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由辽宁省鲁迅研究会、辽宁省社科联主办，渤海大学社科联和文学院承办的辽宁省鲁迅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于2015年9月19日在渤海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鲁迅普及与国民素质教育”，来自省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教师及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赵京华先生和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董炳月先生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如何打破鲁迅研究的困境、鲁迅作品教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其最大亮点是，凸显了一种在“多重对话”中全力突围的意识，即通过与现实的对话、与民间的对话、与历史的对话，鲁研专家、地方研究者与一线的鲁迅传播者之间的对话，努力推进鲁迅研究的意识。
[关键词]鲁迅；困境；突围；教学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3-0068-04
目前鲁迅研究正面临着困境，一方面研究空间愈来愈少，难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世俗化的时代氛围，与鲁迅精神相去甚远，普及与传播工作也较为困难。然而，鲁研界却从未放弃过突围的努力。辽宁省鲁迅研究会①于2015年9月19日在渤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年会，正是在此背景下的一次“突围”之举。这次会议是由辽宁省鲁迅研究会、辽宁省社科联主办，渤海大学社科联和文学院承办的省级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鲁迅普及与国民性素质教育”，来自省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教师及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特别邀请到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赵京华先生和理事、比较文学室主任董炳月先生与会。与会者围绕如何打破鲁迅研究困境、战后日本鲁迅研究、鲁迅作品教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其最大亮点是，凸显了一种在“多重对话”中全力突围的意识，即通过与现实的对话、与民间的对话、与历史的对话，鲁研专家、地方研究者与一线的鲁迅传播者之间的对话，努力推进鲁迅研究的意识。
一、三种思路：与现实、民间、历史的对话
综观这次会议，自觉的“突围”意识可谓贯穿始终。作为会议的主体，主题演讲、论文研讨和自由讨论这三个部分都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同时，各部分在“突围”内容上又各有侧重。“主题演讲”主要是着重于提供突破的思路，“论文研讨”则重在发表突破性的成果和培养中青年学者的突破能力，而“自由讨论”则旨在进一步凸显“多重对话”的亮点，将本次会议推向高潮，体现鲁研专家、地方学者与一线的鲁迅传播者之间交流的深度与热度。
“主题演讲”由大连理工大学崔银河教授主持，赵京华先生、董炳月先生和会长、辽宁师范大学王卫平先生依次发表了四十分钟的演讲。这三场演讲共提供了三种突破鲁迅研究的思路，即与现实的对话、与民间的对话、与历史的对话。
首先，赵京华先生以“战后日本的学院派鲁迅研究”为题发表演讲，意在强调“与现实相对话”的研究思路。他认为，日本在战后六十余年间，共出版了有关鲁迅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五十余部，几乎平均每年一本，对于一位“外国作家”而且是日本曾以武力征服的“落后中国”之文学家鲁迅，日本知识界及其广大民众倾注了如此的热诚和关注，这的确是少见的；战后日本的学院派鲁迅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研究思路，还是研究方法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都有许多值得国内鲁迅研究者借鉴的地方。之后边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成果，比如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等，边阐明日本在借鉴鲁迅资源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通过挖掘鲁迅文学中的抵抗精神、革命要素和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来反思日本的近代道路，帝国主义罪行，重估现代性发展的历史。
其次，董炳月先生作了题为“战后日本的‘民间鲁迅’”的演讲。他指出，除了学院派的研究，对“民间”的鲁迅传播也要特别予以重视；在战后的日本鲁迅不是被视为一位外国作家，而是作为本国的“国民作家”来接受的；鲁迅的影响并不限于思想界、学术界，而是深入到民间，通过文学作品、社会运动等形式影响到普通群众；然后，他通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三位人物，即霜川远志、新岛淳良、井上厦的考察，提出并阐释了“民间鲁迅”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讲，他首先介绍了民间剧作家霜川远志以创作剧本的方式对鲁迅思想与心理的复杂性的揭示，以及在日本的中学生中的广泛影响；其次，谈到了文学教授新岛淳良是如何实践鲁迅的革命思想并与新兴宗教组织山岸会发生关联的史实，及其与后来村上春树的名著长篇小说《1Q84》之间复杂的关联；接着讲到了作为日本当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井上厦以鲁迅上海时期的生活为题材创作剧本《上海月亮》的故事。最后，他还特别强调到只有了解日本的“民间鲁迅”，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鲁迅的普遍价值以及战后中日文学的相关性。
最后，王卫平先生以著名学者杨义先生近年来的鲁迅研究为对象探讨了“与历史、与民间相对话”的研究思路。他首先全面梳理了杨义先生的学术成就，接着，重点评述了他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成就，对其新作《鲁迅文化血脉还原》中所采用的“还原式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与深入的讲解，尤其推崇杨先生那种通过梳理鲁迅文学与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来疏通其文学血脉的做法；然后，谈到了当前鲁迅研究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认为最尖锐的问题体现在“如何创新”的问题，这是对当下鲁迅研究者的才学和创新能力的严峻考验，最后，详细阐述了杨先生所提出的推进鲁迅研究的五个维度，以及我们从中获得的三点启示：五个维度是：更深一层的疏通鲁迅的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的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三点启示是：研究者在才学、能力、思想上的突进；必须不断地自我反思；必须不断地重读、深读。
三位先生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们的强烈反响，并取得了普遍的共识。比如沈阳师范大学的胡玉伟教授就评价到，“民间鲁迅”的视角颇具启发性，至今尚未引起国内鲁迅研究界的普遍关注，这一思路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崔银河教授点评到，杨义先生的勤奋精神令人敬佩，他所提出的还原式研究更是值得借鉴，研究者唯有不断加强自身学养，拓宽思想维度，才能真正推进鲁迅研究。 二、局部的突破与悉心的扶持
“论文研讨”由胡玉伟教授主持，共有七位中青年学者发表了论文，每人十二分钟，之间由赵京华、董炳月和王卫平先生对每位发言者进行了点评。这场研讨既是展示成果的平台，也是向前辈学者讨教的难得机会；既体现了前辈学者对后辈力量的悉心培养与扶持，也显示了严谨踏实的学术风范；不仅为大会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还发挥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就论文发表情况而言，这七篇论文很好地体现了“主题演讲”阶段所提出的三种思路。首先，都是从“与现实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次，除辽宁师范大学徐立平博士的《探索鲁迅作品教学中的新路径——以生态意识与影视改编角度为例》仍在现实层面上寻找新的角度之外，其余都由现实为题引发，自觉地融合了民间和历史的视角，或“与历史的对话”，作追根溯源的研究，比如鞍山师范学院金鑫教授的《鲁迅与茅盾：文学大师间的精神相依》；东北财经大学韩传喜教授的《文学对视中的错位——鲁迅影响下的赛珍珠研究及其文学史审视》；沈阳大学迟蕊副教授的《鲁迅思想中“国民性”概念新探——从与“民族性”辨识的角度》；鞍山师范大学白海君博士的《鲁迅的革命之“眼”——鲁迅关于革命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和东北大学国蕊副教授的《“多余人”类型小说的近代移入及鲁迅的主题拓展及重构》；或“与民间对话”，深入到土俗文化中去追问求解，比如渤海大学刘广远教授的《鲁迅与莫言的宗教观》。具体观点如下：
金鑫认为，鲁迅和茅盾皆为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教学中单是讲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成就贡献就很难穷尽，由于他们在彼此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中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常规的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应该关注这两位大师之间精神相依，于是她在文章中用大量的史料全面地梳理了这两位大师的精神联系；韩传喜谈到了在鲁迅评论赛珍珠这一文学史事件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中所发现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错位现象，他不仅认为以此为契入路径，正视与解读这些错位，不止是研究文学作品，亦是推进文学批评的佳径之一，而且通过史料和历史语境的细致考察，将之概括为三种错位，即互评中的错位、创作中的错位和研究中的错位；刘广远将鲁迅与莫言的宗教观加以比较，强调二者都认为宗教世界与人间世界是同体异位的，不仅具有实用主义，还具有“瞒和骗”等特质，只不过鲁迅对宗教的认识主要是来自日常生活，来自不断认知和体察体验，长于论述和阐发，而莫言更多的来自乡野认识、日常现象，而更多地表现在长篇叙事中。
迟蕊针对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引发的质疑和贬损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现象，通过与“民族性”概念的辨析，对鲁迅文本中的“国民性”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认为这两者在鲁迅的理解中虽有互通之处，但确实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其间所流露出来的区分意识是颇为自觉的，与当年和保守主义思想的互动有着深刻的关联；白海君认为鲁迅的一生与政治和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知识人的鲁迅如何理解、阐释并促进中国的革命，既要深刻理解革命，也不能抛开政治，更也不能忽视主体的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对理解鲁迅的革命文学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有重大的理论和学术意义；国蕊关注到迄今为止对于“多余人”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认为中国经日文转译“多余人”小说始于1897年，之后经过曲折的跨文化传播，于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热潮；又历经主题转换、弱化、忧郁气质的继承等翻译和创作之后，在鲁迅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重构；徐立平针对如何提高鲁迅作品教学效果的问题，提出了生态意识和影视改编这两个新路径，并认为这将这两个新颖视角引入到教学中，会有助于加深对鲁迅作品的认知度，增强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整体认识、思考与创新的能力。
就点评情况来看，三位先生在对发言者们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在方法、材料、思路等方面为年轻的鲁迅研究者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参考意见。比如，王卫平先生赞赏徐立平勇于尝试新方法的同时，提醒到对于“生态”这类新视角在使用上一定要慎重，切勿跟风盲从；董炳月先生还为她补充了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如隐藏在鲁迅早年文言论文《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的几份材料，为韩传喜提供了有关赛珍珠的一些日文材料。赵京华先生在肯定刘广远选题的重要价值后，建议将题目调整为“宗教倾向”，还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方法，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或做影响研究或做关联研究。另外，还向白海君推荐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即在日本学者长堀佑造在台湾刚刚出版的专著《鲁迅与托洛茨基》。
三、多重对话：一次富有热度的研讨
“自由讨论”由迟蕊副教授主持，共有十二位学者和教师发言，另有一位硕士研究生代表谈了与会的心得，时间共计一小时四十分钟。这场研讨气氛最为热烈活泼，不仅话题较为集中，而且彼此的交流还极具情感的热度，中间还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交锋。归纳起来，这些发言者中除个别谈到了有关鲁迅作品的解读之外，比如朝阳师专的孙淑奇副教授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碰撞的角度，结合鲁迅的生存体验对《伤逝》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其余大多数则都集中在鲁迅作品教学和“国学热”所带来的影响这两个问题。比如大连工业大学的李丹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的刘伟教授、锦州师专的张翠教授、鲁美妍博士和宋扬老师、渤海大学的宋文坛副教授和张英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的林雪飞副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纪秀明副主编、朝阳师专的吴志芳和李岩老师，都发表了各自在鲁迅作品教学方面的心得。其中以刘伟和纪秀明之间的争论最为精彩。
他们围绕中小学教材中应该如何择选鲁迅作品的问题进行了三次激烈的交锋。刘伟认为从现实来讲，鲁迅作品能否起到改造国人灵魂的作用，这一点非常值得思考。其实鲁迅后期对这一改革思路都发生过怀疑，认为是徒劳的，因此他强调对于缺乏政治、历史、哲学等知识背景的中小学生们而言，不宜在教材中过多地收录鲁迅作品，否则会因难于理解无形中增加他们对鲁迅的反感，适得其反；莫不如少选几篇，而且应选择那些文学性强的作品，比如《故乡》和《孔乙己》，注重对他们的审美方面的陶冶，等到了大学阶段再让他们读那些思想性强的篇目更好，比如《记念刘和珍君》和《祝福》。对此，纪秀明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思想和审美的培养应该是从小就开始，不能因为中小学生读不懂，我们就不教，因为文学所发挥的教化作用是需要长期的熏陶，而正因为他们不懂、缺少才更应该用那些思想深刻，同时艺术性也好的作品去加以引领。 以上两位老师的交锋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与会者们在赞赏他们的同时，也被整个会议愈来愈浓厚的学术氛围与诚挚的治学情感所感染和感动，都纷纷在发言中表达了这种敬意，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富热度的研讨。赵京华先生最后点评到：“下次如果辽宁省鲁迅研究会还要请我们，我们一定还来参加。刚才几位老师讲到现在国学热的问题。这背后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还需要鲁迅不，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在。这是做鲁迅研究的许多学者的共同的困惑。那么，坦率地讲，鲁迅是一个乌鸦嘴，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些人。用尖刻的语言对自己的民族加以批判和解剖，像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乌鸦嘴的人。我是觉得无论中国是多么强盛，文化要怎么样的振兴，鲁迅这样的稀有人才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那个时代语境的。如果把这个抛掉只谈鲁迅如何如何，对传统文化过激的言论，是没有放到历史的语境，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仅从利于国家和谐的角度谈鲁迅，我们还有社会，还有普普通通的民众，人民，所以我想在二十世纪有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出现，至少我们中国人应该珍惜，应像日本一样去珍惜这类作家。我也希望，无论是我们京城这些学者，还是在地方的这些鲁迅研究者和一线上的鲁迅传播者，我们应该继续把鲁迅的故事讲下去，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讲故事的能力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赵先生的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使与会者们不仅从中深味到鲁迅研究的价值，还获得了一种投身这项学术事业的崇高感。最后，迟蕊副教授借鲁迅的一句名言收尾结束了会议，并表达了辽宁省鲁迅研究会全体同仁坚守鲁迅研究的共同志向，她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么我们就是‘同路人’！”
综上所述，这届年会是一次颇有成效的“突围”之举。客观地讲，作为一支地方性鲁研队伍，辽宁省鲁迅研究会无论是就研究条件，还是就研究能力来讲，都是十分有限的。但他们在这次会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自信，以及切实的行动，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次会议对于打破鲁迅研究的困境，带来了至少三方面的启示：第一，应该在不断地“与现实、民间和历史的对话”中推进这项工作；第二，在学术研讨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扶持，这样才能积蓄创新的力量，同时也才能后继有人，不断地壮大鲁迅研究的队伍；第三，鲁迅研究应该是一种有热度的研究，通过学术研讨相互温暖，汲取精神力量，获得这项事业的崇高感也是推进鲁迅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责任编辑 丛 琳
[关键词]鲁迅；困境；突围；教学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3-0068-04
目前鲁迅研究正面临着困境，一方面研究空间愈来愈少，难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世俗化的时代氛围，与鲁迅精神相去甚远，普及与传播工作也较为困难。然而，鲁研界却从未放弃过突围的努力。辽宁省鲁迅研究会①于2015年9月19日在渤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年会，正是在此背景下的一次“突围”之举。这次会议是由辽宁省鲁迅研究会、辽宁省社科联主办，渤海大学社科联和文学院承办的省级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鲁迅普及与国民性素质教育”，来自省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教师及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特别邀请到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赵京华先生和理事、比较文学室主任董炳月先生与会。与会者围绕如何打破鲁迅研究困境、战后日本鲁迅研究、鲁迅作品教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其最大亮点是，凸显了一种在“多重对话”中全力突围的意识，即通过与现实的对话、与民间的对话、与历史的对话，鲁研专家、地方研究者与一线的鲁迅传播者之间的对话，努力推进鲁迅研究的意识。
一、三种思路：与现实、民间、历史的对话
综观这次会议，自觉的“突围”意识可谓贯穿始终。作为会议的主体，主题演讲、论文研讨和自由讨论这三个部分都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同时，各部分在“突围”内容上又各有侧重。“主题演讲”主要是着重于提供突破的思路，“论文研讨”则重在发表突破性的成果和培养中青年学者的突破能力，而“自由讨论”则旨在进一步凸显“多重对话”的亮点，将本次会议推向高潮，体现鲁研专家、地方学者与一线的鲁迅传播者之间交流的深度与热度。
“主题演讲”由大连理工大学崔银河教授主持，赵京华先生、董炳月先生和会长、辽宁师范大学王卫平先生依次发表了四十分钟的演讲。这三场演讲共提供了三种突破鲁迅研究的思路，即与现实的对话、与民间的对话、与历史的对话。
首先，赵京华先生以“战后日本的学院派鲁迅研究”为题发表演讲，意在强调“与现实相对话”的研究思路。他认为，日本在战后六十余年间，共出版了有关鲁迅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五十余部，几乎平均每年一本，对于一位“外国作家”而且是日本曾以武力征服的“落后中国”之文学家鲁迅，日本知识界及其广大民众倾注了如此的热诚和关注，这的确是少见的；战后日本的学院派鲁迅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研究思路，还是研究方法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都有许多值得国内鲁迅研究者借鉴的地方。之后边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成果，比如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等，边阐明日本在借鉴鲁迅资源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通过挖掘鲁迅文学中的抵抗精神、革命要素和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来反思日本的近代道路，帝国主义罪行，重估现代性发展的历史。
其次，董炳月先生作了题为“战后日本的‘民间鲁迅’”的演讲。他指出，除了学院派的研究，对“民间”的鲁迅传播也要特别予以重视；在战后的日本鲁迅不是被视为一位外国作家，而是作为本国的“国民作家”来接受的；鲁迅的影响并不限于思想界、学术界，而是深入到民间，通过文学作品、社会运动等形式影响到普通群众；然后，他通过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三位人物，即霜川远志、新岛淳良、井上厦的考察，提出并阐释了“民间鲁迅”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讲，他首先介绍了民间剧作家霜川远志以创作剧本的方式对鲁迅思想与心理的复杂性的揭示，以及在日本的中学生中的广泛影响；其次，谈到了文学教授新岛淳良是如何实践鲁迅的革命思想并与新兴宗教组织山岸会发生关联的史实，及其与后来村上春树的名著长篇小说《1Q84》之间复杂的关联；接着讲到了作为日本当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井上厦以鲁迅上海时期的生活为题材创作剧本《上海月亮》的故事。最后，他还特别强调到只有了解日本的“民间鲁迅”，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鲁迅的普遍价值以及战后中日文学的相关性。
最后，王卫平先生以著名学者杨义先生近年来的鲁迅研究为对象探讨了“与历史、与民间相对话”的研究思路。他首先全面梳理了杨义先生的学术成就，接着，重点评述了他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成就，对其新作《鲁迅文化血脉还原》中所采用的“还原式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与深入的讲解，尤其推崇杨先生那种通过梳理鲁迅文学与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来疏通其文学血脉的做法；然后，谈到了当前鲁迅研究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认为最尖锐的问题体现在“如何创新”的问题，这是对当下鲁迅研究者的才学和创新能力的严峻考验，最后，详细阐述了杨先生所提出的推进鲁迅研究的五个维度，以及我们从中获得的三点启示：五个维度是：更深一层的疏通鲁迅的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的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三点启示是：研究者在才学、能力、思想上的突进；必须不断地自我反思；必须不断地重读、深读。
三位先生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们的强烈反响，并取得了普遍的共识。比如沈阳师范大学的胡玉伟教授就评价到，“民间鲁迅”的视角颇具启发性，至今尚未引起国内鲁迅研究界的普遍关注，这一思路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崔银河教授点评到，杨义先生的勤奋精神令人敬佩，他所提出的还原式研究更是值得借鉴，研究者唯有不断加强自身学养，拓宽思想维度，才能真正推进鲁迅研究。 二、局部的突破与悉心的扶持
“论文研讨”由胡玉伟教授主持，共有七位中青年学者发表了论文，每人十二分钟，之间由赵京华、董炳月和王卫平先生对每位发言者进行了点评。这场研讨既是展示成果的平台，也是向前辈学者讨教的难得机会；既体现了前辈学者对后辈力量的悉心培养与扶持，也显示了严谨踏实的学术风范；不仅为大会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还发挥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就论文发表情况而言，这七篇论文很好地体现了“主题演讲”阶段所提出的三种思路。首先，都是从“与现实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次，除辽宁师范大学徐立平博士的《探索鲁迅作品教学中的新路径——以生态意识与影视改编角度为例》仍在现实层面上寻找新的角度之外，其余都由现实为题引发，自觉地融合了民间和历史的视角，或“与历史的对话”，作追根溯源的研究，比如鞍山师范学院金鑫教授的《鲁迅与茅盾：文学大师间的精神相依》；东北财经大学韩传喜教授的《文学对视中的错位——鲁迅影响下的赛珍珠研究及其文学史审视》；沈阳大学迟蕊副教授的《鲁迅思想中“国民性”概念新探——从与“民族性”辨识的角度》；鞍山师范大学白海君博士的《鲁迅的革命之“眼”——鲁迅关于革命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和东北大学国蕊副教授的《“多余人”类型小说的近代移入及鲁迅的主题拓展及重构》；或“与民间对话”，深入到土俗文化中去追问求解，比如渤海大学刘广远教授的《鲁迅与莫言的宗教观》。具体观点如下：
金鑫认为，鲁迅和茅盾皆为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教学中单是讲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成就贡献就很难穷尽，由于他们在彼此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中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常规的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应该关注这两位大师之间精神相依，于是她在文章中用大量的史料全面地梳理了这两位大师的精神联系；韩传喜谈到了在鲁迅评论赛珍珠这一文学史事件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中所发现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错位现象，他不仅认为以此为契入路径，正视与解读这些错位，不止是研究文学作品，亦是推进文学批评的佳径之一，而且通过史料和历史语境的细致考察，将之概括为三种错位，即互评中的错位、创作中的错位和研究中的错位；刘广远将鲁迅与莫言的宗教观加以比较，强调二者都认为宗教世界与人间世界是同体异位的，不仅具有实用主义，还具有“瞒和骗”等特质，只不过鲁迅对宗教的认识主要是来自日常生活，来自不断认知和体察体验，长于论述和阐发，而莫言更多的来自乡野认识、日常现象，而更多地表现在长篇叙事中。
迟蕊针对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所引发的质疑和贬损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现象，通过与“民族性”概念的辨析，对鲁迅文本中的“国民性”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认为这两者在鲁迅的理解中虽有互通之处，但确实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其间所流露出来的区分意识是颇为自觉的，与当年和保守主义思想的互动有着深刻的关联；白海君认为鲁迅的一生与政治和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知识人的鲁迅如何理解、阐释并促进中国的革命，既要深刻理解革命，也不能抛开政治，更也不能忽视主体的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对理解鲁迅的革命文学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有重大的理论和学术意义；国蕊关注到迄今为止对于“多余人”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认为中国经日文转译“多余人”小说始于1897年，之后经过曲折的跨文化传播，于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热潮；又历经主题转换、弱化、忧郁气质的继承等翻译和创作之后，在鲁迅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重构；徐立平针对如何提高鲁迅作品教学效果的问题，提出了生态意识和影视改编这两个新路径，并认为这将这两个新颖视角引入到教学中，会有助于加深对鲁迅作品的认知度，增强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整体认识、思考与创新的能力。
就点评情况来看，三位先生在对发言者们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在方法、材料、思路等方面为年轻的鲁迅研究者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参考意见。比如，王卫平先生赞赏徐立平勇于尝试新方法的同时，提醒到对于“生态”这类新视角在使用上一定要慎重，切勿跟风盲从；董炳月先生还为她补充了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如隐藏在鲁迅早年文言论文《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的几份材料，为韩传喜提供了有关赛珍珠的一些日文材料。赵京华先生在肯定刘广远选题的重要价值后，建议将题目调整为“宗教倾向”，还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方法，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或做影响研究或做关联研究。另外，还向白海君推荐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即在日本学者长堀佑造在台湾刚刚出版的专著《鲁迅与托洛茨基》。
三、多重对话：一次富有热度的研讨
“自由讨论”由迟蕊副教授主持，共有十二位学者和教师发言，另有一位硕士研究生代表谈了与会的心得，时间共计一小时四十分钟。这场研讨气氛最为热烈活泼，不仅话题较为集中，而且彼此的交流还极具情感的热度，中间还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交锋。归纳起来，这些发言者中除个别谈到了有关鲁迅作品的解读之外，比如朝阳师专的孙淑奇副教授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碰撞的角度，结合鲁迅的生存体验对《伤逝》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其余大多数则都集中在鲁迅作品教学和“国学热”所带来的影响这两个问题。比如大连工业大学的李丹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的刘伟教授、锦州师专的张翠教授、鲁美妍博士和宋扬老师、渤海大学的宋文坛副教授和张英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的林雪飞副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纪秀明副主编、朝阳师专的吴志芳和李岩老师，都发表了各自在鲁迅作品教学方面的心得。其中以刘伟和纪秀明之间的争论最为精彩。
他们围绕中小学教材中应该如何择选鲁迅作品的问题进行了三次激烈的交锋。刘伟认为从现实来讲，鲁迅作品能否起到改造国人灵魂的作用，这一点非常值得思考。其实鲁迅后期对这一改革思路都发生过怀疑，认为是徒劳的，因此他强调对于缺乏政治、历史、哲学等知识背景的中小学生们而言，不宜在教材中过多地收录鲁迅作品，否则会因难于理解无形中增加他们对鲁迅的反感，适得其反；莫不如少选几篇，而且应选择那些文学性强的作品，比如《故乡》和《孔乙己》，注重对他们的审美方面的陶冶，等到了大学阶段再让他们读那些思想性强的篇目更好，比如《记念刘和珍君》和《祝福》。对此，纪秀明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思想和审美的培养应该是从小就开始，不能因为中小学生读不懂，我们就不教，因为文学所发挥的教化作用是需要长期的熏陶，而正因为他们不懂、缺少才更应该用那些思想深刻，同时艺术性也好的作品去加以引领。 以上两位老师的交锋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与会者们在赞赏他们的同时，也被整个会议愈来愈浓厚的学术氛围与诚挚的治学情感所感染和感动，都纷纷在发言中表达了这种敬意，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富热度的研讨。赵京华先生最后点评到：“下次如果辽宁省鲁迅研究会还要请我们，我们一定还来参加。刚才几位老师讲到现在国学热的问题。这背后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还需要鲁迅不，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在。这是做鲁迅研究的许多学者的共同的困惑。那么，坦率地讲，鲁迅是一个乌鸦嘴，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些人。用尖刻的语言对自己的民族加以批判和解剖，像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乌鸦嘴的人。我是觉得无论中国是多么强盛，文化要怎么样的振兴，鲁迅这样的稀有人才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那个时代语境的。如果把这个抛掉只谈鲁迅如何如何，对传统文化过激的言论，是没有放到历史的语境，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仅从利于国家和谐的角度谈鲁迅，我们还有社会，还有普普通通的民众，人民，所以我想在二十世纪有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出现，至少我们中国人应该珍惜，应像日本一样去珍惜这类作家。我也希望，无论是我们京城这些学者，还是在地方的这些鲁迅研究者和一线上的鲁迅传播者，我们应该继续把鲁迅的故事讲下去，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讲故事的能力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赵先生的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使与会者们不仅从中深味到鲁迅研究的价值，还获得了一种投身这项学术事业的崇高感。最后，迟蕊副教授借鲁迅的一句名言收尾结束了会议，并表达了辽宁省鲁迅研究会全体同仁坚守鲁迅研究的共同志向，她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么我们就是‘同路人’！”
综上所述，这届年会是一次颇有成效的“突围”之举。客观地讲，作为一支地方性鲁研队伍，辽宁省鲁迅研究会无论是就研究条件，还是就研究能力来讲，都是十分有限的。但他们在这次会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自信，以及切实的行动，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次会议对于打破鲁迅研究的困境，带来了至少三方面的启示：第一，应该在不断地“与现实、民间和历史的对话”中推进这项工作；第二，在学术研讨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扶持，这样才能积蓄创新的力量，同时也才能后继有人，不断地壮大鲁迅研究的队伍；第三，鲁迅研究应该是一种有热度的研究，通过学术研讨相互温暖，汲取精神力量，获得这项事业的崇高感也是推进鲁迅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责任编辑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