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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阮籍字嗣宗，三國時期魏國詩人，竹林七賢其中一人。家族世奉儒學，因而作為當時玄學代表的阮籍，本來也是奉儒學的。他早期的詩句都表示不認同莊子的學說，魯迅先生提出阮籍因痛恨儒家禮儀被污辱，因而不再談禮教。亦因受到現實殘酷的洗禮後，他開始逐漸接受老莊的想法，並寫下批評儒學思想的作品。《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就是這類型的作品。本文以阮籍晚年和中晚年時，所寫的《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兩篇文章作比較，歸納出他思想流變的成因與外界的關係。
關鍵詞：阮籍；《達莊論》；《大人先生傳》；思想傾向
中圖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017-02
一、導言
阮籍作為當時玄學的代表，但本身世代奉儒學，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詠懷詩》中有句：「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詩和書正正是當時對儒家經典的稱呼，甚至有「視彼莊周子，榮桔何足賴」的詩句表明對莊子的不認同。明確表現出阮籍與儒學的關係密切的同時，不對莊學感興趣。
《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不僅是阮籍詩文創作中比較特別的作品，也是研究阮籍思想的重要文獻，這兩篇作品充份反映了他對儒學的見解，對研究他思想改變的原因，是一份有力的證據。
在進行文獻概覽時，發現有不多的人分別以《達莊論》或《大人先生傳》作過一定程度的分析，但這兩篇文章同樣是以虛構的角色作主體，他生處的時代有多種理由令其不得不避諱言行，因而令很多事實的真相或以隱晦的筆法鋪排，若只用單一的文本分析並太足夠，因而本專題採用歸納他們對這兩文本的看法，並加以分析當中因由。
二、魏晉風氣及阮籍背景
魏晉的文學是由建安代年（196-220）開始，當時曹操掌握了朝政，但由於士族力量過大，中央集權漸漸瓦解。曹操死後由曹丕繼位，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以附和士族。由於士族的權力並不源於皇權，因而對不太依附皇室。而傳統的儒家思想是以實在建構王道和名教的秩序，因而在這時代不適用。當一種思想不適用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思想，當時的玄學就是取代品。玄學是由老莊的哲學中發展出來的，以“貴無”為最高的境界，鼓勵人們對個體人生意義和價值作思考，以探索人格的本質為題。[1]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氐人，即今河南開封。晉書中記載，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是他父親。建安七子除了孔融外，都效力於曹操，阮瑀也不例外，曾為曹操的丞相掾，自此阮家與曹家結成一段很深的關係。他父親在晉朝建立前已去世，當時阮籍約三歲。年青時對於政治十分關心，“有濟世之志”。但隨著司馬氐篡權，令政治風氣日漸敗壞，令阮籍的想法開始改變，他為了在亂世中求存，不惜借醉避開敏感話題，也躲避開權力的鬥爭，有一種類似“出世”的思想。[2]
阮籍出生於210年死於263年。在正始十年（249年），即阮籍39歲時，明帝曹叡駕崩，曹爽和司馬懿以輔導曹芳執政為由，掌握政權。而兩人實際上互相強化自己的政治力量，政局十分混亂。當時曹爽有意招阮籍作參軍，但他因想在這亂世中明哲保身，因而以病辭官歸隱。從這時期來看，阮籍已經沒有儒家思想中，關愛社會的想法。此外，阮籍在禮法上，也表現出與儒家不同的行為。歷史上記載的例子多不勝數，如守教期間吃肉，與嫂單獨會面等，都代表其不合儒家的典範。[3]
從文獻記錄中，阮籍的行為無疑是不太依循儒家思想而是奉行玄學，那麼《詠懷詩》中所說的“好詩、書”是真還是假？以下將從《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兩篇文中，找出儒學和玄學在阮籍心中的地位。
三、《大人先生傳》簡介與分析
《大人先生傳》是阮籍晚年的作品，透過大人先生的行為表現自己的志趣，也可能是一生的回顧。作品中有四類型的人物，分別為“大人先生”、“士君子”、“隱士”和“拾薪者”，四種人物的形象鮮明。筆者認為“大人先生”和“士君子”是代表阮籍老年和青年的形象，而“隱士”和“拾薪者”就代表其對政治的取向。
“大人先生”，形象為一位無名的老人，他日常生活都十分簡樸，也對自然事物有一番獨特的見解。我認為這是阮籍描寫自己的老年形象。大人先生一方面嚮往著“唯法是修，唯有是克”的生活，但無奈只能“束身修行，日慎一日”，以驚慌不定的態度生活下去。
而士君子則是年青時的阮籍，希望“揚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事奉君上，牧養百姓。”事實上阮籍年青時曾經任官，《詠懷詩》三十九首中，“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這個想法，正正與《大人先生傳》中的句吻合，因而推斷阮籍借以大人先生的故事，回憶過去。[4]
然而在文中亦有大部份情節與可以與阮籍生平呼應。
《大人先生傳》 對應的生平或時代背景
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 似是暗諷司馬家以下犯上，臣弒君及脅君以取政權。
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禈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 以夫虱於禈中的安逸比喻借醉避開政治敏感的話題，借病推辭官職等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求存，以求不穩定的安逸。
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 221-263年的政策評價為有：在屯田令、設中央監察機構和九品中正制等政治條目，以限制豪強、整肅吏治、嚴明賞罰為重點。
由此可見《大人先生傳》為阮籍一生經歷的縮影。而“隱士”和“拾薪者”分別代表不同選擇不同信仰後，生活的結果。“隱士”為選擇“道”的結果，其生活平淡，無憂。而“拾薪者”則是選擇以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生存，辛苦一生但得到不多。從這結果上來看，阮籍似乎比較喜好“隱士”這個選擇，而現實中亦如是。
四、《達莊論》簡介與分析
《達莊論》，故名思義是達至老莊思想的議論。關於《達莊論》寫作時間，學界有三種說法，分別為： （一）嘉平五年說：由學者丁冠之先生提出。他認為正始時期是阮籍思想由儒轉莊的分界線。根據《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的內容上基本一致，從而推斷寫作時間為《大人先生傳》同時或稍早。認為寫作時間不會晚於應平（249-253）與正元（254-256年）。[5]
（二）正始九年說：最早由董眾於《阮步兵年譜》提出。他是根據《達莊論》開首的一句“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來推斷。“單閼”和“執徐”是中國古代太歲紀年法的寫法。[6]
（三）景元元年說：由陳伯君和郭光提出。是以正始九年說中的說法進一步推斷出來的。
三種說法中，我認為“景元元年”說法最為真實。“嘉平五年說”是以完全作品中的內容作依據，但由於當時政治風氣險惡，大多文人都不敢於直接從文中表達思想。而在三種說法中，阮籍的年齡為39-51歲，正是他意識到要避開政治爭執的年齡，所以以阮籍當時的思想性格來說，這並不太可能直接把現實生活的事代入作品中，起碼並不會明顯描寫時間。而其餘兩種說法，雖然都只是以《達莊論》中的一句作依歸，但相對來說“單閼”和“執徐”兩詞已經算是隱晦的表達，沒有明確示明寫作時間，但卻有跡可尋。玄學盛行的魏晉時期，對“經”已不太重視，而“單閼”和“執徐”兩字的出處是於《爾雅?釋天》中出現，一方面代表阮籍的儒家修為，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有刻意隱瞞的鋪排。而若“正始九年說”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成文日期，那由此再細推論下去的“景元元年說”則更甚。但無論那一種說法也好，都一致認同阮籍寫作《達莊論》的時間為中晚年。
《達莊論》的寫作背景為明帝曹叡駕崩，曹爽和司馬懿以輔導曹芳執政這一段時期。而《達莊論》是描寫“先生”與“縉紳好事之徒”的辯論，先生為道家的代表，而縉紳好事之徒則是儒家的代表，以兩個角色辯論明道出的兩者的關係。兩人的思想分別代表阮籍對於儒和道的想法。
先生（道） 縉紳好事之徒（儒）
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今吾將墜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
?認為諸子百家的理論實行了這麼久都未見成效。 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
?呼應儒家思想的“實在建構王道和名教的秩序”，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凡耳目之耆，名份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
?回應“循自然、推天地者，寥廓之談也。”，認為自然和人是一體的，不應本末倒置。 循自然、推天地者，寥廓之談也。
?表面上批評道家的崇尚的自然是荒謬，但從先生的回應看到，阮籍思想已經認為人與自然為一體是法則。
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污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
?依照儒道的思想，修身以明志的人都會被誹謗，也會在倫理中迷失。 是以作制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與身，修飾以顯潔者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貞。
?明言君子是正道的人，不怕造巧和著是非的人，怕死貪榮的人會失去品行。暗示道的思想對君子來說是不可取。
從《達莊論》部份的對話中，看到先生與縉紳好事之徒分別對現今處世應有的態度作一番討論。先生的說法與道家最為符合，天地自然合為一體，也道出了儒家思想的不足。而縉紳好事之徒口中所言的君子，就是以往阮籍所嚮往的品格，但他明白到，說易行難，古往今來奉行儒家思想的聖人多不勝數，然而大多都不受重視，甚至會迷失於道德倫理中。
《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情節與現實社會狀況相似之處
歷史事件 《大人先生傳》
司馬家謀反，臣脅君以掌天下政權。 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
四十歲的那年，司馬懿一次過殺了何晏、鄧颺等人 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
歷史事件 《達莊論》
三國頂立，群臣都勸曹操稱王，但他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為由，怕天下人反對。 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
魏晉時期是另一個百家爭嗚的時代。[7] 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
《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對“儒”的評價
作品對儒家規條的看法： 《大人先生傳》 《達莊論》
立言、立德、立功 人為了這三不朽，一直束身修行，在現今時代更要擔驚受怕，但卻不一定換取成果。 君子坦蕩蕩，比起偷生求全，君子應該修飾以顯潔者者惑於生，否則生者失其貞。但其實他認為會遭受誹謗，更會迷失其中。
入世的應度 入世就如“夫虱之處於禈中”，表面上安穩的生活`很易受到外界變化影響。 身所懷的“濟世之志”並不是壞事，但諸子的思想奉行了多年，仍未見社會有大的改變，令其沮喪。
名節禮教 所有的法制和名教禮節都是為控制民眾而訂立，為管理好國家，但這“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 人就是自然的一部份，而禮教名節均為自然出現的。
五、總結
可見阮籍對於儒家思想中最重視的規範都以道家思想解答，顯其不足。兩作品同為阮籍中晚年的作品，都有重玄學，輕儒術的論說，反映阮籍對儒學的喜好已經減退，甚至輕蔑。當中說到儒學不足時的形容，婉如與當時政局相呼應。如在他四十歲的那年，司馬懿一次過殺了何晏、鄧颺等人，令其感到自己彷如夫虱之處於禈中，朝不保夕。而阮籍少年時喜好詩、書亦是事實，當然有可能史書中所記錄的“好”詩書只是解作喜歡詩書，亦不代表其人物信仰，但基於他家族都奉儒，我不認為年少的他在家族管教下可以脫離儒家思想。因此阮籍從奉儒轉為崇道，是基於中晚年政治動盪不定，又見到以往的戰友都遭受殺害，因而心灰意冷，以玄學的哲理排解。但有說法指由儒轉道，是為求存於當時的計謀，並不是真正的思想改變。[8]但我認為他能通透地道出儒家的不足，並能以道家的學說補其空隙，在思想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傾向道家。
参考文献：
[1]駱玉明：《簡明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5-78。
[2]高晨陽：《阮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42-109。
[3]房玄齡：《晉書》（武英殿二十四史本），頁1359。
[4]李琦峰、何善蒙：〈《大人先生傳》：阮籍矛盾、苦悶一生的寫照〉，載於浙江社會科學第8期，2009年，頁80-84及128。
[5]丁冠之：《阮籍》（山東：齊魯書社，1982年），頁1-7。
[6]董眾：〈阮步兵年譜〉，載於《東疵叢刊》第三期，1931年，頁25-125。
[7]駱玉明：《簡明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4-90。
[8]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33-158、161-192。
關鍵詞：阮籍；《達莊論》；《大人先生傳》；思想傾向
中圖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017-02
一、導言
阮籍作為當時玄學的代表，但本身世代奉儒學，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詠懷詩》中有句：「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詩和書正正是當時對儒家經典的稱呼，甚至有「視彼莊周子，榮桔何足賴」的詩句表明對莊子的不認同。明確表現出阮籍與儒學的關係密切的同時，不對莊學感興趣。
《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不僅是阮籍詩文創作中比較特別的作品，也是研究阮籍思想的重要文獻，這兩篇作品充份反映了他對儒學的見解，對研究他思想改變的原因，是一份有力的證據。
在進行文獻概覽時，發現有不多的人分別以《達莊論》或《大人先生傳》作過一定程度的分析，但這兩篇文章同樣是以虛構的角色作主體，他生處的時代有多種理由令其不得不避諱言行，因而令很多事實的真相或以隱晦的筆法鋪排，若只用單一的文本分析並太足夠，因而本專題採用歸納他們對這兩文本的看法，並加以分析當中因由。
二、魏晉風氣及阮籍背景
魏晉的文學是由建安代年（196-220）開始，當時曹操掌握了朝政，但由於士族力量過大，中央集權漸漸瓦解。曹操死後由曹丕繼位，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以附和士族。由於士族的權力並不源於皇權，因而對不太依附皇室。而傳統的儒家思想是以實在建構王道和名教的秩序，因而在這時代不適用。當一種思想不適用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思想，當時的玄學就是取代品。玄學是由老莊的哲學中發展出來的，以“貴無”為最高的境界，鼓勵人們對個體人生意義和價值作思考，以探索人格的本質為題。[1]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氐人，即今河南開封。晉書中記載，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是他父親。建安七子除了孔融外，都效力於曹操，阮瑀也不例外，曾為曹操的丞相掾，自此阮家與曹家結成一段很深的關係。他父親在晉朝建立前已去世，當時阮籍約三歲。年青時對於政治十分關心，“有濟世之志”。但隨著司馬氐篡權，令政治風氣日漸敗壞，令阮籍的想法開始改變，他為了在亂世中求存，不惜借醉避開敏感話題，也躲避開權力的鬥爭，有一種類似“出世”的思想。[2]
阮籍出生於210年死於263年。在正始十年（249年），即阮籍39歲時，明帝曹叡駕崩，曹爽和司馬懿以輔導曹芳執政為由，掌握政權。而兩人實際上互相強化自己的政治力量，政局十分混亂。當時曹爽有意招阮籍作參軍，但他因想在這亂世中明哲保身，因而以病辭官歸隱。從這時期來看，阮籍已經沒有儒家思想中，關愛社會的想法。此外，阮籍在禮法上，也表現出與儒家不同的行為。歷史上記載的例子多不勝數，如守教期間吃肉，與嫂單獨會面等，都代表其不合儒家的典範。[3]
從文獻記錄中，阮籍的行為無疑是不太依循儒家思想而是奉行玄學，那麼《詠懷詩》中所說的“好詩、書”是真還是假？以下將從《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兩篇文中，找出儒學和玄學在阮籍心中的地位。
三、《大人先生傳》簡介與分析
《大人先生傳》是阮籍晚年的作品，透過大人先生的行為表現自己的志趣，也可能是一生的回顧。作品中有四類型的人物，分別為“大人先生”、“士君子”、“隱士”和“拾薪者”，四種人物的形象鮮明。筆者認為“大人先生”和“士君子”是代表阮籍老年和青年的形象，而“隱士”和“拾薪者”就代表其對政治的取向。
“大人先生”，形象為一位無名的老人，他日常生活都十分簡樸，也對自然事物有一番獨特的見解。我認為這是阮籍描寫自己的老年形象。大人先生一方面嚮往著“唯法是修，唯有是克”的生活，但無奈只能“束身修行，日慎一日”，以驚慌不定的態度生活下去。
而士君子則是年青時的阮籍，希望“揚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事奉君上，牧養百姓。”事實上阮籍年青時曾經任官，《詠懷詩》三十九首中，“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這個想法，正正與《大人先生傳》中的句吻合，因而推斷阮籍借以大人先生的故事，回憶過去。[4]
然而在文中亦有大部份情節與可以與阮籍生平呼應。
《大人先生傳》 對應的生平或時代背景
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 似是暗諷司馬家以下犯上，臣弒君及脅君以取政權。
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禈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 以夫虱於禈中的安逸比喻借醉避開政治敏感的話題，借病推辭官職等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求存，以求不穩定的安逸。
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 221-263年的政策評價為有：在屯田令、設中央監察機構和九品中正制等政治條目，以限制豪強、整肅吏治、嚴明賞罰為重點。
由此可見《大人先生傳》為阮籍一生經歷的縮影。而“隱士”和“拾薪者”分別代表不同選擇不同信仰後，生活的結果。“隱士”為選擇“道”的結果，其生活平淡，無憂。而“拾薪者”則是選擇以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生存，辛苦一生但得到不多。從這結果上來看，阮籍似乎比較喜好“隱士”這個選擇，而現實中亦如是。
四、《達莊論》簡介與分析
《達莊論》，故名思義是達至老莊思想的議論。關於《達莊論》寫作時間，學界有三種說法，分別為： （一）嘉平五年說：由學者丁冠之先生提出。他認為正始時期是阮籍思想由儒轉莊的分界線。根據《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的內容上基本一致，從而推斷寫作時間為《大人先生傳》同時或稍早。認為寫作時間不會晚於應平（249-253）與正元（254-256年）。[5]
（二）正始九年說：最早由董眾於《阮步兵年譜》提出。他是根據《達莊論》開首的一句“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來推斷。“單閼”和“執徐”是中國古代太歲紀年法的寫法。[6]
（三）景元元年說：由陳伯君和郭光提出。是以正始九年說中的說法進一步推斷出來的。
三種說法中，我認為“景元元年”說法最為真實。“嘉平五年說”是以完全作品中的內容作依據，但由於當時政治風氣險惡，大多文人都不敢於直接從文中表達思想。而在三種說法中，阮籍的年齡為39-51歲，正是他意識到要避開政治爭執的年齡，所以以阮籍當時的思想性格來說，這並不太可能直接把現實生活的事代入作品中，起碼並不會明顯描寫時間。而其餘兩種說法，雖然都只是以《達莊論》中的一句作依歸，但相對來說“單閼”和“執徐”兩詞已經算是隱晦的表達，沒有明確示明寫作時間，但卻有跡可尋。玄學盛行的魏晉時期，對“經”已不太重視，而“單閼”和“執徐”兩字的出處是於《爾雅?釋天》中出現，一方面代表阮籍的儒家修為，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有刻意隱瞞的鋪排。而若“正始九年說”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成文日期，那由此再細推論下去的“景元元年說”則更甚。但無論那一種說法也好，都一致認同阮籍寫作《達莊論》的時間為中晚年。
《達莊論》的寫作背景為明帝曹叡駕崩，曹爽和司馬懿以輔導曹芳執政這一段時期。而《達莊論》是描寫“先生”與“縉紳好事之徒”的辯論，先生為道家的代表，而縉紳好事之徒則是儒家的代表，以兩個角色辯論明道出的兩者的關係。兩人的思想分別代表阮籍對於儒和道的想法。
先生（道） 縉紳好事之徒（儒）
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今吾將墜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
?認為諸子百家的理論實行了這麼久都未見成效。 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
?呼應儒家思想的“實在建構王道和名教的秩序”，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凡耳目之耆，名份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
?回應“循自然、推天地者，寥廓之談也。”，認為自然和人是一體的，不應本末倒置。 循自然、推天地者，寥廓之談也。
?表面上批評道家的崇尚的自然是荒謬，但從先生的回應看到，阮籍思想已經認為人與自然為一體是法則。
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污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
?依照儒道的思想，修身以明志的人都會被誹謗，也會在倫理中迷失。 是以作制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與身，修飾以顯潔者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貞。
?明言君子是正道的人，不怕造巧和著是非的人，怕死貪榮的人會失去品行。暗示道的思想對君子來說是不可取。
從《達莊論》部份的對話中，看到先生與縉紳好事之徒分別對現今處世應有的態度作一番討論。先生的說法與道家最為符合，天地自然合為一體，也道出了儒家思想的不足。而縉紳好事之徒口中所言的君子，就是以往阮籍所嚮往的品格，但他明白到，說易行難，古往今來奉行儒家思想的聖人多不勝數，然而大多都不受重視，甚至會迷失於道德倫理中。
《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情節與現實社會狀況相似之處
歷史事件 《大人先生傳》
司馬家謀反，臣脅君以掌天下政權。 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
四十歲的那年，司馬懿一次過殺了何晏、鄧颺等人 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
歷史事件 《達莊論》
三國頂立，群臣都勸曹操稱王，但他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為由，怕天下人反對。 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
魏晉時期是另一個百家爭嗚的時代。[7] 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
《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對“儒”的評價
作品對儒家規條的看法： 《大人先生傳》 《達莊論》
立言、立德、立功 人為了這三不朽，一直束身修行，在現今時代更要擔驚受怕，但卻不一定換取成果。 君子坦蕩蕩，比起偷生求全，君子應該修飾以顯潔者者惑於生，否則生者失其貞。但其實他認為會遭受誹謗，更會迷失其中。
入世的應度 入世就如“夫虱之處於禈中”，表面上安穩的生活`很易受到外界變化影響。 身所懷的“濟世之志”並不是壞事，但諸子的思想奉行了多年，仍未見社會有大的改變，令其沮喪。
名節禮教 所有的法制和名教禮節都是為控制民眾而訂立，為管理好國家，但這“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 人就是自然的一部份，而禮教名節均為自然出現的。
五、總結
可見阮籍對於儒家思想中最重視的規範都以道家思想解答，顯其不足。兩作品同為阮籍中晚年的作品，都有重玄學，輕儒術的論說，反映阮籍對儒學的喜好已經減退，甚至輕蔑。當中說到儒學不足時的形容，婉如與當時政局相呼應。如在他四十歲的那年，司馬懿一次過殺了何晏、鄧颺等人，令其感到自己彷如夫虱之處於禈中，朝不保夕。而阮籍少年時喜好詩、書亦是事實，當然有可能史書中所記錄的“好”詩書只是解作喜歡詩書，亦不代表其人物信仰，但基於他家族都奉儒，我不認為年少的他在家族管教下可以脫離儒家思想。因此阮籍從奉儒轉為崇道，是基於中晚年政治動盪不定，又見到以往的戰友都遭受殺害，因而心灰意冷，以玄學的哲理排解。但有說法指由儒轉道，是為求存於當時的計謀，並不是真正的思想改變。[8]但我認為他能通透地道出儒家的不足，並能以道家的學說補其空隙，在思想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傾向道家。
参考文献：
[1]駱玉明：《簡明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5-78。
[2]高晨陽：《阮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42-109。
[3]房玄齡：《晉書》（武英殿二十四史本），頁1359。
[4]李琦峰、何善蒙：〈《大人先生傳》：阮籍矛盾、苦悶一生的寫照〉，載於浙江社會科學第8期，2009年，頁80-84及128。
[5]丁冠之：《阮籍》（山東：齊魯書社，1982年），頁1-7。
[6]董眾：〈阮步兵年譜〉，載於《東疵叢刊》第三期，1931年，頁25-125。
[7]駱玉明：《簡明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4-90。
[8]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33-158、16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