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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执政能力不仅受体制因素的影响，还会受执政文化因素的制约。要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从规范执政哲学、执政价值观念、执政论理、执政传统，执政精神等方面着于，
关键词 执政能力；执政文化；执政人员；执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5－0020-02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我国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党的执政能力之所以有待加强，不仅有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相关的体制性的原因，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本文力求从执政文化的视角，分析和论证制约我党执政能力的成因和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途径。
一、执政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是制约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原因
所谓执政文化，就是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逐渐培育和被执政人员普遍认可的执政哲学、执政价值观念、执政伦理、执政传统、执政精神等执政意识形态的总和。执政文化是政治文化在执政党的执政活动中表现山来的特殊文化形式。从文化的角度上看，执政文化不仅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家族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和国际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执政党的任何执政活动，都会受到执政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执政文化是执政活动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执政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执政行为和执政结果。“每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1]我党现行的执政文化，从总体上看无疑是先进的和正确的。然而这种优秀的执政文化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少数执政人员受到腐朽文化的侵蚀，在局部环节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异。腐朽文化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弱化了我党的执政能力。在我党现行的执政文化体系中，落后的执政文化因素只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本位”的执政哲学。执政哲学，在整个执政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组织哲学就像火车头一样，是整个火车向前运作的基本动力。”[2]我党现行的执政哲学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基础，集中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上。但有些地方党政干部在其执政过程中，却表现出来相当程度的“官本思维”，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甚至有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无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做法，这正是错误的执政理念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2．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执政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客现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总的看法。价值观念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部分领导千部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化公为私等“寻租”行为，就是由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拜金主义”执政价值观念所导致的。
3．以实现小团体利益为荣的执政伦理。执政伦理，就是执政人员的执政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论理主要是通过个人信念和社会舆论等形式，约东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在我党少数党政十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某些违法和违纪行为，从执政伦理的角度上看，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是执政人员自身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他们往往为了“义气”，宁可违法、违纪也要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其二是周围的人所持的态度。他们对某些执政人员所犯的错误往往漠不关心，熟视无睹，有时甚至是包庇和纵容。这样的个人信念和社会评价机制，已成为不轨行为滋生的”温床”。
4．“人治化”的执政传统。执政传统，就是执政党对以往的执政观念，制度。规则、习惯、活动方式等闲素的历史延续。“传统作为历史的积淀，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惯性．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4]我国的封建专制沿袭了三千余年，封建的“人治化”的执政传统在一些党和政府执政人员的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所推崇和奉行的官僚制、权制，特权制，等级制等等，这些都是封建官僚文化的延续，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十年间，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这种执政惯性导致少数党政下部至今仍然忙于发布行政命令，下达“红头文件”，事无巨细地下预地方经济活动，大搞“政绩工程”等等，这种落后的执政模式，也是“人治化”执政传统的一种衍生物。
二、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是强化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上述党内少数执政人员在其执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在执政文化滞后的情况下，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而要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树立立党力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在我党的各项执政活动中树立和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然而要把这种先进的执政理念转化为全党自觉的执政行为，需要通过对我党执政文化体系的系统创新，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落实到我党执政活动的全部过程、整个环节和每个执政人员的实际工作之中。这样才能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从根本上纠正少数执政人员错误的世界观和执政观，树立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以民为上，“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5]
2．树立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执政价值观念。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一资产阶级极端的个人主义，是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要树立正确的执政价值观念，不仅要通过强化我党的宗旨教育、先进性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先进文化教育，不断纠正少数执政人员错误的执政价值观念，也要通过采用领导行为感染法、先进榜样示范法，工作成果评议法、领导行为审计法、人民群众监督法、不良行为惩处法等综合手段，树立集体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价值观念，最大限度地抑制和降低极端的个人主义对我党执政活动的消极影响，逐步确立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执政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
3，构建以实现人民的总体利益为己任的执政伦理，要构建正确的执政伦理，必须克服封建主义的“小团体文化”。这种文化说到底，就是在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保守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致使有些党政千部宁愿违法，也不敢违背家族、上司或利益群体的意志。要克服小团体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和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使全体执政人员树立大局观和法制观。同时也要通过净化社会风气和党风，营造有利于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为荣的社会氛围和组织氛围，逐步确立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我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和每个执政人员的最高道德准则。
4．培育符合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执政传统，要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执政传统，就必须要在“扬弃”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一切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作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光彩夺目的优秀遗产：如，崇尚吃苦耐劳、礼仪道德、自强不息等思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李世民的“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为政训诫等等。因此，我们要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坚持取其“精华”，除去“糟粕”的原则基础上，学习和吸收现代市场经济所祟尚的法治、竞争、效率等传统，逐步构建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现代执政模式及执政传统。
参考文献
[1]朱荣林，陆江兵．现代经济理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2]石伟．组织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3．
[3]张建东．公共组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7．
[4]黎永泰企业管理的文化阶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5]金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关键词 执政能力；执政文化；执政人员；执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5－0020-02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我国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党的执政能力之所以有待加强，不仅有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相关的体制性的原因，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本文力求从执政文化的视角，分析和论证制约我党执政能力的成因和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途径。
一、执政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是制约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原因
所谓执政文化，就是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逐渐培育和被执政人员普遍认可的执政哲学、执政价值观念、执政伦理、执政传统、执政精神等执政意识形态的总和。执政文化是政治文化在执政党的执政活动中表现山来的特殊文化形式。从文化的角度上看，执政文化不仅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家族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和国际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执政党的任何执政活动，都会受到执政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执政文化是执政活动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执政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执政行为和执政结果。“每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1]我党现行的执政文化，从总体上看无疑是先进的和正确的。然而这种优秀的执政文化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少数执政人员受到腐朽文化的侵蚀，在局部环节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异。腐朽文化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弱化了我党的执政能力。在我党现行的执政文化体系中，落后的执政文化因素只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本位”的执政哲学。执政哲学，在整个执政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组织哲学就像火车头一样，是整个火车向前运作的基本动力。”[2]我党现行的执政哲学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基础，集中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上。但有些地方党政干部在其执政过程中，却表现出来相当程度的“官本思维”，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甚至有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无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做法，这正是错误的执政理念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2．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执政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客现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总的看法。价值观念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部分领导千部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化公为私等“寻租”行为，就是由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拜金主义”执政价值观念所导致的。
3．以实现小团体利益为荣的执政伦理。执政伦理，就是执政人员的执政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论理主要是通过个人信念和社会舆论等形式，约东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在我党少数党政十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某些违法和违纪行为，从执政伦理的角度上看，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是执政人员自身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他们往往为了“义气”，宁可违法、违纪也要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其二是周围的人所持的态度。他们对某些执政人员所犯的错误往往漠不关心，熟视无睹，有时甚至是包庇和纵容。这样的个人信念和社会评价机制，已成为不轨行为滋生的”温床”。
4．“人治化”的执政传统。执政传统，就是执政党对以往的执政观念，制度。规则、习惯、活动方式等闲素的历史延续。“传统作为历史的积淀，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惯性．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4]我国的封建专制沿袭了三千余年，封建的“人治化”的执政传统在一些党和政府执政人员的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所推崇和奉行的官僚制、权制，特权制，等级制等等，这些都是封建官僚文化的延续，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十年间，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这种执政惯性导致少数党政下部至今仍然忙于发布行政命令，下达“红头文件”，事无巨细地下预地方经济活动，大搞“政绩工程”等等，这种落后的执政模式，也是“人治化”执政传统的一种衍生物。
二、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是强化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上述党内少数执政人员在其执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在执政文化滞后的情况下，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而要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树立立党力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在我党的各项执政活动中树立和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然而要把这种先进的执政理念转化为全党自觉的执政行为，需要通过对我党执政文化体系的系统创新，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落实到我党执政活动的全部过程、整个环节和每个执政人员的实际工作之中。这样才能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从根本上纠正少数执政人员错误的世界观和执政观，树立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以民为上，“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5]
2．树立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执政价值观念。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一资产阶级极端的个人主义，是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要树立正确的执政价值观念，不仅要通过强化我党的宗旨教育、先进性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先进文化教育，不断纠正少数执政人员错误的执政价值观念，也要通过采用领导行为感染法、先进榜样示范法，工作成果评议法、领导行为审计法、人民群众监督法、不良行为惩处法等综合手段，树立集体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价值观念，最大限度地抑制和降低极端的个人主义对我党执政活动的消极影响，逐步确立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执政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
3，构建以实现人民的总体利益为己任的执政伦理，要构建正确的执政伦理，必须克服封建主义的“小团体文化”。这种文化说到底，就是在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保守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致使有些党政千部宁愿违法，也不敢违背家族、上司或利益群体的意志。要克服小团体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和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使全体执政人员树立大局观和法制观。同时也要通过净化社会风气和党风，营造有利于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为荣的社会氛围和组织氛围，逐步确立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我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和每个执政人员的最高道德准则。
4．培育符合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执政传统，要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执政传统，就必须要在“扬弃”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一切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作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光彩夺目的优秀遗产：如，崇尚吃苦耐劳、礼仪道德、自强不息等思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李世民的“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为政训诫等等。因此，我们要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坚持取其“精华”，除去“糟粕”的原则基础上，学习和吸收现代市场经济所祟尚的法治、竞争、效率等传统，逐步构建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现代执政模式及执政传统。
参考文献
[1]朱荣林，陆江兵．现代经济理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2]石伟．组织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3．
[3]张建东．公共组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7．
[4]黎永泰企业管理的文化阶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5]金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