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又称“印信”，自古至今就是信用的证物和权力的象征。金石篆刻源远流长，是书法、章法、刀法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篆刻艺术是由古代印章艺术发展而来的。从形式上看，印章艺术与篆刻艺术没什么不同，都是刻印，但本质却不同，前者是实用艺术，后者则是欣赏艺术。从中国战国时期的古玺出土，到北京奥运会中国印的走向世界，中国的篆刻艺术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印章的产生源于制陶，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看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千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如此印纹的启示，汉族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中国装饰图案与印章艺术的渊源，陶印即由此脱胎而出，成为金石纂刻的鼻祖。
　　杭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西子湖是这座城市的一颗明珠，历代有不少文入学士、英雄豪杰，白居易、苏东坡、岳飞……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同时随着文化的滋养，也产生了不少的著名印人，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等人，形成了印学史上有名的“西泠八家”，并绵衍数百年。他们都为篆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丁敬和钱松，都在刀法上、章法上开创了新的流派，把篆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天下名城、人杰地灵、数百年来，涌现的印人之多，可说是国内金石纂刻界最具唯一性的城市。
　　“西泠八家”虽称“浙派”，但其辐射远不限于浙江一隅，他们直接开启了近代篆刻，对篆刻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其治印宗法常参以隶意，讲究刀法，善用切刀表达笔意，方中有圆，苍劲质朴，古拙浑厚，别具面目。这与身在昆明的刘承玮对纂刻治印的理解不谋而合。身为官房集团总裁，刘承玮喜爱篆刻时久，多年来忙于事业无瑕专心治篆。六十岁之后，因病退出擎旗之列，复得拾刀人篆，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近几年，刘承玮的作品章法精整，刀法简挺，布白在平均中求自然，刀法更突出笔意。
　　“篆刻乃刀锋下的艺术表达，能赋予冰冷的石头鲜活的生命，借此而言志、言趣、言美、言情，自励、互勉.”二刘承玮认为，金石篆刻艺术脱胎于实用，发展于文人欣赏，既是文字的思考，又是艺术的构想。方寸之间呈现大干世界，这也是金石纂刻独特的魅力。目前，金石篆刻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所特有的，又在中华民族文化群体中起着确认文化身份的作用。“书简识繁”之余，学会吟咏、认识篆隶、懂得鉴赏等基本常识，已成为人文修养中高尚的精神享受。
　　金石、诗、书、画均属传统艺术，源远流长。虽其形式、材质各有差异，但却无不一脉相通。所以，文者绘画、画家镌石、印人吟咏、诗客挥毫，往往互相错综而成为博大精深的艺术天地。刘承玮在创作当中，博览众家之长，从创作技法而言，冲刀、切刀、单刀、双刀法均有体现;入印文字涵盖大篆、小篆、金文、象形文;方形、圆形、随形、肖形印均有创作;白文、朱文、朱，白相间的艺术形式皆有呈现。可见刘承玮涉猎广泛，技法纯熟，风格多样。
　　把玩金石纂刻，也是一种生活意趣的体现，闲來无事，翻检书橱中印谱，恣意赏读、摹刻，并把几方石章刻了磨，磨了再刻，又反复揣摩家里仅有的藏印，沉浸其间，乐此不疲，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
　　“诗”“书”“印”三者，均为华文之精华、国学中一脉相承的三大实学体系，并且从不同角度驾驭汉文字的艺术。金石篆刻与书法相比，多了金声玉振;与绘画相比，多了气格高古，这种结合书法、刀法等多种技艺于一身的小众收藏门类现已跻身主流，在方寸间迎来了更妙不可言的意境。相信刘承玮先生在晚年，也会通过纂刻金石收获更多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