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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季刊》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为著名的杂志之一，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予以了较多关注，他们注意到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保护生态的措施更加积极有效，在构筑生态文明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解决环境破坏问题立足实际，采取了更加有效的措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保障。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1-0025-04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出成就。《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著名的杂志之一，创刊以来刊发对新中国环境问题深入研究的文章共40篇，覆盖了从1978年至今的近40年西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观点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8年，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政策上；1998—2012年间，则重点关注民众对环境保护的觉醒和积极作为；2012年至今，主要探讨中国政府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和中国环境政策的国际影响。在他们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全方位关注，提出能够领导世界建设生态文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环境保护工作。党和政府一直关注支持环境保护工作，自197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后，环境保护不仅列入了议事日程，而且紧锣密鼓地展开。1994年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期发展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其他13个重大项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提供保障，明显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中致力于投资环境保护的比例，颁布了一些行政禁令促使地方政府严格实施污染控制。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级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而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纷纷呼吁加强立法，增强环境保护的力度。有学者将这一变化描述为国家的“绿化”，“大多数被认为属于环境法范围内的主题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中国通过一个或多个法律规范条目的创建来覆盖”。
（二）优先发展经济，为环境保护奠定坚实物质保障。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企业与民众坚持经济优先发展的策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在注重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受访者在被问及当地问题时给予‘政治上正确’的反应，当被要求在竞争目标中确定优先事项时，他们往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的定位，在民众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6年，北京大学生环保组织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群体的环境意识相当高，但涉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时，他们“提及以放缓经济发展来保护环境时，只有27%的人同意健康的经济要求限制工业增长的论断”，尽管部分学生认为“环境是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最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国内发展目标而言，学生们还是认为应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环境”。学者们认为这种环保观为中国环境治理能够提供坚定的物质基础，长期看来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推进。但是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社会成员基数大、流动性强和人员复杂程度高等特点，中国实行预算限制，对环境保护实行集中指导的宏伟保护计划，则不太可能长期有效。有学者建议中国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缓解环境问题。
（三）完善政治制度，为环境保护搭建制度框架。有学者了解到，在广州市，更多的财政资源已分配给环境保护。市政府采用了当地监管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步”要求，禁止出售含铅汽油，在城市地区结束了使用聚苯乙烯盒，测试运行液化石油气汽车。有学者在研究香港跨境環境问题时指出，1990年代香港已经建立了几个主要环境保护机制，以协调跨界环境问题。其中两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只限于环境问题，例如粤港环境保护联络小组和粤港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联合工作小组。
整体而言，2012年前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环境进行研究中，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表现出较多的忧虑情绪。他们认为中国的环保执法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环保意识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中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种忧虑的情绪在2012年后《中国季刊》的相关文章中有明显改变。
（一）经济层面，生态生产力作用明显。《中国季刊》相关文章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前景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能够构建卓越的生态文明。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在清洁能源推广方面的贡献，记录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巨大进步，指出：中国自2005年以来排放控制取得进展，加大小煤矿和燃煤电厂淘汰的力度，提高建筑能效，加强清洁能源推广机制，降低小型汽车发动机销售税率，使燃油经济性标准接近国际最高标准，促进太阳能、风力发电的发展。
（二）政治层面，加强生态保护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加强了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在干部使用中，推广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地方干部轮换制度，同时还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西方学者进一步肯定了国有企业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认为这种转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层面的。例如，过去30年来，国家在动员资金增加清洁能源以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发展风电等低碳技术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层面，强化民众环保意识。在对民众加强环保教育方面，党和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加强对民众的环保知识普及，通过对广州省的企业进行调研后，有学者认为在顾客、行业协会、主要竞争对手以及员工的多重影响下，大多数公司都以加强环境保护作为企业文化构建的补充，有少量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将生态价值观制度化到经济结构中。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强了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乔安娜·刘易斯对中国成为绿色技术创新领导者的潜力进行了乐观的描述，她说：“中国有望处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世界领先地位。” （四）国际层面，加强绿色国际合作。中国一直以对世界生态保护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与国际合作伙伴在环境项目上的合作，成功实施了国际良好治理的规范。同时，中国一些企业在亚洲和非洲的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水电站和大坝建设，在为增加能源安全和减少全球能源贫困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上可以更加主动，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有学者认为，中国所提出的气候正义，目的在于使中国能够很好地与国际义务隔开，而不会失去太多的声誉。因此，建议中国应当采取更多积极措施，重新界定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纵览近40年《中国季刊》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和相关解决方案后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府生态治理的评价由抑到扬，他们认为以党的十八大为界，在解决环境问题、缓解世界环境危机、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中国党和政府扮演着日渐积极的角色。他们对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的举措表示欣赏，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不单纯局限于社会治理的狭小范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进入新时代。
（一）立足中国实际，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十八大后，我国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加强了对外宣传和沟通，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包容力，越来越多西方学者肯定中国政府的积极举措。意卫杭和艾丽卡·罗宾斯认为中国环境保护前景喜人，随着中国政府对国内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中国能够实现绿水青山的美好图景，并扮演保护环境、坚持低碳发展的大国形象。十八大以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环境治理取得成果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政府政策的积极影响，乔安娜·刘易斯认为中国风电产业取得成功与中国政府政策密不可分：中国领导层一直坚定支持风电产业。通过为研发提供财务支持建立示范项目，减少汽轮机制造商和进口零部件的税收，并制定上网电价，中国政府在发展风电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提高风电能力的过程中，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强硬的技术转让战略。凯利斯·加拉格尔在研究的过程中大力赞扬了中国政府支持新型产业方面的积极政策，中国政府寻找适合工业创新、出口促销和市场形成政策的组合是困难的，但是会根据国家和地方情况做出因地制宜的决策。在这个意义上，加拉格尔重点强调了中国政策的灵活性、适应性。
（二）汲取中国绿色传统思想资源。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强调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部分德国学者注意到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弘扬，他们指出，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环境破坏的阵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有重视生态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这是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以“天人合一”生态本体论为始，在生态伦理角度，形成了“仁爱万物”的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当中提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将调节社会关系的仁爱贯彻到生态维度，强调“仁爱万物”的思想，这为世界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贵的视角。
（三）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考验，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境或者生态问题都会对人类生态共同体产生影响。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在国内，坚持“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生态与民生紧密结合，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上，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绿色合作，在全球气候大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联合众多国家构筑生态命运共同体，在保护生态、造福于民方面，兼顾其他国家合理生态关切，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把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季刊》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显示，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构建世界生态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努力表示肯定，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以人民福祉为努力目标，一直没有忽视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因为党在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推行了更为积极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体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加强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西方學者普遍认为中国人的生态观具有国际视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对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中国季刊》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学者虽然伴有西方中心观的痕迹，但还是能够基本客观地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评价越来越高，得益于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努力，也得益于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执行。一些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努力是有国际眼光的战略举措，只有中国有可能带领全球摆脱环境危机，进入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待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显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绿色合作，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积极推进生态保护为切入点，不断开辟发展的新境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1-0025-04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出成就。《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著名的杂志之一，创刊以来刊发对新中国环境问题深入研究的文章共40篇，覆盖了从1978年至今的近40年西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观点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8年，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政策上；1998—2012年间，则重点关注民众对环境保护的觉醒和积极作为；2012年至今，主要探讨中国政府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和中国环境政策的国际影响。在他们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全方位关注，提出能够领导世界建设生态文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季刊》视域下党和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举措
（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环境保护工作。党和政府一直关注支持环境保护工作，自197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后，环境保护不仅列入了议事日程，而且紧锣密鼓地展开。1994年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期发展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其他13个重大项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提供保障，明显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中致力于投资环境保护的比例，颁布了一些行政禁令促使地方政府严格实施污染控制。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级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而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纷纷呼吁加强立法，增强环境保护的力度。有学者将这一变化描述为国家的“绿化”，“大多数被认为属于环境法范围内的主题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中国通过一个或多个法律规范条目的创建来覆盖”。
（二）优先发展经济，为环境保护奠定坚实物质保障。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企业与民众坚持经济优先发展的策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在注重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受访者在被问及当地问题时给予‘政治上正确’的反应，当被要求在竞争目标中确定优先事项时，他们往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的定位，在民众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6年，北京大学生环保组织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群体的环境意识相当高，但涉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时，他们“提及以放缓经济发展来保护环境时，只有27%的人同意健康的经济要求限制工业增长的论断”，尽管部分学生认为“环境是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最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国内发展目标而言，学生们还是认为应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环境”。学者们认为这种环保观为中国环境治理能够提供坚定的物质基础，长期看来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推进。但是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社会成员基数大、流动性强和人员复杂程度高等特点，中国实行预算限制，对环境保护实行集中指导的宏伟保护计划，则不太可能长期有效。有学者建议中国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缓解环境问题。
（三）完善政治制度，为环境保护搭建制度框架。有学者了解到，在广州市，更多的财政资源已分配给环境保护。市政府采用了当地监管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步”要求，禁止出售含铅汽油，在城市地区结束了使用聚苯乙烯盒，测试运行液化石油气汽车。有学者在研究香港跨境環境问题时指出，1990年代香港已经建立了几个主要环境保护机制，以协调跨界环境问题。其中两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只限于环境问题，例如粤港环境保护联络小组和粤港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联合工作小组。
整体而言，2012年前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环境进行研究中，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表现出较多的忧虑情绪。他们认为中国的环保执法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环保意识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中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种忧虑的情绪在2012年后《中国季刊》的相关文章中有明显改变。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生态成就
（一）经济层面，生态生产力作用明显。《中国季刊》相关文章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前景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能够构建卓越的生态文明。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在清洁能源推广方面的贡献，记录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巨大进步，指出：中国自2005年以来排放控制取得进展，加大小煤矿和燃煤电厂淘汰的力度，提高建筑能效，加强清洁能源推广机制，降低小型汽车发动机销售税率，使燃油经济性标准接近国际最高标准，促进太阳能、风力发电的发展。
（二）政治层面，加强生态保护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加强了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在干部使用中，推广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地方干部轮换制度，同时还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西方学者进一步肯定了国有企业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认为这种转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层面的。例如，过去30年来，国家在动员资金增加清洁能源以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发展风电等低碳技术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层面，强化民众环保意识。在对民众加强环保教育方面，党和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加强对民众的环保知识普及，通过对广州省的企业进行调研后，有学者认为在顾客、行业协会、主要竞争对手以及员工的多重影响下，大多数公司都以加强环境保护作为企业文化构建的补充，有少量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将生态价值观制度化到经济结构中。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强了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乔安娜·刘易斯对中国成为绿色技术创新领导者的潜力进行了乐观的描述，她说：“中国有望处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世界领先地位。” （四）国际层面，加强绿色国际合作。中国一直以对世界生态保护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与国际合作伙伴在环境项目上的合作，成功实施了国际良好治理的规范。同时，中国一些企业在亚洲和非洲的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水电站和大坝建设，在为增加能源安全和减少全球能源贫困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上可以更加主动，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有学者认为，中国所提出的气候正义，目的在于使中国能够很好地与国际义务隔开，而不会失去太多的声誉。因此，建议中国应当采取更多积极措施，重新界定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览近40年《中国季刊》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和相关解决方案后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府生态治理的评价由抑到扬，他们认为以党的十八大为界，在解决环境问题、缓解世界环境危机、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中国党和政府扮演着日渐积极的角色。他们对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的举措表示欣赏，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不单纯局限于社会治理的狭小范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进入新时代。
（一）立足中国实际，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十八大后，我国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加强了对外宣传和沟通，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包容力，越来越多西方学者肯定中国政府的积极举措。意卫杭和艾丽卡·罗宾斯认为中国环境保护前景喜人，随着中国政府对国内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中国能够实现绿水青山的美好图景，并扮演保护环境、坚持低碳发展的大国形象。十八大以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环境治理取得成果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政府政策的积极影响，乔安娜·刘易斯认为中国风电产业取得成功与中国政府政策密不可分：中国领导层一直坚定支持风电产业。通过为研发提供财务支持建立示范项目，减少汽轮机制造商和进口零部件的税收，并制定上网电价，中国政府在发展风电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提高风电能力的过程中，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强硬的技术转让战略。凯利斯·加拉格尔在研究的过程中大力赞扬了中国政府支持新型产业方面的积极政策，中国政府寻找适合工业创新、出口促销和市场形成政策的组合是困难的，但是会根据国家和地方情况做出因地制宜的决策。在这个意义上，加拉格尔重点强调了中国政策的灵活性、适应性。
（二）汲取中国绿色传统思想资源。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强调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部分德国学者注意到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弘扬，他们指出，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环境破坏的阵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有重视生态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这是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以“天人合一”生态本体论为始，在生态伦理角度，形成了“仁爱万物”的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当中提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将调节社会关系的仁爱贯彻到生态维度，强调“仁爱万物”的思想，这为世界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贵的视角。
（三）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考验，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境或者生态问题都会对人类生态共同体产生影响。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在国内，坚持“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生态与民生紧密结合，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上，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绿色合作，在全球气候大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联合众多国家构筑生态命运共同体，在保护生态、造福于民方面，兼顾其他国家合理生态关切，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把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季刊》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显示，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构建世界生态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努力表示肯定，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以人民福祉为努力目标，一直没有忽视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因为党在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推行了更为积极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体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加强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西方學者普遍认为中国人的生态观具有国际视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对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四、小结
纵观《中国季刊》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学者虽然伴有西方中心观的痕迹，但还是能够基本客观地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评价越来越高，得益于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努力，也得益于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执行。一些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努力是有国际眼光的战略举措，只有中国有可能带领全球摆脱环境危机，进入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待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显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绿色合作，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积极推进生态保护为切入点，不断开辟发展的新境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