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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可谓二十世纪最具震憾力的学说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已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医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影响波及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精神分析学作为一股强大的国际思潮，已深深地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之中，“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思想的渗入，西方思想就不可想象”，[1]这可以看作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最高评价。
弗洛伊德(以下简称弗氏)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的一些惊世骇俗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独到见解，而且在于他的思想学说本身又成为智慧的源泉，后人思考的动因和出发点。因此围绕精神分析学的毁誉、论争和变异正是精神分析学本身内在矛盾和精神活力的集中表现。首先是在古典精神分析学内部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出现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等变体。二战以后，相当多的现代精神分析代表人物从弗氏强调本能论的遗传生物作用开始转向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影响，这个学派被称作新精神分析学派，其主要代表有霍妮的文化一哲学精神病理学、沙利文的人际精神病学、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等。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法国的雅克·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与女权主义批评结合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因此从广义上说，精神分析学的内涵及外延不仅包括弗氏本人及其弟子在内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还应包含与其他理论结合而产生的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弗氏的精神分析学在现代化历程中出现了各种别具特色的五花八门的变体，然而这些都没有动摇弗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上的奠基作用，他的许多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直是后来者遵循的基本原则。本文所说的精神分析学特指的就是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2]
精神分析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人中国以后，先后出现了两次“弗洛伊德热”。第一次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并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受其影响的大多是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像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茅盾、张爱玲，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他们都在思想或创作中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然而这～时期精神分析学在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大气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带有个人主义及非理性主义色彩的精神分析学自然也就疏离了此时的主潮文艺美学观，从而失去其存在的话语环境，因此精神分析学在引入中国之初就未能形成气候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到1978年间，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受到全面排斥，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以批判的姿态出现的，精神分析学在中国转入沉寂阶段。第二次“弗洛伊德热”出现在1986年前后，此次“弗洛伊德热”与第一次相比，明显呈现以下不同特征：一是影响的范围及对象更深更广。范围遍及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乃至社会生活许多领域；影响对象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还包括了许多青年学生；二是在“弗洛伊德热”中应运而生了规模空前的出版热。短短几年时间，市场上出现的弗氏著作的版本就多达二十多种，另外还大量翻译出版了国外研究精神分析学的著作；三是继出版热之后又出现了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
在1986年前后掀起的第二次“弗洛伊德热”中，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的泛性观，这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历史及此时的入文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文化的碰撞和勃兴的重要质素在于必须存在其赖以生存的气候和土壤。中国曾历经漫长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性压抑和否定的文化固结始终挥之不去。五四时期，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对性问题也曾作过探讨，然而民族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这种探讨很快被中断。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基本上是只有爱情描写而无性爱描写。“文革”的十年更加走上了极端，在这场特殊的全国性的压抑模式下，特别是文学简直到了“谈性变色”的地步，人的欲望特别是性的范畴被逼上了绝路，狭隘的政治观念似乎遗忘了那种天生的本能的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性是低级的、下流的、神秘的、非公开的、不屑与文学为伍”的观念从根本上没有彻底消除，就文学本身而言，这种观念反而加深了。这种武断而盲目的压抑模式显然是偏离了人类肉体和精神存在的真实状况，过分简化了生活和人的意识的本质。因为欲望是无法彻底驯服的，它可以说是人类生活中异常活跃的因素之一，就好像地下奔腾的岩浆，无时无刻不在蒸腾、冲动，寻求着爆发。对人的正常欲望的潜在渴求是弗氏泛性观被接受的思想根源，这样到了1986年前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理论的渐进，弗氏的新颖、独特而又大胆的泛性观一经传入中国就与现代人迫切要求人性解放、寻求自然人性、伸张本能欲望、反对禁欲主义的暗流合二为一，突出地表，进而同声而歌了。
二
不同的作家由于他们主观思想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他们对性的理解和接受的角度也存在着迥异的差别，这里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198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中的性主题特征：
1．政治历史和传统伦理压抑下的性的书写
1980年代前期，小说创作中涉及的性爱主题基本上还是一种纯粹道德的、理性的爱情，这种爱情往往依托于政治的背景，理智大于情欲，其本质上来说还是主流政治话语建构的一部分，并非围绕身体和性本身展开的。直到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才真正撕破了新时期性爱小说的这层帷幕，在泛性论的大潮下，吹响了新时期性爱文学的第一声号角，性爱文学终于从浓厚的禁欲主义的迷雾中突围出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对主人公章永磷在“文革”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性饥渴心理、性本能的压抑以及由“半个人”(阳痿)到性功能的恢复等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不能不说是欲望主体向道德主体的一次反抗，也是新时期小说第一次对性禁忌的突破，具有拓荒的性质。虽然张贤亮曾在阐释自己的作品时这样说道，“两性关系永远是生命力量与人类活动最基本也就是最高明的存在形式”，然而张贤亮本意或许只是想借性的主题来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对于章永璘来说影响他的命运的不仅在于特定时期的政治压抑及传统伦理道德的压抑，小说中章永磷对黄香久肉体的强烈压抑感和痛苦的体验感也充分证明了这种压抑机制的存在，然而更大的压抑还是来自于其以男权菲勒斯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自身文化心态。因此张贤亮这种带有男权话语特征的性爱描写后来受到评论界的指责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张贤亮以他的心灵自传式的性思考、性渴望毕竟在那个时代具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开了新时期性文学的先河。
以现代性意识对传统伦理和道德进行新的估价，进而揭示民族文化心态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又一个重要特 点。铁凝发表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颇有影响的“三垛”(《麦桔垛》、《棉花垛》、《青草垛》)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在传统伦理压抑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棉花垛》中，作家以性生活为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身上所拥有的性的本能欲望，表现了女性性本能的勃发与跃动，但是历史形成的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心理传统又不可逆转地决定了米子和她的女儿小臭子的悲剧命运。《麦桔垛》中表现更为深刻，大芝娘在被负义的男人抛弃后，非但不怨恨，反而执意要给他生个孩子，以作为她独自生活的某种合法保护。小说在讲述大芝娘痛苦的人生遭遇时，侧重从男女两性正常的性关系被扭曲来揭露传统旧思想旧伦理对妇女精神上的重压和束缚，深刻地探讨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意识结构。
刘恒的性主题小说同样带有民族和文化意义的反思和批判，《伏羲伏羲》中杨天青在性的诱惑和折磨下几近疯狂，最后终于与其婶子完成了淋漓尽致的“朝拜仪式”，然而等待杨天青的却是“乱伦”所带来的巨大负罪感和精神上的更大折磨，他无法承受亲生儿子天白只能成为他的弟弟的事实以及在无数次性渴求中的无端压抑。在强大的伦理和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只能逐渐苍老，最后投缸自杀，在绝望中解脱了自己精神上的折磨，充分表现了强大的社会环境、社会道德规范对人的性欲、精神乃至男性文化的无尽压抑，虽然可以一时冲破藩篱，最终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2．现代文明下的性的思考
与张贤亮等人的带有政治和伦理色彩的性主题不同，莫言的性更加侧重于性与文明的关系。《红高粱》可谓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那红红的高粱地、浓烈的高粱酒、不顾一切的性爱，充分表明了莫言对现代文明压抑人性的不满情绪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之情，这里的性已完全失去了道德和伦理的意义，性成了一种生命力的存在和证明，生命和历史的内驱力，而“红高粱”这个带有原始欲望和暴力的象征性图腾更加增添了一股浓厚的野性特征。就现代文明和性关系而言，“文明与性欲的自由发展之间存在着反比的关系”，[3 ]“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要通过消除本能才能得到确立；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克制、压抑或其它手段)要以强烈的本能得不到满足为前提条件，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被忽略的。”[4]莫言正是从这种文化挫折中感到了现代文明中人性的萎缩、种的退化及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的对立，敏感于道德理性对人性的桎梏，于是他要寻找那种充满原始生命力的野蛮的激情，呼唤现代男性的阳刚之气，正如陈晓明所说的：“《红高粱家族》不过是生命崇拜图腾的文学表达，而余占鳌在高梁地里摁住‘我奶奶’，则是向柔弱的当代文明递交的一份粗暴的抗议书。”[5]
莫言对文明的批判不仅表现在其对原始生命力的膜拜，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竟将男女性事放置于靠近墓地的用旧车改装的铁棺材似的所谓“林间休闲小屋”之中，与充满生命力的高粱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下岗的丁师傅却以此为营生，在现代文明之下性已成了交易，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就是现代文明所造就的畸变的性爱。莫言或许从对现代文明的缺憾的角度探讨保存和发展原始人性、潜能来建构现代文化心理，但是他文本中流露出的二者不可调和性和文化上的弑父倾向也包含了自身对现代文明和理性的怀疑甚至敌视心理，这就未免有些偏激。
刘恒的《伏羲伏羲》在揭示了伦理道德对性的压抑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文明与性之间的隐秘关系，在文本中他试图通过对强大的性欲的确证，来寻找性的原始力量，呼唤东方男性的原始生命力。因此，在小说结尾他引用了这样一些话，“在原始与现实的不朽根基上，它巍然撑起了一角。即使在它摇摇欲坠的时刻，人类仍然无法怀疑它无处不在的有效性及永恒的力度。”[6]然而“横行的儒家理论在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潜伏着深度的身心萎缩，几乎可以被看做是阳痿患者的产物”，深刻表现了“东方的性的退缩意识”。[7]就这一点而言，刘恒与莫言是相通的。
刘恒的另一部作品《白涡》则是将触角伸向现代文明家庭、社会和权力的纠缠之中来讨论现代人性欲的生存状态。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无论《伏羲伏羲》中的女性王菊豆，还是《白涡》中的女性华乃倩，她们在性压抑上都表现出超越男性的主动姿态，具有一种果敢、直率和真诚的精神特质，而男性则往往表现出一种压抑、胆怯和萎缩的特征，只能沦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或权力的奴隶，两性的鲜明对比更加显示了男性文化的衰微和退化。
应当指出，如果过分地沉溺于原始野性和蛮力的幻想之中，从根本上否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只能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和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正如弗氏所言：“我们很难知道早期人类是否幸福，他们的幸福程度，以及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幸福问题上起什么作用。”[8]因此在对待文明的态度上必须设法找到一种个人欲望与群体文化要求之间的适当调和的办法，必须在肯定和赞美原始欲望和情感时保持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但是，莫言和刘恒毕竟以他们独特的理解方式使性具有了染指文明的功能，指出了文明与性之间的反向联系，给予了性以生命本体的观照，强调了性的生命力的表征，这与其他作家将性视为病理的、罪恶的表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3．原始本能下的性的确证
1980年代后期的性文学大潮中，王安忆的创作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城之恋》从生命本体和人性视角来描写性意识的，突出了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性的欲望的强大和真实性，以致于支配了人的日常行为，从而以肉体之爱实现了对人性的揭示。在此她有意识地把主人公的性意识和性心理从各自的文化心态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加以抽象地表现，小说中主人公与强大的性的内驱力的对抗过程表现了王安忆对性本能自身的确认。正如她所说的：“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9]
《岗上的世纪》则是通过对一个农村生产队长同一个女知青的无数次如醉如痴、如火如荼的性爱场景的描写，从抒情和赞美的诗意性高度张扬了性的激情和美丽，呼唤生命的力量和健全的性爱之美，一反其他作家将性作为身体的压抑、扭曲或带有性别意识的书写，而且王安忆在描写这个敏感话题时，没有任何猥亵、挑逗和粗俗的成份，始终充溢着一种诗意浪漫的格调，表现了一个严肃作家的独特的情感价值和审美心态。
王安忆的独特意义在于她在处理性题材时主观上舍弃了用性来批判和反映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审美层次，而是真正通过创作对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索，第一次从外部世界转入内部心灵来揭示性本能的存在。
三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多数作家的性题 材还能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将性依托于政治、历史、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等角度来思考性问题，以诗性的语句表达性爱之美，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态度实现对性的肯定，以伦理道德的视角表现对传统性观念的否定；而到了九十年代则呈现出一种背叛的姿态，性爱由一种自然之美、生命之美、人l生之美向性自身的破坏性、丑恶性和非人性转变，那种无处不在的性其实质是对性本身的一种变相否定，性爱之美同旧有价值观念一道被无情消解，表现出现代人的一种新型的性观念，性已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理解符号，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文化和价值上的困惑，由此表现出的性爱观更接近于精神分析学的病理学特征。
九十年代从八十年代性的非开放系统中突围后，先后出现了两次性学大潮的表演。首先是九十年代前期出现了以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洪峰的《苦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铁凝的《无雨之城》、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其次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铁凝的《大浴女》及新新人类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长篇小说；另外还有新生代作家韩东、刁斗、鲁羊、何顿等为代表的作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性描写热，使新时期小说性主题呈现出一派迷乱的风景，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异特征：
1，性主题的本能化、病态化、生理化及粗俗化特征
由于弗氏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病理学特征与中国文化中的性的不洁理论相关，正是此二者的合流，使新时期小说中的性描写多以罪感描写和叙述为主，以此揭示人物在道德上的沦丧感和罪恶感。九十年代一些作家的许多文本中都充斥着一些关于性的本能化、病态化、性的罪恶和肮脏的表述，文本中再没有那种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的痛苦纠缠，性爱已失去了自身价值，某种程度上性爱已沦为一种日常的生理需求。苏童的长篇小说《米》中五龙对米店老板女儿的占有和虐待无疑是动物本能的一种放大，他的凶残、阴毒正是对性爱中人性价值的否定。北村的《施洗的河》中的刘浪对于性爱的渴望更是出于一种生理的本能冲动，从他在医学院对女生偷偷手淫，到他止不住自己的欲望勾引马大的女人，他与女人各种下流不堪的性爱表演，往往都使人感到恶心与恐惧，这里已不存在爱或情，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肉体关系和相互的工具性的满足。
新生代作家如韩东、刁斗、何顿、王彪等人在表现性爱主题时，基本已拒绝了社会群体和主流话语，更加着力于突出个体化的本能欲望的表达和体验。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中，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感铺垫下就成了“我”性技术和性能力的证明对象，“我”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背景，整个故事中，我们也搞不清她为什么要与“我”做爱，又为什么要主动离开。由于新生代一些作家特定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他们在性描写时往往不以社会道德视角观照性的问题，而是以一种个人化的视角和心态追求欲望的满足，可以说已完全抛弃了人类理性和基本道德，性在他们的笔下再也没有了其生命力的崇拜和敬畏，性与一切所谓灵魂和精神没有任何关系。
2．性描写中的同性恋、自恋倾向
这一方面在一些九十年代女性作家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女性作家由于性别意识的原因，她们的写作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或被偷窥的状态，为了达到颠覆男性文化和创建女性文化的历史目的，她们经常在作品中以一种自恋的方式来弃绝男性的介入，以一种姐妹情谊来实现对男权世界的挑战。
林白的许多作品常常以一种自恋性视角表现女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恋性视角完全不同于男性中心主义所设定的女性审美的那种嫖妓式的、赏玩式的或窥视式的心理和视角。“自恋”是林白笔下许多女性的典型处境，她们天性中就充满了自爱和自慰的倾向，这是她们自我意识的起点，如《子弹穿过苹果》中的“我”，《回廊之椅》中的朱凉，《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等，林白正是借助这种典型处境来隐喻女性一生的精神处境和存在方式，暗示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
陈染的《空心人诞生》、《私人生活》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等作品还大胆地将性的触角伸向了同性恋描写的禁区，她们作品中许多同性恋的场景，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憾。在这些作品中，她们将性意识上升到女权主义的高度，借所谓的自恋、同性恋来宣扬女性自身正常的性欲，以一种新的性观念来表达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建构女性自身的文化书写方式。
3．性书写的市场化及功利化特征
1993年出现的“《废都》热”不能不说是市场与性文化充分运作的典型例证。虽然贾平凹本人的真实意图或许是借性描写来表现废都文人的颓废心态和灵魂的无所依托感，为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书写一曲挽歌，然而市场的商业炒作与文本中迎合受众的意淫偷窥心理而失之有度的性爱描写，则大大掩盖了其文本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这本书中，出版商更是将文本中配以带有淫秽色彩的插图以招揽读者。卫慧的《上海宝贝》小说封面则被设计成美女卫慧半身写有书名的照片，并在封面上印有“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卫慧甚至认为“我在乎自己的快乐和市场反应，离开当中一样我就不写了。”[10]这些都深深地涂抹了一层商业气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严肃而健康的整体走向。
4．性的崇高性、神圣性的再度表现
与一些作家放逐性欲，贬低情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作家依然高举着八十年代情感的旗帜，希望在欲望的废墟上重新呼唤被人们忘却甚至于亵渎了的性爱之美，以恢复性爱本该拥有的神圣、尊贵和崇高的属性，可以说是对九十年代性题材的一种反拨。主要以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铁凝的《大浴女》为代表。《情爱画廊》在整个九十年代性题材中显得有些另类，其原因不在于新奇而大胆的性爱描写，而是其中流露出来的久违的古典之美。文本中张抗抗以一种古典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性爱和艺术完美结合的浪漫风情画，试图将性爱从庸常性、生物性中拯救出来，恢复其原有的质素，这显然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我没有性饥渴，我要的是情、是爱、是超越性爱之上的情爱”的宣言深切地表现了女作家对当下性爱走向的深刻反思和对性的纯洁性的深切希望。《大浴女》则是从相反的角度写了主人公尹小跳在童年阴影的笼罩下，长大成人后在生活及性爱中的苦难挣扎，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不曾失去的道德传统，性爱和物质的奢华始终解脱不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负罪感和责任感。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则是通过贾兰坡教授和博士宋子衿的经历来表明欲望和权力并不能解决人们自身的深层心理危机，它最终只能将人引入疯狂或死亡。
总而言之，弗氏泛性观对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性主题确实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极左思潮对人性的禁锢，对于新时期人性的重新确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它也拓展了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思路和文学的表现领域。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新时期大部分作家在对待弗氏的泛性观的态度上都能以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在对待性问题上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将其升华为对个人、社会、历史、民族乃至文化的思辩，进而赋予其新的内含。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泛性观给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弗氏过分夸大了人的生物本能，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抹杀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这就给新时期小说也带来了不良倾向，出现了一些本能化、生物化、粗俗化的性爱描写，从而忽略了创作上的升华问题，忽略了人性中积淀的道德、社会、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恩格斯曾说过：“在这个时代来谈论纯贞，青年人认为是一种罪过。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家，我厌恶一切禁欲主义的反常现象，我永远不会谴责抛弃的爱情；可是，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严肃的道德正濒临消失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实际上的纵欲者应当永远感到羞愧。”[11]弗氏虽然主张泛性观，但其也并非放纵性欲，他认为：“如果一开始便无节制地纵欲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一旦满足变得垂用可得，头脑中的性爱价值便会急剧下跌。为了使力必多达到高潮，有必要设置某些障碍。……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民族，在没有阻止性满足的障碍的时期，比如大概在古文明的衰落的时期，爱情变得毫无价值，生活变得空虚。”[12]小说创作中的性爱描写也是如此，切不可沦落到自然主义的纯粹性生理和性欲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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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可谓二十世纪最具震憾力的学说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已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医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影响波及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精神分析学作为一股强大的国际思潮，已深深地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之中，“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思想的渗入，西方思想就不可想象”，[1]这可以看作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最高评价。
弗洛伊德(以下简称弗氏)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的一些惊世骇俗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独到见解，而且在于他的思想学说本身又成为智慧的源泉，后人思考的动因和出发点。因此围绕精神分析学的毁誉、论争和变异正是精神分析学本身内在矛盾和精神活力的集中表现。首先是在古典精神分析学内部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出现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等变体。二战以后，相当多的现代精神分析代表人物从弗氏强调本能论的遗传生物作用开始转向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影响，这个学派被称作新精神分析学派，其主要代表有霍妮的文化一哲学精神病理学、沙利文的人际精神病学、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等。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法国的雅克·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与女权主义批评结合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因此从广义上说，精神分析学的内涵及外延不仅包括弗氏本人及其弟子在内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还应包含与其他理论结合而产生的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弗氏的精神分析学在现代化历程中出现了各种别具特色的五花八门的变体，然而这些都没有动摇弗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上的奠基作用，他的许多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直是后来者遵循的基本原则。本文所说的精神分析学特指的就是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2]
精神分析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人中国以后，先后出现了两次“弗洛伊德热”。第一次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并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受其影响的大多是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像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茅盾、张爱玲，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他们都在思想或创作中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然而这～时期精神分析学在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大气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带有个人主义及非理性主义色彩的精神分析学自然也就疏离了此时的主潮文艺美学观，从而失去其存在的话语环境，因此精神分析学在引入中国之初就未能形成气候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到1978年间，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受到全面排斥，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以批判的姿态出现的，精神分析学在中国转入沉寂阶段。第二次“弗洛伊德热”出现在1986年前后，此次“弗洛伊德热”与第一次相比，明显呈现以下不同特征：一是影响的范围及对象更深更广。范围遍及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乃至社会生活许多领域；影响对象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还包括了许多青年学生；二是在“弗洛伊德热”中应运而生了规模空前的出版热。短短几年时间，市场上出现的弗氏著作的版本就多达二十多种，另外还大量翻译出版了国外研究精神分析学的著作；三是继出版热之后又出现了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
在1986年前后掀起的第二次“弗洛伊德热”中，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的泛性观，这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历史及此时的入文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文化的碰撞和勃兴的重要质素在于必须存在其赖以生存的气候和土壤。中国曾历经漫长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性压抑和否定的文化固结始终挥之不去。五四时期，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对性问题也曾作过探讨，然而民族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这种探讨很快被中断。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基本上是只有爱情描写而无性爱描写。“文革”的十年更加走上了极端，在这场特殊的全国性的压抑模式下，特别是文学简直到了“谈性变色”的地步，人的欲望特别是性的范畴被逼上了绝路，狭隘的政治观念似乎遗忘了那种天生的本能的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性是低级的、下流的、神秘的、非公开的、不屑与文学为伍”的观念从根本上没有彻底消除，就文学本身而言，这种观念反而加深了。这种武断而盲目的压抑模式显然是偏离了人类肉体和精神存在的真实状况，过分简化了生活和人的意识的本质。因为欲望是无法彻底驯服的，它可以说是人类生活中异常活跃的因素之一，就好像地下奔腾的岩浆，无时无刻不在蒸腾、冲动，寻求着爆发。对人的正常欲望的潜在渴求是弗氏泛性观被接受的思想根源，这样到了1986年前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理论的渐进，弗氏的新颖、独特而又大胆的泛性观一经传入中国就与现代人迫切要求人性解放、寻求自然人性、伸张本能欲望、反对禁欲主义的暗流合二为一，突出地表，进而同声而歌了。
二
不同的作家由于他们主观思想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他们对性的理解和接受的角度也存在着迥异的差别，这里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198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中的性主题特征：
1．政治历史和传统伦理压抑下的性的书写
1980年代前期，小说创作中涉及的性爱主题基本上还是一种纯粹道德的、理性的爱情，这种爱情往往依托于政治的背景，理智大于情欲，其本质上来说还是主流政治话语建构的一部分，并非围绕身体和性本身展开的。直到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才真正撕破了新时期性爱小说的这层帷幕，在泛性论的大潮下，吹响了新时期性爱文学的第一声号角，性爱文学终于从浓厚的禁欲主义的迷雾中突围出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对主人公章永磷在“文革”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性饥渴心理、性本能的压抑以及由“半个人”(阳痿)到性功能的恢复等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不能不说是欲望主体向道德主体的一次反抗，也是新时期小说第一次对性禁忌的突破，具有拓荒的性质。虽然张贤亮曾在阐释自己的作品时这样说道，“两性关系永远是生命力量与人类活动最基本也就是最高明的存在形式”，然而张贤亮本意或许只是想借性的主题来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对于章永璘来说影响他的命运的不仅在于特定时期的政治压抑及传统伦理道德的压抑，小说中章永磷对黄香久肉体的强烈压抑感和痛苦的体验感也充分证明了这种压抑机制的存在，然而更大的压抑还是来自于其以男权菲勒斯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自身文化心态。因此张贤亮这种带有男权话语特征的性爱描写后来受到评论界的指责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张贤亮以他的心灵自传式的性思考、性渴望毕竟在那个时代具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开了新时期性文学的先河。
以现代性意识对传统伦理和道德进行新的估价，进而揭示民族文化心态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又一个重要特 点。铁凝发表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颇有影响的“三垛”(《麦桔垛》、《棉花垛》、《青草垛》)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在传统伦理压抑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棉花垛》中，作家以性生活为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身上所拥有的性的本能欲望，表现了女性性本能的勃发与跃动，但是历史形成的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心理传统又不可逆转地决定了米子和她的女儿小臭子的悲剧命运。《麦桔垛》中表现更为深刻，大芝娘在被负义的男人抛弃后，非但不怨恨，反而执意要给他生个孩子，以作为她独自生活的某种合法保护。小说在讲述大芝娘痛苦的人生遭遇时，侧重从男女两性正常的性关系被扭曲来揭露传统旧思想旧伦理对妇女精神上的重压和束缚，深刻地探讨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意识结构。
刘恒的性主题小说同样带有民族和文化意义的反思和批判，《伏羲伏羲》中杨天青在性的诱惑和折磨下几近疯狂，最后终于与其婶子完成了淋漓尽致的“朝拜仪式”，然而等待杨天青的却是“乱伦”所带来的巨大负罪感和精神上的更大折磨，他无法承受亲生儿子天白只能成为他的弟弟的事实以及在无数次性渴求中的无端压抑。在强大的伦理和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只能逐渐苍老，最后投缸自杀，在绝望中解脱了自己精神上的折磨，充分表现了强大的社会环境、社会道德规范对人的性欲、精神乃至男性文化的无尽压抑，虽然可以一时冲破藩篱，最终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2．现代文明下的性的思考
与张贤亮等人的带有政治和伦理色彩的性主题不同，莫言的性更加侧重于性与文明的关系。《红高粱》可谓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那红红的高粱地、浓烈的高粱酒、不顾一切的性爱，充分表明了莫言对现代文明压抑人性的不满情绪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之情，这里的性已完全失去了道德和伦理的意义，性成了一种生命力的存在和证明，生命和历史的内驱力，而“红高粱”这个带有原始欲望和暴力的象征性图腾更加增添了一股浓厚的野性特征。就现代文明和性关系而言，“文明与性欲的自由发展之间存在着反比的关系”，[3 ]“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要通过消除本能才能得到确立；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克制、压抑或其它手段)要以强烈的本能得不到满足为前提条件，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被忽略的。”[4]莫言正是从这种文化挫折中感到了现代文明中人性的萎缩、种的退化及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的对立，敏感于道德理性对人性的桎梏，于是他要寻找那种充满原始生命力的野蛮的激情，呼唤现代男性的阳刚之气，正如陈晓明所说的：“《红高粱家族》不过是生命崇拜图腾的文学表达，而余占鳌在高梁地里摁住‘我奶奶’，则是向柔弱的当代文明递交的一份粗暴的抗议书。”[5]
莫言对文明的批判不仅表现在其对原始生命力的膜拜，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竟将男女性事放置于靠近墓地的用旧车改装的铁棺材似的所谓“林间休闲小屋”之中，与充满生命力的高粱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下岗的丁师傅却以此为营生，在现代文明之下性已成了交易，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就是现代文明所造就的畸变的性爱。莫言或许从对现代文明的缺憾的角度探讨保存和发展原始人性、潜能来建构现代文化心理，但是他文本中流露出的二者不可调和性和文化上的弑父倾向也包含了自身对现代文明和理性的怀疑甚至敌视心理，这就未免有些偏激。
刘恒的《伏羲伏羲》在揭示了伦理道德对性的压抑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文明与性之间的隐秘关系，在文本中他试图通过对强大的性欲的确证，来寻找性的原始力量，呼唤东方男性的原始生命力。因此，在小说结尾他引用了这样一些话，“在原始与现实的不朽根基上，它巍然撑起了一角。即使在它摇摇欲坠的时刻，人类仍然无法怀疑它无处不在的有效性及永恒的力度。”[6]然而“横行的儒家理论在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潜伏着深度的身心萎缩，几乎可以被看做是阳痿患者的产物”，深刻表现了“东方的性的退缩意识”。[7]就这一点而言，刘恒与莫言是相通的。
刘恒的另一部作品《白涡》则是将触角伸向现代文明家庭、社会和权力的纠缠之中来讨论现代人性欲的生存状态。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无论《伏羲伏羲》中的女性王菊豆，还是《白涡》中的女性华乃倩，她们在性压抑上都表现出超越男性的主动姿态，具有一种果敢、直率和真诚的精神特质，而男性则往往表现出一种压抑、胆怯和萎缩的特征，只能沦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或权力的奴隶，两性的鲜明对比更加显示了男性文化的衰微和退化。
应当指出，如果过分地沉溺于原始野性和蛮力的幻想之中，从根本上否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只能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和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正如弗氏所言：“我们很难知道早期人类是否幸福，他们的幸福程度，以及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幸福问题上起什么作用。”[8]因此在对待文明的态度上必须设法找到一种个人欲望与群体文化要求之间的适当调和的办法，必须在肯定和赞美原始欲望和情感时保持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但是，莫言和刘恒毕竟以他们独特的理解方式使性具有了染指文明的功能，指出了文明与性之间的反向联系，给予了性以生命本体的观照，强调了性的生命力的表征，这与其他作家将性视为病理的、罪恶的表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3．原始本能下的性的确证
1980年代后期的性文学大潮中，王安忆的创作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城之恋》从生命本体和人性视角来描写性意识的，突出了人的原始生命力和性的欲望的强大和真实性，以致于支配了人的日常行为，从而以肉体之爱实现了对人性的揭示。在此她有意识地把主人公的性意识和性心理从各自的文化心态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加以抽象地表现，小说中主人公与强大的性的内驱力的对抗过程表现了王安忆对性本能自身的确认。正如她所说的：“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9]
《岗上的世纪》则是通过对一个农村生产队长同一个女知青的无数次如醉如痴、如火如荼的性爱场景的描写，从抒情和赞美的诗意性高度张扬了性的激情和美丽，呼唤生命的力量和健全的性爱之美，一反其他作家将性作为身体的压抑、扭曲或带有性别意识的书写，而且王安忆在描写这个敏感话题时，没有任何猥亵、挑逗和粗俗的成份，始终充溢着一种诗意浪漫的格调，表现了一个严肃作家的独特的情感价值和审美心态。
王安忆的独特意义在于她在处理性题材时主观上舍弃了用性来批判和反映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审美层次，而是真正通过创作对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索，第一次从外部世界转入内部心灵来揭示性本能的存在。
三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多数作家的性题 材还能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将性依托于政治、历史、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等角度来思考性问题，以诗性的语句表达性爱之美，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态度实现对性的肯定，以伦理道德的视角表现对传统性观念的否定；而到了九十年代则呈现出一种背叛的姿态，性爱由一种自然之美、生命之美、人l生之美向性自身的破坏性、丑恶性和非人性转变，那种无处不在的性其实质是对性本身的一种变相否定，性爱之美同旧有价值观念一道被无情消解，表现出现代人的一种新型的性观念，性已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理解符号，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文化和价值上的困惑，由此表现出的性爱观更接近于精神分析学的病理学特征。
九十年代从八十年代性的非开放系统中突围后，先后出现了两次性学大潮的表演。首先是九十年代前期出现了以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洪峰的《苦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铁凝的《无雨之城》、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其次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铁凝的《大浴女》及新新人类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长篇小说；另外还有新生代作家韩东、刁斗、鲁羊、何顿等为代表的作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性描写热，使新时期小说性主题呈现出一派迷乱的风景，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异特征：
1，性主题的本能化、病态化、生理化及粗俗化特征
由于弗氏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病理学特征与中国文化中的性的不洁理论相关，正是此二者的合流，使新时期小说中的性描写多以罪感描写和叙述为主，以此揭示人物在道德上的沦丧感和罪恶感。九十年代一些作家的许多文本中都充斥着一些关于性的本能化、病态化、性的罪恶和肮脏的表述，文本中再没有那种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的痛苦纠缠，性爱已失去了自身价值，某种程度上性爱已沦为一种日常的生理需求。苏童的长篇小说《米》中五龙对米店老板女儿的占有和虐待无疑是动物本能的一种放大，他的凶残、阴毒正是对性爱中人性价值的否定。北村的《施洗的河》中的刘浪对于性爱的渴望更是出于一种生理的本能冲动，从他在医学院对女生偷偷手淫，到他止不住自己的欲望勾引马大的女人，他与女人各种下流不堪的性爱表演，往往都使人感到恶心与恐惧，这里已不存在爱或情，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肉体关系和相互的工具性的满足。
新生代作家如韩东、刁斗、何顿、王彪等人在表现性爱主题时，基本已拒绝了社会群体和主流话语，更加着力于突出个体化的本能欲望的表达和体验。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中，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感铺垫下就成了“我”性技术和性能力的证明对象，“我”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背景，整个故事中，我们也搞不清她为什么要与“我”做爱，又为什么要主动离开。由于新生代一些作家特定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他们在性描写时往往不以社会道德视角观照性的问题，而是以一种个人化的视角和心态追求欲望的满足，可以说已完全抛弃了人类理性和基本道德，性在他们的笔下再也没有了其生命力的崇拜和敬畏，性与一切所谓灵魂和精神没有任何关系。
2．性描写中的同性恋、自恋倾向
这一方面在一些九十年代女性作家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女性作家由于性别意识的原因，她们的写作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或被偷窥的状态，为了达到颠覆男性文化和创建女性文化的历史目的，她们经常在作品中以一种自恋的方式来弃绝男性的介入，以一种姐妹情谊来实现对男权世界的挑战。
林白的许多作品常常以一种自恋性视角表现女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恋性视角完全不同于男性中心主义所设定的女性审美的那种嫖妓式的、赏玩式的或窥视式的心理和视角。“自恋”是林白笔下许多女性的典型处境，她们天性中就充满了自爱和自慰的倾向，这是她们自我意识的起点，如《子弹穿过苹果》中的“我”，《回廊之椅》中的朱凉，《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等，林白正是借助这种典型处境来隐喻女性一生的精神处境和存在方式，暗示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
陈染的《空心人诞生》、《私人生活》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等作品还大胆地将性的触角伸向了同性恋描写的禁区，她们作品中许多同性恋的场景，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憾。在这些作品中，她们将性意识上升到女权主义的高度，借所谓的自恋、同性恋来宣扬女性自身正常的性欲，以一种新的性观念来表达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建构女性自身的文化书写方式。
3．性书写的市场化及功利化特征
1993年出现的“《废都》热”不能不说是市场与性文化充分运作的典型例证。虽然贾平凹本人的真实意图或许是借性描写来表现废都文人的颓废心态和灵魂的无所依托感，为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书写一曲挽歌，然而市场的商业炒作与文本中迎合受众的意淫偷窥心理而失之有度的性爱描写，则大大掩盖了其文本本身的内涵和价值。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这本书中，出版商更是将文本中配以带有淫秽色彩的插图以招揽读者。卫慧的《上海宝贝》小说封面则被设计成美女卫慧半身写有书名的照片，并在封面上印有“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卫慧甚至认为“我在乎自己的快乐和市场反应，离开当中一样我就不写了。”[10]这些都深深地涂抹了一层商业气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严肃而健康的整体走向。
4．性的崇高性、神圣性的再度表现
与一些作家放逐性欲，贬低情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作家依然高举着八十年代情感的旗帜，希望在欲望的废墟上重新呼唤被人们忘却甚至于亵渎了的性爱之美，以恢复性爱本该拥有的神圣、尊贵和崇高的属性，可以说是对九十年代性题材的一种反拨。主要以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铁凝的《大浴女》为代表。《情爱画廊》在整个九十年代性题材中显得有些另类，其原因不在于新奇而大胆的性爱描写，而是其中流露出来的久违的古典之美。文本中张抗抗以一种古典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性爱和艺术完美结合的浪漫风情画，试图将性爱从庸常性、生物性中拯救出来，恢复其原有的质素，这显然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我没有性饥渴，我要的是情、是爱、是超越性爱之上的情爱”的宣言深切地表现了女作家对当下性爱走向的深刻反思和对性的纯洁性的深切希望。《大浴女》则是从相反的角度写了主人公尹小跳在童年阴影的笼罩下，长大成人后在生活及性爱中的苦难挣扎，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不曾失去的道德传统，性爱和物质的奢华始终解脱不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负罪感和责任感。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则是通过贾兰坡教授和博士宋子衿的经历来表明欲望和权力并不能解决人们自身的深层心理危机，它最终只能将人引入疯狂或死亡。
总而言之，弗氏泛性观对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性主题确实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极左思潮对人性的禁锢，对于新时期人性的重新确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它也拓展了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思路和文学的表现领域。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新时期大部分作家在对待弗氏的泛性观的态度上都能以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在对待性问题上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将其升华为对个人、社会、历史、民族乃至文化的思辩，进而赋予其新的内含。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泛性观给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弗氏过分夸大了人的生物本能，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抹杀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这就给新时期小说也带来了不良倾向，出现了一些本能化、生物化、粗俗化的性爱描写，从而忽略了创作上的升华问题，忽略了人性中积淀的道德、社会、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恩格斯曾说过：“在这个时代来谈论纯贞，青年人认为是一种罪过。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家，我厌恶一切禁欲主义的反常现象，我永远不会谴责抛弃的爱情；可是，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严肃的道德正濒临消失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实际上的纵欲者应当永远感到羞愧。”[11]弗氏虽然主张泛性观，但其也并非放纵性欲，他认为：“如果一开始便无节制地纵欲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一旦满足变得垂用可得，头脑中的性爱价值便会急剧下跌。为了使力必多达到高潮，有必要设置某些障碍。……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民族，在没有阻止性满足的障碍的时期，比如大概在古文明的衰落的时期，爱情变得毫无价值，生活变得空虚。”[12]小说创作中的性爱描写也是如此，切不可沦落到自然主义的纯粹性生理和性欲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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