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整整100年前，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由此开启了北洋军阀的数年混战时期。军阀之祸，于斯为盛。历史转折的种子，也在其中暗暗生长。
　　历史如谜。一代人，其实难知是否身处历史大变化的转折期，脚下是急流还是小浪；更无法预测，历史的河流若是改道，将何时、在哪里发生。
　　以国人熟悉的近代史来说，戊戌变法失败，引来清末中枢权力格局翻转，不谙国际相处规则的满族亲贵小圈子把持中央权力，带着国家走向庚子年的灾难，意图改革者幻灭，放弃挽救，汇聚于革命之流，以一根偶然被点燃的导火索，炸毁了王朝。其后国家的深层制度转型步履维艰，磨合期帝制再现，独裁者暴毙后地方坐大、军阀林立，混战不已，乱史重演，待到新的权力中心形成，重新整合国家。
　　这段历史是由帝制到共和的大转型，步步惊心，环环相扣，要在纷繁中理出个线索并不是难事，但理性归纳不足以解释偶然。所以，才会有后人对民初历史的频频扼腕慨叹：若宋教仁不死，议会政治或许会走上轨道？若其死以法治途径解决，二次革命不发生，南北可能不會分裂？若袁世凯不为身边人所误，帝制便不是必然？若袁世凯不行帝制不早死，奉系又或许没机会坐大，其后军阀混战的局面，或能避免？
　　历史无法在假设中给人以确定答案，但历史本身所蕴含的信息，已相当丰富。以北洋军阀史来说，虽然遗憾于乱世国危，但从另一面去看，乱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这是乱世的意义。中国不唯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社会，更是一个治乱相间的社会，盛世的繁荣和乱世的惨绝是同一个体系的双生子。研究乱，也可认识中国的社会特点，组织传统、民情文化。
　　在这方面，北洋军阀一段历史能给现代中国人以很多启发。

怎一个乱字了得

　　很多人读到民初军阀史要绕着走开的。
　　议会政治初试，内阁动辄改组，党派林立，不下三百，大小军阀，三千之多。在中央，“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有实无名的帮派团体，如过江之鲫；在地方，很多省份内都存在不止一个权力中心，又或者主政人物轮番更迭；军阀中，至大的控制数省，至小的盘踞村庄，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粤系，彼此争斗不休。
　　难怪历史学家唐德刚会说：“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里，中华民国初年的军阀时期是最难讲清的一段。”
　　以大的历史分期去看，从辛亥革命至1928年国民政府成为国家政权中心，形式上统一全国，这之间可称是军阀时期。其中，又可以1916年为界，大致分为两段。
　　1916年之前袁世凯尚在，中央权威维系于其一身，国家在形式上统一，军权还并未彻底宰制行政、立法、司法权力。1916年袁世凯在骂声中暴毙后，中央与地方的实权人物失去了规制，顿时全国各派势力纷起，中国真正进入了军阀林立的乱世。
　　在北方，皖系、直系、奉系打得不可开交，大体以每4年为一周期，依次轮换主政北京。
　　在南方，1917年，孙中山带着从德国人那里借来的钱，率领了部分海军和几十名国会议员，整合南方军阀，在广州设立了军政府。但是孙中山又控制不住各派军阀，处境尴尬，桂系、粤系之间相互抵牾。
　　这种形势下，不仅全国出现了两个分立的中央政府，并且南北两方内部也不止一个权力中心，而是几个权力集团并存，明争暗斗，内战不止。
　　此间混乱，主要脉络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1917年，孙中山以维护民元约法为由，发动针对皖系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前前后后持续一年多，直到各自内部分裂，也没打出什么结果，孙中山也在1918年被桂系排挤出广州。

以大的历史分期去看，从辛亥革命至1928年国民政府成为国家政权中心，形式上统一全国，这之间可称是军阀时期。其中，又可以1916年为界，大致分为两段。

　　1920年，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领袖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联合向控制北京的皖系段祺瑞发起挑战，不出多久，皖系败走，直系登台；几乎同时，在南方，粤桂战争打响，粤系军阀陈炯明从桂系手里夺回广州，并占领了广西南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直系胜利，继续控制北京，奉系败退沈阳老家；同时在南边，1922年陈炯明和孙中山失和，拔刀相见，粤军炮打总统府，逼走了孙中山。结果没过多久，陈炯明又被“勤孙”的军阀打败。夺回广州的孙中山决心北伐。
　　1924年，奉系再次南下“入关”，与直系开战，但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倒戈，回师占领北京，幽禁了总统曹锟，吴佩孚逃走，直系惨败，奉系一时如日中天，控制了北方九省及京、津、沈三市。
　　此后，北京形势大定，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孙中山眼见北伐无望，于是接受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大军阀的联合请柬，北上谋划“联合统一”，结果壮志未酬，撒手人寰。
　　1928年，北伐军一路挺进，本意欲统一全国的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民国的北京政府关门，南京政府成为为各国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至此，军阀混战才算告一段落。
　　军阀时期的混乱，派系之多，交战之频繁只是其一，更乱的是，以皖系和直系这种地域取向划分两大派系并非绝对，皖系的大量军事权力就并不掌握在安徽人手里，在直系，高层军人中直隶人也并不占多数，如冯玉祥和陆建章都是皖人，但都加入了直系，只有奉系，地理籍贯集中于东北。所谓的派系划分，只以某派系的首领籍贯来划分，如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安徽人，直系首领冯国璋是河北人，也即直隶人。
　　北洋军阀也有广狭二义。狭义来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核心圈子，如段祺瑞、冯国璋等，算是嫡系，后来北洋系不断膨胀，后来担任各省督军的曹锟、吴佩孚、王占元等，也算中坚。 　　广义上，北洋时期的军阀就泛指此间的军阀人物，如巡防营出身的张勋，严格来看只能算北洋支系，植根西北，后来加入直系的冯玉祥则稍远些，盘踞东北的奉系张作霖、一方霸主山西阎锡山离之更远。
　　他们是民国初年军阀时代的产物，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治乱的逻辑

　　北洋军阀之基，奠定于袁世凯。军阀自成势力，始自北洋，但可以追溯更远。
　　晚清的实权人物，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开始，就以军队为家底，他们是满家王朝的一大威胁，后者虽然也能够意识到，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约束的能力，只是依赖于熟读儒家、谨守忠义的权臣的自我克制。
　　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吸取战败教训，为推动军队的现代化，计划训练三十六镇（师）现代陆军，也即后来的新军。全国十八个省，本来计划每省负责编练两镇，但对于这种一时看不到未来的新鲜事物，大多省份并不热心，只是敷衍了事。不过这个契机为袁世凯所抓住，成为他开启仕途的第一步。
　　从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认真编练了一支名义上属于国家，实则听命自己的现代化陆军。以此为基础，新军后来不断扩大为六镇，成为北洋新建陆军的支柱。袁世凯也由此扶摇直上，晋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时权倾朝野。
　　与此同时，晚清中央—地方权力的天平不断向地方倾斜，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廷却无能为力，正因为中央能够调动的军队不多，大量军力都在地方，由各省直接节制。
　　这种军事制度上的弱点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并没有得到扭转。在袁世凯时代，小站练兵成长起来的心腹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都握有不小兵力，以致袁世凯临终前自己也无力控制。
　　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期，正是旧制已毁、新制待建的时期。现代政治將权力的平衡与妥协制度化，将权力的使用法制化，民初的一系列政治设施如国会、法院、内阁等等的设置，正在于实现这一目标。
　　但对于在位的实权人物，这套游戏好看却不好用，现实依旧是实力政治，袁世凯也频频绕开国会、内阁和法制轨道，甚至动用军警力量与正式制度对抗。
　　作为国家元首，他无意于政治规划和制度建设，但强于谋略和笼络，这种特点，或许避免了转型时刻的大动荡，却也为后来的军阀之乱埋下伏笔。
　　从稳定的一面去说，袁世凯虽然不事制度建设，却能维系起各个人物，也能容纳得了各党派的存在，民初刚做大总统时力邀黄兴来北京任职，对孙中山的国民党人也尽力拉拢。

在北洋系这个大家庭中，袁世凯是类似家长般的存在。用美国学者齐锡生的话来说，后来军阀派系的出现是正是由于“大家庭”概念的破产。

　　对于北洋系的维持，袁则以紧密的姻亲关系加以维护，如他让段祺瑞与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与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在北洋系这个大家庭中，袁世凯是类似家长般的存在。作为家长，如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所展现的，袁世凯自始至终最惦记的，是“北洋要团结”。
　　这一传统于他身后也延续下来，段祺瑞也想担当起家长的角色，但其他兄弟不能答应，所以派系争斗出现。用美国学者齐锡生的话来说，后来军阀派系的出现是正是由于“大家庭”概念的破产。
　　以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去看，这也是中央集权逻辑下国家强于社会的一种必然结果，社会自身没有稳定的贵族体系和组织能力，所以一旦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全国将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
　　周期律般的中国大乱大治循环，其治时所成就的盛世和秩序崩坏后所造成的人口减损，都是世界突出，衰世藩镇割据出现的规律，秦汉以来，莫不如是。近代的军阀混战，也在这大的历史循环之中。
　　世俗化的中央集权体系，培植了中国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抗精神以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欲望，所以乱世中的实权人物，既渴望权力集中、国家统一，也渴望权力集中于自己，近代军阀之间的嫌隙，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都由此而生。
　　所以我们见到了民初具有中国特点的种种现象：
　　虽然各派军阀互有争斗，12年中国家元首6次变换，内阁25次改组，但北洋政府一直象征性地存在着，政府机构也一直完整保持到1927年。
　　在混乱中崛起的军阀能够位居人极，但不少出身贫贱，东北的张作霖和两广的陆荣廷都是土匪出身，两湖的王占元和长江流域的张勋是由步兵升上来，曹锟曾经是布贩子，张宗昌早年是赌场帮手，吴佩孚和冯玉祥都是穷苦家庭出身。
　　他们在乱世中是枭雄，在治世或许就是能臣良吏。

有限度博弈

　　军阀是中国近代最具刻板印象的群体，类似地主，几乎没有正面形象。
　　1957年，滇系军阀龙云的儿子龙绳勋给《纽约时报》写了封信，其中道：“我坚决反对你把家父称为军阀。根据字典所载的定义：军阀是以金钱为目的的战争贩子，这当然不适用于家父，他老人家参与的各大战役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近代革命叙事下，军阀作为特定角色落后又负面，还原为个人，各个形象丰富饱满。

　　以贿选遗臭于史的曹锟，据唐德刚记载，极富领袖魅力。顾维钧曾担任他的国务总理，以他一辈子见过的和服务过的“领袖”，“以曹锟为第一”，是“天生的领袖”。
　　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有民族气节，前者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后者始终不愿附敌，两人最后都死于日本人之手。
　　段祺瑞在袁世凯称帝时不加配合，袁死后继续尊崇，但坚辞黄袍。他想控制政局，但又不如袁世凯那样圆滑老到，任内阁总理时阁员集体罢工，他就赌气一个人去空荡的国务院上班。他曾于德国留学，一生崇拜德国，据说生病服药时，都要先问过“是否德国制造”？
　　这样一个握有实权，又施政困难，崇拜德国，却力主对德宣战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复杂性与戏剧化，是以单色眼镜难以认识的。
　　民初转型期，制度磨合，军阀之间看起来混战不断，但相处仍有准则。尤其北方军阀之间，地方观念不似南方强烈，不同省人也容易在一个派系内共处，人际关系彼此牵连，不敢肆意胡来。

四川的军阀间打仗时，甚至出现过两支军队在川渝郊外激战时，双方军官却在同一张桌上打麻将，两方的下级到桌子上来报告战争的情况。战争结束，胜利的一方还会保护战败的一方周全。

　　尽管军阀没有政治信念和政治抱负，大都搏手腕、拼力气，但也不是纯恶意的对抗，所以虽然战争每天发生，但是军阀间的谋杀并不普遍。
　　据史书记载，1916年—1922年间，反袁、反复辟、直皖、直奉四次战争中，真的被指控为战犯，加以逮捕追责的，寥寥无几，因为都不愿对彼此下狠手。
　　当时的战争甚至是坚守某些传统道义。黎元洪、段祺瑞府院失和时，张勋趁黎元洪求助之机，率五千辫子军进京。张勋路过天津时，段祺瑞劝告，如果复辟，将来定要战场相见。后来张勋真的复辟，大小军阀赶来讨伐，张勋倒理直气壮，说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来打他，因为他曾有此当面警告。
　　四川的军阀间打仗时，甚至出现过两支军队在川渝郊外激战时，双方军官却在同一张桌上打麻将，两方的下级到桌子上来报告战争的情况。战争结束，胜利的一方还会保护战败的一方周全。
　　军阀混战持续的时间很短，若纵向去比较，只区区十几年。后来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北伐成功，虽有天时助力—张作霖被炸死，更因为新的组织方式淘汰了旧的。
　　归根结底，谁能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中解决问题，谁才能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