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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晚清抵御列强入侵的战事，大多是一击即溃，甚至是未击已溃，能拿得上台面来讲的重大战例、重要战将实在没有几个。而出生草莽的“非正统将领”刘永福却是一个例外，他如同一颗闪亮的星，誓死抵抗外国侵略者，接连取得辉煌战果，照亮了晚清黑暗、屈辱的军事史，赢得了人们的由衷敬佩。
逃遁越南 站稳脚跟
刘永福，原名刘建业，1837年出生于廣东钦州（现属广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一度以杀猪卖肉为生，直到40岁时才娶了离异妇女陈氏。因陈带过来一个孩子，所以刘永福在家排行老二，俗名刘二。
13岁时，刘永福到滩艇上当雇工聊以糊口。在水上历练了两年时间，他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胆量和睿智的头脑。15岁就被雇为滩师，每次出船时就坐在船头，指挥船员避开险滩礁石，渡险如夷。出船回来之后，他还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拳术，一套拳法打得虎虎生风，颇有气势。
17岁那年，刘永福一家遭遇了重大变故。先是母亲病死，家里穷得连棺材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在村民救济下，买了副薄板棺材。年底，父亲刘以来和叔父刘以定相继病故，那时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就用草席一裹，草草安葬了。这时，他们住的房子被债主没收，刘永福和哥哥只能寄居在亲戚的茅屋里，每天最为忧虑的就是如何填饱肚子。
少年贫困落魄的生活，对刘永福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求生是第一要务，只要能够保证生存，跟谁都可以合作；但一旦危及他的生存基础，无论对方实力如何强劲，他都不惜决一死战。
广西是天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当清政府集中力量剿灭太平军时，多支农民起义军在广东、广西一带蜂拥而起。20岁时，刘永福参加了钦州人郑三组织的天地会反清武装。因为郑三发不出粮饷，23岁时刘永福又改投吴二。后来为了生存，刘永福又改投王士林麾下，度过了5年时间。毫无例外的，这里的待遇也是越来越差，最后连粥都喝不饱了。
1866年，刘永福带着200名下属，改投吴亚忠，受左翼大帅印。从他首次参加农民军算起，已经过去了近10年时间，他也走马观花地换了4任主公。在安德北帝庙，刘永福仿照庙中悬挂的七星黑旗，制作了自己的军旗，黑旗军由此初创。
这时，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清军渐渐恢复了元气，开始大举剿灭小股农民军。刘永福带领黑旗军马不停蹄地与清军打，与地主和土匪打，有时也与农民军打，在血与火的战场考验中，他慢慢地积累了领兵打仗的本领。
次年，清军派遣重兵进剿吴亚忠，双方在归顺城爆发激战。吴亚忠中枪受伤，很长时间内都卧床不起，不能亲临一线指挥，在清军长期围攻下陷入困境。刘永福与诸位兄弟认真商议了当时的处境，最终决定脱离吴亚忠自树一帜，独立作战求生存。他与20多位骨干歃血为盟，拜为兄弟。当时的越南有白苗、猺人造反闹事，越南国王阮福时多次进剿都遭失败，刘永福他们决定进入越南，既可避开清军锋芒，也可在乱世中求得生存。
刘永福率300人从中越交界的大岭越境，来到了越南六安州。在这里，他正式创办了黑旗军。黑旗军中的骨干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又久经战火考验，因此英勇善战、团结如铁。他们在越南逐渐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以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为中心的稳固根据地。
纸桥大捷 重惩法寇
刘永福进入越南之时，也正是法国大举入侵越南、企图以此为跳板占领中国西南、建立“法兰西东方大帝国”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将刘永福推向了抗法的最前沿。
1873年11月，法国海军上尉安邺率领军队，乘坐炮艇气势汹汹地向河内进发。不到一个月，这支只有数百人的军队，居然接连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越南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闻风而逃。此时，刘永福已被越南政府授予保胜防御使的官职，被国王“迭发急谕”，请求援助抗法。
刘永福挑选了一千多名精兵强将，从保胜连夜急行军至河内，在河内城郊附近安营扎寨。他到前线详细侦察一番，考虑到敌我优劣，制定了“诱敌深入、近战歼敌”的作战方案。刘永福派人三番五次挑衅，引诱法国人出城作战。12月21日，法军走出河内城，按照步兵战术向黑旗军发起进攻。刘永福佯装败退，引诱法军至河内城郊。此时，埋伏在四周的黑旗军一拥而上，在贴身肉搏中法军的武器优势难以发挥，安邺被斩杀。
这一场战斗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给狂妄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者泼了一盆冷水，使他们认识到仅靠目前有限的兵力很难鲸吞越南。经过谈判，法国人从四省撤兵，暂时缓下了侵略步伐。刘永福因作战有功，被擢升为三宣副提督，赏银345两、铜钱3000串。
经此一战，越南国王阮福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军队外强中干、一击即溃，作战骁勇、战斗力强悍的黑旗军由此成为了抗法的中坚力量，也是王朝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撑。而法国人也对刘永福极为忌惮，一度不敢侵犯刘永福把守的红河流域。
几年之后，法国慢慢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缓过劲来，又一次激发起侵略越南的野心。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拨款，1882年海军上校李维业（又译李威利）率领的远征军进犯越南北部。此时，刘永福以请假回钦州修葺祖墓、为父母追赠越王皓封为由，返回国内联络清军，商谈共同抗法事宜。黑旗军退守保胜，法国人相继占领了河内、南定等地。
当时，刘永福的处境还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越南君臣对这一支不受自己掌控的军队颇多猜疑掣肘，需要抵抗法国侵略、镇压农民运动时就有求必应；一旦形势缓和，就想方设法逼迫刘永福迁出保胜，防止尾大不掉。另一方面，虽然清廷滇、粤、桂等巡抚表示支持黑旗军，但都是口头上的支持，并没有实际举动。加之阮氏王朝抗法意志摇摆不定，让刘永福一度犹豫是否出兵。
后来，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经越南国王反复请求，并在清朝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入越游说之后，刘永福最终坚定了抗法决心。1883年5月，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奔赴抗法最前线，在越南丹凤和河内城外连续两次组织誓师，深刻指出法国人“用兵于越南，无异用兵于中国也。”官兵们士气高涨，决意“为越南平寇、为中国屏边”。 刘永福知道，与10年前斩杀安邺相比，此次作战法军人数更多，武器装备更精良，决不能轻敌。于是，他每天都要到河内城外勘察地形，请居民提供法军情报。经过综合考量，他决定扬长避短，把十年前那套引蛇出洞、近身作战的战法再运用一遍。
刘永福发出挑战书，把法军羞辱一番，法军头目李维业被激怒了，于5月19日亲率守兵出击城外，与黑旗軍决战于纸桥一带。黑旗军埋伏在纸桥四周，待法军走到桥中央时，枪炮声骤然响起，法军依靠武器优势击溃了第一波伏兵。李维业以为黑旗军和越军一样不堪一击，于是大摇大摆继续前进，结果全部掉入黑旗军的“口袋阵”中。混战中，李维业被子弹击中，后被黑旗军砍掉首级。失去指挥的法军如无头苍蝇一般，被黑旗军打得七零八落，最终溃败回城。刘永福下令将李维业的脑袋埋进马路中间，任由路人践踏，以示对侵略者的轻蔑与侮辱。
消息传来，越南国王大喜过望，将刘永福提拔为山西（今越南河内西北）、兴化、宣光提督，赐正二品冠服，加赏忠勇金牌一面。其余作战有功人员，均提升了官职，赏赐了银钱。战胜的消息传回中国，久受列强欺凌的民众为之鼓舞，“刘义打番鬼，越打越好睇”等民谣广为流传，一时间刘永福被视为民族英雄。
然而，纸桥之战的胜利，却极大地激怒了法国政府。他们打出为两次败战复仇的旗号，大规模调兵遣将，扩大对越南的侵略。而武器落后的黑旗军，多次攻打河内、南定等法军据点，均铩羽而归。同时，清政府对援越抗法态度消极，坐视不管，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
血战抗法 名扬四海
1883年7月19日，越南国王阮福时去世，王位争夺陷入白热化，朝政一片混乱。8月20日，法国侵略者攻占越南的京城顺化外围的顺安炮台，越南人被吓破了胆，于8月25日签订《越法顺化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附属国，并割让部分殖民地。条约签署后，越南政府对抗法态度消极，不敢组织有效的抵抗。
与此同时，另一路法军沿着红河北上，向“眼中钉、肉中刺”的黑旗军发起了猛攻。法军出动3000多兵力、10余艘炮艇，与黑旗军在怀德、丹凤等地进行激战。黑旗军虽然打退法军进攻，但自身损失也较大。在越南政府的逼迫下，刘永福被迫退守战略要地山西（今越南河内西北）。
12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6000兵力、12艘炮舰，气势汹汹地扑向山西。这里原本是黑旗军和清军共同把守的阵地，但清军闻风而逃，仅剩黑旗军孤军奋战。经过4天4夜的激战，黑旗军的阵地相继丢失，被迫撤出山西。此次法军向清军发起进攻，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
山西战斗后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越南采取妥协、忍让的政策，指示滇桂入越军队“不可衅自我开”，任由法国人在5个月内全部占领了越南红河三角洲。以李鸿章为首的清廷重臣，不但不承认刘永福的抗法功绩，反而认为刘挑起了法军的仇恨，是西南边防的累赘和国家的大害，于是坐视黑旗军与法军苦战，期待以法军之手除去这一“心腹大患”。在此期间，黑旗军反攻山西失利，后又参与北宁作战，遭遇了减员、缺粮少弹等严重困难，几乎难以支撑。
然而，随着法军在越南北部占据的领土越来越多、直接威胁到边疆安全和清朝统治，光绪帝不得不采纳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的“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实济”的建议，开始了与黑旗军的务实合作，共同抗击法国。1884年8月，张之洞派遣景子军奔赴越南，支援黑旗军。8月26日，即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当日，光绪帝赐封刘永福为记名提督，拨给军饷。
清政府在中越边境的对法作战，分为东西两条战线，刘永福是西线的主力军。1885年1月，清军与黑旗军首次携手作战，围困侵占宣光的法军，开创了抗法新的历史阶段。宣光被围1个多月之后，法军被迫从东线抽调兵力前来救援。
当年2月，刘永福在宣光附近的左育，做好迎战法国援军的准备。他考察地形后，安排兵力埋伏在路边山坡上的茅草丛内，并将火药埋藏在道路两旁，以草皮和假坟伪装。待法军大摇大摆进入包围圈后，弓箭手射出带火的箭引爆炸药，刹那间山崩地裂、石块横飞，炸死砸伤法军多人。随后伏兵从草丛中冲出杀敌，使得法军遭受较大损失。
法国人不甘心失败，重新集结兵力，向黑旗军一次又一次发起猛攻。他们兵力占优，火力又凶猛，很快就突破了黑旗军的防线。此时宣光城内法军趁机反扑，清军和黑旗军败走，宣光之围被解。虽然宣光之战失利，但黑旗军也重挫了法军，使得东线的压力大为减轻，这为东线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中国军队完全掌控战争主动权的时候，清政府不但不想着扩大战果、彻底击败法军，反而将此作为向法国屈膝求和的筹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4月7日，清政府下诏停战撤兵，由此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堪称奇耻大辱。
清军撤回后，依然留在保胜的黑旗军，就成了清朝屈辱求和、法国人鲸吞越南的最大障碍。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想方设法把黑旗军赶出越南、调回国内。
为此，从4月到6月，清廷连发9道上谕，催促刘永福尽快回国，且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在清政府切断军饷和装备援助，同时以“赏给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的威逼利诱之下，刘永福率领3000名黑旗军士兵、2000名家眷及杂役，于10月份回国。他在越南10余年的抗法历史就此终结。
清政府始终把刘永福视作潜在威胁，一步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入关之后，黑旗军由3000人被裁减为1500人。当年年底，他率部抵达广州，又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裁去1000人。1886年4月，清政府任命刘永福为南澳镇总兵，实际上并无多大权力，身边官兵仅剩300余人。就这样，刘永福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武官，恰如凶猛的老虎被拔去牙齿和尖爪，再也无法对清政府构成威胁了。
最美逆行 悲壮抗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了台湾省。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台湾省的地方官员不是想着如何抵抗，而是千方百计调离台湾省，逃回大陆。刘永福却选择最美逆行，带领黑旗军旧部奔赴台湾省。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署，其中之一即为割让台湾省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消息传到台湾省，民众极为悲愤，纷纷组建抗日义军。然而，一众官员并无抵抗决心，全然做着逃跑准备。5月27日，日本向台湾省进军，并于6月3日攻陷基隆。消息甫一传来，台湾巡抚唐景崧立即“奉旨内迁”，将所属兵力和武器弹药、库中金银细软，全部装船带往厦门。几天后，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台北。
刘永福坚决不撤，极力做好作战准备。日军早就听闻他是抗法名将，派人送上《劝降书》，许以高官厚禄，但被他严词拒绝。刘永福高举抗日大旗，将全台湾省各类义军统一组织起来共御外辱。
战斗首先于6月份在新竹展开。抗日义军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8月份，黑旗军、抗日义军在大甲溪一线狙击日军。日军多次进攻均未成功，人员伤亡惨重。最后，由日军收买的汉奸带路，从背后偷袭得手。
8月底，双方又在彰化城外的八卦山展开血战，抗日义军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多人，打死日军少将山根信成。然而，抗日义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多员大将阵亡，黑旗军的主力七星队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官兵突出重围，彰化最终失守。
眼看着台中几乎全线失守、台南也将陷入绝境，刘永福集中各路义军，在9月上旬发动了彰化反击战，陆续收回了云林、苗栗等地。然而，对日军固守的彰化，义军轮番进攻，却始终未能攻入城内。9月下旬，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彰化，敌我力量反差悬殊，义军被迫退往嘉义。
10月11日，日军向嘉义发动猛攻。主将王德标按照刘永福决定的计策，诱骗日军进城，尔后引爆地雷，炸死日军700余人，日军将领北白川能久受伤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日军用重炮轰破城墙，敌军蜂拥而入，王德标率领战士与敌人进行巷战，被日军打败。
虽然刘永福坚决抵抗，但义军毕竟是农民临时组建而成，不论军事素养、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落后于日军，作战中常常处于劣势。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严令沿海各省不得援助刘永福，甚至将大陆军民自发筹集的军械和粮饷予以截留，使得抗日武装陷入“两手空空、饷械全无”的绝境。
10月中旬，日军陆军、海军兵分三路，向刘永福最后的根据地台南发起猛攻。在王爷头、打狗港、曾文溪等地，抗日义军顽强抵抗，造成了日军较大损伤，但因弹尽粮绝，相继溃败。到了最后关头，刘永福亲自登上炮台，发炮射击日舰。10月19日，在台南城破、军民哗变之际，刘永福被下属劝说后登上英国商船“迪利斯号”，蒙混躲过了日军检查，安全返回大陆。
刘永福在家乡过了两年隐居生活，后于1897年德国出兵山东时复出，辅助两广总督谭钟麟处理军务。他组建起一支有2000人的新黑旗军，原本想着杀敌报国，没想到部队平时执行的是平息宗族械斗、镇压民众抗议之类的任务，俨然成了官府的“警卫队”。对此，刘永福倍感失落和绝望。1903年，他隐居白云山，与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场彻底诀别。
1911年，刘永福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主动请缨，担任广东民团总长。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规划，努力要将民团改造成为捍卫革命的可靠力量。然而，由于受到種种掣肘，加之他年岁已高，仅一个多月后刘永福即宣告辞职。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私下签署“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刘永福怒发冲冠，当即通电全国，号召人们参与抗日运动，并表示愿以老朽之躯奔赴前线，与宿敌决一死战。
1917年，刘永福病故于钦州，结束了其波澜壮阔、反帝爱国的一生，终年80岁。
逃遁越南 站稳脚跟
刘永福，原名刘建业，1837年出生于廣东钦州（现属广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一度以杀猪卖肉为生，直到40岁时才娶了离异妇女陈氏。因陈带过来一个孩子，所以刘永福在家排行老二，俗名刘二。
13岁时，刘永福到滩艇上当雇工聊以糊口。在水上历练了两年时间，他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胆量和睿智的头脑。15岁就被雇为滩师，每次出船时就坐在船头，指挥船员避开险滩礁石，渡险如夷。出船回来之后，他还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拳术，一套拳法打得虎虎生风，颇有气势。
17岁那年，刘永福一家遭遇了重大变故。先是母亲病死，家里穷得连棺材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在村民救济下，买了副薄板棺材。年底，父亲刘以来和叔父刘以定相继病故，那时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就用草席一裹，草草安葬了。这时，他们住的房子被债主没收，刘永福和哥哥只能寄居在亲戚的茅屋里，每天最为忧虑的就是如何填饱肚子。
少年贫困落魄的生活，对刘永福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求生是第一要务，只要能够保证生存，跟谁都可以合作；但一旦危及他的生存基础，无论对方实力如何强劲，他都不惜决一死战。
广西是天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当清政府集中力量剿灭太平军时，多支农民起义军在广东、广西一带蜂拥而起。20岁时，刘永福参加了钦州人郑三组织的天地会反清武装。因为郑三发不出粮饷，23岁时刘永福又改投吴二。后来为了生存，刘永福又改投王士林麾下，度过了5年时间。毫无例外的，这里的待遇也是越来越差，最后连粥都喝不饱了。
1866年，刘永福带着200名下属，改投吴亚忠，受左翼大帅印。从他首次参加农民军算起，已经过去了近10年时间，他也走马观花地换了4任主公。在安德北帝庙，刘永福仿照庙中悬挂的七星黑旗，制作了自己的军旗，黑旗军由此初创。
这时，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清军渐渐恢复了元气，开始大举剿灭小股农民军。刘永福带领黑旗军马不停蹄地与清军打，与地主和土匪打，有时也与农民军打，在血与火的战场考验中，他慢慢地积累了领兵打仗的本领。
次年，清军派遣重兵进剿吴亚忠，双方在归顺城爆发激战。吴亚忠中枪受伤，很长时间内都卧床不起，不能亲临一线指挥，在清军长期围攻下陷入困境。刘永福与诸位兄弟认真商议了当时的处境，最终决定脱离吴亚忠自树一帜，独立作战求生存。他与20多位骨干歃血为盟，拜为兄弟。当时的越南有白苗、猺人造反闹事，越南国王阮福时多次进剿都遭失败，刘永福他们决定进入越南，既可避开清军锋芒，也可在乱世中求得生存。
刘永福率300人从中越交界的大岭越境，来到了越南六安州。在这里，他正式创办了黑旗军。黑旗军中的骨干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又久经战火考验，因此英勇善战、团结如铁。他们在越南逐渐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以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为中心的稳固根据地。
纸桥大捷 重惩法寇
刘永福进入越南之时，也正是法国大举入侵越南、企图以此为跳板占领中国西南、建立“法兰西东方大帝国”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将刘永福推向了抗法的最前沿。
1873年11月，法国海军上尉安邺率领军队，乘坐炮艇气势汹汹地向河内进发。不到一个月，这支只有数百人的军队，居然接连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四省，越南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闻风而逃。此时，刘永福已被越南政府授予保胜防御使的官职，被国王“迭发急谕”，请求援助抗法。
刘永福挑选了一千多名精兵强将，从保胜连夜急行军至河内，在河内城郊附近安营扎寨。他到前线详细侦察一番，考虑到敌我优劣，制定了“诱敌深入、近战歼敌”的作战方案。刘永福派人三番五次挑衅，引诱法国人出城作战。12月21日，法军走出河内城，按照步兵战术向黑旗军发起进攻。刘永福佯装败退，引诱法军至河内城郊。此时，埋伏在四周的黑旗军一拥而上，在贴身肉搏中法军的武器优势难以发挥，安邺被斩杀。
这一场战斗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给狂妄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者泼了一盆冷水，使他们认识到仅靠目前有限的兵力很难鲸吞越南。经过谈判，法国人从四省撤兵，暂时缓下了侵略步伐。刘永福因作战有功，被擢升为三宣副提督，赏银345两、铜钱3000串。
经此一战，越南国王阮福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军队外强中干、一击即溃，作战骁勇、战斗力强悍的黑旗军由此成为了抗法的中坚力量，也是王朝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撑。而法国人也对刘永福极为忌惮，一度不敢侵犯刘永福把守的红河流域。
几年之后，法国慢慢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缓过劲来，又一次激发起侵略越南的野心。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拨款，1882年海军上校李维业（又译李威利）率领的远征军进犯越南北部。此时，刘永福以请假回钦州修葺祖墓、为父母追赠越王皓封为由，返回国内联络清军，商谈共同抗法事宜。黑旗军退守保胜，法国人相继占领了河内、南定等地。
当时，刘永福的处境还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越南君臣对这一支不受自己掌控的军队颇多猜疑掣肘，需要抵抗法国侵略、镇压农民运动时就有求必应；一旦形势缓和，就想方设法逼迫刘永福迁出保胜，防止尾大不掉。另一方面，虽然清廷滇、粤、桂等巡抚表示支持黑旗军，但都是口头上的支持，并没有实际举动。加之阮氏王朝抗法意志摇摆不定，让刘永福一度犹豫是否出兵。
后来，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经越南国王反复请求，并在清朝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入越游说之后，刘永福最终坚定了抗法决心。1883年5月，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奔赴抗法最前线，在越南丹凤和河内城外连续两次组织誓师，深刻指出法国人“用兵于越南，无异用兵于中国也。”官兵们士气高涨，决意“为越南平寇、为中国屏边”。 刘永福知道，与10年前斩杀安邺相比，此次作战法军人数更多，武器装备更精良，决不能轻敌。于是，他每天都要到河内城外勘察地形，请居民提供法军情报。经过综合考量，他决定扬长避短，把十年前那套引蛇出洞、近身作战的战法再运用一遍。
刘永福发出挑战书，把法军羞辱一番，法军头目李维业被激怒了，于5月19日亲率守兵出击城外，与黑旗軍决战于纸桥一带。黑旗军埋伏在纸桥四周，待法军走到桥中央时，枪炮声骤然响起，法军依靠武器优势击溃了第一波伏兵。李维业以为黑旗军和越军一样不堪一击，于是大摇大摆继续前进，结果全部掉入黑旗军的“口袋阵”中。混战中，李维业被子弹击中，后被黑旗军砍掉首级。失去指挥的法军如无头苍蝇一般，被黑旗军打得七零八落，最终溃败回城。刘永福下令将李维业的脑袋埋进马路中间，任由路人践踏，以示对侵略者的轻蔑与侮辱。
消息传来，越南国王大喜过望，将刘永福提拔为山西（今越南河内西北）、兴化、宣光提督，赐正二品冠服，加赏忠勇金牌一面。其余作战有功人员，均提升了官职，赏赐了银钱。战胜的消息传回中国，久受列强欺凌的民众为之鼓舞，“刘义打番鬼，越打越好睇”等民谣广为流传，一时间刘永福被视为民族英雄。
然而，纸桥之战的胜利，却极大地激怒了法国政府。他们打出为两次败战复仇的旗号，大规模调兵遣将，扩大对越南的侵略。而武器落后的黑旗军，多次攻打河内、南定等法军据点，均铩羽而归。同时，清政府对援越抗法态度消极，坐视不管，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
血战抗法 名扬四海
1883年7月19日，越南国王阮福时去世，王位争夺陷入白热化，朝政一片混乱。8月20日，法国侵略者攻占越南的京城顺化外围的顺安炮台，越南人被吓破了胆，于8月25日签订《越法顺化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附属国，并割让部分殖民地。条约签署后，越南政府对抗法态度消极，不敢组织有效的抵抗。
与此同时，另一路法军沿着红河北上，向“眼中钉、肉中刺”的黑旗军发起了猛攻。法军出动3000多兵力、10余艘炮艇，与黑旗军在怀德、丹凤等地进行激战。黑旗军虽然打退法军进攻，但自身损失也较大。在越南政府的逼迫下，刘永福被迫退守战略要地山西（今越南河内西北）。
12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6000兵力、12艘炮舰，气势汹汹地扑向山西。这里原本是黑旗军和清军共同把守的阵地，但清军闻风而逃，仅剩黑旗军孤军奋战。经过4天4夜的激战，黑旗军的阵地相继丢失，被迫撤出山西。此次法军向清军发起进攻，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
山西战斗后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越南采取妥协、忍让的政策，指示滇桂入越军队“不可衅自我开”，任由法国人在5个月内全部占领了越南红河三角洲。以李鸿章为首的清廷重臣，不但不承认刘永福的抗法功绩，反而认为刘挑起了法军的仇恨，是西南边防的累赘和国家的大害，于是坐视黑旗军与法军苦战，期待以法军之手除去这一“心腹大患”。在此期间，黑旗军反攻山西失利，后又参与北宁作战，遭遇了减员、缺粮少弹等严重困难，几乎难以支撑。
然而，随着法军在越南北部占据的领土越来越多、直接威胁到边疆安全和清朝统治，光绪帝不得不采纳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的“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实济”的建议，开始了与黑旗军的务实合作，共同抗击法国。1884年8月，张之洞派遣景子军奔赴越南，支援黑旗军。8月26日，即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当日，光绪帝赐封刘永福为记名提督，拨给军饷。
清政府在中越边境的对法作战，分为东西两条战线，刘永福是西线的主力军。1885年1月，清军与黑旗军首次携手作战，围困侵占宣光的法军，开创了抗法新的历史阶段。宣光被围1个多月之后，法军被迫从东线抽调兵力前来救援。
当年2月，刘永福在宣光附近的左育，做好迎战法国援军的准备。他考察地形后，安排兵力埋伏在路边山坡上的茅草丛内，并将火药埋藏在道路两旁，以草皮和假坟伪装。待法军大摇大摆进入包围圈后，弓箭手射出带火的箭引爆炸药，刹那间山崩地裂、石块横飞，炸死砸伤法军多人。随后伏兵从草丛中冲出杀敌，使得法军遭受较大损失。
法国人不甘心失败，重新集结兵力，向黑旗军一次又一次发起猛攻。他们兵力占优，火力又凶猛，很快就突破了黑旗军的防线。此时宣光城内法军趁机反扑，清军和黑旗军败走，宣光之围被解。虽然宣光之战失利，但黑旗军也重挫了法军，使得东线的压力大为减轻，这为东线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中国军队完全掌控战争主动权的时候，清政府不但不想着扩大战果、彻底击败法军，反而将此作为向法国屈膝求和的筹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4月7日，清政府下诏停战撤兵，由此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堪称奇耻大辱。
清军撤回后，依然留在保胜的黑旗军，就成了清朝屈辱求和、法国人鲸吞越南的最大障碍。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想方设法把黑旗军赶出越南、调回国内。
为此，从4月到6月，清廷连发9道上谕，催促刘永福尽快回国，且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在清政府切断军饷和装备援助，同时以“赏给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的威逼利诱之下，刘永福率领3000名黑旗军士兵、2000名家眷及杂役，于10月份回国。他在越南10余年的抗法历史就此终结。
清政府始终把刘永福视作潜在威胁，一步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入关之后，黑旗军由3000人被裁减为1500人。当年年底，他率部抵达广州，又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裁去1000人。1886年4月，清政府任命刘永福为南澳镇总兵，实际上并无多大权力，身边官兵仅剩300余人。就这样，刘永福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武官，恰如凶猛的老虎被拔去牙齿和尖爪，再也无法对清政府构成威胁了。
最美逆行 悲壮抗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了台湾省。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台湾省的地方官员不是想着如何抵抗，而是千方百计调离台湾省，逃回大陆。刘永福却选择最美逆行，带领黑旗军旧部奔赴台湾省。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署，其中之一即为割让台湾省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消息传到台湾省，民众极为悲愤，纷纷组建抗日义军。然而，一众官员并无抵抗决心，全然做着逃跑准备。5月27日，日本向台湾省进军，并于6月3日攻陷基隆。消息甫一传来，台湾巡抚唐景崧立即“奉旨内迁”，将所属兵力和武器弹药、库中金银细软，全部装船带往厦门。几天后，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台北。
刘永福坚决不撤，极力做好作战准备。日军早就听闻他是抗法名将，派人送上《劝降书》，许以高官厚禄，但被他严词拒绝。刘永福高举抗日大旗，将全台湾省各类义军统一组织起来共御外辱。
战斗首先于6月份在新竹展开。抗日义军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8月份，黑旗军、抗日义军在大甲溪一线狙击日军。日军多次进攻均未成功，人员伤亡惨重。最后，由日军收买的汉奸带路，从背后偷袭得手。
8月底，双方又在彰化城外的八卦山展开血战，抗日义军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多人，打死日军少将山根信成。然而，抗日义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多员大将阵亡，黑旗军的主力七星队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官兵突出重围，彰化最终失守。
眼看着台中几乎全线失守、台南也将陷入绝境，刘永福集中各路义军，在9月上旬发动了彰化反击战，陆续收回了云林、苗栗等地。然而，对日军固守的彰化，义军轮番进攻，却始终未能攻入城内。9月下旬，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彰化，敌我力量反差悬殊，义军被迫退往嘉义。
10月11日，日军向嘉义发动猛攻。主将王德标按照刘永福决定的计策，诱骗日军进城，尔后引爆地雷，炸死日军700余人，日军将领北白川能久受伤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日军用重炮轰破城墙，敌军蜂拥而入，王德标率领战士与敌人进行巷战，被日军打败。
虽然刘永福坚决抵抗，但义军毕竟是农民临时组建而成，不论军事素养、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落后于日军，作战中常常处于劣势。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严令沿海各省不得援助刘永福，甚至将大陆军民自发筹集的军械和粮饷予以截留，使得抗日武装陷入“两手空空、饷械全无”的绝境。
10月中旬，日军陆军、海军兵分三路，向刘永福最后的根据地台南发起猛攻。在王爷头、打狗港、曾文溪等地，抗日义军顽强抵抗，造成了日军较大损伤，但因弹尽粮绝，相继溃败。到了最后关头，刘永福亲自登上炮台，发炮射击日舰。10月19日，在台南城破、军民哗变之际，刘永福被下属劝说后登上英国商船“迪利斯号”，蒙混躲过了日军检查，安全返回大陆。
刘永福在家乡过了两年隐居生活，后于1897年德国出兵山东时复出，辅助两广总督谭钟麟处理军务。他组建起一支有2000人的新黑旗军，原本想着杀敌报国，没想到部队平时执行的是平息宗族械斗、镇压民众抗议之类的任务，俨然成了官府的“警卫队”。对此，刘永福倍感失落和绝望。1903年，他隐居白云山，与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场彻底诀别。
1911年，刘永福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主动请缨，担任广东民团总长。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规划，努力要将民团改造成为捍卫革命的可靠力量。然而，由于受到種种掣肘，加之他年岁已高，仅一个多月后刘永福即宣告辞职。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私下签署“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刘永福怒发冲冠，当即通电全国，号召人们参与抗日运动，并表示愿以老朽之躯奔赴前线，与宿敌决一死战。
1917年，刘永福病故于钦州，结束了其波澜壮阔、反帝爱国的一生，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