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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范泉先生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编辑出版界、文学界乃至学术界贡献颇多的著名编辑家，他将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编辑出版事业，直至84岁高龄依然在做出版编辑工作。范泉前后七十多年的编辑生涯、诸多的编辑实践活动以及他独特的编辑思想在中国编辑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深入、系统地研究他的编辑实践活动和编辑思想，对丰富和完善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以及做好当代编辑出版工作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范泉;编辑理念;现实意义
一切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人类的文化传播活动正是诞生在人类与周围社会、自然环境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图书和期刊的内容，则表现和反映了编者审视现实的角度、编辑主旨的确立以及编者的政治立场等。从社会大环境、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的视角，通过分析一份期刊、一套丛书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等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可进一步得出书刊背后主编者的编辑主旨和编辑思想。
一、范泉的编辑生涯
范泉（1916-2000），原名徐炜，1916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的一个耕读之家。1929年，范泉入朱泾镇金山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并在语文老师的帮助下成功编制了小册子《世界之最》。1931年，转入上海光华附中，在读期间，曾参与编辑《抗日周刊》，1933年7月3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车厢里》，这是范泉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秋天开始协助邢鹏举编辑《光华附中》半月刊，从此开始了其编辑生涯。1935年，范泉考入光华大学历史系，第二年在洪深编的《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11期上发表报告文学《张家口和味之素及其他》，首次署名“范泉”，以后即以笔名代本名行于世。193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与丘东平、叶紫、马良等发起成立作品社，并参与主编《作品》半月刊;与邵子南、丘东平等成立辽原出版社，并出版《辽原文学汇刊》。1938年夏，复旦大学在上海复校，范泉返校复学，并主编《复旦》校刊，第二年又与邢鹏举合编《文汇报》副刊《社会问题》、《时事周刊》等。1940年，范泉由光华大学教授姚璋推荐，开始主编《中美日报》的学术性文艺副刊《堡垒》，并与吴景崧合编《学生生活》半月刊。1941年创刊《生活与实践丛刊》，任主编，下半年从复旦畢业后接编《中美日报》的《集纳》。1944年，在上海创办《文艺春秋》，直至1949年4月15日，《文艺春秋》出至第八卷第三期终刊。7月，进入上海永祥印书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直至1952年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范泉离开永祥印书馆调入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编辑机关报《上海印工》。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并将其发配到青海省的湟中县，先后做过中学教师、仓库保管员及多种体力劳动。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年过六旬的范泉调任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临时教师，期间创刊、主编了全国较有影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杂志。1986年，调入上海书店任主编，重新开始了其终生热爱的编辑事业，并成就了他编辑生涯的第二个辉煌。2000年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纵观范泉的一生，他的前三十多年虽然在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岁月中度过，但得益于十里洋场大上海这样优越的生存环境，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这为他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编辑工作要求高素养和综合的知识结构，如果青少年时期缺失了完整的知识培育，就很难想象他后来开展文学创作及人文等多学科的研究，并皆有收获，尤其是编辑工作的独特眼光和远见卓识。因此，范泉的编辑生涯是与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
二、范泉的编辑特点
范泉的编辑实践活动与同时期的其他编辑一样，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又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编辑之余不忘创作与研究
由于所编之书刊如《文艺春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文学流派词典》等在编辑出版领域的重要地位，通常人们对范泉的研究着重于编辑领域。其实，范泉是个杂家，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及其他社科领域的研究同样颇有建树，同样硕果累累。甚至可以说，范泉在文学等领域的耕耘和编辑方面的成就是相辅相成、如影随形的。早在光华中学读书期间，范泉就发表过时事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夜》，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的随笔《车厢里》是范泉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主编上海《中美晚报》的文艺副刊《堡垒》时，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开场白》一文，奠定了该刊利用文学的形式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的基调。1946年出版了被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史家常常论及的散文集《绿的北国》和短篇小说集《浪花》，这两部创作实际奠定了范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文学创作，范泉在做编辑的同时，也写了许多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论著，如《创作论》《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战争与文学》《论台湾文学》等。此外，范泉在其他社科领域也著述颇多，如《中国民族的由来》《中国原始社会研究》《语言和文字》《社会史话》等。范泉既是编辑又是作家、学者的多重身份，再加上其良好的文学功底，使得他在编辑刊物、筛选稿件、修改篇章时，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要义，从而编选出符合刊物主旨、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深度、进步倾向的稿件。
（二）编辑书刊偏重文学
因为范泉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作家，一生喜好文学，所以他主编刊物也以文学类居多。他的编辑活动偏重文学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编辑期刊多为文学文艺类，如与丘东平、邵子南等人成立出版社并出版《辽原文学汇刊》，后来又与马良创办半月刊《作品》，在孤岛时期主编著名的《文艺春秋》等，都是以文学刊物为阵地，与敌人和反动势力做斗争。据统计，范泉一生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学类或综合文艺类期刊有十余种之多，且最有影响、编辑时间最长的都是这类期刊。另一方面，他编辑图书也多为文学类书籍。范泉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编辑做工，除编期刊外，还主编或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从书，如《文学新刊》（共三辑十八种图书）、《青年知识文库》（其中大量是文学图书）等，这些文学图书在战争年代给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一道道精神食粮，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被常常提起。如果说在玄黄未定的战争年代，对于文化人来说编辑期刊是宣传进步思想、与敌对势力斡旋的有利武器，那么，在和平安定的新时期，编辑具有总结性、概括性、回忆性、指导性的书籍，便是对社会对人民的一种最好的回馈方式。晚年范泉在文学图书编辑上的一项项浩大工程，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道精神大餐，他的编辑活动偏向文学也有了更有力的注脚。 （三）编辑之余不忘翻译
在做编辑的同时，范泉先生也翻译了诸多外文作品。日本作家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范泉翻译的第一部外文作品，先在《文艺春秋》丛刊连载最后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后，还主要翻译有川端康成的《文章》、朝鲜张赫宇的散文集《朝鲜春》和童话《黑白记》、日本岛崎藤村的《断片》和《初恋》、 台湾作家龙瑛宗的小说《白色的山脉》、吉江乔松的《绿的沉默》、中野重治的小品文集《孩子和花》等。此外，为普及少年儿童对世界文学名著的认识，他在任职永祥印书馆时，主编了《少年儿童文学故事丛书》，该丛书从1948年一直陆陆续续出版到1951年，其中诸多世界文学名著，大多来自范泉的翻译和缩写。范泉这种既编亦译的编辑模式，对其开展编辑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拓宽稿件、书籍筛选的层面，能最大程度地选取好作品来服务大众。另一方面，由于在如何选择译稿者、把握译稿质量方面，范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也从另一侧面为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另外，编辑有翻译的能力，视野就会更加开阔。范泉编辑的书刊之所以广受读者喜爱，和他眼界开阔、了解中外文学和文学市场从而选题准确不无关系。
（四）借编辑平台培养青年一代
在我国编辑事业发展初期，面对理论和实践双双匮乏的局面，培养后备编辑力量尤为重要。只有培养好青年编辑，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编辑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范泉一生对年轻编辑和青年作家都给予了持续不断地帮助和指引，尤其是战乱时期，众多的青年编辑和青年作家以及一些爱国人士，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都得到了范泉先生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比如臧克家、锡金、艾芜、沙汀等人在硝烟弥漫的上海，都曾得到了范泉的帮助。臧克家在其《忆往事 念范泉》一文中这样写道：“1947年夏秋间，范泉看到我接两个孩子来上海上学，筹措学费都有困难，就要我编好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拥抱》，列入他主编的《寰星文学丛书》，于12月出版。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解放前沙汀避居四川乡下，贫病交迫。与沙汀素不相识的范泉知道后，立即解囊相助。”而他主编的杂志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名家和文学青年支持，正是和他热情助人，奖掖青年分不开的。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在新时期，范泉先生这种乐于助人，为编辑事业无私奉献，对后辈编辑悉心指导的品质，非常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三、范泉编辑做工的现实意义
当年范泉的编辑做工虽然距今天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移则事异，今天的书刊编辑无论是工作平台还是工作流程，皆与当年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异。但无论如何，范泉独特的编辑风格、忍辱负重式的战斗精神、一丝不苟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态度，在今天的新闻出版业中仍有着意味深长的启迪意义和独特的价值。
（一）为编辑人才树立学习榜样
范泉作为一名编辑家，首先具有非常厚重的文化积淀和高超的人文素养，他以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文学翻译为专长，同时对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有涉獵，是一位学有专攻的博学之士，这也正是一个编辑人才必需的知识结构;其次，具有一个优秀的媒介从业者必需的新闻敏感和社会洞察力，能够对他所置身的社会发展趋势做出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价值判断，使每一个选题策划既切合时势又有前瞻性，经他之手出版的书刊，往往具有适时和合世的双重功效;其三，具有高超的编辑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早在中学时代就参与编辑书刊，在大学学的又是新闻专业，既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积累，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编辑工作的一套程序——从选题策划到组稿、选稿、修改润色等，非常熟练，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编辑人才来说，厚重的文化积淀，高超的新闻敏感和社会洞察力，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都是不可缺少的，而范泉的编辑做工及他身上所具备的一切业务素养，也足堪成为编辑人才的榜样。
（二）坚持正确的立场与导向
其实，任何出版物都具有二重性，从内容方面看，它是精神产品，就载体而言，它又是物质产品。“作为精神产品，要求实现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作为物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要求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商品交换，取得经济效益。出版物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而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情况。”1实际上，我们一直以来都特别强调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优秀出版物的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也是出版物的主要使命。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新闻出版机构转制为企业，这就使得部分新闻出版机构淡化或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出版物的使命，在出版活动中没有解决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过分追求经济效益，使一些内容低俗淫秽、质量低劣的出版物充斥市场，严重污染了社会环境，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业是绝对市场化的，但在实际运作中，范泉无论是编辑《文艺春秋》还是其他丛书，从来没有忽视或放弃社会效益，有时甚至特别突出社会效益，把内容的健康向上，正确引导读者放在首位。如编辑《文艺春秋》时，他没有走当时上海多数综合文艺杂志“消闲化”的路子，而是选择了以进步作家为创作主体的“纯文学”道路;编辑《青年知识文库》和《寰星文学丛书》时，他选择的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纯文学作品（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大量最新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传播新知、启迪青年的目的十分明显;年逾古稀，重返编辑岗位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工作量最大、头绪最繁杂的近代文学整理，一部《近代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文化填补了空白，还为新成立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由此看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出版业完全可以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出版业全面进入市场化的今天，更应该向老编辑范泉学习，学习他坚持质量第一和社会效益第一的编辑原则，学习他坚持为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编辑立场，学习他坚守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三）突出创新精神与品牌意识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份杂志、一本图书，要想走向市场、赢得读者，编辑的创新精神至为关键，这就要求编辑通过对出版市场的研究和思考，形成自己独到的编辑观和编辑思想，并且选题的角度要新、要独特，还要有较高的市场意识，这是一个编辑最基本的素养。实际上，在日常的编务活动中，编辑的创新精神主要通过选题来体现的。选题新颖、独特，能经常推出一系列优秀读物，这家杂志或出版单位就容易塑造出自己的“品牌”来。可见，独特的选题与品牌塑造是相辅相成的。“品牌”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因为人们的认可度和超量市场占有率，越来越被企业看中。塑造自己的品牌，已成为企业在同行竞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条件。因而，随着出版业的市场化，品牌也逐渐被今天的编辑出版从业人员所认可和追求。
回顾当年的上海新闻出版业，寻绎范泉先生的编辑思想和出版业绩，在竞争激烈近乎无序的上海文化市场，范泉能让一个小小的永祥印书馆跻身于同行业中颇有影响者之列，靠的就是独特的选题和品牌的打造。作为总编辑的范泉，在永祥八年多的编辑工作中，我们随处可见其营造的“品牌效应”，除响当当的《文艺春秋》这一纯文学期刊外，还在永祥这一平台上推出了《上海生活》《少年知识故事》《青年知识文库》《文学新刊》《少年文库》《通俗本丛书》等一批影响广泛的读物，使一个规模较小的印书馆在几年之内就形成了实力雄厚、出版领域宽广的品牌效应。现在，我国已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新闻出版业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和物质载体，而这些仅仅是技术或者形式层面的更新，并非内容的根本性创新。因此，编辑人员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从内容的层面创造性地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不断打造和夯实文化产品的“文化性”，进而努力塑造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既是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当今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范泉编辑做工留给后人的又一重要启示。
注释：
1. 刘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J].中国出版，1993，（1）：4-13.
参考文献：
[1] 钦鸿.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J].新文学史料，1990 { 2） .
[2] 张祖乔.网络时代编辑该具有什么样的理念 [J].编辑之友，2007 （2 ）.
[3] 钦鸿.范泉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书信（五封）[J].出版史料，2003 （3） .
关键词：范泉;编辑理念;现实意义
一切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人类的文化传播活动正是诞生在人类与周围社会、自然环境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图书和期刊的内容，则表现和反映了编者审视现实的角度、编辑主旨的确立以及编者的政治立场等。从社会大环境、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的视角，通过分析一份期刊、一套丛书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等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可进一步得出书刊背后主编者的编辑主旨和编辑思想。
一、范泉的编辑生涯
范泉（1916-2000），原名徐炜，1916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的一个耕读之家。1929年，范泉入朱泾镇金山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并在语文老师的帮助下成功编制了小册子《世界之最》。1931年，转入上海光华附中，在读期间，曾参与编辑《抗日周刊》，1933年7月3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车厢里》，这是范泉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秋天开始协助邢鹏举编辑《光华附中》半月刊，从此开始了其编辑生涯。1935年，范泉考入光华大学历史系，第二年在洪深编的《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11期上发表报告文学《张家口和味之素及其他》，首次署名“范泉”，以后即以笔名代本名行于世。193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与丘东平、叶紫、马良等发起成立作品社，并参与主编《作品》半月刊;与邵子南、丘东平等成立辽原出版社，并出版《辽原文学汇刊》。1938年夏，复旦大学在上海复校，范泉返校复学，并主编《复旦》校刊，第二年又与邢鹏举合编《文汇报》副刊《社会问题》、《时事周刊》等。1940年，范泉由光华大学教授姚璋推荐，开始主编《中美日报》的学术性文艺副刊《堡垒》，并与吴景崧合编《学生生活》半月刊。1941年创刊《生活与实践丛刊》，任主编，下半年从复旦畢业后接编《中美日报》的《集纳》。1944年，在上海创办《文艺春秋》，直至1949年4月15日，《文艺春秋》出至第八卷第三期终刊。7月，进入上海永祥印书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直至1952年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范泉离开永祥印书馆调入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编辑机关报《上海印工》。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并将其发配到青海省的湟中县，先后做过中学教师、仓库保管员及多种体力劳动。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年过六旬的范泉调任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临时教师，期间创刊、主编了全国较有影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杂志。1986年，调入上海书店任主编，重新开始了其终生热爱的编辑事业，并成就了他编辑生涯的第二个辉煌。2000年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纵观范泉的一生，他的前三十多年虽然在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岁月中度过，但得益于十里洋场大上海这样优越的生存环境，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这为他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编辑工作要求高素养和综合的知识结构，如果青少年时期缺失了完整的知识培育，就很难想象他后来开展文学创作及人文等多学科的研究，并皆有收获，尤其是编辑工作的独特眼光和远见卓识。因此，范泉的编辑生涯是与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
二、范泉的编辑特点
范泉的编辑实践活动与同时期的其他编辑一样，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又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编辑之余不忘创作与研究
由于所编之书刊如《文艺春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文学流派词典》等在编辑出版领域的重要地位，通常人们对范泉的研究着重于编辑领域。其实，范泉是个杂家，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及其他社科领域的研究同样颇有建树，同样硕果累累。甚至可以说，范泉在文学等领域的耕耘和编辑方面的成就是相辅相成、如影随形的。早在光华中学读书期间，范泉就发表过时事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夜》，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的随笔《车厢里》是范泉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主编上海《中美晚报》的文艺副刊《堡垒》时，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开场白》一文，奠定了该刊利用文学的形式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的基调。1946年出版了被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史家常常论及的散文集《绿的北国》和短篇小说集《浪花》，这两部创作实际奠定了范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文学创作，范泉在做编辑的同时，也写了许多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论著，如《创作论》《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战争与文学》《论台湾文学》等。此外，范泉在其他社科领域也著述颇多，如《中国民族的由来》《中国原始社会研究》《语言和文字》《社会史话》等。范泉既是编辑又是作家、学者的多重身份，再加上其良好的文学功底，使得他在编辑刊物、筛选稿件、修改篇章时，能更加准确地把握要义，从而编选出符合刊物主旨、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深度、进步倾向的稿件。
（二）编辑书刊偏重文学
因为范泉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作家，一生喜好文学，所以他主编刊物也以文学类居多。他的编辑活动偏重文学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编辑期刊多为文学文艺类，如与丘东平、邵子南等人成立出版社并出版《辽原文学汇刊》，后来又与马良创办半月刊《作品》，在孤岛时期主编著名的《文艺春秋》等，都是以文学刊物为阵地，与敌人和反动势力做斗争。据统计，范泉一生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学类或综合文艺类期刊有十余种之多，且最有影响、编辑时间最长的都是这类期刊。另一方面，他编辑图书也多为文学类书籍。范泉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编辑做工，除编期刊外，还主编或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从书，如《文学新刊》（共三辑十八种图书）、《青年知识文库》（其中大量是文学图书）等，这些文学图书在战争年代给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一道道精神食粮，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被常常提起。如果说在玄黄未定的战争年代，对于文化人来说编辑期刊是宣传进步思想、与敌对势力斡旋的有利武器，那么，在和平安定的新时期，编辑具有总结性、概括性、回忆性、指导性的书籍，便是对社会对人民的一种最好的回馈方式。晚年范泉在文学图书编辑上的一项项浩大工程，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道精神大餐，他的编辑活动偏向文学也有了更有力的注脚。 （三）编辑之余不忘翻译
在做编辑的同时，范泉先生也翻译了诸多外文作品。日本作家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范泉翻译的第一部外文作品，先在《文艺春秋》丛刊连载最后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后，还主要翻译有川端康成的《文章》、朝鲜张赫宇的散文集《朝鲜春》和童话《黑白记》、日本岛崎藤村的《断片》和《初恋》、 台湾作家龙瑛宗的小说《白色的山脉》、吉江乔松的《绿的沉默》、中野重治的小品文集《孩子和花》等。此外，为普及少年儿童对世界文学名著的认识，他在任职永祥印书馆时，主编了《少年儿童文学故事丛书》，该丛书从1948年一直陆陆续续出版到1951年，其中诸多世界文学名著，大多来自范泉的翻译和缩写。范泉这种既编亦译的编辑模式，对其开展编辑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拓宽稿件、书籍筛选的层面，能最大程度地选取好作品来服务大众。另一方面，由于在如何选择译稿者、把握译稿质量方面，范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也从另一侧面为编辑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另外，编辑有翻译的能力，视野就会更加开阔。范泉编辑的书刊之所以广受读者喜爱，和他眼界开阔、了解中外文学和文学市场从而选题准确不无关系。
（四）借编辑平台培养青年一代
在我国编辑事业发展初期，面对理论和实践双双匮乏的局面，培养后备编辑力量尤为重要。只有培养好青年编辑，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编辑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范泉一生对年轻编辑和青年作家都给予了持续不断地帮助和指引，尤其是战乱时期，众多的青年编辑和青年作家以及一些爱国人士，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都得到了范泉先生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比如臧克家、锡金、艾芜、沙汀等人在硝烟弥漫的上海，都曾得到了范泉的帮助。臧克家在其《忆往事 念范泉》一文中这样写道：“1947年夏秋间，范泉看到我接两个孩子来上海上学，筹措学费都有困难，就要我编好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拥抱》，列入他主编的《寰星文学丛书》，于12月出版。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解放前沙汀避居四川乡下，贫病交迫。与沙汀素不相识的范泉知道后，立即解囊相助。”而他主编的杂志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名家和文学青年支持，正是和他热情助人，奖掖青年分不开的。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在新时期，范泉先生这种乐于助人，为编辑事业无私奉献，对后辈编辑悉心指导的品质，非常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三、范泉编辑做工的现实意义
当年范泉的编辑做工虽然距今天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移则事异，今天的书刊编辑无论是工作平台还是工作流程，皆与当年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异。但无论如何，范泉独特的编辑风格、忍辱负重式的战斗精神、一丝不苟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态度，在今天的新闻出版业中仍有着意味深长的启迪意义和独特的价值。
（一）为编辑人才树立学习榜样
范泉作为一名编辑家，首先具有非常厚重的文化积淀和高超的人文素养，他以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文学翻译为专长，同时对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有涉獵，是一位学有专攻的博学之士，这也正是一个编辑人才必需的知识结构;其次，具有一个优秀的媒介从业者必需的新闻敏感和社会洞察力，能够对他所置身的社会发展趋势做出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价值判断，使每一个选题策划既切合时势又有前瞻性，经他之手出版的书刊，往往具有适时和合世的双重功效;其三，具有高超的编辑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早在中学时代就参与编辑书刊，在大学学的又是新闻专业，既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积累，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编辑工作的一套程序——从选题策划到组稿、选稿、修改润色等，非常熟练，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编辑人才来说，厚重的文化积淀，高超的新闻敏感和社会洞察力，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都是不可缺少的，而范泉的编辑做工及他身上所具备的一切业务素养，也足堪成为编辑人才的榜样。
（二）坚持正确的立场与导向
其实，任何出版物都具有二重性，从内容方面看，它是精神产品，就载体而言，它又是物质产品。“作为精神产品，要求实现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作为物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要求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商品交换，取得经济效益。出版物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而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情况。”1实际上，我们一直以来都特别强调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优秀出版物的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也是出版物的主要使命。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新闻出版机构转制为企业，这就使得部分新闻出版机构淡化或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出版物的使命，在出版活动中没有解决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过分追求经济效益，使一些内容低俗淫秽、质量低劣的出版物充斥市场，严重污染了社会环境，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业是绝对市场化的，但在实际运作中，范泉无论是编辑《文艺春秋》还是其他丛书，从来没有忽视或放弃社会效益，有时甚至特别突出社会效益，把内容的健康向上，正确引导读者放在首位。如编辑《文艺春秋》时，他没有走当时上海多数综合文艺杂志“消闲化”的路子，而是选择了以进步作家为创作主体的“纯文学”道路;编辑《青年知识文库》和《寰星文学丛书》时，他选择的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纯文学作品（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大量最新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传播新知、启迪青年的目的十分明显;年逾古稀，重返编辑岗位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工作量最大、头绪最繁杂的近代文学整理，一部《近代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文化填补了空白，还为新成立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由此看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出版业完全可以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出版业全面进入市场化的今天，更应该向老编辑范泉学习，学习他坚持质量第一和社会效益第一的编辑原则，学习他坚持为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编辑立场，学习他坚守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三）突出创新精神与品牌意识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份杂志、一本图书，要想走向市场、赢得读者，编辑的创新精神至为关键，这就要求编辑通过对出版市场的研究和思考，形成自己独到的编辑观和编辑思想，并且选题的角度要新、要独特，还要有较高的市场意识，这是一个编辑最基本的素养。实际上，在日常的编务活动中，编辑的创新精神主要通过选题来体现的。选题新颖、独特，能经常推出一系列优秀读物，这家杂志或出版单位就容易塑造出自己的“品牌”来。可见，独特的选题与品牌塑造是相辅相成的。“品牌”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因为人们的认可度和超量市场占有率，越来越被企业看中。塑造自己的品牌，已成为企业在同行竞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条件。因而，随着出版业的市场化，品牌也逐渐被今天的编辑出版从业人员所认可和追求。
回顾当年的上海新闻出版业，寻绎范泉先生的编辑思想和出版业绩，在竞争激烈近乎无序的上海文化市场，范泉能让一个小小的永祥印书馆跻身于同行业中颇有影响者之列，靠的就是独特的选题和品牌的打造。作为总编辑的范泉，在永祥八年多的编辑工作中，我们随处可见其营造的“品牌效应”，除响当当的《文艺春秋》这一纯文学期刊外，还在永祥这一平台上推出了《上海生活》《少年知识故事》《青年知识文库》《文学新刊》《少年文库》《通俗本丛书》等一批影响广泛的读物，使一个规模较小的印书馆在几年之内就形成了实力雄厚、出版领域宽广的品牌效应。现在，我国已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新闻出版业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和物质载体，而这些仅仅是技术或者形式层面的更新，并非内容的根本性创新。因此，编辑人员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从内容的层面创造性地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不断打造和夯实文化产品的“文化性”，进而努力塑造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既是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当今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范泉编辑做工留给后人的又一重要启示。
注释：
1. 刘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J].中国出版，1993，（1）：4-13.
参考文献：
[1] 钦鸿.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J].新文学史料，1990 { 2） .
[2] 张祖乔.网络时代编辑该具有什么样的理念 [J].编辑之友，2007 （2 ）.
[3] 钦鸿.范泉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书信（五封）[J].出版史料，200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