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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幸之助是企业经营界的一个异数,而且是只有日本才能孕育出来的异数。
观看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你会觉得,传统与新潮,东方与西方,保守与创新,在他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在其他地方很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东西,在幸之助身上却显得那么和谐。
对于中国人来说,年长者看到松下幸之助的文章,可能会有一种亲切感。有点文史基础的,会觉得幸之助的经营之道,明明就是中国古籍《大学》的商业现代版。所谓企业价值观云云,不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吗?所谓经营之道,不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吗?所谓用人之道,不就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但对80后来说,可能松下幸之助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些浅近通俗而且略嫌重复的说教,似乎同《大话西游》中的唐僧差不多。
被西方管理学说洗过脑的学者,可能会觉得松下幸之助的唠叨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然而,如果推崇德鲁克,当看到德鲁克对公司精神的强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论证等内容时,就会发现,德鲁克的论证,与幸之助的思考如出一辙。德鲁克强调,公司精神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支撑点,它影响着企业文化,更影响着重大政策。公司的核心理念、经营哲学、领导方式、用人机制等等,乃至公司所有的行为准则,都受公司精神的支配。而这种精神又来自于公司核心人物的价值观。尤其是德鲁克关于公司必须赚钱,而赚钱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论证,几乎是沿着幸之助的思路展开的。所不同处在于,德鲁克是进行理性的论证,幸之助则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可见,松下幸之助并非浪得虚名。
松下幸之助的个人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学徒磨炼,使他养成了商人的基本品质。而经历过溺水、车祸等死里逃生的考验,经历过肺结核病的折磨,使他承受了多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磨难,由此而萌发出领袖群伦的宿命意识。随着幸之助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他深信,上天赋予了他拯救关西商界、拯救日本、甚至拯救世界的使命。在二战前后,他几乎就是日本关西商界的领袖。随着日本的崛起,他将自己思考的重点转移到振兴日本、为世界作出贡献方面。而这一切,都同日本关西和关东的冲突有关。
日本的企业中,一直存在关西和关东的抗争。大阪是关西商业重镇,东京是关东新兴城市。在大阪人眼里,关东都是暴发户;而在东京人眼里,关西全是土老帽。关西以历史而自豪,关东以新潮而高傲。两地的电器制式都不一样,一直互相较劲要争个你高我低。在索尼的BATA和松下的VHS录像机制式之争中,尽管松下冠冕堂皇地强调这是出于顾客需要,但是,谁也难以保证其中就没有关东和关西抗争的因素。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没有停步在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层次上,而要成为全日本的经营哲学领袖,同这种复兴关西商业领导地位的暗中努力不无关系。当然,日本人的性格和脾气,使这种叫劲不会挂在脸上,更不会诉诸文字。
正是这种环境,使松下幸之助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在事业取得成就后,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哲学式思考上面,从而使他在管理学发展史上赢得了思想家的地位。关西的商家,不屑于在凯恩斯或者加尔布雷斯那儿寻求艰深的理论支持,甚至连亚当·斯密也不大提起,而是要用自己的实绩说话。而幸之助一口柔和的关西腔,率直、平易、浅白但又富于哲理的语录体,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取得空前成功的雄厚资本,使他成为日本商业思想最恰当的代言人。
至于松下公司发展过程中采用的经营模式,比如事业部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尽管也受到业界的广泛推崇,但原创性并不强烈。真正有价值的,是幸之助对企业使命的不断探讨,以及由此扩展到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从管理思想的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PHP”可能比松下电器的贡献更大。
经过二战的挫折,反思战争责任和对和平的追求,使松下幸之助在战后最艰难的时期开始了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研究。1946年,在松下的企业经营尚且处于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幸之助就主持成立了PHP研究所,而且提出了“民主主义就是繁荣主义”的观点,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1952年,他又组建了新政治经济研究会,探讨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问题。幸之助本人,还曾在这个研究会中提出日本由工业立国、贸易立国转向旅游立国的设想。在幸之助辞去松下社长职务后,他开始再度重视PHP研究,并且把眼光由公司经营扩展到国家经营。1963年,他在国际经营科学委员会上发表《我的经营哲学》讲演,认为国家与企业一样,必须要有合适的经营理念。对于日本战后的发展,幸之助有他独到的看法。60年代,许多人为日本在战后的快速崛起而咋舌,但幸之助认为,日本的战后恢复靠的是外力,如果不发展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振奋国民精神,那么,日本就会在发展中遇到危机。这些思考,使松下幸之助不断赢得日本乃至世界的关注。
“PHP”计划的核心,就是通过繁荣带来和平与幸福。松下幸之助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从根本上矫正社会的不良状况,立足于从人性、从诚实正直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各种制度的应有形态,以促进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之路。1946年,PHP杂志正式创刊。从此,这个杂志就成为松下幸之助思想的发言阵地。PHP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五花八门,只要是有关社会发展的内容无所不包,在战后不久刚刚开始PHP研究时,幸之助就把PHP起步阶段的研究概括为十个方面,包括:研究使劳动者生活丰富,研究人类智力、情感和意志的施展发挥,促进人们对民主的正确理解,研究劳资冲突与合作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减少浪费来促进繁荣,研究如何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研究如何实现税收负担的合理公正,研究产业结构、企业分工和经济政策,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作用,研究如何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正是这种广泛关注,使幸之助的思想不断扩展与深化。
但是,幸之助强调,PHP研究绝不能变成象牙塔中的书斋作业,而是要付诸实践。他说:“在研究所里,把诸先觉者解释清楚的大自然的规律的学说作为引导,广泛采纳一般大众的共同的智慧,进而吸取现代各方面的有识者的评论,综合所谓天地之声,总结出符合现状的方策来。但是,这种研究最终是以实行为目的的,不能满足于单纯总结归纳研究的结果。”幸之助的聪明之处恰恰就在这里,他的思考最终走向对整个人类前途的思考,以1972年出版的《思考人类》为标志,使他的思想再一次升华。然而,他始终强调自己是实践者。
我们要把握松下幸之助的思想,必须考察他的实践。然而,如果仅仅看到他的具体做法,而对他的思想视而不见,则会流于技巧式学习甚至模仿。社歌语录之类东西,在松下幸之助的手里,是取得成功的措施,脱离了他的思想内涵,就可能变为弄巧成拙的东施效颦。作为以实业起家的管理思想家,松下幸之助在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统一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管理学书斋化的弊病,回归到实践出真知的早期传统,同时又给这一传统注入了展望未来的新内容。借用大前研一的话来说,松下的公司之歌、终身雇用等等,不过是一种皮相,幸之助真正的贡献,在于他那些卓越的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繁荣的洞见。
观看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你会觉得,传统与新潮,东方与西方,保守与创新,在他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在其他地方很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东西,在幸之助身上却显得那么和谐。
对于中国人来说,年长者看到松下幸之助的文章,可能会有一种亲切感。有点文史基础的,会觉得幸之助的经营之道,明明就是中国古籍《大学》的商业现代版。所谓企业价值观云云,不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吗?所谓经营之道,不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吗?所谓用人之道,不就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但对80后来说,可能松下幸之助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些浅近通俗而且略嫌重复的说教,似乎同《大话西游》中的唐僧差不多。
被西方管理学说洗过脑的学者,可能会觉得松下幸之助的唠叨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然而,如果推崇德鲁克,当看到德鲁克对公司精神的强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论证等内容时,就会发现,德鲁克的论证,与幸之助的思考如出一辙。德鲁克强调,公司精神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支撑点,它影响着企业文化,更影响着重大政策。公司的核心理念、经营哲学、领导方式、用人机制等等,乃至公司所有的行为准则,都受公司精神的支配。而这种精神又来自于公司核心人物的价值观。尤其是德鲁克关于公司必须赚钱,而赚钱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论证,几乎是沿着幸之助的思路展开的。所不同处在于,德鲁克是进行理性的论证,幸之助则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可见,松下幸之助并非浪得虚名。
松下幸之助的个人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学徒磨炼,使他养成了商人的基本品质。而经历过溺水、车祸等死里逃生的考验,经历过肺结核病的折磨,使他承受了多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磨难,由此而萌发出领袖群伦的宿命意识。随着幸之助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他深信,上天赋予了他拯救关西商界、拯救日本、甚至拯救世界的使命。在二战前后,他几乎就是日本关西商界的领袖。随着日本的崛起,他将自己思考的重点转移到振兴日本、为世界作出贡献方面。而这一切,都同日本关西和关东的冲突有关。
日本的企业中,一直存在关西和关东的抗争。大阪是关西商业重镇,东京是关东新兴城市。在大阪人眼里,关东都是暴发户;而在东京人眼里,关西全是土老帽。关西以历史而自豪,关东以新潮而高傲。两地的电器制式都不一样,一直互相较劲要争个你高我低。在索尼的BATA和松下的VHS录像机制式之争中,尽管松下冠冕堂皇地强调这是出于顾客需要,但是,谁也难以保证其中就没有关东和关西抗争的因素。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没有停步在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层次上,而要成为全日本的经营哲学领袖,同这种复兴关西商业领导地位的暗中努力不无关系。当然,日本人的性格和脾气,使这种叫劲不会挂在脸上,更不会诉诸文字。
正是这种环境,使松下幸之助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在事业取得成就后,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哲学式思考上面,从而使他在管理学发展史上赢得了思想家的地位。关西的商家,不屑于在凯恩斯或者加尔布雷斯那儿寻求艰深的理论支持,甚至连亚当·斯密也不大提起,而是要用自己的实绩说话。而幸之助一口柔和的关西腔,率直、平易、浅白但又富于哲理的语录体,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取得空前成功的雄厚资本,使他成为日本商业思想最恰当的代言人。
至于松下公司发展过程中采用的经营模式,比如事业部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尽管也受到业界的广泛推崇,但原创性并不强烈。真正有价值的,是幸之助对企业使命的不断探讨,以及由此扩展到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从管理思想的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PHP”可能比松下电器的贡献更大。
经过二战的挫折,反思战争责任和对和平的追求,使松下幸之助在战后最艰难的时期开始了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研究。1946年,在松下的企业经营尚且处于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幸之助就主持成立了PHP研究所,而且提出了“民主主义就是繁荣主义”的观点,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1952年,他又组建了新政治经济研究会,探讨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问题。幸之助本人,还曾在这个研究会中提出日本由工业立国、贸易立国转向旅游立国的设想。在幸之助辞去松下社长职务后,他开始再度重视PHP研究,并且把眼光由公司经营扩展到国家经营。1963年,他在国际经营科学委员会上发表《我的经营哲学》讲演,认为国家与企业一样,必须要有合适的经营理念。对于日本战后的发展,幸之助有他独到的看法。60年代,许多人为日本在战后的快速崛起而咋舌,但幸之助认为,日本的战后恢复靠的是外力,如果不发展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振奋国民精神,那么,日本就会在发展中遇到危机。这些思考,使松下幸之助不断赢得日本乃至世界的关注。
“PHP”计划的核心,就是通过繁荣带来和平与幸福。松下幸之助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从根本上矫正社会的不良状况,立足于从人性、从诚实正直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各种制度的应有形态,以促进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之路。1946年,PHP杂志正式创刊。从此,这个杂志就成为松下幸之助思想的发言阵地。PHP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五花八门,只要是有关社会发展的内容无所不包,在战后不久刚刚开始PHP研究时,幸之助就把PHP起步阶段的研究概括为十个方面,包括:研究使劳动者生活丰富,研究人类智力、情感和意志的施展发挥,促进人们对民主的正确理解,研究劳资冲突与合作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减少浪费来促进繁荣,研究如何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研究如何实现税收负担的合理公正,研究产业结构、企业分工和经济政策,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作用,研究如何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正是这种广泛关注,使幸之助的思想不断扩展与深化。
但是,幸之助强调,PHP研究绝不能变成象牙塔中的书斋作业,而是要付诸实践。他说:“在研究所里,把诸先觉者解释清楚的大自然的规律的学说作为引导,广泛采纳一般大众的共同的智慧,进而吸取现代各方面的有识者的评论,综合所谓天地之声,总结出符合现状的方策来。但是,这种研究最终是以实行为目的的,不能满足于单纯总结归纳研究的结果。”幸之助的聪明之处恰恰就在这里,他的思考最终走向对整个人类前途的思考,以1972年出版的《思考人类》为标志,使他的思想再一次升华。然而,他始终强调自己是实践者。
我们要把握松下幸之助的思想,必须考察他的实践。然而,如果仅仅看到他的具体做法,而对他的思想视而不见,则会流于技巧式学习甚至模仿。社歌语录之类东西,在松下幸之助的手里,是取得成功的措施,脱离了他的思想内涵,就可能变为弄巧成拙的东施效颦。作为以实业起家的管理思想家,松下幸之助在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统一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管理学书斋化的弊病,回归到实践出真知的早期传统,同时又给这一传统注入了展望未来的新内容。借用大前研一的话来说,松下的公司之歌、终身雇用等等,不过是一种皮相,幸之助真正的贡献,在于他那些卓越的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繁荣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