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8点多，鲁院同学群里有人@我，是东北作家刘元举@我，并向我发了三个哭的表情，我赶紧打开微信群看时心里一惊，是《北京文学》的王童在群里发了陈先生病逝的消息，他同时埋怨我为什么没及时向同学们报告这条消息，我一边检讨自己，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那个消息，怀疑着它的真假——“今晨7：40左右，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他的《白鹿原》以多种形出版，并以电影、电视剧，几个版本的话剧搬上舞台，深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几乎同时，所有朋友圈里满屏都是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用再怀疑这个消息。
　　在陈老师病前的那个冬天，作家出版社的几个朋友来，在荞麦园吃饭时朋友叫我过去，我正好坐在陈老师的旁边，当时感觉他的饭量还可以，吃下我帮他夹的一块清蒸鲈鱼后，他说想吃点羊肉水饺，他坚持不再让我帮他夹，说他吃几个自己来夹，感觉吃得很认真，只是，吃一会儿，他感觉类似的停几秒钟，好像气不够用，深深地吸一口气，他调整呼气的动作不大，但我感觉到了。间隙，我轻声问道：“陈老师，您最近身体还好吧？”他说还行，就是免疫力差一些。
　　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忽听说陈老师身体不好，具体问作协一直负责接送陈老师的杨毅时，他说陈老师口腔里频繁长出一个个的口腔溃疡，陈老师忙于创作、读书、处理文人手头永远都没个完的事务，他并未把这个小病当回事，自己胡乱吃一些药，文人似乎都是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的，心里惦记的事不处理完，就睡不安宁。
　　后来听说终于又可以出来了，已经和几个陕西文友出来吃饭了。似乎他真的挺过来了……一切都是听说的，大家都是通过杨毅及时地了解了陈忠实先生的病情，一时间陈老师的病情几乎在陕西作家圈内是个公开的秘密。据说，已经分别用了中医、西医、放疗、化疗等医学手段，白天在医院治疗，晚上回家。我想去看看，电话联系时陈老师很坚决地表示不让去，与几乎所有想去看他的作家朋友得到的回答一致：治疗期间，为了安静养病，不让人看。但得知病情已得到遏制，向好的方面发展，大家一直揪着的心暂且放松起来。
　　真以为他已经好起来了，没想到啊，走得太快，快得让人难以置信，今天忽然听闻噩耗，心里怎能不感到突然？没想到啊，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在美好的人间四月天里，陈老师离开了他无比眷恋的这个世界。他就一直那么硬撑着，他如果爱惜自己少抽烟，如果早治疗，怎么能这么快倒塌？令人痛心呢。我想，当他像夸父一样突然倒在干渴的路上时，他心里一定还有不甘。
　　那么好的一个人，一个深悟儒家文化、一生克己的书生，却有内敛、有担当、走得正、走得硬，偏偏这样早就故去了。很想跟文友说说他，又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只要一回想到某个细节，心里会一阵难过，心情低沉，一时难以平复，在一个普通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熟悉他的人会情不自禁想起他留在世上的善和好，何况是这样一个老实人，一个老作家，我们眼看着一朵圣洁孤傲的莲花枯在枝头，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就这样熬干了自己……隐隐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感觉。想提笔写点什么，却文不成章。到4月30日早上，读到报纸上陈彦的《陈忠实生命的最后三天》和后来邢小利的《陈忠实的最后日子》，才知陈老师后来在不见我们的日子里的具体情况，我在书房里不出来，丈夫问我怎么了，我哽咽，說这个五一节里，没心情出去，哪里也不想去。每天看微信朋友圈，看了转，转后再看朋友的留言，再流泪，我每天每个时刻都被激活着一些关于陈老师的记忆，不知为什么，心里是满满的悲伤。当一个人在你没想到时突然离开，会令你有意想不到的伤心。于是，几日后，我才能完成陈老师去世当天断断续续写了一半的悼念文章。
　　我的家里和工作室里挂有陈忠实的题字，它们勾起我的回忆，睹物思人，脑子里闪现着他朴实、宽厚、睿智、真诚的面容，他是一位多么纯粹的、有深度、有内涵的作家，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还有两个月他就74岁了，七十三八十四，真还应在陈老身上了……此时，再看这些字和照片，心情完全不同，眼泪不由自己就涌了出来，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
　　再次听晓河先生朗诵陈老师的《两株玉兰树》时，心情完全不同，因为这篇文章我曾在这个世纪初的《华商报》“名家专栏”上编发过。记得当时我向陈老师约专栏文章，想用刚申请到的千字三百的“高稿酬”标准来“诱惑”他时，他在电话那端哈哈哈大笑起来，问道：“你知道《南方周末》给我一千字多少钱？”我问：“多钱？比我们还高？”他说：“最少一千。”当然，陈老师还是会支持我的工作，他的稿子很快让杨毅转给我了，这让我感到自己有多好笑，陈老师有多伟大。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会天然地保持着内心的纯粹。
　　想一想，自己从十几岁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瓜女子”，就是这样在前辈、大作家们的点点滴滴爱护和鼓励下长大成熟的哦。
　　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陈老师从美国访问回来，那时我在《文化艺术报》当记者，头版有个“人物”采访，报社安排我去采访他，说给我半个版的位置。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件披肩式毛衣，我骨子里属思想传统那一类，但从陈老师一见面赞美我的语气里，我觉得陈老师的眼里的我是“现代的”、“时尚的”，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位“农村老汉”对城里女娃娃的一种印象而已，但这至少让我觉得一向严肃的陈老师是会聊天的，而且是很幽默的。接着，陈老师对我说，他也蛮时尚呢，“我也喝咖啡，我还不放糖，是用我那个大洋瓷缸直接熬了喝。”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那个洋瓷缸的大小，我问在哪里喝，他说在原上。这倒令我有点惊讶，他的时尚也这么与众不同。这次是我哈哈哈大笑起来。他还得意得对我说，他在途经香港时买了邓丽君的磁带回家听呢。
　　那次采访再次让我感到文学的神圣、陈老师的内涵之深，智慧之清明，是一位质朴而平和、坚强而坚定的作家。报道写得比较长，超过了原定字数，见报时总编也未作删改。《中国文化报》一位女记者途经西安时看到了我发在《文化艺术报》的报道，找到我说她很想见陈老师，想得到一本签名本《白鹿原》，希望我引荐一下。我有点为难，先试着给陈老师打电话，没想到陈老师很给我面子，答应得很爽快，那么直接，来回就几个字，电话里他问：“我是陈忠实。”“杨莹。”“你有啥事？”我说完话音刚落，他就说：“你带她来。”我们去了，而且中午在一起吃饭。记得当时点的有鱼有海鲜，我说，陈老师，您一定只喜欢吃面食或陕西小吃之类的，吃不惯这些。陈老师听后哈哈哈笑起来，大笑过后他说：“我喜欢吃面食，这鱼和海鲜我也很会吃。” 　　我书柜里放有陈老师题写书名的《少妇集》。记得当时我是陪外地几位作家朋友到省作协高桂滋公馆旧址陈老师的办公室里看望陈老师，陈老师请我们喝酒、喝茶、聊天。我们聊到诗歌，聊到我最近正在整理准备出版的散文集，一旁的朋友突然提议让陈老师为我题写个书名，没想到陈老师显出高兴的样子，作家给作家写书名是常有的事，我有点受宠若惊，岂敢和先生相提并论，先生继续鼓励我说，一般诗人的散文随笔都写得漂亮。他说写就写，立即站起身走到案旁欣然提笔写下“少妇集”“陈忠实题”，我赶紧说谢谢，赶紧双手接过。
　　知道我与陕西文学院签约了，要试着写小说了，陈老师又鼓励我说“期待读到你的诗性小说”，写了一封贺信让人捎来；陈老师知道我画画了，他又鼓励、夸奖我的画“素净空灵，诗性禅意，精巧大气，疏朗高雅，绚烂静美。”我家先生不让把我画的那些木头、瓦片、石头、瓶瓶罐罐放到家里，我在和陈老师聊天时说想搞个工作室，专门用来写写画画、还可与女诗人、女画家以及一些有趣的闺蜜们玩墨、朗诵诗歌、玩着给白色的布包、裙子、围巾上画画，陈老师又爽快地为我题写了“杨莹工作室”。
　　5月5日早上6点，我和别的文友一起坐车到作协，7点到了西安殡仪馆，和作家们一起送别陈忠实先生。《西安晚报》的贾妍说她这几天都很伤心，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她这句话真让我立即把陈老师想成一位病重的亲人。我们杨家的男人们也都是想喝就喝、想抽就抽、想骂就骂的关中人脾气，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从来把病不当回事，极能撑，极好面子，有病不治，生冷硬朗，打死不认卯。在咸宁厅的大廳中央，那个抽雪茄的陈老师此时躺在那里，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真的离开了，我不禁潸然泪下。
　　我手机里存的那个号码，再不会有什么讯息，再也不会传来他说话声和哈哈哈的大笑声……真的走了，陈老师走了。当我们再次走进作协大院，再次走近高桂慈公馆，时间似乎静止在一花一木之间，不由得悲从心起。
　　我回到家里浑身无力。从得知陈老病逝那天早上离世直到此时，似乎看一眼娱乐性新闻，心里都有对大作家不敬之感，一种悲情从29号持续到今日。悲情产生于多年来带着文学高于一切的信念，产生于为了文学而一直挣扎着脱俗，产生于深感坚持无功利纯粹写作的艰难，产生于文人的无奈和遭遇的尴尬，产生于我的郁闷，我的心瘫痪到不能写，产生于心里诸多的痛楚，产生于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是陈忠实老师和贾平凹老师的支持，那种帮助是纯粹作家之间的帮助，没有社会上那些人的杂念。其实，作家是最懂作家的，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心里也感受得到世间一些无奈和破烦，一个人再顽强、再从容，又能承受多少无奈和无聊？有一些事不能说不能写，我只能让自己的心瘫痪，陈老师只能再多抽一根雪茄，只能让脸上的皱纹陷得更深……
　　内心驱使，我与一些女诗友相约再次来到刻有陈老师书写的“文学依然神圣”大石旁大树下，与姐妹们商定，将在陈老师“三七”时举办一场纪念陈忠实先生的诗歌朗诵会，朗读陈忠实的诗歌选以及有关怀念陈忠实的诗作，包括陈忠实散文随笔和小说《白鹿原》精彩篇章，就以陈忠实老师喜欢的方式来怀念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