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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堂吉诃德和狂人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经典的“癫狂”形象。他们共同的“疯癫”，让人们不得不感叹人类生活在“空间上隔得极远，心灵上相距甚近的广阔的世界。”这就是中西文学的魅力所在，人性之共有。跨越国界，沟通中西文学，我们可见这两个“癫狂”之人有着相似之处同时又不失自己的个性特点。深入认识堂吉诃德和狂人的形象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两部伟大作品的理解，更有利于在跨文化的视角下认识中西的差别。本文将从思想、心理、结局三个主要方面剖析两个“疯癫”之人，阐释两者的共性和个性，以期对堂吉诃德和狂人形成全面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堂吉诃德；狂人；思想；心理；结局
作者简介：李浩，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学专业跨文化交际与语言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3
狂人和堂吉诃德都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疯癫形象，经过岁月的洗礼，其两人所表现的“癫狂”应该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和共同性，也有一定的孤立性和独特性，这就是典型人物之所以能够经历时间考验之原因。
一、两个“癫狂”之人的思想
總体来看，堂吉诃德和狂人的思想有着共通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他们的思想是进步的。两个人被周围之人视为疯子，在人群中他们是孤立无援，又不被世人所理解的。[1]都具有思维反常的精神疾病都带有知识分子普遍性的精神孤独。堂吉诃德所处的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摆脱了“蒙昧”的状态，张扬人性是大势所趋。他瘦骨嶙峋，却抱有“兼济天下”之心，凭借手中的长矛想锄强扶弱，力图恢复他所幻想的理想世界。狂人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各种新思想喷薄而出的时代，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整个国民精神的革命是必然趋势。[2]他发出了国人第一声呐喊，看不惯“吃人”的社会，“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振聋发聩。
我们可以把两个“疯癫”之人的思想视为先进超前的，他们作为先觉者是在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看清社会的现状，寄希望于光明的未来。堂吉诃德理想的是“幸福的岁月啊，时代的幸福啊，无怪乎古人称之为‘黄金世纪’，并非现今黑铁时代视如至宝的黄金，与彼时唾手可得，盖因生活与彼时之众生不知‘你的’和‘我的’二词为何物。在那纯朴的时代，万物皆为共有，每日之实物彼等只需伸手即可获得……”[3]他描绘的即是中国古代儒家所设想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甚至这种乌托邦似的社会已经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先进的思想超越了几百年，在那个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的西班牙，资产阶级还在苦苦追寻建立一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疯狂”的堂吉诃德却石破天惊提出了这个设想。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去苦苦追求，不可不说是“伟大”。在当时的社会这种思想是异想天开，这是堂吉诃德之“癫狂”。反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他也是在“迫害妄想症”中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目和未来的方向，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解放，依然处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下，没有撼动其根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旧中国人民的蒙昧无知表示了深深的担忧，狂人是一个先行者，他在“疯癫”中看清了社会的本质，形形色色的人加入了“吃人”的行列，在这个社会中做着认为理所应当的“吃人”之事，也甘心“被吃”，完全没有觉醒。狂人作为“另类”存在，看清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寄希望于未来，发出了最后的咆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4]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是新社会的变革力量，只有他们才能担起重任，改变这个“吃人”的社会和旧中国人民的落后愚昧思想，这种见解是进步的，建立新秩序的重任还要靠年青一代不断为之努力奋斗，这是狂人之“疯癫”。他们都提出了新的思想，表达了愿望，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创作一个新的社会，只是处于特定的年代和社会环境，显得和众人“格格不入”，新思想便被视为了“异端”。
堂吉诃德和狂人虽然都是旧社会的觉醒者，他们的思想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方面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堂吉诃德的思想视为“坚定”，而狂人的思想视为“怀疑”。堂吉诃德的英雄气概伴随着他游侠的一生，作为思想的先行者，解救被打的小孩，对被押的犯人施以援手，帮助“落难”的公主等等一系列行为只源于他坚定的信仰，即使别人恩将仇报他也不看作自己做错了事，而把责任推到魔法师作怪。不管自己被打得伤痕累累都没有动摇，只要别人有需要，只要弱者有求于他，都慷慨答应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他的愿望就是锄强扶弱，艰难险阻也挡不住自己行侠仗义之心，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堂吉诃德所追求的。狂人同样是觉醒者，他的新思想就是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解救愚昧的旧中国人民，但他没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也没有“英雄情怀”，狂人生活在吃人的社会里，也生活在恐惧中，看到“吃人”的民众总会想“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这种恐惧萦绕在他的思想里，他有思想却不坚定，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可见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的思想对与错，徘徊在理性与现实之间的他迷茫无助，没有反抗这个黑暗的社会，最后怀疑自己也“吃人”，同样是旧社会旧制度的牺牲者和维护者，他自己也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最后寄希望于孩子，希望没有“吃人”的孩子来改造社会，反对封建制度。两者相比，我们看出堂吉诃德是无畏无惧的，而狂人是恐惧的，堂吉诃德表现出来的是对新思想坚定的信仰，而狂人却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当然我们说堂吉诃德最后清醒，也承认骑士小说对人的毒害，并规定自己的侄女不能嫁给读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但这和他的思想并不矛盾，他所追求的理想并没有变，坚定的信念也没有动摇，只是承认不合时宜罢了。狂人只是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看清了未来社会的前进方向，但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坚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屈服于强大的封建势力，因恐惧而徘徊。 二、两个“癫狂”之人的心理
堂吉诃德和狂人作为“癫狂”之人，那么心理分析是研究他们不可忽视之处。他们虽然疯癫，但心理状态却和常人无异，既受各自文明的影响，也是“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结合体，我们在看待他们的疯狂举动时，不要仅仅把他们归入到“异类”，也要注意他们也是“人”，只不过状态不同，但本质上还是相似的。
福柯曾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5]福柯从文明的角度分析造成疯癫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纵观两部作品，我们便能看出堂吉诃德和狂人的性格是带有文明特征的。堂吉诃德是西方海洋文明的产儿，而狂人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先行者。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堂吉诃德显露出的是敢于冒险的性格，他的游侠经历正是西方式的，认准了“骑士道”便始终不渝地去追寻，他把风车看成巨人却无畏无惧，只要听说不平之事便暴躁不安，行侠之心更加强烈，表现在他生活中的点滴。而狂人作为东方文明的产物自然不是“外扩”的性格，而带有东方特有的“内敛”，[6]他的“癫狂”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无拘无束”，“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看到没有月光的夜晚，便觉“不妙”，有着中国传统士人的情怀，月亮是明净和谐的，中华文明下的文人经常望月“抒怀”，沉浸在“意境”中便有“韵味无穷”之感。内敛的性格决定我們没有冒险的精神，也不会太思考人间之不平，可以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尽情享受以此来逃避现实。中国人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不如西方个性鲜明，作为“集体意识”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想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也要在共性的基础上才会被社会所接受。狂人看到别人的反应自然不可避免的显示出了我们东方文明下知识分子的特有心态，所以狂人的“内敛”也决定了他觉醒虽早但又会受到周围的“制约”，即使是在“癫狂”的状态下也不能随心所欲，即使“癫狂”，在内心深处还是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这种性格不论是什么状态在中国人这里都是植根于内心的。而堂吉诃德本来就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从古希腊开始，他们所描绘的即使是神也会有七情六欲，并没有多少道德伦理的束缚。文艺复兴更是人性解放的大运动，强调人性是主流，在这种文明中，在堂吉诃德“癫狂”后，自然其性格便会更有“外扩”的特点。所以说堂吉诃德和狂人虽然都是“癫狂”的状态，但是确实中西文明的特点导致了其心理特点，反映到了性格中也是如此。
西方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划分对我们分析堂吉诃德和狂人有一定的帮助，这种“前意识”、“潜意识”、和“意识”正是伴随在堂吉诃德和狂人生活中的，可以说他们都是三者的统一体。在他们意识中占主流的“超我”即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堂吉诃德自始自终在“癫狂”中都是“超我”心理所主导，他去行侠仗义并不是为了什么财富和名声，而是打抱不平，救济弱者反对强者，每当头破血流时只要想到他所谓的骑士精神和理想，那么他的人格就处于最上层。狂人也是“超我”意识占主流，在旧社会里，他是一个以新眼光看世界的人，他对“吃人”的旧社会深恶痛绝，在这种状态下对旧时的制度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疑问，将眼光视野放到了社会的角度，他所期盼的是“没有吃人之人”的社会，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他的心里却没有为自己着想，他所想到的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的现在和将来，良心和理想还在。两个“癫狂”之人的“超我”心理状态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在一种心理状态中游走，我们的堂吉诃德和狂人也是如此，他们虽然“癫狂”，但他们也是真实存在的人，也有正常人的情感。堂吉诃德每次冒险挨打后也会感到身体上的疼痛；他也有自己的心上人杜西内娅；在客店里遇见和情人相会而认错人的女仆人虽然内心想着自己不能背叛，但也会“把持不住”；有时候见到好的东西也会对桑丘说抢过来就好了这种贪图便宜的小市民心理……这种“本我”与“自我”的状态同样也存在于狂人身上，他生活在吃人的社会，害怕周围之人的眼色，害怕别人将他“吃掉”，以致非常迷茫彷徨，作为社会的另类人物，遭到别人的不理解和冷眼相待是正常的，有着害怕之心也纯属本能，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的，是人性所在。这种原始的、与生俱来的蕴含着人性中最接近兽性的一些本能性的冲动的“本我”和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监督自我、予以适当满足的“自我”也是堂吉诃德和狂人的心理特点。他们虽然“癫狂”，但也是这三者的“统一体”。
三、两个“癫狂”之人的结局
堂吉诃德和狂人作为“癫狂之人”，是众人眼中的“疯子”，那么他们必然不为社会所接受，这种“离群”的行为带给他们的不会是美满幸福，因为单凭他们一己之力改变不了现实，更不可能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所以说堂吉诃德和狂人是以悲剧为结局。如果深入文本，走进他们的内心，我们便不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可笑的，相反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敬仰。虽是失败，但他们是时代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给我们麻木的内心以震撼。[7]虽然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悲剧，但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在导致悲剧的原因上却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所选择之路、心路历程和信仰。
堂吉诃德是悲剧的，他的疯狂行为带给我们欢笑，但是更多的是惋惜。他的一生是奋斗的，外出游侠既建立骑士的荣誉， 也除暴安良主持正义。他同情那些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人民，在他的骑士道精神的外衣下包含着许多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尽管自己身体瘦弱但在杀富济穷的冒险过程中，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做出常人不敢为之事，什么样的敌人都毫不怯懦。虽然他满怀善良的愿望，但结果常常却是 “空怀壮志饮恨亡”，适得其反，害了别人自己也遭了罪。[8]但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种不屈不挠精神却令人敬佩。而作为一个没落贵族他的反抗斗争精神对处于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西班牙人民来说更是一种鼓舞，是唤起他们思想觉醒的钟声。他最后一次游侠经历结束，只能回到家乡，最后郁郁而终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觉醒到生命尽头一直坚持自己所想，即使清醒时痛斥骑士小说对人的毒害，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自己行为本身之错。他认识到骑士道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但是他的思想和信念并没有错，他建立一个“清明”世界的奋斗也没有错。所以从本质上说他并没有向他最后认为正确的思想妥协，只是最后他的愿望和奋斗没有结果，不无遗憾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狂人也是悲剧的，他只有思想却没有行动，最后走向了妥协，他所看到的，他所希望的未来更遥远更渺茫，他屈服了，又重新回到了时代的大潮中。对于社会和一个先觉者来说也是悲剧。他的觉醒并不晚，在“癫狂”中早已知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但在吃人的社会他却迟迟没有做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从自己处于“被吃”的状态，到自己也是“吃人”的一份子，他认识到“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然后他的“癫狂”也就在此时结束，恢复了正常，也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又“倒退”到以前，处在萌芽中的先进思想妥协于强大的封建势力，清醒后“赴某地候补矣”！又加入了“吃人”的行列，狂人的悲剧不是自己的悲剧，而是时代的、妥协的悲剧。[9]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认为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从而达到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这句话来形容堂吉诃德和狂人再适合不过，堂吉诃德的悲剧结局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悲悯”之心，其故事不得不使情感得到净化，我们有了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是无私、兼济天下的，可以为了美好的理想而不断奋斗，无怨无悔，这种气魄怎能不值得我们尊敬！狂人在癫狂中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和社会的毒害，这种思想也有助于旧中国的人民思想上的觉醒，他最后的“回归”，是否也会引发人们的思考？是敢于向前迈出一步还是继续做封建势力的奴仆？正是始于这样的思考和抉择，那些革命先驱才会一个个前赴后继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悲剧的魅力所在和精神教化作用。那么我们又会思考，造成堂吉诃德和狂人悲剧的原因相同吗？黑格尔把由心灵性的差异产生的分裂视为真正重要的矛盾，才是最理想的悲剧冲突。他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无意识的行动造成导致的冲突，二是有意识的行动导致的冲突，三是行动本身并不引起冲突，而是有其他关系与情境所决定的人物的内心冲突。[10]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悲剧都有第三种冲突的作用，即他们周围的人和所生活的社会对他们造成的冲突，也就是叔本华认为最有价值的由剧中人的不同地位和相互关系所造成的，如前文所述，这里不再强调。狂人的悲剧我们可以说是第一种情况造成的悲剧冲突，他的“疯癲”状态“比较严重”，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所看到的是事实，却是以一个不正常之人的眼光看待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惶恐不安却没有实际行动去改变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的确“疯了”，处于无意识的“本我”状态，他并不是“超人”，只是一个“癫狂”之人而已。反观堂吉诃德也是一个“疯子”，但他却处于“疯与不疯”之间，似乎没有那么严重，更何况还有清醒的时候，他的悲剧属于第二种，他是有意识的，他很“清醒”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所以他有行动，是有“思想”的！这点上他确实要比狂人强一些！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造成他们悲剧结局的因素之一。
别林斯基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的文化域境为《堂吉诃德》这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新的解读视角。而《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基础，其深刻的思想挖掘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典型人物的比较研究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于深入理解两部文学作品，对于中西跨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税海模.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跨文明比较[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
[2]严静.简论堂吉诃德与狂人“疯癫”意象[J].淮阴师范学院论坛，2015.
[3]（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5]（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上海：三联书店，2012.
[6]李新平.简论堂吉诃德与狂人的心理特征[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
[7]吴秋煊.试析堂吉诃德和狂人形象的共通性[J].现代语文，2009.
[8]苏婧.堂吉诃德人物形象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探析[J].语文学刊，2008.
[9]熊学敏.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再探讨[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
[10]孟庆枢 杨守深.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堂吉诃德；狂人；思想；心理；结局
作者简介：李浩，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学专业跨文化交际与语言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3
狂人和堂吉诃德都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疯癫形象，经过岁月的洗礼，其两人所表现的“癫狂”应该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和共同性，也有一定的孤立性和独特性，这就是典型人物之所以能够经历时间考验之原因。
一、两个“癫狂”之人的思想
總体来看，堂吉诃德和狂人的思想有着共通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他们的思想是进步的。两个人被周围之人视为疯子，在人群中他们是孤立无援，又不被世人所理解的。[1]都具有思维反常的精神疾病都带有知识分子普遍性的精神孤独。堂吉诃德所处的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摆脱了“蒙昧”的状态，张扬人性是大势所趋。他瘦骨嶙峋，却抱有“兼济天下”之心，凭借手中的长矛想锄强扶弱，力图恢复他所幻想的理想世界。狂人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各种新思想喷薄而出的时代，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整个国民精神的革命是必然趋势。[2]他发出了国人第一声呐喊，看不惯“吃人”的社会，“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振聋发聩。
我们可以把两个“疯癫”之人的思想视为先进超前的，他们作为先觉者是在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看清社会的现状，寄希望于光明的未来。堂吉诃德理想的是“幸福的岁月啊，时代的幸福啊，无怪乎古人称之为‘黄金世纪’，并非现今黑铁时代视如至宝的黄金，与彼时唾手可得，盖因生活与彼时之众生不知‘你的’和‘我的’二词为何物。在那纯朴的时代，万物皆为共有，每日之实物彼等只需伸手即可获得……”[3]他描绘的即是中国古代儒家所设想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甚至这种乌托邦似的社会已经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先进的思想超越了几百年，在那个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的西班牙，资产阶级还在苦苦追寻建立一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疯狂”的堂吉诃德却石破天惊提出了这个设想。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去苦苦追求，不可不说是“伟大”。在当时的社会这种思想是异想天开，这是堂吉诃德之“癫狂”。反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他也是在“迫害妄想症”中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目和未来的方向，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解放，依然处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下，没有撼动其根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旧中国人民的蒙昧无知表示了深深的担忧，狂人是一个先行者，他在“疯癫”中看清了社会的本质，形形色色的人加入了“吃人”的行列，在这个社会中做着认为理所应当的“吃人”之事，也甘心“被吃”，完全没有觉醒。狂人作为“另类”存在，看清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寄希望于未来，发出了最后的咆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4]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是新社会的变革力量，只有他们才能担起重任，改变这个“吃人”的社会和旧中国人民的落后愚昧思想，这种见解是进步的，建立新秩序的重任还要靠年青一代不断为之努力奋斗，这是狂人之“疯癫”。他们都提出了新的思想，表达了愿望，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创作一个新的社会，只是处于特定的年代和社会环境，显得和众人“格格不入”，新思想便被视为了“异端”。
堂吉诃德和狂人虽然都是旧社会的觉醒者，他们的思想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方面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堂吉诃德的思想视为“坚定”，而狂人的思想视为“怀疑”。堂吉诃德的英雄气概伴随着他游侠的一生，作为思想的先行者，解救被打的小孩，对被押的犯人施以援手，帮助“落难”的公主等等一系列行为只源于他坚定的信仰，即使别人恩将仇报他也不看作自己做错了事，而把责任推到魔法师作怪。不管自己被打得伤痕累累都没有动摇，只要别人有需要，只要弱者有求于他，都慷慨答应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他的愿望就是锄强扶弱，艰难险阻也挡不住自己行侠仗义之心，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堂吉诃德所追求的。狂人同样是觉醒者，他的新思想就是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解救愚昧的旧中国人民，但他没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也没有“英雄情怀”，狂人生活在吃人的社会里，也生活在恐惧中，看到“吃人”的民众总会想“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这种恐惧萦绕在他的思想里，他有思想却不坚定，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可见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的思想对与错，徘徊在理性与现实之间的他迷茫无助，没有反抗这个黑暗的社会，最后怀疑自己也“吃人”，同样是旧社会旧制度的牺牲者和维护者，他自己也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最后寄希望于孩子，希望没有“吃人”的孩子来改造社会，反对封建制度。两者相比，我们看出堂吉诃德是无畏无惧的，而狂人是恐惧的，堂吉诃德表现出来的是对新思想坚定的信仰，而狂人却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当然我们说堂吉诃德最后清醒，也承认骑士小说对人的毒害，并规定自己的侄女不能嫁给读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但这和他的思想并不矛盾，他所追求的理想并没有变，坚定的信念也没有动摇，只是承认不合时宜罢了。狂人只是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看清了未来社会的前进方向，但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坚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屈服于强大的封建势力，因恐惧而徘徊。 二、两个“癫狂”之人的心理
堂吉诃德和狂人作为“癫狂”之人，那么心理分析是研究他们不可忽视之处。他们虽然疯癫，但心理状态却和常人无异，既受各自文明的影响，也是“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结合体，我们在看待他们的疯狂举动时，不要仅仅把他们归入到“异类”，也要注意他们也是“人”，只不过状态不同，但本质上还是相似的。
福柯曾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5]福柯从文明的角度分析造成疯癫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纵观两部作品，我们便能看出堂吉诃德和狂人的性格是带有文明特征的。堂吉诃德是西方海洋文明的产儿，而狂人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先行者。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堂吉诃德显露出的是敢于冒险的性格，他的游侠经历正是西方式的，认准了“骑士道”便始终不渝地去追寻，他把风车看成巨人却无畏无惧，只要听说不平之事便暴躁不安，行侠之心更加强烈，表现在他生活中的点滴。而狂人作为东方文明的产物自然不是“外扩”的性格，而带有东方特有的“内敛”，[6]他的“癫狂”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无拘无束”，“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看到没有月光的夜晚，便觉“不妙”，有着中国传统士人的情怀，月亮是明净和谐的，中华文明下的文人经常望月“抒怀”，沉浸在“意境”中便有“韵味无穷”之感。内敛的性格决定我們没有冒险的精神，也不会太思考人间之不平，可以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尽情享受以此来逃避现实。中国人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不如西方个性鲜明，作为“集体意识”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想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也要在共性的基础上才会被社会所接受。狂人看到别人的反应自然不可避免的显示出了我们东方文明下知识分子的特有心态，所以狂人的“内敛”也决定了他觉醒虽早但又会受到周围的“制约”，即使是在“癫狂”的状态下也不能随心所欲，即使“癫狂”，在内心深处还是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这种性格不论是什么状态在中国人这里都是植根于内心的。而堂吉诃德本来就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从古希腊开始，他们所描绘的即使是神也会有七情六欲，并没有多少道德伦理的束缚。文艺复兴更是人性解放的大运动，强调人性是主流，在这种文明中，在堂吉诃德“癫狂”后，自然其性格便会更有“外扩”的特点。所以说堂吉诃德和狂人虽然都是“癫狂”的状态，但是确实中西文明的特点导致了其心理特点，反映到了性格中也是如此。
西方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划分对我们分析堂吉诃德和狂人有一定的帮助，这种“前意识”、“潜意识”、和“意识”正是伴随在堂吉诃德和狂人生活中的，可以说他们都是三者的统一体。在他们意识中占主流的“超我”即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堂吉诃德自始自终在“癫狂”中都是“超我”心理所主导，他去行侠仗义并不是为了什么财富和名声，而是打抱不平，救济弱者反对强者，每当头破血流时只要想到他所谓的骑士精神和理想，那么他的人格就处于最上层。狂人也是“超我”意识占主流，在旧社会里，他是一个以新眼光看世界的人，他对“吃人”的旧社会深恶痛绝，在这种状态下对旧时的制度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疑问，将眼光视野放到了社会的角度，他所期盼的是“没有吃人之人”的社会，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他的心里却没有为自己着想，他所想到的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的现在和将来，良心和理想还在。两个“癫狂”之人的“超我”心理状态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在一种心理状态中游走，我们的堂吉诃德和狂人也是如此，他们虽然“癫狂”，但他们也是真实存在的人，也有正常人的情感。堂吉诃德每次冒险挨打后也会感到身体上的疼痛；他也有自己的心上人杜西内娅；在客店里遇见和情人相会而认错人的女仆人虽然内心想着自己不能背叛，但也会“把持不住”；有时候见到好的东西也会对桑丘说抢过来就好了这种贪图便宜的小市民心理……这种“本我”与“自我”的状态同样也存在于狂人身上，他生活在吃人的社会，害怕周围之人的眼色，害怕别人将他“吃掉”，以致非常迷茫彷徨，作为社会的另类人物，遭到别人的不理解和冷眼相待是正常的，有着害怕之心也纯属本能，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的，是人性所在。这种原始的、与生俱来的蕴含着人性中最接近兽性的一些本能性的冲动的“本我”和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监督自我、予以适当满足的“自我”也是堂吉诃德和狂人的心理特点。他们虽然“癫狂”，但也是这三者的“统一体”。
三、两个“癫狂”之人的结局
堂吉诃德和狂人作为“癫狂之人”，是众人眼中的“疯子”，那么他们必然不为社会所接受，这种“离群”的行为带给他们的不会是美满幸福，因为单凭他们一己之力改变不了现实，更不可能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所以说堂吉诃德和狂人是以悲剧为结局。如果深入文本，走进他们的内心，我们便不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可笑的，相反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敬仰。虽是失败，但他们是时代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给我们麻木的内心以震撼。[7]虽然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悲剧，但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在导致悲剧的原因上却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所选择之路、心路历程和信仰。
堂吉诃德是悲剧的，他的疯狂行为带给我们欢笑，但是更多的是惋惜。他的一生是奋斗的，外出游侠既建立骑士的荣誉， 也除暴安良主持正义。他同情那些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人民，在他的骑士道精神的外衣下包含着许多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尽管自己身体瘦弱但在杀富济穷的冒险过程中，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做出常人不敢为之事，什么样的敌人都毫不怯懦。虽然他满怀善良的愿望，但结果常常却是 “空怀壮志饮恨亡”，适得其反，害了别人自己也遭了罪。[8]但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种不屈不挠精神却令人敬佩。而作为一个没落贵族他的反抗斗争精神对处于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西班牙人民来说更是一种鼓舞，是唤起他们思想觉醒的钟声。他最后一次游侠经历结束，只能回到家乡，最后郁郁而终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觉醒到生命尽头一直坚持自己所想，即使清醒时痛斥骑士小说对人的毒害，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自己行为本身之错。他认识到骑士道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但是他的思想和信念并没有错，他建立一个“清明”世界的奋斗也没有错。所以从本质上说他并没有向他最后认为正确的思想妥协，只是最后他的愿望和奋斗没有结果，不无遗憾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狂人也是悲剧的，他只有思想却没有行动，最后走向了妥协，他所看到的，他所希望的未来更遥远更渺茫，他屈服了，又重新回到了时代的大潮中。对于社会和一个先觉者来说也是悲剧。他的觉醒并不晚，在“癫狂”中早已知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但在吃人的社会他却迟迟没有做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从自己处于“被吃”的状态，到自己也是“吃人”的一份子，他认识到“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然后他的“癫狂”也就在此时结束，恢复了正常，也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又“倒退”到以前，处在萌芽中的先进思想妥协于强大的封建势力，清醒后“赴某地候补矣”！又加入了“吃人”的行列，狂人的悲剧不是自己的悲剧，而是时代的、妥协的悲剧。[9]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认为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从而达到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这句话来形容堂吉诃德和狂人再适合不过，堂吉诃德的悲剧结局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悲悯”之心，其故事不得不使情感得到净化，我们有了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是无私、兼济天下的，可以为了美好的理想而不断奋斗，无怨无悔，这种气魄怎能不值得我们尊敬！狂人在癫狂中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和社会的毒害，这种思想也有助于旧中国的人民思想上的觉醒，他最后的“回归”，是否也会引发人们的思考？是敢于向前迈出一步还是继续做封建势力的奴仆？正是始于这样的思考和抉择，那些革命先驱才会一个个前赴后继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悲剧的魅力所在和精神教化作用。那么我们又会思考，造成堂吉诃德和狂人悲剧的原因相同吗？黑格尔把由心灵性的差异产生的分裂视为真正重要的矛盾，才是最理想的悲剧冲突。他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无意识的行动造成导致的冲突，二是有意识的行动导致的冲突，三是行动本身并不引起冲突，而是有其他关系与情境所决定的人物的内心冲突。[10]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悲剧都有第三种冲突的作用，即他们周围的人和所生活的社会对他们造成的冲突，也就是叔本华认为最有价值的由剧中人的不同地位和相互关系所造成的，如前文所述，这里不再强调。狂人的悲剧我们可以说是第一种情况造成的悲剧冲突，他的“疯癲”状态“比较严重”，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所看到的是事实，却是以一个不正常之人的眼光看待的，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惶恐不安却没有实际行动去改变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的确“疯了”，处于无意识的“本我”状态，他并不是“超人”，只是一个“癫狂”之人而已。反观堂吉诃德也是一个“疯子”，但他却处于“疯与不疯”之间，似乎没有那么严重，更何况还有清醒的时候，他的悲剧属于第二种，他是有意识的，他很“清醒”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所以他有行动，是有“思想”的！这点上他确实要比狂人强一些！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造成他们悲剧结局的因素之一。
别林斯基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的文化域境为《堂吉诃德》这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新的解读视角。而《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基础，其深刻的思想挖掘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典型人物的比较研究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于深入理解两部文学作品，对于中西跨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税海模.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跨文明比较[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
[2]严静.简论堂吉诃德与狂人“疯癫”意象[J].淮阴师范学院论坛，2015.
[3]（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5]（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上海：三联书店，2012.
[6]李新平.简论堂吉诃德与狂人的心理特征[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
[7]吴秋煊.试析堂吉诃德和狂人形象的共通性[J].现代语文，2009.
[8]苏婧.堂吉诃德人物形象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探析[J].语文学刊，2008.
[9]熊学敏.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再探讨[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
[10]孟庆枢 杨守深.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