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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制度不进行改革或者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随着我国工业改革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随着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俨然已成为一个“界别”或者功能社群。换言之，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已经趋于制度化。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界于农村和城市之间、非工非农的农民工。而现行制度的方方面面却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进行改革或者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的权利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因为农民工制度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
农民和工人原本是对职业的一种划分，但服务于计划经济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其转变成为对身份的一种划分。并且，又以这种身份划分为基础，形成了商品配给、就业、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口流动和商品供给、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松动，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由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进展十分缓慢。因此，虽然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但“农民工”现象却是“中国特产”。
中国农民工制度已经存在了近30年，以“缺少文化、亦工亦农、以农为根”为特点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向往城市文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没有太多留恋，更希望融入并最终定居在城市，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更多需求。他们受过教育，更具民主、平等和维权意识，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现象具有更低的容忍度。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
加快农民工制度改革，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
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产业工人。以人口居住登记取代户籍管理，赋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外来工的本地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消除城乡分治和地区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取消“外来工”和“农民工”等带有身份歧视色彩的称谓，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同工同酬、同工同权，用现代产业工人制度取代农民工制度，让体制外的农民工转变为体制内的产业工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从体制外回归到体制内。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打破城乡分割，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农村人口纳入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中来。打破地区分割，不断提高社会统筹的层级，最终实现全国统筹。
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主流。赋予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证农民工的合理诉求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得到表达，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最终在文化上、政治上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主流。青岛港对农民工一视同仁，政治上享有平等权利。人人都有话语权，都能参政议政。民主选举65名农民工代表参加集团每年两次的职代会，共商发展大计、参与港口决策。集团出台有关规定时，广泛征求农民工的意见，对于农民工提出的“金点子”、创造的科技成果件件给肯定、件件有奖励。积极发展农民工人党入团，目前港口已有农民工党员250多名、团员1670多名。
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吸引、培养和留住农民工人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农民工规划设计职业生涯通道，与城市工享有平等的晋升机会。在业务技能培训上加大投入，不仅重使用更要重培养。建立薪酬、荣誉、情感的长效激励机制，让干得好的农民工名利双收，形成正确导向，加快转变步伐。青岛港专门出台了装卸工人评职称的长效机制，评聘了193名装卸工艺员、助理装卸工艺师、装卸工艺师，使农民工也能像知识分子一样评职称，开创了全国企业的先河。以取得优秀创新成果的农民工名字命名了350多项员工品牌。对表现出色的农民工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有540多人担任了班长、副班长，37人担任了队长、副队长。
总之，“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随着我国工业改革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随着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俨然已成为一个“界别”或者功能社群。换言之，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已经趋于制度化。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界于农村和城市之间、非工非农的农民工。而现行制度的方方面面却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进行改革或者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的权利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因为农民工制度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
农民和工人原本是对职业的一种划分，但服务于计划经济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其转变成为对身份的一种划分。并且，又以这种身份划分为基础，形成了商品配给、就业、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口流动和商品供给、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松动，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由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进展十分缓慢。因此，虽然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但“农民工”现象却是“中国特产”。
中国农民工制度已经存在了近30年，以“缺少文化、亦工亦农、以农为根”为特点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向往城市文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没有太多留恋，更希望融入并最终定居在城市，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更多需求。他们受过教育，更具民主、平等和维权意识，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现象具有更低的容忍度。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
加快农民工制度改革，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做起：
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产业工人。以人口居住登记取代户籍管理，赋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外来工的本地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消除城乡分治和地区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取消“外来工”和“农民工”等带有身份歧视色彩的称谓，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同工同酬、同工同权，用现代产业工人制度取代农民工制度，让体制外的农民工转变为体制内的产业工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从体制外回归到体制内。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打破城乡分割，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部农村人口纳入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中来。打破地区分割，不断提高社会统筹的层级，最终实现全国统筹。
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主流。赋予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证农民工的合理诉求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得到表达，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最终在文化上、政治上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主流。青岛港对农民工一视同仁，政治上享有平等权利。人人都有话语权，都能参政议政。民主选举65名农民工代表参加集团每年两次的职代会，共商发展大计、参与港口决策。集团出台有关规定时，广泛征求农民工的意见，对于农民工提出的“金点子”、创造的科技成果件件给肯定、件件有奖励。积极发展农民工人党入团，目前港口已有农民工党员250多名、团员1670多名。
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吸引、培养和留住农民工人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农民工规划设计职业生涯通道，与城市工享有平等的晋升机会。在业务技能培训上加大投入，不仅重使用更要重培养。建立薪酬、荣誉、情感的长效激励机制，让干得好的农民工名利双收，形成正确导向，加快转变步伐。青岛港专门出台了装卸工人评职称的长效机制，评聘了193名装卸工艺员、助理装卸工艺师、装卸工艺师，使农民工也能像知识分子一样评职称，开创了全国企业的先河。以取得优秀创新成果的农民工名字命名了350多项员工品牌。对表现出色的农民工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有540多人担任了班长、副班长，37人担任了队长、副队长。
总之，“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