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丽奥眼中的科学》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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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兵兄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初版于1996年,我为那个初版写了序;现在此书又迎来了新的修订版,他再次征序于我。就像他为我的《天学真原》初版(1992)和新版(2004)都写了序一样,我也不能不从命。
  刘兵率先在国内鼓吹科学编史学,十余年于兹矣。效果如何?可用两句话概括之,日:成效显著,影响深远。这两旬判断,当然不是我为老朋友捧场随口徒托空言,而是有真凭实据的。
  成效之实据安在?先看下列论文目录:
  刘晓雪:布鲁诺再认识——耶兹的有关研究及其启示(已毕业之硕士论文)
  王延峰:对福尔曼魏玛文化与量子力学关系研究的编史学研究(已毕业之硕士论文)
  章梅芳: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已毕业之博士论文)
  卢卫红:人类学进路科学史的科学编史学研究(已毕业之博士论文)
  王延峰:皮克林的社会建构论研究(已毕业之博士论文)
  谭笑:科学修辞学进路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撰写中之博士论文)
  王哲: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撰写中之博士论文)
  杜严勇:对爱因斯坦研究的编史学研究(撰写中之博士论文)
  宋金榜:视觉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撰写中之博士论文)
  董丽丽:对伽里森的科学编史学研究(撰写中之博士论文)
  此8篇博士论文和2篇硕士论文,皆为刘兵所指导。不难想见,刘兵在这些学生思想中播下的“科学编史学”之种,将随着这些学生的毕业,而在四方发芽生根,开花结实。
  影响之实据安在?请先看下列高校名单: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请原谅我未能获得完整的统计数据。仅据我个人见闻所及,上述高校都采用《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作为相关课程的教材或参考教材。
  所谓“科学编史学”,刘兵给出的定义是一个连环套。“编史学”的定义是:“对于历史的撰写、历史的方法、解释和争论的研究”;“科学编史学”的定义是:“对科学史进行的编史学的研究”。这听起来似乎相当抽象,相当学术化,若用大白话来说,则“科学史理论研究”一语,差能近之。
  这种学问的价值何在呢?可以从科学、科学史、科学编史学三者的关系来入手考虑。
  我和刘兵的共同朋友,北大的刘华杰教授,倡学问分“阶”之说,比如科学本身为一阶,则科学史为二阶,而科学编史学为三阶……有趣的是,在一些怀有偏见的人看来,学问中“阶”数越小则越尊贵,“阶”数越大则越可以鄙视。按照这样的标尺,刘兵的科学编史学研究“阶”数为三,自然是没有尊贵可言的了。幸好刘兵从来没有将这类偏见放在眼里过,否则他恐怕就不研究科学编史学了。
  如果将通常的科学研究活动称为一阶的,而将科学史研究(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称为二阶的,那么科学编史学就将是三阶的了。当然,对一个科学史研究的从业者来说,他也完全可以将科学史视为一阶(尽管这样做丝毫不会让那些怀有偏见的人对科学史更加尊重),那么科学编史学就成为二阶。但是,在上面这个“阶系”中,不管我们选择哪一个坐标原点,科学编史学都脱不了“对研究进行研究”的身份。
  所以,科学编史学的价值,首先就体现在对科学史研究的帮助上。它帮助科学史研究者回顾以往研究的成败得失,也帮助科学史研究者思考新的研究路径。
  当然,科学编史学在这方面的价值,迄今为止,也许并未得到科学史研究者普遍一致的认同。有些研究者认为,只有进行一阶的研究,才是“真功夫”,才有学术价值。这种狭隘功利的观念,导致一些人轻视科学史研究,这样的人当然更会轻视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即使在科学史界,认为科学编史学不着边际、不切实用的,恐怕也还颇有人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1996年《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初版序中已经谈到过。
  不过,十几年过去,情况显然有所改善,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科学编史学的学术价值,此则刘兵鼓吹之功,不可没也。
  刘兵所从事的科学编史学研究,除了对科学史有意义之外,还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几句。
  从1996年到2009年,这十几年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必须考虑,即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处境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1996年时,科学史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被严重边缘化了的、甚至其从业者的生存都成问题的小小学科。借用证券行业的术语,我在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将这个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比喻为“走出阶段性底部的第一根阳线”。如果这个比喻可以成立的话,那么1996年的中国科学史界,确实可以说是在“底部”挣扎着。
  然而到了2009年,科学史虽然依旧是一个小的交叉学科,但她至少已经被国家承认为理科一级学科,除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个国家队,全国高校中已经有了4个科学史系;更重要的是,以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依托的科学文化传播,在国内公众媒体中的话语日益增长,正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编史学对以往科学史的反思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就远远越出了科学史的象牙之塔,而开始对公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了。例如,当刘兵对国内科学史中的“辉格解释”进行研究之后,就不可能不对以往科学史面向大众的主要接口——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科普”——产生某种震撼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随着科学文化对公众话语影响的增长,科学编史学的研究成果将有机会被“放大”。我认为,这应该是今后科学编史学研究中进一步注意的一个方面。
  最近十多年来,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有时也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即:一个人在提倡某种学术研究时,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
  在我们以往的思维习惯中,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个人渺小化,将个人的作用虚无化。一个人如果取得了一些成绩,他必须说这是“领导英明”和“同事协作”的结果,这样才被认为是得体的;如果他表示“这确实是我自己多年来努力的结果”,领导和同事们就要在心里悄悄不高兴了。在这样一种大家都习惯的氛围中,我们往往不敢想象或展望个人在提倡某种学术研究时的作用。
  现在,看来是考虑改变上面这种思维习惯的时候了。因为刘兵让我们看到了反例。
  在我的视野中,这些年来,在学术界大力提倡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就是刘兵单枪匹马一个人。但是他却已经让科学编史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套用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套话,可以说“他成功了”。成功的原因,我姑且先归纳出两个:一是由于他持续不断的努力。十余年来一以贯之,这在个人方面倒也不是太难——有一定毅力的学者都能做到。但在效果上来说,就相当可观了。在如今众声喧哗、泡沫腾飞、信息爆炸的学术环境中,只有长期坚持,才可能产生足够的效果。当然,这是以所坚持的是严肃认真的学术为前提的。反之,我们看到有些纯粹哗众取宠的妄人言论,“毅力”倒也不小,已经“坚持”好几年了,效果则只是让人看到小丑跳梁,成为笑柄。
  二是由于刘兵持续进行学术文本和大众阅读文本之间的跨文本写作。如果说持续的学术研究是基本信号,那么持续的跨文本写作就是强大的“功放级”,使得刘兵的声音覆盖面宽阔,而且能够传播到距离遥远的地方。曾有传言曰“有科学的地方就有刘兵”,这话当然会被有些人利用来讽刺刘兵,但又何尝没有一点与昔日“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异曲同工之处呢?
  在持续进行跨文本写作以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这一点上,我与刘兵深有同好。有些人士甚至已经将我们两人视为中国当代“科学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这在我们自己当然愧不敢当,但也确实表明,一小群人持续的跨文本写作,真的有可能产生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大得多的影响和作用。
  火热的社会生活,和象牙之塔中的学术思考,两者未必总是格格不入的。任何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哪怕是“三阶”的科学编史学,都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当我为《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修订版)写完这篇新版序时,这是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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