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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题绘画创作中，建党题材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内容。许多画家不断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创作和呈现，并且与时俱进，七十多年来积累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尤其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的嘉兴南湖红船之创作。
南湖红船的绘画尝试
嘉兴南湖实际上有一古一今、亦古亦今的两处重要景观：古是指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936—947）的“烟雨楼”，今是指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红船。在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几经兴废，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复建，现存的是1918年重建的遗存。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8次登“烟雨楼”，先后赋诗20余首。面对“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历史过往，“烟雨楼”的历史沧桑，成就了这一江南名胜的远近闻名。而亦古亦今则是指1959年10月1日在“烟雨楼”成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从此，古代“烟雨楼”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有了今天特殊的地位。
对于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画家来说，亲身经历了历史的大变迁，积极用新的笔墨去表现时代，去为新社会服务。而南湖的自然风光与传统山水画的紧密关联，对于山水画家来说乃得心应手。
较早画南湖红船的朱屺瞻
根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大道存真·纪念朱屺瞻先生120周年诞辰》一书，笔者推断中国画家中最早以建党题材来画南湖红船的，现在可考的，除了余彤甫1957年作《南湖》以外，应是朱屺瞻（1892—1996）于1961年7月10日创作的《南湖留胜迹》（图1）。作品画面以传统山水画三段式的构图画南湖全貌，中景的湖心岛不仅处于画面的中间，而且所占位置最大;“烟雨楼”和作为会址的红船尽在画面之中。如果不看题跋，这是一幅典型的山水画，而且在笔墨上也表现出了乡野的趣味，毫无时代的装饰和题材上的刻意。特别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有一戴着草帽、背着画夹子、拿着笔的画家，正走在上红船的木板上，应该是画家的自画像。
还有一幅是著录于西泠印社出版社的《艺海名家书画精选》，为朱屺瞻创作于1961年的《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图2），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功力。画面中，在郁郁葱葱的杂树掩映之下，革命纪念馆微微露出一角，象征革命摇篮的嘉兴游船在丛树与水波掩映下，成为画家驰骋笔墨色彩的大舞台，行笔老辣拙朴而灵动，设色浓烈厚重而无火气，呈现出奔放粗犷、野趣横生的艺术效果。作品墨色交辉，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
颜文樑的“中国版日出印象”
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南湖旭日》（图3），是颜文樑（1893—1988）于1964年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授课期间创作的油画作品。它被誉为颜文樑一生的代表作品之一，其画面从光线明暗、构图层次、颜色变化等，都展现了颜文樑收放自如的油画技巧以及对色彩、光色的长期研究。就技法而言，画面可见薄涂、厚贴等颜文樑所总结的“油画八法”，笔触细腻而灵动。以色彩而言，白、黄、红、蓝、紫各种色块在画布上徐徐推展，表达了旭日东升、晨曦初照时，朝霞与南湖水面呈现了水天一色、长波十里的景象。
这幅作品描绘了“南湖红船”的画舫。画面右侧是南湖的地标性建筑“烟雨楼”，而画面上方为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朝阳初起象征新生事物的朝气与蓬勃生机。在旭日的映照下，南湖、画舫、“烟雨楼”等共同构成了优美的画面。南湖红船是颜文樑的经典作品，徐悲鸿嫡孙、美术评论家徐骥在《100幅名画里的中国美术史》中评价其为中国美术史的经典油画之作，是“中国版的日出印象”。作品着意于对自然静物的摹绘中，铺陈开对革命历史光辉岁月的回忆，展现出历史主义的沉稳气质。
画南湖红船最多的钱松喦
钱松喦（1899—1985）是在表现南湖红船这一题材中创作作品最多的画家。
大概是1957年，他“旅杭过嘉兴南湖”时就画了一幅《南湖》写生。画面中近景是柳岸和系舟，远处是“烟雨楼”。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近景中的船并不是那条作为中共一大会场的船。关于那条作为会场的船，由于中共一大会议是租用的游船，而此后原船已不可追踪，同类游船也已绝迹，故1959年在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时，根据老船工的回忆，仿制了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得到了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肯定，遂据此放大仿制成为今天所见的这条具有特殊符号意义的红船。钱松喦1957年创作的《南湖》写生，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江苏画家旅行写生集》之中。而将其与余彤甫同年所作的《南湖》相比较，钱松喦在“写生”的范畴内，其选景、构图与表现都已经超出一般的画家，而表现出后来他在山水画创作方面有所成就的逻辑关系。
此后，钱松喦一画再画南湖时，画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要的是出现了具有符号性的那条船。其中著录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红色经典——新金陵画派社会主义写生作品集》的《南湖》（图4），虽然该画的结构比较简单，可是画面中不仅出现了红船，而拱桥上的5个孩子正在走向红船，其中的寓意则非常深刻。钱松喦作为在革命圣地主题绘画创作中贡献巨大的老画家，其非常巧妙的构图，示范性地表现了新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
钱松喦另一幅稍后所作的《南湖》（图5），曾著录于西泠印社出版社《艺海名家书画精选》。画面结构复杂但精心安排：近景是松和竹，寓意常青;中景是拱桥，但柳树和盛开的桃花，则表明春天的一切;远处的柳树掩映中是红船，虽然在上方的远处，却是点睛之筆，表现了题材的意义。作品以青绿设色显现的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彰显出革命胜利后的新景象。
隐喻性强的陈佩秋《南湖烟雨楼》
这是著录于西泠印社出版社《艺海名家书画精选》中，著名画家陈佩秋（1923—2020）所作的《南湖烟雨楼》（图6）。根据后来的题识可知，此为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件山水画作。与当时众多以南湖为创作题材的画作不同的是，画家采用俯视的角度，深情地描绘了烟柳画桥的南湖美景。昔日的革命之舟——红船，吸引了前来参观瞻仰的人们。一艘艘满载着战士的小船从四面八方向游船靠拢。人们喜笑颜开，手拿红旗，似乎是要将革命的火种永远传递给子孙后代。 此作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还具有很强的实地写生特点，且俯视的角度使画面视野显得非常开阔。画家巧妙运用了游船与周围环境的色彩对比、疏密对比，不但突出了所要表现的主题，而且使画面色彩在协调中有对比，取得了丰富的视觉感受。
气象清新的朱梅邨作《南湖胜迹革命第一船》
朱梅邨（1911—1993）少年与吴湖帆学画时，得便饱览吴湖帆之梅景书屋所藏历代名画，朝夕观摩，悉心临摹。尤对吴湖帆的水墨溶化、烟云渲染，及若有若无、控虚控实的技法，领会无遗。后来又遍游名山大川，融会贯通，形成自己风格。他能与会古人，另辟新径，画格富时代气息。其画的山水，极巅崖崛峙、江濤汹涌之妙，有如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作的《南湖胜迹革命第一船》（图7）。
此幅著录于法国东方艺文出版社《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题材专辑》（朱梅邨作品选之三）的作品，全篇画的是南湖景色。但画家却将南湖红船作为重点描绘对象，构思巧妙之处在于将歌颂式的题材以浪漫手法处理，革命激情融入自然风光与名胜景点中，写实中见抒情，意境营造与历史情怀兼顾，不沦于刻板说教，在艺术创作与政治题材中取得均衡，并且在技法上取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用色恬淡，调子趋轻盈明快，具气象清新之感。
金松、孙逊笔下的“红船会议”人物
出现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上的精品国画《一九二一年七月·南湖》（图8），则是画家金松（1958—）将作品表现集中在建党事件自身，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画家以装饰性的手法，将与会代表安排成“全家福”合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南湖红船之上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的风采。
而在纪念建党80周年时，现藏于宁波市美术馆、著名油画家孙逊（1932—）在2001年所作油画《南湖船上》（图9），则直接表现的是在红船上开会的场景。深褐色调的凝重能让人们想到从上海转移到南湖的艰险，而代表们手中的文件，似乎又在表现讨论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与“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的严肃，这聚焦于特定瞬间的画面，反映了主题绘画创作在新世纪发展的状况。且无论是金松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南湖》，还是孙逊的《南湖船上》，两幅作品画面均表现了“一大”代表们在南湖画舫内舱召开会议时的场景，其画面可与保存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中的一幅“一大”南湖船中内景照片相对应。
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此后，何红舟（1964—）、黄发祥（1953—）在2009年所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出现在国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的第二稿（最终稿）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图10），则将瞬间定位在党代表上船的时刻：人物之间左顾右盼的互动，同样表现出特殊历史时期的紧张气氛。
作品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历史瞬间：13位一大代表正在登船。在画面中，毛泽东处于构图的中心，身着蓝色长衫，肩挎包袱，正站在船头回首眺望，显得意气风发，这种安排和描绘使他成为人物组群的视觉焦点。压顶的乌云意味着山雨欲来，也暗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而远处东方的曙光，又与游船上的中共一大代表们融为一体，暗喻了革命曙光的显现。黑暗与光亮，乌云的压迫力与代表们的坚强意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进一步表现出了革命的艰难和党的创建者们英勇无畏的精神。
而它的第一稿同样精彩（图11），并且也入选了浙江重大文化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作者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将船工的褐红肌肤，李汉俊的褐灰马甲、董必武的半截橘色长衫与何叔衡的褐黄衣服、王会悟的深褐裙子串连起来。褐色的船帮、棕色的船身与大块墨绿色的天空围绕着众人，使整个画面气氛显得和谐、庄重而又严肃。画面中李达、陈潭秋、刘仁静、毛泽东的蓝、黄、白、灰等浅色衣服被衬得更突出，这些浅色又使整个画面显得稳定平和又富有节奏感。
同时画面里，天空中耀眼的白色好像从湖面升腾而起，正在逐渐向四周弥漫，一直蔓延到湖边的阶梯，这道亮色曲线似地凸显了画面中的人物，也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画面中心的毛泽东。他的浅灰色衣服将脸衬得更加红润，他朴素的衣着站在人群中显得亲切随和，唯有他炯炯的目光显得与众不同。他背着黑色包袱，手中拿着红色雨伞，风尘仆仆又步伐坚定……画面使人产生美好的遐想，想到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观者的心情不禁为之感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孙逊的《南湖船上》，还是何红舟、黄发祥的两稿《启航——中共一大会议》，这三幅出现在新世纪的建党题材作品，将数十年来一直以表现遗迹为主的构思构图，变为脱离表现遗迹的方式，并直接表现与会者以及会议过程的具体细节，将建党题材的表达向前推进了一步，显现了新时期在革命历史主题绘画创作方面的特色。
南湖红船上的中共一大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名家画笔下的南湖红船，可见这些佳作有着不同的选题角度，也有着不同的构思立意和表现形式。它们丰富的表现填补了历史图像的缺失，是今天用以回顾和观瞻的重要资料。
南湖红船的绘画尝试
嘉兴南湖实际上有一古一今、亦古亦今的两处重要景观：古是指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936—947）的“烟雨楼”，今是指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红船。在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几经兴废，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复建，现存的是1918年重建的遗存。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8次登“烟雨楼”，先后赋诗20余首。面对“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历史过往，“烟雨楼”的历史沧桑，成就了这一江南名胜的远近闻名。而亦古亦今则是指1959年10月1日在“烟雨楼”成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从此，古代“烟雨楼”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有了今天特殊的地位。
对于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画家来说，亲身经历了历史的大变迁，积极用新的笔墨去表现时代，去为新社会服务。而南湖的自然风光与传统山水画的紧密关联，对于山水画家来说乃得心应手。
较早画南湖红船的朱屺瞻
根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大道存真·纪念朱屺瞻先生120周年诞辰》一书，笔者推断中国画家中最早以建党题材来画南湖红船的，现在可考的，除了余彤甫1957年作《南湖》以外，应是朱屺瞻（1892—1996）于1961年7月10日创作的《南湖留胜迹》（图1）。作品画面以传统山水画三段式的构图画南湖全貌，中景的湖心岛不仅处于画面的中间，而且所占位置最大;“烟雨楼”和作为会址的红船尽在画面之中。如果不看题跋，这是一幅典型的山水画，而且在笔墨上也表现出了乡野的趣味，毫无时代的装饰和题材上的刻意。特别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有一戴着草帽、背着画夹子、拿着笔的画家，正走在上红船的木板上，应该是画家的自画像。
还有一幅是著录于西泠印社出版社的《艺海名家书画精选》，为朱屺瞻创作于1961年的《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图2），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功力。画面中，在郁郁葱葱的杂树掩映之下，革命纪念馆微微露出一角，象征革命摇篮的嘉兴游船在丛树与水波掩映下，成为画家驰骋笔墨色彩的大舞台，行笔老辣拙朴而灵动，设色浓烈厚重而无火气，呈现出奔放粗犷、野趣横生的艺术效果。作品墨色交辉，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
颜文樑的“中国版日出印象”
中国美术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南湖旭日》（图3），是颜文樑（1893—1988）于1964年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授课期间创作的油画作品。它被誉为颜文樑一生的代表作品之一，其画面从光线明暗、构图层次、颜色变化等，都展现了颜文樑收放自如的油画技巧以及对色彩、光色的长期研究。就技法而言，画面可见薄涂、厚贴等颜文樑所总结的“油画八法”，笔触细腻而灵动。以色彩而言，白、黄、红、蓝、紫各种色块在画布上徐徐推展，表达了旭日东升、晨曦初照时，朝霞与南湖水面呈现了水天一色、长波十里的景象。
这幅作品描绘了“南湖红船”的画舫。画面右侧是南湖的地标性建筑“烟雨楼”，而画面上方为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朝阳初起象征新生事物的朝气与蓬勃生机。在旭日的映照下，南湖、画舫、“烟雨楼”等共同构成了优美的画面。南湖红船是颜文樑的经典作品，徐悲鸿嫡孙、美术评论家徐骥在《100幅名画里的中国美术史》中评价其为中国美术史的经典油画之作，是“中国版的日出印象”。作品着意于对自然静物的摹绘中，铺陈开对革命历史光辉岁月的回忆，展现出历史主义的沉稳气质。
画南湖红船最多的钱松喦
钱松喦（1899—1985）是在表现南湖红船这一题材中创作作品最多的画家。
大概是1957年，他“旅杭过嘉兴南湖”时就画了一幅《南湖》写生。画面中近景是柳岸和系舟，远处是“烟雨楼”。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近景中的船并不是那条作为中共一大会场的船。关于那条作为会场的船，由于中共一大会议是租用的游船，而此后原船已不可追踪，同类游船也已绝迹，故1959年在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时，根据老船工的回忆，仿制了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得到了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肯定，遂据此放大仿制成为今天所见的这条具有特殊符号意义的红船。钱松喦1957年创作的《南湖》写生，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江苏画家旅行写生集》之中。而将其与余彤甫同年所作的《南湖》相比较，钱松喦在“写生”的范畴内，其选景、构图与表现都已经超出一般的画家，而表现出后来他在山水画创作方面有所成就的逻辑关系。
此后，钱松喦一画再画南湖时，画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要的是出现了具有符号性的那条船。其中著录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红色经典——新金陵画派社会主义写生作品集》的《南湖》（图4），虽然该画的结构比较简单，可是画面中不仅出现了红船，而拱桥上的5个孩子正在走向红船，其中的寓意则非常深刻。钱松喦作为在革命圣地主题绘画创作中贡献巨大的老画家，其非常巧妙的构图，示范性地表现了新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
钱松喦另一幅稍后所作的《南湖》（图5），曾著录于西泠印社出版社《艺海名家书画精选》。画面结构复杂但精心安排：近景是松和竹，寓意常青;中景是拱桥，但柳树和盛开的桃花，则表明春天的一切;远处的柳树掩映中是红船，虽然在上方的远处，却是点睛之筆，表现了题材的意义。作品以青绿设色显现的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彰显出革命胜利后的新景象。
隐喻性强的陈佩秋《南湖烟雨楼》
这是著录于西泠印社出版社《艺海名家书画精选》中，著名画家陈佩秋（1923—2020）所作的《南湖烟雨楼》（图6）。根据后来的题识可知，此为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件山水画作。与当时众多以南湖为创作题材的画作不同的是，画家采用俯视的角度，深情地描绘了烟柳画桥的南湖美景。昔日的革命之舟——红船，吸引了前来参观瞻仰的人们。一艘艘满载着战士的小船从四面八方向游船靠拢。人们喜笑颜开，手拿红旗，似乎是要将革命的火种永远传递给子孙后代。 此作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还具有很强的实地写生特点，且俯视的角度使画面视野显得非常开阔。画家巧妙运用了游船与周围环境的色彩对比、疏密对比，不但突出了所要表现的主题，而且使画面色彩在协调中有对比，取得了丰富的视觉感受。
气象清新的朱梅邨作《南湖胜迹革命第一船》
朱梅邨（1911—1993）少年与吴湖帆学画时，得便饱览吴湖帆之梅景书屋所藏历代名画，朝夕观摩，悉心临摹。尤对吴湖帆的水墨溶化、烟云渲染，及若有若无、控虚控实的技法，领会无遗。后来又遍游名山大川，融会贯通，形成自己风格。他能与会古人，另辟新径，画格富时代气息。其画的山水，极巅崖崛峙、江濤汹涌之妙，有如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作的《南湖胜迹革命第一船》（图7）。
此幅著录于法国东方艺文出版社《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题材专辑》（朱梅邨作品选之三）的作品，全篇画的是南湖景色。但画家却将南湖红船作为重点描绘对象，构思巧妙之处在于将歌颂式的题材以浪漫手法处理，革命激情融入自然风光与名胜景点中，写实中见抒情，意境营造与历史情怀兼顾，不沦于刻板说教，在艺术创作与政治题材中取得均衡，并且在技法上取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用色恬淡，调子趋轻盈明快，具气象清新之感。
金松、孙逊笔下的“红船会议”人物
出现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上的精品国画《一九二一年七月·南湖》（图8），则是画家金松（1958—）将作品表现集中在建党事件自身，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画家以装饰性的手法，将与会代表安排成“全家福”合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南湖红船之上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的风采。
而在纪念建党80周年时，现藏于宁波市美术馆、著名油画家孙逊（1932—）在2001年所作油画《南湖船上》（图9），则直接表现的是在红船上开会的场景。深褐色调的凝重能让人们想到从上海转移到南湖的艰险，而代表们手中的文件，似乎又在表现讨论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与“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的严肃，这聚焦于特定瞬间的画面，反映了主题绘画创作在新世纪发展的状况。且无论是金松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南湖》，还是孙逊的《南湖船上》，两幅作品画面均表现了“一大”代表们在南湖画舫内舱召开会议时的场景，其画面可与保存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中的一幅“一大”南湖船中内景照片相对应。
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此后，何红舟（1964—）、黄发祥（1953—）在2009年所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出现在国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的第二稿（最终稿）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图10），则将瞬间定位在党代表上船的时刻：人物之间左顾右盼的互动，同样表现出特殊历史时期的紧张气氛。
作品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历史瞬间：13位一大代表正在登船。在画面中，毛泽东处于构图的中心，身着蓝色长衫，肩挎包袱，正站在船头回首眺望，显得意气风发，这种安排和描绘使他成为人物组群的视觉焦点。压顶的乌云意味着山雨欲来，也暗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而远处东方的曙光，又与游船上的中共一大代表们融为一体，暗喻了革命曙光的显现。黑暗与光亮，乌云的压迫力与代表们的坚强意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进一步表现出了革命的艰难和党的创建者们英勇无畏的精神。
而它的第一稿同样精彩（图11），并且也入选了浙江重大文化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作者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将船工的褐红肌肤，李汉俊的褐灰马甲、董必武的半截橘色长衫与何叔衡的褐黄衣服、王会悟的深褐裙子串连起来。褐色的船帮、棕色的船身与大块墨绿色的天空围绕着众人，使整个画面气氛显得和谐、庄重而又严肃。画面中李达、陈潭秋、刘仁静、毛泽东的蓝、黄、白、灰等浅色衣服被衬得更突出，这些浅色又使整个画面显得稳定平和又富有节奏感。
同时画面里，天空中耀眼的白色好像从湖面升腾而起，正在逐渐向四周弥漫，一直蔓延到湖边的阶梯，这道亮色曲线似地凸显了画面中的人物，也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画面中心的毛泽东。他的浅灰色衣服将脸衬得更加红润，他朴素的衣着站在人群中显得亲切随和，唯有他炯炯的目光显得与众不同。他背着黑色包袱，手中拿着红色雨伞，风尘仆仆又步伐坚定……画面使人产生美好的遐想，想到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观者的心情不禁为之感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孙逊的《南湖船上》，还是何红舟、黄发祥的两稿《启航——中共一大会议》，这三幅出现在新世纪的建党题材作品，将数十年来一直以表现遗迹为主的构思构图，变为脱离表现遗迹的方式，并直接表现与会者以及会议过程的具体细节，将建党题材的表达向前推进了一步，显现了新时期在革命历史主题绘画创作方面的特色。
南湖红船上的中共一大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名家画笔下的南湖红船，可见这些佳作有着不同的选题角度，也有着不同的构思立意和表现形式。它们丰富的表现填补了历史图像的缺失，是今天用以回顾和观瞻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