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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宏观会计可为宏观管理当局决策提供事前规划、预测、宏观控制、危机管理等重要功能。如果国民与部门资产负债表等宏观会计报表的应用始终得到高度关注，本来应该为此次次贷—金融危机提供很有价值的预警。美国经济各部门的财务杠杆率（如资产负债率）这一财务指标早已揭示美国各部门的“过度杠杆化”。对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宏观报表的分析凸显了美国家庭、金融部门的“去杠杆化”趋势。但是，联储和联邦政府大规模救市和刺激经济的努力，如超低利率、“多阶段数量宽松”、增加政府开支等等，却使得央行、政府负债和美国对外负债持续膨胀。这种继续加剧的“过度杠杆化”为新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 宏观会计；宏观控制；金融危机预警；资产负债表；“过度杠杆化”
一、引言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与监督、反映与控制。会计师通过核算、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生成财务信息和其他经济信息，为微观和宏观管理当局的决策提供事前的计划、规划和预测，事中的控制、调整、监督以及事后的评价职能。企业会计的成熟方法、工具与技术，已被自然地延伸、应用到宏观经济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如产品和服务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目前学界所指的宏观会计，一般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1.国民收入会计，即核算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价值和国民收入。
2.投入产出会计，即运用投入产出法反映一国的产业（部门）结构，核算产品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3.资金流量会计，即从一个国家内各个经济主体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方面反映以金融机构为媒介的资金流向与流量。
4.国民资产负债表，反映一国拥有的有形资产、金融资产、负债及净资产，综合反映其资产、负债结构和总的财务状况。
5.国际收支表，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因产品、服务、劳务、资本等的输入、输出和国际间的信贷关系而产生的外汇收入、支出、积累以及对外发生的债权、债务。
二、宏观会计和金融危机前“过度杠杆化”的预警
在宏观会计中，国民收入会计和国际收支表极受重视，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投入产出会计和资金流量会计也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效用却似乎未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在次贷危机中有清楚的体现。
这次金融危机始于利率上升所导致的大量次级贷款违约，接着，基于次贷的资产化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如抵押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简称CDO）、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 简称CDS）等市场迅速崩溃。持有大量此类“有毒”资产的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甚至相关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产生巨额亏损，有些被迫破产或被收购。实际上，如果跟踪美国家庭（居民户）、金融机构、政府、非金融企业这四张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四张资产负债表中的至少三张已经清楚地体现出过度杠杆化的恶兆。
表1给出了1980—2010年美国信贷市场债务增长率的阶段均值。从1981年美国共和党里根总统执政以后，伴随着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在英国有撒切尔主义），美国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去监管化”，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信贷债务增长率达到历史性高位，这10年年均增长9.95%。同期家庭信贷总额年均增长11.8%，其中住房抵押贷款年均增长10.89%，消费信贷年均增长8.48%，联邦政府信贷债务年均增长13.2%，国内金融部门信贷债务年均增长16.51%。
高负债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有明显减缓。1989—1992年是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执政，其间在1990年爆发了海湾战争，随后美国又发生了经济衰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以及1991—1992年的经济衰退可能促成了负债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的明显减缓。1993—2000年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执政，美国享受了长达8年的和平时期的持续繁荣。稳健的经济政策甚至使联邦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罕见的年度财政盈余。
但是，近十年这一趋势再次发生转折。2001—2008年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执政，“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后的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使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其国防开支急剧膨胀。表1显示住房抵押贷款在2001—2005年（次贷危机发生前一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2.32%，甚至超过了80年代的历史高位。2000年春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陷入衰退的阴影之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刺激经济采用低利率政策。此后次级贷款大量发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国内金融部门信贷债务在2000—2005年间，年均增长也达到了10.05%。次贷危机显现后，在2006—2010年这5年间，住房抵押贷款的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到2.68%；大幅度的“去杠杆化”也使国内金融部门信贷债务的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到2.24%。但是，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却使其信贷债务年均增长率剧烈上升到15.18%。
表2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GDP和各部门负债金额。次贷问题在2006年春显现；2007年夏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一般以当年6月贝尔斯登（美国第五大券商、第二大抵押债券承销商）旗下两大对冲基金曝出巨额亏损为标志。2008年秋危机升级，一般以当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美国第四大投行）破产为标志。
表3给出了2007—2010年间美国GDP和各部门负债变动率。危机爆发后的2008—2010年3年间，家庭和非盈利组织的负债年年下降。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联邦政府的负债增长率从2007年的5.55%大幅上升到2008年的20.66%、2009年的19.88%和2010年的17.89%。由于大规模的救市行动，央行的负债增长率从2007年的4.46%暴涨到2008年的141.17%。商业银行的负债增长率由于应急措施从2007年的9.85%大幅上升10个百分点达到2008年的19.68%，又由于危机后的“去杠杆化”在2009年和2010年只保持微弱的增长。政府赞助企业包括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地美”（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等7家企业，在危机升级后的2009年，其负债下降超过12个百分点，到2010年却又因为應急措施上升120.4%。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在危机后由于贷款机构政策和消费者行为的双重调整也呈下降之势。
三、“过度杠杆化”的其他度量：负债相对于GDP、资产或金融资产
表4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各部门负债与GDP之比，美国经济各部门的过度杠杆化一览无余。家庭和非盈利组织的各年度负债基本相当于该年度GDP的水平，尽管危机发生后略有下降。非农、非金融公司负债水平则相当于GDP的90%左右，且由于危机爆发后GDP的停滞不前，公司负债/GDP比例呈上升之势。联邦政府负债本来就高达GDP的46%以上，试图缓解危机的经济刺激措施使联邦负债与GDP之比在3年间迅速攀升到2010年的76.1%。由于大规模救市行动，央行负债与GDP之比也由6%左右大幅上升到2010年的16.6%。政府赞助企业包括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等7家企业负债到2010年也达到GDP的44.8%。住房抵押贷款在2007年占到GDP的79.4%，危机全面爆发后，虽然略有下降，但到2010年，仍然占到GDP的72%。消费信贷在2006—2008年都占GDP的18%左右，危机升级后的两年虽略有下降，但到2010年仍占GDP的16.6%，充分显示了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对其经济的巨大影响。
表5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各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表6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各部门负债/金融资产的比率。这里的金融资产都包括通货，所以接近于企业会计中速动资产（即流动资产减去存货，或者现金加上短期可交易证券）的概念，只是速动资产中的可交易证券是短期的，而这里的金融资产则包括长期的。该比例可看作是对美国各部门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个大致度量。在2006和2007年这两年，联邦政府的负债都达到其金融资产的9倍以上，危机爆发之后的2008—2010年，也仍然达到6倍以上。其实联邦政府的非金融资产大都不能创造现金流，作为债务抵押品恐怕在技术上也不太可能。所以，美国有人认为联邦政府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加州政府2009年的濒临破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从美国经济各部门多年来的负债水平及其变动率、负债/GDP比例、负债/金融资产比例等考察，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其过度杠杆化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这是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判据与预警。一方面，家庭的消费信贷过度膨胀；另一方面，央行的低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及其他房贷发行机构宽松的放贷政策使得次贷大量泛滥。央行的加息成为了泡沫破灭的导火线。次贷大量违约，导致房贷抵押债券也大量违约。“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房”，本来就是通过高度杠杆化的机制运作，即大量发行房贷抵押债券来获得资金以持有房贷及其他资产。所以次贷大量违约使“两房”很快陷入困境。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甚至高盛等大型投行也受到多重打击，有的因持有大量房贷抵押债券而导致巨额亏损，有的因持有基于房贷抵押债券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而陷入绝境（这些衍生产品往往伴随有很高的杠杆率）。
四、美联储和政府“救市”后的进一步“过度杠杆化”
危机发生之后，家庭、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在上述表格中也有清楚体现。但是，由于采取应急措施，金融机构的财务杠杆率一度有所反弹。另外，大规模的救市使央行的负债率急剧上升。大范围的经济刺激措施也使联邦政府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美国目前的低利率政策早已使该国陷入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之中（即再降低利率已无法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无奈之下联储持续实行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损人而不利己。联储和联邦政府的巨额债务也终将推高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水平。这样的宏观控制不能说是成功的。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没有考察美国对外负债的问题，以后将另文讨论。实际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世界大宗资源商品的主要进口国、热钱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面临着从国外输入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的严重威胁以及美元贬值后巨额外汇储备缩水的困境。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也使人担忧我国所持巨额美国国债的政治风险。
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平衡。美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无法使该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显著提升其储蓄率。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也使其无法大幅度削减进口。但是，破除其意识形态上的狭隘心理以及地缘政治中的零和博弈观念却可以使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出口，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从而削减其巨额贸易赤字。收缩其世界警察的雄心和霸权心态也可使美国逐步降低其国防开支以及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减缓其天文数字的国债继续累积的速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也使学界更加认识到，为刺激经济，将利率维持在过低水平以及所谓的数量宽松政策，从长期来看可能都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为下一轮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包括股市和楼市）以及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未来美元的贬值似乎难以避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黄金价格也可能再创历史新高，带动世界大宗资源商品价格走高。美国将向全世界输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加上美联储人为制造的美元贬值，将增加中国出口贸易部门的困难。对这两种货币币值反向变动的预期，加上中国已进入加息周期而美国仍维持低利率不变，将加剧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威胁，特别是股市和楼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五、结论
美国经济各部门，包括家庭、企业、金融部门和政府，应该在危机之后痛定思痛，保持一个适度的杠杆率。而发行信贷的金融部门在目前所谓的QE2（“数量宽松第二阶段”）尤其应该自律，做好被授信方信用的尽职核查。在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2009年初就职）提出的新金融监管法案已经生效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当局负有最重要的监督责任。金融市场既是跨期配置资源/资金的市场，也是在空间、时间和“未来世界的状态”这三大维度上配置风险的市场。当理应分散、转移风险的金融市场反而集中、放大风险的时候，当局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的结论是，作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会计应该成为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在内）决策与控制的主要工具。牢记这一点，有助于人类今后避免严重的金融危机，或在问题出现时，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 易纲，张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lows and outstandings, 4th quarter 2010,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March 10, 2011.
［3］ Subramanyam, K., and J. Wild,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10th ed., McGraw-Hill, May 2009.
［4］ Wilson, E., J. Reck, and S. Kattelus,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Entities, 15th ed., McGraw-Hill, April 2009.
高勁教授简介
高劲，1968年生，广西桂林市人。现任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贸易专业金融方向）；清华大学出版社普通高等院校经济管理基础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金融学专业博士（2005年），美国俄勒冈大学商学院金融系金融科学硕士（1998年）,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应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1993年）,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1990年）。
科研方向：资本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等。
1991—1993年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多次为本科生教授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1993—1998年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多次为本科生教授财务管理学、管理经济学。2000年9月至2003年1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多次为国际工商管理硕士生（IMBA）用英语教授投资学；用英、汉双语多次为本科生教授公司财务、投资分析。同时在北京理工大学多次为该校美国留学生用英语教授财务管理学。2004年9月至2010年7月在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次教授硕士学位课程：高级宏观经济学、公司财务管理、金融市场与金融工程；多次教授本科课程：微积分、计量经济学、经济与商务英语、财务管理学、管理经济学、项目融资、国际投资学。已担任了7届硕士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在《财会月刊》、《中国物价》、《财会通讯》（学术版）、《金融与经济》、《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浙江社会科学》、《浙江金融》、China-USA Business Review等核心期刊和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获得两项省级、一项市级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项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优秀论文奖。主持、参与省级、国家级科研项目、省级教改项目多项。出版了个人专著《股票定价机制与股权融资》。
【关键词】 宏观会计；宏观控制；金融危机预警；资产负债表；“过度杠杆化”
一、引言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与监督、反映与控制。会计师通过核算、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生成财务信息和其他经济信息，为微观和宏观管理当局的决策提供事前的计划、规划和预测，事中的控制、调整、监督以及事后的评价职能。企业会计的成熟方法、工具与技术，已被自然地延伸、应用到宏观经济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如产品和服务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目前学界所指的宏观会计，一般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1.国民收入会计，即核算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价值和国民收入。
2.投入产出会计，即运用投入产出法反映一国的产业（部门）结构，核算产品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3.资金流量会计，即从一个国家内各个经济主体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方面反映以金融机构为媒介的资金流向与流量。
4.国民资产负债表，反映一国拥有的有形资产、金融资产、负债及净资产，综合反映其资产、负债结构和总的财务状况。
5.国际收支表，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因产品、服务、劳务、资本等的输入、输出和国际间的信贷关系而产生的外汇收入、支出、积累以及对外发生的债权、债务。
二、宏观会计和金融危机前“过度杠杆化”的预警
在宏观会计中，国民收入会计和国际收支表极受重视，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投入产出会计和资金流量会计也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效用却似乎未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在次贷危机中有清楚的体现。
这次金融危机始于利率上升所导致的大量次级贷款违约，接着，基于次贷的资产化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如抵押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简称CDO）、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 简称CDS）等市场迅速崩溃。持有大量此类“有毒”资产的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甚至相关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产生巨额亏损，有些被迫破产或被收购。实际上，如果跟踪美国家庭（居民户）、金融机构、政府、非金融企业这四张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四张资产负债表中的至少三张已经清楚地体现出过度杠杆化的恶兆。
表1给出了1980—2010年美国信贷市场债务增长率的阶段均值。从1981年美国共和党里根总统执政以后，伴随着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在英国有撒切尔主义），美国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去监管化”，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信贷债务增长率达到历史性高位，这10年年均增长9.95%。同期家庭信贷总额年均增长11.8%，其中住房抵押贷款年均增长10.89%，消费信贷年均增长8.48%，联邦政府信贷债务年均增长13.2%，国内金融部门信贷债务年均增长16.51%。
高负债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有明显减缓。1989—1992年是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执政，其间在1990年爆发了海湾战争，随后美国又发生了经济衰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以及1991—1992年的经济衰退可能促成了负债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的明显减缓。1993—2000年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执政，美国享受了长达8年的和平时期的持续繁荣。稳健的经济政策甚至使联邦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罕见的年度财政盈余。
但是，近十年这一趋势再次发生转折。2001—2008年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执政，“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后的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使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其国防开支急剧膨胀。表1显示住房抵押贷款在2001—2005年（次贷危机发生前一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2.32%，甚至超过了80年代的历史高位。2000年春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陷入衰退的阴影之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刺激经济采用低利率政策。此后次级贷款大量发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国内金融部门信贷债务在2000—2005年间，年均增长也达到了10.05%。次贷危机显现后，在2006—2010年这5年间，住房抵押贷款的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到2.68%；大幅度的“去杠杆化”也使国内金融部门信贷债务的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到2.24%。但是，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却使其信贷债务年均增长率剧烈上升到15.18%。
表2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GDP和各部门负债金额。次贷问题在2006年春显现；2007年夏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一般以当年6月贝尔斯登（美国第五大券商、第二大抵押债券承销商）旗下两大对冲基金曝出巨额亏损为标志。2008年秋危机升级，一般以当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美国第四大投行）破产为标志。
表3给出了2007—2010年间美国GDP和各部门负债变动率。危机爆发后的2008—2010年3年间，家庭和非盈利组织的负债年年下降。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联邦政府的负债增长率从2007年的5.55%大幅上升到2008年的20.66%、2009年的19.88%和2010年的17.89%。由于大规模的救市行动，央行的负债增长率从2007年的4.46%暴涨到2008年的141.17%。商业银行的负债增长率由于应急措施从2007年的9.85%大幅上升10个百分点达到2008年的19.68%，又由于危机后的“去杠杆化”在2009年和2010年只保持微弱的增长。政府赞助企业包括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地美”（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等7家企业，在危机升级后的2009年，其负债下降超过12个百分点，到2010年却又因为應急措施上升120.4%。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在危机后由于贷款机构政策和消费者行为的双重调整也呈下降之势。
三、“过度杠杆化”的其他度量：负债相对于GDP、资产或金融资产
表4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各部门负债与GDP之比，美国经济各部门的过度杠杆化一览无余。家庭和非盈利组织的各年度负债基本相当于该年度GDP的水平，尽管危机发生后略有下降。非农、非金融公司负债水平则相当于GDP的90%左右，且由于危机爆发后GDP的停滞不前，公司负债/GDP比例呈上升之势。联邦政府负债本来就高达GDP的46%以上，试图缓解危机的经济刺激措施使联邦负债与GDP之比在3年间迅速攀升到2010年的76.1%。由于大规模救市行动，央行负债与GDP之比也由6%左右大幅上升到2010年的16.6%。政府赞助企业包括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等7家企业负债到2010年也达到GDP的44.8%。住房抵押贷款在2007年占到GDP的79.4%，危机全面爆发后，虽然略有下降，但到2010年，仍然占到GDP的72%。消费信贷在2006—2008年都占GDP的18%左右，危机升级后的两年虽略有下降，但到2010年仍占GDP的16.6%，充分显示了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对其经济的巨大影响。
表5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各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表6给出了2006—2010年间美国各部门负债/金融资产的比率。这里的金融资产都包括通货，所以接近于企业会计中速动资产（即流动资产减去存货，或者现金加上短期可交易证券）的概念，只是速动资产中的可交易证券是短期的，而这里的金融资产则包括长期的。该比例可看作是对美国各部门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个大致度量。在2006和2007年这两年，联邦政府的负债都达到其金融资产的9倍以上，危机爆发之后的2008—2010年，也仍然达到6倍以上。其实联邦政府的非金融资产大都不能创造现金流，作为债务抵押品恐怕在技术上也不太可能。所以，美国有人认为联邦政府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加州政府2009年的濒临破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从美国经济各部门多年来的负债水平及其变动率、负债/GDP比例、负债/金融资产比例等考察，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其过度杠杆化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这是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判据与预警。一方面，家庭的消费信贷过度膨胀；另一方面，央行的低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及其他房贷发行机构宽松的放贷政策使得次贷大量泛滥。央行的加息成为了泡沫破灭的导火线。次贷大量违约，导致房贷抵押债券也大量违约。“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房”，本来就是通过高度杠杆化的机制运作，即大量发行房贷抵押债券来获得资金以持有房贷及其他资产。所以次贷大量违约使“两房”很快陷入困境。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甚至高盛等大型投行也受到多重打击，有的因持有大量房贷抵押债券而导致巨额亏损，有的因持有基于房贷抵押债券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而陷入绝境（这些衍生产品往往伴随有很高的杠杆率）。
四、美联储和政府“救市”后的进一步“过度杠杆化”
危机发生之后，家庭、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在上述表格中也有清楚体现。但是，由于采取应急措施，金融机构的财务杠杆率一度有所反弹。另外，大规模的救市使央行的负债率急剧上升。大范围的经济刺激措施也使联邦政府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美国目前的低利率政策早已使该国陷入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之中（即再降低利率已无法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无奈之下联储持续实行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损人而不利己。联储和联邦政府的巨额债务也终将推高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水平。这样的宏观控制不能说是成功的。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没有考察美国对外负债的问题，以后将另文讨论。实际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世界大宗资源商品的主要进口国、热钱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面临着从国外输入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的严重威胁以及美元贬值后巨额外汇储备缩水的困境。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也使人担忧我国所持巨额美国国债的政治风险。
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平衡。美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无法使该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显著提升其储蓄率。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也使其无法大幅度削减进口。但是，破除其意识形态上的狭隘心理以及地缘政治中的零和博弈观念却可以使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出口，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从而削减其巨额贸易赤字。收缩其世界警察的雄心和霸权心态也可使美国逐步降低其国防开支以及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减缓其天文数字的国债继续累积的速度。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也使学界更加认识到，为刺激经济，将利率维持在过低水平以及所谓的数量宽松政策，从长期来看可能都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为下一轮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包括股市和楼市）以及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未来美元的贬值似乎难以避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黄金价格也可能再创历史新高，带动世界大宗资源商品价格走高。美国将向全世界输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加上美联储人为制造的美元贬值，将增加中国出口贸易部门的困难。对这两种货币币值反向变动的预期，加上中国已进入加息周期而美国仍维持低利率不变，将加剧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威胁，特别是股市和楼市大起大落的风险。
五、结论
美国经济各部门，包括家庭、企业、金融部门和政府，应该在危机之后痛定思痛，保持一个适度的杠杆率。而发行信贷的金融部门在目前所谓的QE2（“数量宽松第二阶段”）尤其应该自律，做好被授信方信用的尽职核查。在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2009年初就职）提出的新金融监管法案已经生效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当局负有最重要的监督责任。金融市场既是跨期配置资源/资金的市场，也是在空间、时间和“未来世界的状态”这三大维度上配置风险的市场。当理应分散、转移风险的金融市场反而集中、放大风险的时候，当局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的结论是，作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会计应该成为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在内）决策与控制的主要工具。牢记这一点，有助于人类今后避免严重的金融危机，或在问题出现时，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 易纲，张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lows and outstandings, 4th quarter 2010,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March 10, 2011.
［3］ Subramanyam, K., and J. Wild,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10th ed., McGraw-Hill, May 2009.
［4］ Wilson, E., J. Reck, and S. Kattelus,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Entities, 15th ed., McGraw-Hill, April 2009.
高勁教授简介
高劲，1968年生，广西桂林市人。现任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贸易专业金融方向）；清华大学出版社普通高等院校经济管理基础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金融学专业博士（2005年），美国俄勒冈大学商学院金融系金融科学硕士（1998年）,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应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1993年）,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1990年）。
科研方向：资本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等。
1991—1993年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多次为本科生教授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1993—1998年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多次为本科生教授财务管理学、管理经济学。2000年9月至2003年1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多次为国际工商管理硕士生（IMBA）用英语教授投资学；用英、汉双语多次为本科生教授公司财务、投资分析。同时在北京理工大学多次为该校美国留学生用英语教授财务管理学。2004年9月至2010年7月在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次教授硕士学位课程：高级宏观经济学、公司财务管理、金融市场与金融工程；多次教授本科课程：微积分、计量经济学、经济与商务英语、财务管理学、管理经济学、项目融资、国际投资学。已担任了7届硕士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在《财会月刊》、《中国物价》、《财会通讯》（学术版）、《金融与经济》、《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浙江社会科学》、《浙江金融》、China-USA Business Review等核心期刊和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获得两项省级、一项市级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项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优秀论文奖。主持、参与省级、国家级科研项目、省级教改项目多项。出版了个人专著《股票定价机制与股权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