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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化冲击下，身份认同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造成了思想混乱，给民族团结与稳定造成巨大的挑战，建构身份认同成为现实之必然。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到个人和民族的身份问题，还涉及到国家和文化层面，身份认同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联系中才能建构起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紧密相连，他者作为自我必不可少的参照物，在原则上只能作为被贬损的对象来突出自我的优越性，否则不利于身份认同的建构。在日本人与亚洲其他人以及西方人身份建构过程中，稻米这一具有特殊属性的象征符号成为区别自我与他者的关键。
关键词：稻米；自我；他者；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21-04
《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的作者是日裔美籍学者大贯惠美子，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善长历史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研究。她的学术兴趣先由底特律华人研究转向日本原住民阿伊努人研究，后再次转向有文字记载的日本人研究。她先后发表《作为镜子的猴子：日本历史与仪式的转化》、《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間的身份认同》和《神风特工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等著作，分别通过猴子、稻米和樱花三个象征符号与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变化相联系，进而对日本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大贯惠美子在《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一书中，应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把稻米从食物属性的“能指”中分离出来，抽象为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由此，稻米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走上了由普通食物到建构日本身份认同的特殊历程，稻米问题也成为在自我遭受到他者威胁时的焦点。本文将以《作为自我的稻米》为基础，探讨稻米在日本历史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如何成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关键象征。
一、象征与日本稻作文化
象征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它通过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东西来反映或暗示某种事物的特点内涵，进而将象征符号所贮藏的深层意蕴表达出来。所以文化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重要的符号象征类型。”[1]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事物有很多，譬如樱花、和服、富士山等。以樱花为例，“日本的樱花从最初的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赞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国花”的变化历程，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推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以前的“帝国之花”变成了现在的“美丽日本”的象征”[2]。孰不知，稻米作为一种物化象征符号，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性与樱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稻米在日本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稻作文化，这种文化被许多日本人所认同，具有强大的内聚力，成为“一个民族的归属意识，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3]因而，每当日本民族面临外来威胁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时，日本人为了区分“自我群体”与“他者群体”之间的不同，加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认同感，稻米自觉地成为建构族群身份意识的关键象征。
稻米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其起源于亚洲大陆。亚洲的水稻主要有两个亚种：长粒米的籼稻型和短粒米的粳稻型。在日本，籼稻型种植时间较早但较短暂，而粳稻型也就是短粒米后来成为日本人种植和消费的独有类型。日本人把稻米作为自我隐喻的时间，正是稻作农业从亚洲大陆引进的时间。关于稻米引进日本的路线，目前学术界主要认为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路线。“北路从长江流域经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中路从长江口经东海或黄海进入日本。南路则从福建经台湾和琉球群岛传入日本九州岛。”[4]大约公元前350年，稻米传入日本之后，在其推广的过程中，稻作农业取代了绳纹时代长期实行的狩猎——采集经济，预示着农业化的弥生时代的来临。在日本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生产方式下，稻作农耕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发展，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稻作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稻作文化的影响下，弥生时代的水稻种植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使持久定居成为可能，它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18世纪法国学者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曾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5]可见，在表明“我是谁”时，饮食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它既构成了所谓生计模式的基础，还锚定了种族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稻米作为日本人最重要的膳食之一，日本人对稻米普遍存在强烈的情感色彩。从日本近世时期以来，农民为了稻米经常发生暴动，而且暴动数量越来越多且更加激烈。比如“在1590—1699年之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日本乡村有2755起暴动，其中372起暴乱与稻米问题相关。”[6]农民暴动证明在一些地区稻米在他们日常膳食中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稻米价格普遍较高时，日本人仍然会选择购买本国稻米。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他们食用的稻米数量很少，看起来也不昂贵，尽管每公斤的价格要高出美国好几倍，所以当面对进口稻米问题时，大多数日本人持反对态度。例如美国加州稻米和日本国产米非常相似，且加州短粒米的种子是从日本引进而来，但在日本人眼中，由于加州稻米是在外国土壤里生长的，它不能净化空气，也不能美化环境，所以稻米进口的反对者在强调国产米优点的同时，也强调加州米的不足。据调查，谈到稻米问题时，“23%的日本人关心稻米价格的降低，而65%是非经济因素的考虑。”[6]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当代日本对稻米的争论证明了日本人不仅仅把稻米看作填饱肚子的食物，日本人对稻米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被经济理性支配，稻米的进口问题是建立在广泛的涉及稻米意义的文化问题上的。由于日本人对稻作文化的深厚情感，使稻米从古代逐步发展起来的象征意义一直伴随着日本历史的进程。日本人所认同的稻作文化成为衡量异文化的价值尺度，当这种价值尺度受到威胁时，便会加强本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稻米在日本文化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饮食问题，而是加强日本民族身份认同感的的象征，是“日本社会内部社会群体从最小的单位家到全体日本人的集体自我的关键象征。”[6] 二、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在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这种认同只能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中生发出来，而这种认识首先来自最基本的社会生活。”[7]稻米作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的象征力量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社会群体成员对稻米的分享及它在话语中的使用。稻米成为一种民族认同的象征，在自我的隐喻中也最为重要。当日本人主动或者被动地与世界其它地方发生互动时，稻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成为日本人一个强有力的载体来思考与他者相遇时“自己是谁”以及与他者“有何区别”的问题，使稻米经常出现在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中。在日本历史上，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定义中，有两次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持久的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冲击，即5世纪到7世纪与高度发展的中华文明的相遇，以及19世纪末与西方文明的相遇。在这两次相遇中，日本人都被外面发达的文明所征服，并急切渴望地试图学习和模仿它们，但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形象，保卫自己的身份和自我，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日本关键历史时刻反复地出现在对自我的深思之中。
（一）作为自我的国产米与作为他者的外国米：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
日本的稻米虽从亚洲大陆引进，但日本人对稻米的深厚情感，使他们极力宣扬本国米的优越性，并把其用于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主要指中国人）的身份建构过程中。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源远流长，有着相似的文化傳统和风俗习惯。在唐朝时期，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无处不在。日本迫切地学习中华文明的先进之处，如汉字书写系统、冶金技术、城市规划等，并进行了一场对日本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化改新运动，奠定了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日本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和自我，显示中日文化的差异性，日本人以沙文主义姿态抵制中华文明，盲目地贬低他者文化，塑立自我的优越性。在构建自我的身份时，日本人把国产米作为自我的隐喻，外国米作为其他亚洲人的隐喻。一些日本国学家认为日本人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本国米是“神米”，而外国米是“下等米”，吃外国米就会衰弱而死。例如，明治时期最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矿工》中，把中国米等同于矿井下悲惨的生活，国产米等同于美好的生活，矿井外的生活才适合日本人。因而，在面对都以稻米作为主食的亚洲国家，日本人在身份建构过程中，日本人不得不把这个区别建立在日本土壤生长的国产米相对于外国米基础上。日本人通过稻米这个属性的不同，把自身与中国等其他亚洲人区别开来，在他们眼中，后者因食用不同种类的稻米而成为“他者”，使国产米与外国米的象征对立于日本人自我与边缘化的外部他者。
（二）作为自我的稻米和作为他者的肉：日本人与西方人
19世纪时，日本人意识到了他们封闭的国家外存在一个西方文明，他们感觉到在很多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的过程。而此时期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在日本人眼中，西方代替中国成为了超越的他者。但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强烈和自我意识浓厚，拒绝自身的从属地位，致力于与西方的平等，在定义自身的地位时，日本人在自我与西方他者的论述中，采用了稻米对立于肉的形式。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肉是西方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西方人的象征，而本国由于6世纪佛教的传入，在佛教戒杀生思想的影响下，法律上出现了对吃陆地动物肉的禁令，造成他们的膳食主要是稻米、鱼和蔬菜。据统计，“在西方国家的每日人均消费中，谷物消费量仅为160-190克；动物性原料消费量达650克左右，其中，肉类约280克”[8]，可见，肉在西方日常饮食中的重要性。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日本人为了显示自身的优越性，稻米也被作为一个重要手段。例如，1854年美国佩里将军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为其安排了一次表演，相扑手被要求举起米包，来显示日本人从稻米中汲取的力量。因而，日本人在遭遇西方的他者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时，主食类型的不同轻易地帮助日本人建构起身份认同的语境，稻米与肉成功地象征对立于日本人自我与西方的他者。
日本人通过稻米构造身份象征的努力，加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强了自身的优越感。但令人遗憾的是，稻米的纯洁性被极端的民族主义目的所利用，稻米被赋予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意义，成为消极民族主义的帮凶。日本最早的两部作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试图把稻米神圣化，宣扬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是天照大神（稻魂的母亲）的后代。“日本亦以“天孙民族”自居，反对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说”，认为大和民族是东方“最优秀”的人种”[9]。在这种极端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空前膨胀。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势力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时，稻米成为制造为国家和天皇不惜赴死的日本国民一体化印象的符号，他们强调“胜利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吃到象征纯洁的纯白米饭”，并在精神上塑造“武士——稻米”的生死观。法西斯主义势力还借用日本神话——历史上稻米被描述为起源腹部的说法，鼓吹灵魂居住在腹部，男人剖开腹部可以释放灵魂，鼓励军人在战败捍卫尊严时，敢于切腹自尽以求得到灵魂的救赎。可见，稻米在当时成为宣传军国主义的口号，成为法西斯分子利用的战争机器，稻米的隐喻被日本右翼极端分子应用到了极致。
三、结语
稻作文化在日本历史进程中，由于与古代日本皇室紧密相连的农业意识形态相联系，构成了稻米在日本文化上象征意义的多义性。因而，稻米除了建构身份认同外，它还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如稻米还具有象征财富、力量/权力、美学之源的特点，但它的最主要的象征意义仍然在于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和他者的想象。日本人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是在与“他者”接触中开始形成的。总之，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日本人总是担心“他者”的闯入打破自身内部统一体的平衡，所以习惯于把“自我”与“他者”严格区分开来。大贯惠美子就是以稻米这一关键象征，在建立文化认同和建构共同体身份的过程中，回溯了日本人作为自我的主体正对应了历史上所遭遇的不同他者——中国人和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对自我和他者的跨文化研究范式，展示了其社会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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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瞿明安.象征人类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2〕舒方鸿.日本樱花象征意义的考察[J].日本学刊，2009（2）.
〔3〕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6.
〔4〕庞乾林，等.稻文化的再思考7——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J].中国稻米，2014（5）.
〔5〕辉格.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3.
〔6〕大贯惠美子著，石峰译.作为自我的稻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42，29，119.
〔7〕孙敏.日本人论：基于柳田国男民俗学的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7.
〔8〕杜莉.吃贯中西[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76.
〔9〕杨薇.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56.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稻米；自我；他者；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21-04
《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的作者是日裔美籍学者大贯惠美子，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善长历史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研究。她的学术兴趣先由底特律华人研究转向日本原住民阿伊努人研究，后再次转向有文字记载的日本人研究。她先后发表《作为镜子的猴子：日本历史与仪式的转化》、《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間的身份认同》和《神风特工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等著作，分别通过猴子、稻米和樱花三个象征符号与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变化相联系，进而对日本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大贯惠美子在《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一书中，应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把稻米从食物属性的“能指”中分离出来，抽象为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由此，稻米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走上了由普通食物到建构日本身份认同的特殊历程，稻米问题也成为在自我遭受到他者威胁时的焦点。本文将以《作为自我的稻米》为基础，探讨稻米在日本历史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如何成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关键象征。
一、象征与日本稻作文化
象征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它通过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东西来反映或暗示某种事物的特点内涵，进而将象征符号所贮藏的深层意蕴表达出来。所以文化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重要的符号象征类型。”[1]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事物有很多，譬如樱花、和服、富士山等。以樱花为例，“日本的樱花从最初的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赞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国花”的变化历程，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推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以前的“帝国之花”变成了现在的“美丽日本”的象征”[2]。孰不知，稻米作为一种物化象征符号，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性与樱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稻米在日本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稻作文化，这种文化被许多日本人所认同，具有强大的内聚力，成为“一个民族的归属意识，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3]因而，每当日本民族面临外来威胁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时，日本人为了区分“自我群体”与“他者群体”之间的不同，加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认同感，稻米自觉地成为建构族群身份意识的关键象征。
稻米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其起源于亚洲大陆。亚洲的水稻主要有两个亚种：长粒米的籼稻型和短粒米的粳稻型。在日本，籼稻型种植时间较早但较短暂，而粳稻型也就是短粒米后来成为日本人种植和消费的独有类型。日本人把稻米作为自我隐喻的时间，正是稻作农业从亚洲大陆引进的时间。关于稻米引进日本的路线，目前学术界主要认为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路线。“北路从长江流域经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中路从长江口经东海或黄海进入日本。南路则从福建经台湾和琉球群岛传入日本九州岛。”[4]大约公元前350年，稻米传入日本之后，在其推广的过程中，稻作农业取代了绳纹时代长期实行的狩猎——采集经济，预示着农业化的弥生时代的来临。在日本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生产方式下，稻作农耕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发展，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稻作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稻作文化的影响下，弥生时代的水稻种植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使持久定居成为可能，它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18世纪法国学者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曾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5]可见，在表明“我是谁”时，饮食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它既构成了所谓生计模式的基础，还锚定了种族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稻米作为日本人最重要的膳食之一，日本人对稻米普遍存在强烈的情感色彩。从日本近世时期以来，农民为了稻米经常发生暴动，而且暴动数量越来越多且更加激烈。比如“在1590—1699年之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日本乡村有2755起暴动，其中372起暴乱与稻米问题相关。”[6]农民暴动证明在一些地区稻米在他们日常膳食中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稻米价格普遍较高时，日本人仍然会选择购买本国稻米。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他们食用的稻米数量很少，看起来也不昂贵，尽管每公斤的价格要高出美国好几倍，所以当面对进口稻米问题时，大多数日本人持反对态度。例如美国加州稻米和日本国产米非常相似，且加州短粒米的种子是从日本引进而来，但在日本人眼中，由于加州稻米是在外国土壤里生长的，它不能净化空气，也不能美化环境，所以稻米进口的反对者在强调国产米优点的同时，也强调加州米的不足。据调查，谈到稻米问题时，“23%的日本人关心稻米价格的降低，而65%是非经济因素的考虑。”[6]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当代日本对稻米的争论证明了日本人不仅仅把稻米看作填饱肚子的食物，日本人对稻米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被经济理性支配，稻米的进口问题是建立在广泛的涉及稻米意义的文化问题上的。由于日本人对稻作文化的深厚情感，使稻米从古代逐步发展起来的象征意义一直伴随着日本历史的进程。日本人所认同的稻作文化成为衡量异文化的价值尺度，当这种价值尺度受到威胁时，便会加强本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稻米在日本文化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饮食问题，而是加强日本民族身份认同感的的象征，是“日本社会内部社会群体从最小的单位家到全体日本人的集体自我的关键象征。”[6] 二、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在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这种认同只能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中生发出来，而这种认识首先来自最基本的社会生活。”[7]稻米作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的象征力量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社会群体成员对稻米的分享及它在话语中的使用。稻米成为一种民族认同的象征，在自我的隐喻中也最为重要。当日本人主动或者被动地与世界其它地方发生互动时，稻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成为日本人一个强有力的载体来思考与他者相遇时“自己是谁”以及与他者“有何区别”的问题，使稻米经常出现在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中。在日本历史上，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定义中，有两次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持久的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冲击，即5世纪到7世纪与高度发展的中华文明的相遇，以及19世纪末与西方文明的相遇。在这两次相遇中，日本人都被外面发达的文明所征服，并急切渴望地试图学习和模仿它们，但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形象，保卫自己的身份和自我，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日本关键历史时刻反复地出现在对自我的深思之中。
（一）作为自我的国产米与作为他者的外国米：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
日本的稻米虽从亚洲大陆引进，但日本人对稻米的深厚情感，使他们极力宣扬本国米的优越性，并把其用于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主要指中国人）的身份建构过程中。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源远流长，有着相似的文化傳统和风俗习惯。在唐朝时期，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无处不在。日本迫切地学习中华文明的先进之处，如汉字书写系统、冶金技术、城市规划等，并进行了一场对日本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化改新运动，奠定了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日本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和自我，显示中日文化的差异性，日本人以沙文主义姿态抵制中华文明，盲目地贬低他者文化，塑立自我的优越性。在构建自我的身份时，日本人把国产米作为自我的隐喻，外国米作为其他亚洲人的隐喻。一些日本国学家认为日本人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本国米是“神米”，而外国米是“下等米”，吃外国米就会衰弱而死。例如，明治时期最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矿工》中，把中国米等同于矿井下悲惨的生活，国产米等同于美好的生活，矿井外的生活才适合日本人。因而，在面对都以稻米作为主食的亚洲国家，日本人在身份建构过程中，日本人不得不把这个区别建立在日本土壤生长的国产米相对于外国米基础上。日本人通过稻米这个属性的不同，把自身与中国等其他亚洲人区别开来，在他们眼中，后者因食用不同种类的稻米而成为“他者”，使国产米与外国米的象征对立于日本人自我与边缘化的外部他者。
（二）作为自我的稻米和作为他者的肉：日本人与西方人
19世纪时，日本人意识到了他们封闭的国家外存在一个西方文明，他们感觉到在很多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的过程。而此时期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在日本人眼中，西方代替中国成为了超越的他者。但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强烈和自我意识浓厚，拒绝自身的从属地位，致力于与西方的平等，在定义自身的地位时，日本人在自我与西方他者的论述中，采用了稻米对立于肉的形式。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肉是西方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西方人的象征，而本国由于6世纪佛教的传入，在佛教戒杀生思想的影响下，法律上出现了对吃陆地动物肉的禁令，造成他们的膳食主要是稻米、鱼和蔬菜。据统计，“在西方国家的每日人均消费中，谷物消费量仅为160-190克；动物性原料消费量达650克左右，其中，肉类约280克”[8]，可见，肉在西方日常饮食中的重要性。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日本人为了显示自身的优越性，稻米也被作为一个重要手段。例如，1854年美国佩里将军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为其安排了一次表演，相扑手被要求举起米包，来显示日本人从稻米中汲取的力量。因而，日本人在遭遇西方的他者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时，主食类型的不同轻易地帮助日本人建构起身份认同的语境，稻米与肉成功地象征对立于日本人自我与西方的他者。
日本人通过稻米构造身份象征的努力，加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强了自身的优越感。但令人遗憾的是，稻米的纯洁性被极端的民族主义目的所利用，稻米被赋予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意义，成为消极民族主义的帮凶。日本最早的两部作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试图把稻米神圣化，宣扬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是天照大神（稻魂的母亲）的后代。“日本亦以“天孙民族”自居，反对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说”，认为大和民族是东方“最优秀”的人种”[9]。在这种极端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空前膨胀。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势力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时，稻米成为制造为国家和天皇不惜赴死的日本国民一体化印象的符号，他们强调“胜利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吃到象征纯洁的纯白米饭”，并在精神上塑造“武士——稻米”的生死观。法西斯主义势力还借用日本神话——历史上稻米被描述为起源腹部的说法，鼓吹灵魂居住在腹部，男人剖开腹部可以释放灵魂，鼓励军人在战败捍卫尊严时，敢于切腹自尽以求得到灵魂的救赎。可见，稻米在当时成为宣传军国主义的口号，成为法西斯分子利用的战争机器，稻米的隐喻被日本右翼极端分子应用到了极致。
三、结语
稻作文化在日本历史进程中，由于与古代日本皇室紧密相连的农业意识形态相联系，构成了稻米在日本文化上象征意义的多义性。因而，稻米除了建构身份认同外，它还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如稻米还具有象征财富、力量/权力、美学之源的特点，但它的最主要的象征意义仍然在于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和他者的想象。日本人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整体，产生“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是在与“他者”接触中开始形成的。总之，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日本人总是担心“他者”的闯入打破自身内部统一体的平衡，所以习惯于把“自我”与“他者”严格区分开来。大贯惠美子就是以稻米这一关键象征，在建立文化认同和建构共同体身份的过程中，回溯了日本人作为自我的主体正对应了历史上所遭遇的不同他者——中国人和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对自我和他者的跨文化研究范式，展示了其社会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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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瞿明安.象征人类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2〕舒方鸿.日本樱花象征意义的考察[J].日本学刊，2009（2）.
〔3〕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6.
〔4〕庞乾林，等.稻文化的再思考7——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J].中国稻米，2014（5）.
〔5〕辉格.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3.
〔6〕大贯惠美子著，石峰译.作为自我的稻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42，29，119.
〔7〕孙敏.日本人论：基于柳田国男民俗学的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7.
〔8〕杜莉.吃贯中西[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76.
〔9〕杨薇.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56.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