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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这一重建工程旷日持久，比我想象的难得多。记忆带有选择性、模糊性及排他性，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在记忆的迷宫，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
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回溯生命的源头相当于某种史前探险，伴随着发现的快乐与悲哀。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
特别要感谢曹一凡，作为我的邻居、伙伴和同学，他不仅在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帮我校正还原了大量的关键性细节，当然还要感谢李陀和甘琦正是这两位挑剔的“读者”
让我在写作中永远如履薄冰。(2010年6月25日于香港)
一波三折
(197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递给毛泽东一张纸条，上面写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1961年李建彤把《刘志丹》送给习仲勋看，习提出把这书写成“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
1962年7月阎红彦收到《刘志丹》(上)样稿，认为“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宜发表”。
8月康生接到阎红彦的报告，提出请中央书记处处理这部小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递给毛泽东一张纸条，上面写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完之后，又进一步阐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由此，“揪出了‘西北反党集团’，或称‘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个株连党政军各级干部多达上万人的特大政治冤案横空出世。
1979年中央专为此案下发了第53号文件，彻底为“《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昭雪。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很好的革命文化作品。……小说《刘志丹》案件纯属康生制造的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发展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当彻底昭雪平反。”
随即，至1985年6月，《刘志丹》三卷本完成，由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印，算起来，李建彤几乎用了24年完成此书的创作。但是，三卷本又引起争议，次年初，有关方面决定停止该书的发行，直至2009年11月。
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这一重建工程旷日持久，比我想象的难得多。记忆带有选择性、模糊性及排他性，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在记忆的迷宫，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
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回溯生命的源头相当于某种史前探险，伴随着发现的快乐与悲哀。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
特别要感谢曹一凡，作为我的邻居、伙伴和同学，他不仅在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帮我校正还原了大量的关键性细节，当然还要感谢李陀和甘琦正是这两位挑剔的“读者”
让我在写作中永远如履薄冰。(2010年6月25日于香港)
一波三折
(197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递给毛泽东一张纸条，上面写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1961年李建彤把《刘志丹》送给习仲勋看，习提出把这书写成“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
1962年7月阎红彦收到《刘志丹》(上)样稿，认为“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宜发表”。
8月康生接到阎红彦的报告，提出请中央书记处处理这部小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递给毛泽东一张纸条，上面写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完之后，又进一步阐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由此，“揪出了‘西北反党集团’，或称‘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个株连党政军各级干部多达上万人的特大政治冤案横空出世。
1979年中央专为此案下发了第53号文件，彻底为“《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昭雪。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很好的革命文化作品。……小说《刘志丹》案件纯属康生制造的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发展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当彻底昭雪平反。”
随即，至1985年6月，《刘志丹》三卷本完成，由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印，算起来，李建彤几乎用了24年完成此书的创作。但是，三卷本又引起争议，次年初，有关方面决定停止该书的发行，直至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