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令人悲伤而又并非必然的冲突。它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军事冲突发生之前充满危机的五个星期里，如果谨慎小心，并且人们心中共有的善意能够发出声音，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事件可以在任何一刻终止；它令人悲伤，因为第一次冲突的最终后果带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使更多人的情感备受折磨，摧毁了欧洲大陆仁慈而乐观的文化，而且在四年之后枪炮声终于沉默的时候，留下一份政治敌意与种族仇恨的遗产——它如此剧烈，以致不提及它们，就无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二战是一战的直接产物，造成了五倍于此的人员伤亡，以及无法衡量的、更加巨大的物质损失。一战宣告了大规模杀伤的到来，而二战则把它带到冷酷的顶峰。
　　很少有法国或英国的社区没有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死者的东西。在英格兰西部的一个村庄里，岔路口的墓地纪念十字架底部刻着一串死者的名单。然而，这是后来才刻上去的。十字架本身却是用于纪念那些没能从一战战场上返回的年轻人。纪念十字架是教堂以外村庄唯一拥有的公共纪念物。在每个村庄，在每个郡的市镇，以及在索尔兹伯里的教区大教堂里都有类似的东西。在法国的每一所大教堂里也都可以看到同类的纪念物，在这些教堂里会看到碑上铭刻着如下字句：“献给神的荣耀，并纪念大英帝国死于大战中的100万人，他们中的多数长眠于法国。”
　　法国在一战中损失了将近200万人，每9个开赴战场的人中就有2个死去。蔚蓝的地平线上，向着东方的德国前线端起刺刀的、勇敢的法國战士雕像是他们的象征。刻写在底座上的名单之长令人心碎，更令人心碎的是同样的名字多次出现，表明一个家庭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成员丧生。大多数一战参战国的市镇和城市中都有刻着类似名单的石碑。冷酷的石碑令人回想起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所经历的牺牲。而今，这一切却几乎已被历史遗忘。
　　因为德国军队的声名受累于纳粹政权的暴行，德国人没有办法合宜地哀悼他们死于二战的400万生灵；因为很多人死在他国的土地上，他们发现为一战死者而感到的痛苦安排一种合适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同样困难。如果这种困难不是感情上的，也受限于物质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使他们无法接近东方战场，而西方战场的主人最多也不过是勉强允许他们取回并掩埋尸体。无论在心理还是土地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没有什么地方容得下为德国人建立战争公墓。
　　当英法就士兵的永久安葬达成谅解——这些花园般的墓地在1920年代沿大战的西线星罗棋布，惊人地美丽——德国人却不得不在晦暗的角落挖掘万人坑以埋葬他们的死者。只有在东普鲁士，坦能堡战役发生的地方，他们得以为战死的士兵建立一座胜利者的陵墓。在本土，远离德国年轻人战死的地方，他们以大大小小教堂中纪念碑的形式寄托哀思。
　　大战中的普通士兵，超过一半在西线阵亡的被丢弃在战场的荒野中，在东线可能更多。无名尸体的数量如此巨大，以致刚一停战，一位曾担任随军牧师的英国国教牧师便首先提出，最恰当地纪念所有这些无法辨认的战死者的方式是掘出其中的一位，并把他重新安葬在荣耀之地。选定的死者被带到西敏寺，并安置在入口处。同一天，也就是1918年11月11日停火两周年的日子里，一个法国的无名士兵被安葬在巴黎凯旋门下。后来其他许多战胜国也在首都重新安葬了无名的士兵。然而，当1924年战败的德国尝试为战死者建立国家纪念碑时，揭幕式却在政治抗议中陷入混乱。艾伯特总统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他的演讲之后，本该是两分钟默哀，但却被支持或反对战争的喊声打断。其后，揭幕式演变为一整天的暴乱。战败的痛苦持续分裂着德国，直到九年后希特勒的到来。就任总理不久，纳粹文人就把希特勒——“无名下士”——描绘为“无名士兵”的代表。不久，作为德国元首的希特勒就在演说中称自己为“大战中的无名士兵”。他种下了将会带走其他四百万德国人生命的种子。
　　战争的仇恨易结难解。到1914年年底，也就是一战爆发4个月后，2000万法国男性——其中1000万处于军役年龄——中有30万人战死，60万负伤。到战争结束时，将近2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步兵，它是法国军队的主力，减员率是征兵比例的22%。伤亡最惨重的是最年轻的年龄组：1912～1915年入伍士兵的伤亡达到27%～30%。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还没有结婚。不管怎样，到1918年，在法国有63万名战争寡妇，以及大量被剥夺了婚姻机会的更年轻的女性。1921年，20到39岁之间人群的性别比例为男子占45%，女子占55%。而且，在战争中伤残的500万人中，数以十万计被列为“重度伤残”，意指那些失去四肢或是眼睛的士兵。或许最深重的痛苦由那些脸部受伤而致毁容的受害者承担，他们中的一些变得如此骇人，只得在农村建立隔离居住区，供他们一起在此休养。
　　德国战争一代经历的苦难与此不相上下。“1892～1895年龄组在战争爆发时正值19～22岁之间，人口数量减少了35%～37%。”总的来说，1870～1899年间出生的1600万人中在战争期间有13%以每年465600人的速度丧生。幸存的德国“重度伤残”者中，44657人失去一条腿，20877人失去一只手臂，136人失去双臂，1264人失去双腿。另外还有2547人因战争致盲，一小部分人头部受重伤，其中大部分后来死去。共有205.7万名德国人死于战争或在战后因伤致死。
　　尽管德国是有统计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俄国和土耳其的死亡人数仍未精确统计过——但从比例上来看却并非情况最严重的。情况最严重的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战前人口为500万，其中12.5万士兵战死或死亡，但其他65万名平民死于贫病交加。这造成了高达15%的人口损失。与之相比，英国、法国、德国约为2%～3%。
　　即使这些相对较低的死亡率也留下了可怕的心灵创伤，因为它降临在社会男性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人身上。当战争逐渐隐退到历史深处，人们逐渐习于谴责对“失去的一代”的哀悼，视之为创造出来的神话。人口学家证明，人口的自然增长很快就可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而一些铁石心肠的历史学家则坚持说，这些损失只有一部分家庭感觉得到。他们论辩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有20%参战的士兵死亡；而占人口总数比例更低些，为10%或者更少。对大多数人而言，战争不过是生活的一个片段，对常态的一次偏离，一旦枪声停止，社会很快就会恢复如初。这是一种自大自满的判断。
　　与1939～1945年的大战相比，一战的物质损失确实更小。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欧洲的大城市像二战中德国所有的大城市那样遭到空中轰炸，被严重破坏甚至摧毁。一战是一场发生在乡下的战争，无论在东线还是西线都是如此。战场很快便成为农田或草场，而且除了凡尔登附近，毁于炮击的村庄很快得以重建。战争对于欧洲的文化遗产也没有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伊普尔的中世纪纺织品市场今日依然矗立，一如1914～1918年的战火以前；阿拉斯的市镇广场、鲁昂的大教堂也是这样。而在1914年一次非典型的汪达尔行为中被烧毁的鲁汶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也在战后一点一点地恢复。
　　尤其重要的是，交战者并未对卷入其中的平民施以蓄意的伤害和暴行，而这是二战的典型特征。除了在塞尔维亚以及开始阶段的比利时，人们并未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家园、土地和非军事性的职业。不像二战那样，一战中没有系统的种族取代，没有蓄意的饥饿，没有对财产的剥夺，也几乎没有屠杀和暴行。与国家宣传机器极力证明的相反，除了战场上的残酷，它是一场很奇怪的文明战争。
　　然而它确实对文明造成了伤害，对欧洲启蒙运动理性而自由的文明造成了伤害。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而且，全世界的文明都因此遭到了损失。尽管战前欧洲各国对于欧洲大陆之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行为都是帝国主义的，但却都对宪政、法治以及代议政府等原则抱有敬意。战后的欧洲很快放弃了对这些原则的信心。战后的十五年里，极权主义——这个词汇意味着一种抗拒，自1789年君主政体衰退以来便激发着欧洲政治的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的体系——几乎在所有地方发展起来。极权主义是战争以其他方式所作的政治延续。它使追随它的选民大众一致化、军事化，普遍地剥夺选民的选举权，激发他们最低层次的政治本能，并边缘化和恐吓一切内部反对者。一战结束不到二十年，欧洲又一次被一场新战争的恐惧所包围，虽然一战曾被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伤害也存在于重整军备的洪流中那些一战中曾仅作为雏形而为人所知，但却威胁使二战成为一场更大灾难的武器：坦克、轰炸机、潜艇。
　　1939年到来的二战毫无疑问是一战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