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走上绞刑台。关于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情景，当时的报纸留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报道。然而，由于种种缘故，后来的追述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加进了某些主观臆测的内容。
　　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中写道：
　　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应当说，这段记述带有明显的“硬伤”。“硬伤”主要涉及李大钊在刑场上是否发表过临终演说、有没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此，《李大钊传》出版不久，一些研究李大钊的专家就提出了质疑。
　　没有确凿的史料表明，当时李大钊发表了临终演说。一是当时的刑场是封闭的，除了执刑者和戒备的宪兵、军警，未放进任何群众围观，也没有允许记者进入刑场采访。
　　二是李大钊果真发表演说的话，当时寻访过执刑者，了解有关情况的报道不会只字不露。《北洋画报》当时发表的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所云“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日，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应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从中可知，李大钊临刑时的表现，堪称是从容、镇定，毫无畏惧的。
　　另外，新中国建立之初，张次溪先生在编著《李大钊先生传》时，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经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所谓“群众”当是在场的狱卒等)这是一个李大钊临终未能发表演说的直接证言。
　　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据有关回忆文章介绍，在当时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情况下，李大钊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当时的回答是：“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后面的这句话，当是“编写”李大钊临终演讲的主要“蓝本”。
　　
　　(据《周末》07.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