路径却又殊途同归。
无奈之处在于，上述问题的思考在二战后现代性解放中并未得到体现，学术视野上的零星发声也未能起到集体观念更迭的作用，尤其对于比较文学界而言，1958年教堂山会议时韦勒克等人针对法国学派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2]的批评倒更类似于新旧两个权力中心的相互掣肘，而不是备受期盼的边际话语的解放。这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谓：“争取解放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逃避旧的权力模式，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新的权力模式之下”。[3]而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崛起令阿普特感叹道：“这种异质的现代主义并不希望欧洲和美洲的现代主义方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理所当然的发生，而是继续在邓小平1978年改革的觉醒中，作为一个通称来表示对‘民主’的渴望。”[4]阿普特道出了亚洲以非“他者”形象进行现代性讨论圈子的诉求似乎更近于政治、经济、军事强大的馈赠，对于进入现代性圈子的“民主”需求倒反向成为了西方应对中国崛起的筹码。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在阐释阿普特教授对亚洲现代性的关切基础上引导一种亚洲内部的自我反思及对该问题腐朽本质的思考，因为亚洲现代性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地域、时间、族群内文化政治问题的代名词，而是根须扎进更为宽阔深远的世界权力关系格局的一个刺出地表并对特定族群和国度造成伤害的毒刺，同时这也刺醒抱有实力主义幻想的民族，依靠实力提升来争夺话语权，并凭此进入“经典”圈子的做法实则与为虎作伥别无二致，这意味着亚洲以及其他被现代性规则标识为边缘的地区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解放，并且还要从被欧洲思维模式占据的权力中心所把持和定义的庸俗化多元、平等语境的温水中勇敢上岸。
参考文献
[1] Peng Hsiao-yen， 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neur， and the Translatot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Par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 [美]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9.
[3] Charles Taylor， “Foucault on Freedom and Power”. Michel Foucaul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VEd. Barry Smart. London： Routledge， 1995， 334.
[4] Emily Apter，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Verso Press， 2013， 59.
关键词：不可译;亚洲现代性;世界文学
在《反世界文学：基于不可译理念》中，阿普特敏锐地注意到近年来国际现代主义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促使人们需要新的文学史范式，以便将“亚洲现代性”提升为一个具备理论高度和文化特性的术语。的确，对于亚洲，人们越来越关注其现代性的多重帝国主义性，正如“东方学”所解读的那样。如今，在亚洲内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继续作为文学技巧和流派的一个重要标准，但重点是西方形式如何使亚洲现代性重新定义现代主义。阿普特援引台湾中央研究院彭小妍的话，“当新感觉主义从欧洲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时，它引起的时间上、地域上的民族对现代主义的反思”，[1]即历史遗留的所谓“跨文化现代性”，因此基于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周期参数标准的根深蒂固被彭小妍视为比较文学史中一种时间框架的障碍，阿普特对此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她举例论证在20世纪早期美国和欧洲所进行的实验性写作，包括意识流叙事，自由诗体和多语言诗论，在这些进程涌动的同时，旧有的现代主义时间框架概念迫使亚洲现代性被分割出局至边緣地带，欧洲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配合着资本化、同质化的世界主义范式夺去了亚洲的民族主义与西方化、世界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个人主义与激进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文化现象进入世界文学讨论圈子的民主权利，这是一种迥异于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的思考路径却又殊途同归。
无奈之处在于，上述问题的思考在二战后现代性解放中并未得到体现，学术视野上的零星发声也未能起到集体观念更迭的作用，尤其对于比较文学界而言，1958年教堂山会议时韦勒克等人针对法国学派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2]的批评倒更类似于新旧两个权力中心的相互掣肘，而不是备受期盼的边际话语的解放。这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谓：“争取解放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逃避旧的权力模式，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新的权力模式之下”。[3]而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崛起令阿普特感叹道：“这种异质的现代主义并不希望欧洲和美洲的现代主义方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理所当然的发生，而是继续在邓小平1978年改革的觉醒中，作为一个通称来表示对‘民主’的渴望。”[4]阿普特道出了亚洲以非“他者”形象进行现代性讨论圈子的诉求似乎更近于政治、经济、军事强大的馈赠，对于进入现代性圈子的“民主”需求倒反向成为了西方应对中国崛起的筹码。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在阐释阿普特教授对亚洲现代性的关切基础上引导一种亚洲内部的自我反思及对该问题腐朽本质的思考，因为亚洲现代性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地域、时间、族群内文化政治问题的代名词，而是根须扎进更为宽阔深远的世界权力关系格局的一个刺出地表并对特定族群和国度造成伤害的毒刺，同时这也刺醒抱有实力主义幻想的民族，依靠实力提升来争夺话语权，并凭此进入“经典”圈子的做法实则与为虎作伥别无二致，这意味着亚洲以及其他被现代性规则标识为边缘的地区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解放，并且还要从被欧洲思维模式占据的权力中心所把持和定义的庸俗化多元、平等语境的温水中勇敢上岸。
参考文献
[1] Peng Hsiao-yen， 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neur， and the Translatot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Par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 [美]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9.
[3] Charles Taylor， “Foucault on Freedom and Power”. Michel Foucaul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VEd. Barry Smart. London： Routledge， 1995， 334.
[4] Emily Apter，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Verso Press， 2013，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