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书店里已经摆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九八八年版的三种中译本，即分别由高中毅、张仁德和周新城组织翻译的译本。提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一九五四年教科书的影响，整整一代的社会主义者成了它的忠实读者，特别是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支点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整个地说，至今仍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因此，苏联教科书的新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读罢全书，一个强烈的感受在笔者心头油然而生，那就是：生产社会化实实在在地构成为苏联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支点。
一
什么是生产社会化？苏联新版教科书不同于“社会化＝集中化”公式而代之以新的解释。这种新解释及其应用散见于全书差不多每个章节，其中伴随两个问题的论述而得到了比较突出的界说。在论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时，书中写道：“生产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各独立企业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要保持‘铁的’比例性”。(张仁德译本，第308页；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张译本)而在阐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客观基础时，教科书明白指出：“生产社会化过程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一方面，它使过去分散的生产过程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过程，加强了经济的统一，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劳动者；另一方面，它又引起国民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产生了某些崭新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环节”。(第394页)关于生产社会化的这种解释无疑具有独到的价值：第一，生产社会化不仅仅是生产的集中化过程并由此产生经济的统一性，而且又造成了某些经济环节的独立性；第二，教科书解释与那种片面强调集中化倾向不同，它更看重第二种趋势的作用，并以此作为理论分析的客观依据；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并不能终结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过程，恰恰相反，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目前几乎都是出现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因而，公有制的建立只能标志着生产的“形式上的社会化”(第17页。顺便指出，高中毅译本把“形式上的社会化”译为“形式上的公有化”，似乎不当，见高译本第22页)，还必须“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5页)；第四，教科书恰恰在论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客观基础时，给出生产社会化较完整的解释，这就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逻辑的主脉，正是马克思把生产社会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结束、社会主义制度由以形成的范畴加以使用。
应当说，关于生产社会化的这种新解释，我国学者的努力并不落后于苏联同行。例如，吴敬琏早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就详细地论述过生产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大型化或集中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体化。(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然而，尝试以这种重新解释了的生产社会化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点，当首推苏联新版教科书。
二
新版教科书表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同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相统一并相互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它阐明各个不同社会形态中支配生活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规律以及支配所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第35—36页)而支撑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相统一并相互作用的关键点，照书中所说，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在于“组织经济关系”——整个教科书所展开的经济分析的全部内容都以其为基础。所谓“组织经济关系”即“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关系。它一方面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又直接表示不以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为转移的生产状况，反映生产要素及其社会组合的一定发展阶段的特点”，作者并且明确地用“例如”的口吻把它归结为生产社会化。(第31—32页)正是由于“组织经济关系”同“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的“社会形式”，其实质和基础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具有“紧密的和直接的联系”，以至于新版教科书甚至认为：“组织形式(生产结构、分工和劳动协作、生产专业化和生产的集中)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34页)笔者以为，这里的所谓“对象”只是从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点的角度来说的，换言之，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能构建于组织经济关系即生产社会化之上，才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许正是这一缘故，高中毅译本将这一个“研究对象”译为“研究客体”。(高译本第36页)
以生产社会化为支点——这就是苏联新版教科书“关于教科书的逻辑体系”(第13—22页)安排的实质。开篇已过，自不待言。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着力阐述以生产集中为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把整个资本主义理论置于其上进行考察。这样做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垄断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形式”(第16页)；更重要的是，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这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外就是资产阶级调整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恰恰就在于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生产社会化”(第335页)，换言之，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相当的意义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终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三篇)建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即“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是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第357页)即实现生产的“形式上的社会化”，那末，新版教科书第三篇中的三个部分(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集约型经济增长”、“社会主义社会的经营机制”)，不过是关于生产的形式社会化如何进一步实现为“实际的、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第388页)的分析和说明，就是说，“如何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对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给予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刺激，如何最有效地把计划领导同个人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第18页)；这种“结合”的过程恰恰体现并服从于生产的形式社会化向实际社会化的发展过程。至于第四篇分析“现代世界经济”，那是基于如下考虑：以科技进步国际化和生产专业化的日益增长要求把当代世界看作是一个多样的、矛盾的和发展着的整体(第20页)，生产社会化全面发展成为生产国际化。(第720页)
三
活跃在苏联新版教科书各个篇章中的生产社会化思想，不仅构成全书逻辑体系的支点，而且成为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的客观依据。
首先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估计。新版教科书一方面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形式；另一方面认为现实社会主义还不是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阶段都面临着“克服假想的社会主义变形的任务”。(第353页)作这样估计的根据就是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生产社会化的最高阶段，它从整体上创造了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组织经济形式，同时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占有加在这种增长之上的经济局限性和社会局限性。(第340页)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不仅是形式上(法律上)确立公有制，而是这一形式中包含的实际经济内容，是社会主义生产开始有计划地运行以造福于劳动人民的条件，并保证人道主义的胜利。(第351—352页)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远没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般说来，必须完成资本主义没有彻底实现的历史使命即实际的、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第351、388页)
由此就涉及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新版教科书一方面一般地指出，实际的、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构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以建立的客观基础(第388页)；另一方面提出“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多极的关系体系”这样的观点。教科书认为，生产的社会化过程是决定全民所有制结构及其形式和主体多样化的客观基础(第394页)。“所有制形式的这种多样性不仅仅是由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差别引起的。从长远观点看，更重要的是社会化过程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它们一方面加强着经济的统一，另一方面，又为不同经营环节的独立化创造着新的前提”。(第401—402页)作者特别强调，“国家在生产社会化中似乎应当中介全部占有过程”，这是一个与生产社会化发展本性相违背的起了非常消极作用的流行观念(第396页)；相反，“全民占有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其最高主体是整个社会或全国范围的劳动者联合体，较低层次的主体有地区联合体、企业劳动集体及联合公司、作业队等等，最后，劳动者个人也是全民占有的主体。(第394—395页)苏联新版教科书不同于我国理论界关于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的看法，它认为“只是简单地宣布和在法律上确认所有者的权利是完全不够的”(第396页)，“任何情况下，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管理生产”，不过，与社会主义占有的层次相适应，劳动者也应当在不同层次参加管理，实行自治。(第399页)新版教科书就是这样以生产社会化为利益多元化和企业的独立性找寻理论根据。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货币关系”与“生产的计划性”并列在一起，其理论上的新意昭然若揭。这不仅仅在于把商品货币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而主要是作者的论证。该书一方面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产生了自觉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经济上的可能性(第413页)，在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只有对经济实行计划指导，才能保证合理地利用资源和时间上的必要的节约(第414页)，并且，生产的直接社会性与严格的中央集权体制的调节完全不是一回事，它能够与生产的间接社会性相结合(第424页)；另一方面，教科书把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从根本上归结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特点(第418页)，认为社会主义的各个经济单位在什么程度上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具有了商品性。(第419页)这就把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和计划性的必然性全都归之于生产社会化，换言之，计划与市场“本是同根生”，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这棵树上“两朵并开的花”：“计划性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而商品货币关系反映的是生产者的相对独立性”。(第422页)
新版教科书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社会形式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个别企业的角度来看仍然保留着“雇佣劳动”的表面形式。这是与公有制的特点，与把每个人的劳动力同公有生产资料实际结合起来的企业的相对经济独立性相联系的。但是，在这里，雇佣的内容与资本主义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它不体现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这里，雇佣的经济含义首先在于：作为劳动者所选择的自己的劳动岗位——社会主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在这个意义上，雇佣合同表现社会成员作为有权选择劳动岗位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第446—447页)在新版教科书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保留着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不仅源于生产社会化所造成的经济独立性，而且，正是通过这种表面现象才能实现生产社会化所要求的经济统一性和整体性。换言之，劳动力商品形式这个表面现象，既源于生产社会化，又归为生产社会化：“隐藏在保留下来的雇佣形式背后的更加深刻的社会经济内容就是：通过所有企业完成的全部雇佣关系实现了把个别劳动力联合成为一个能够有计划地使用社会化生产资料的联合的社会劳动力的总行动。”(第447页)看来，以生产社会化为依据来说明劳动力的社会形式、进而阐明社会主义分配中的收入多样性，不失为一种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方法。
四
需要指出，关于构成苏联新版教科书支点的认识，有两点不能忽略：首先是生产社会化概念的解释存在不够规范、不够贴切的现象。从全书来看，生产的集中性和分散性或者整体性与独立性的统一，当是新版教科书对生产社会化的指称。然而，它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对此加以统一的定义。并且，生产社会化概念的使用往往被不加说明地等同于“组织经济关系”和“生产社会性”。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生产社会化不是产生于原始社会，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现象，或者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作为一般生产过程的范畴，“组织经济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社会化。诚然，在作了必要说明之后就可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同样，自然经济也具有社会性但不属于社会化，因而“生产社会性”也不完全等同于“生产社会化”。尽管教科书大多是在社会化意义上使用“社会性”，但作为全书的支点范畴应在规范意义上使用。与此相关联，第二，新版教科书还不能说是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因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只是“在说明某些问题的进程中，也从历史上追溯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15页)作者为什么作这样的处理呢？除了它成为经济改革纲领这个强烈的现实性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支点难以贯通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由于教科书在开篇“经济发展的一般基础”中所阐述的客体已经是社会化生产，从而“组织经济关系”被归结为生产社会化，因此，准确地说，苏联新版教科书只是一部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总之，不论苏联新版教科书在冲破一九五四年教科书的传统上走有多远，也不论它以生产社会化为支点是否取得了成功，仅仅是这一点——以生产社会化取代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支点——就已经给正处于困惑的中国经济学界以参照，我们期待着真正的中国版政治经济学出世。
(苏联高等院校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苏〕B.A.梅德维杰天等编著，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译本有：高中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精)11.00元；张仁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11.00元；周新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8.70元。)
一
什么是生产社会化？苏联新版教科书不同于“社会化＝集中化”公式而代之以新的解释。这种新解释及其应用散见于全书差不多每个章节，其中伴随两个问题的论述而得到了比较突出的界说。在论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时，书中写道：“生产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各独立企业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要保持‘铁的’比例性”。(张仁德译本，第308页；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张译本)而在阐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客观基础时，教科书明白指出：“生产社会化过程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一方面，它使过去分散的生产过程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过程，加强了经济的统一，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劳动者；另一方面，它又引起国民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产生了某些崭新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环节”。(第394页)关于生产社会化的这种解释无疑具有独到的价值：第一，生产社会化不仅仅是生产的集中化过程并由此产生经济的统一性，而且又造成了某些经济环节的独立性；第二，教科书解释与那种片面强调集中化倾向不同，它更看重第二种趋势的作用，并以此作为理论分析的客观依据；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并不能终结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过程，恰恰相反，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目前几乎都是出现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因而，公有制的建立只能标志着生产的“形式上的社会化”(第17页。顺便指出，高中毅译本把“形式上的社会化”译为“形式上的公有化”，似乎不当，见高译本第22页)，还必须“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5页)；第四，教科书恰恰在论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客观基础时，给出生产社会化较完整的解释，这就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逻辑的主脉，正是马克思把生产社会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结束、社会主义制度由以形成的范畴加以使用。
应当说，关于生产社会化的这种新解释，我国学者的努力并不落后于苏联同行。例如，吴敬琏早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就详细地论述过生产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大型化或集中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体化。(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然而，尝试以这种重新解释了的生产社会化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点，当首推苏联新版教科书。
二
新版教科书表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同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相统一并相互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它阐明各个不同社会形态中支配生活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规律以及支配所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第35—36页)而支撑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相统一并相互作用的关键点，照书中所说，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在于“组织经济关系”——整个教科书所展开的经济分析的全部内容都以其为基础。所谓“组织经济关系”即“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关系。它一方面表现为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又直接表示不以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为转移的生产状况，反映生产要素及其社会组合的一定发展阶段的特点”，作者并且明确地用“例如”的口吻把它归结为生产社会化。(第31—32页)正是由于“组织经济关系”同“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的“社会形式”，其实质和基础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具有“紧密的和直接的联系”，以至于新版教科书甚至认为：“组织形式(生产结构、分工和劳动协作、生产专业化和生产的集中)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34页)笔者以为，这里的所谓“对象”只是从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点的角度来说的，换言之，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能构建于组织经济关系即生产社会化之上，才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许正是这一缘故，高中毅译本将这一个“研究对象”译为“研究客体”。(高译本第36页)
以生产社会化为支点——这就是苏联新版教科书“关于教科书的逻辑体系”(第13—22页)安排的实质。开篇已过，自不待言。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着力阐述以生产集中为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把整个资本主义理论置于其上进行考察。这样做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垄断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形式”(第16页)；更重要的是，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这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外就是资产阶级调整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恰恰就在于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生产社会化”(第335页)，换言之，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相当的意义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终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三篇)建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即“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是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第357页)即实现生产的“形式上的社会化”，那末，新版教科书第三篇中的三个部分(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集约型经济增长”、“社会主义社会的经营机制”)，不过是关于生产的形式社会化如何进一步实现为“实际的、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第388页)的分析和说明，就是说，“如何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对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给予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刺激，如何最有效地把计划领导同个人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第18页)；这种“结合”的过程恰恰体现并服从于生产的形式社会化向实际社会化的发展过程。至于第四篇分析“现代世界经济”，那是基于如下考虑：以科技进步国际化和生产专业化的日益增长要求把当代世界看作是一个多样的、矛盾的和发展着的整体(第20页)，生产社会化全面发展成为生产国际化。(第720页)
三
活跃在苏联新版教科书各个篇章中的生产社会化思想，不仅构成全书逻辑体系的支点，而且成为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的客观依据。
首先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估计。新版教科书一方面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形式；另一方面认为现实社会主义还不是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阶段都面临着“克服假想的社会主义变形的任务”。(第353页)作这样估计的根据就是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生产社会化的最高阶段，它从整体上创造了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组织经济形式，同时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占有加在这种增长之上的经济局限性和社会局限性。(第340页)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不仅是形式上(法律上)确立公有制，而是这一形式中包含的实际经济内容，是社会主义生产开始有计划地运行以造福于劳动人民的条件，并保证人道主义的胜利。(第351—352页)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远没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般说来，必须完成资本主义没有彻底实现的历史使命即实际的、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第351、388页)
由此就涉及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新版教科书一方面一般地指出，实际的、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构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以建立的客观基础(第388页)；另一方面提出“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多极的关系体系”这样的观点。教科书认为，生产的社会化过程是决定全民所有制结构及其形式和主体多样化的客观基础(第394页)。“所有制形式的这种多样性不仅仅是由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差别引起的。从长远观点看，更重要的是社会化过程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它们一方面加强着经济的统一，另一方面，又为不同经营环节的独立化创造着新的前提”。(第401—402页)作者特别强调，“国家在生产社会化中似乎应当中介全部占有过程”，这是一个与生产社会化发展本性相违背的起了非常消极作用的流行观念(第396页)；相反，“全民占有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其最高主体是整个社会或全国范围的劳动者联合体，较低层次的主体有地区联合体、企业劳动集体及联合公司、作业队等等，最后，劳动者个人也是全民占有的主体。(第394—395页)苏联新版教科书不同于我国理论界关于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的看法，它认为“只是简单地宣布和在法律上确认所有者的权利是完全不够的”(第396页)，“任何情况下，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管理生产”，不过，与社会主义占有的层次相适应，劳动者也应当在不同层次参加管理，实行自治。(第399页)新版教科书就是这样以生产社会化为利益多元化和企业的独立性找寻理论根据。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货币关系”与“生产的计划性”并列在一起，其理论上的新意昭然若揭。这不仅仅在于把商品货币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而主要是作者的论证。该书一方面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产生了自觉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经济上的可能性(第413页)，在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只有对经济实行计划指导，才能保证合理地利用资源和时间上的必要的节约(第414页)，并且，生产的直接社会性与严格的中央集权体制的调节完全不是一回事，它能够与生产的间接社会性相结合(第424页)；另一方面，教科书把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从根本上归结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特点(第418页)，认为社会主义的各个经济单位在什么程度上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具有了商品性。(第419页)这就把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和计划性的必然性全都归之于生产社会化，换言之，计划与市场“本是同根生”，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这棵树上“两朵并开的花”：“计划性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而商品货币关系反映的是生产者的相对独立性”。(第422页)
新版教科书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社会形式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个别企业的角度来看仍然保留着“雇佣劳动”的表面形式。这是与公有制的特点，与把每个人的劳动力同公有生产资料实际结合起来的企业的相对经济独立性相联系的。但是，在这里，雇佣的内容与资本主义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它不体现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这里，雇佣的经济含义首先在于：作为劳动者所选择的自己的劳动岗位——社会主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在这个意义上，雇佣合同表现社会成员作为有权选择劳动岗位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第446—447页)在新版教科书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保留着劳动力的商品形式，不仅源于生产社会化所造成的经济独立性，而且，正是通过这种表面现象才能实现生产社会化所要求的经济统一性和整体性。换言之，劳动力商品形式这个表面现象，既源于生产社会化，又归为生产社会化：“隐藏在保留下来的雇佣形式背后的更加深刻的社会经济内容就是：通过所有企业完成的全部雇佣关系实现了把个别劳动力联合成为一个能够有计划地使用社会化生产资料的联合的社会劳动力的总行动。”(第447页)看来，以生产社会化为依据来说明劳动力的社会形式、进而阐明社会主义分配中的收入多样性，不失为一种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方法。
四
需要指出，关于构成苏联新版教科书支点的认识，有两点不能忽略：首先是生产社会化概念的解释存在不够规范、不够贴切的现象。从全书来看，生产的集中性和分散性或者整体性与独立性的统一，当是新版教科书对生产社会化的指称。然而，它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对此加以统一的定义。并且，生产社会化概念的使用往往被不加说明地等同于“组织经济关系”和“生产社会性”。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生产社会化不是产生于原始社会，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现象，或者说，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作为一般生产过程的范畴，“组织经济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生产社会化。诚然，在作了必要说明之后就可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同样，自然经济也具有社会性但不属于社会化，因而“生产社会性”也不完全等同于“生产社会化”。尽管教科书大多是在社会化意义上使用“社会性”，但作为全书的支点范畴应在规范意义上使用。与此相关联，第二，新版教科书还不能说是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因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只是“在说明某些问题的进程中，也从历史上追溯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15页)作者为什么作这样的处理呢？除了它成为经济改革纲领这个强烈的现实性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支点难以贯通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由于教科书在开篇“经济发展的一般基础”中所阐述的客体已经是社会化生产，从而“组织经济关系”被归结为生产社会化，因此，准确地说，苏联新版教科书只是一部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总之，不论苏联新版教科书在冲破一九五四年教科书的传统上走有多远，也不论它以生产社会化为支点是否取得了成功，仅仅是这一点——以生产社会化取代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支点——就已经给正处于困惑的中国经济学界以参照，我们期待着真正的中国版政治经济学出世。
(苏联高等院校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苏〕B.A.梅德维杰天等编著，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译本有：高中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精)11.00元；张仁德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11.00元；周新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版，8.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