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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自然过去被看做是人类的荣耀和目标，可是在威尔逊这样专业的生物学家的笔下，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太过狂热和野蛮了。因此，威尔逊以其睿智和幽默为人类增添了一个尴尬的荣誉头衔：地球上的生灵杀手（the planetary killer）。
生命的未来
爱德华•威尔逊著，陈家宽、李博、杨凤辉等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多年前，他在位于落基山脉亚高山地带的露营场采访时，看到路边的标牌上写着：“请把花留给别人欣赏。”后来这块木牌的标志被腐蚀，一片一片地剥落，于是新的标志代替了这些旧的标志，上面写着：“让花儿继续活下去。”
——《生命的未来》
尽管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相隔112岁之遥，声名卓著的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博士还是坚持给业已作古的梭罗写了一封永远无法寄达的长信，放在其2002年出版的著作《生命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1〕一书的卷首，作为绪言。作为一个“彻底的梭罗信徒”，也许他自信那个特立独行而又极富自然主义情结的梭罗是不世出的，可是他仍然希望好奇的读者能够从这封信乃至整个书中找到一面魔镜，并时不时地提问：“魔镜，魔镜，谁是自然世界的破坏者？”
征服自然过去被看做是人类的荣耀和目标，可是在威尔逊这样专业的生物学家的笔下，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太过狂热和野蛮了。因此，威尔逊以其睿智和幽默为人类增添了一个尴尬的荣誉头衔：地球上的生灵杀手（the planetary killer）。他甚至饶有兴趣地总结了物种灭绝的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训：（1）高尚的野蛮人从来就不存在；（2）被占据的伊甸园就是一个屠宰场；（3）发现天堂就等于失去天堂。尽管如此，要让生灵杀手变成生灵天使并非毫无可能。当然，这应该也是威尔逊的思想深处所期待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重大问题，争辩是一种令人清醒的好方法。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社会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见解。这可以在该书中找到部分例子，如威尔逊在该书第二章《瓶颈》（The Bottleneck）中提出了一个为大众所耳熟能详的问题：“为了人类及承载人类的生物圈，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最佳方式从过去的破坏地球转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上来？”如果这是一道试卷上的简答题，那么人们似可一语中的：“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这种近乎完美的学院派式的回答一旦从纸面转向现实的具体操作时，人们好像被上帝浇灭了筑建巴别巨塔的雄心壮志一样，彼此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现代社会所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再也无法使全体人类具有一致的判断力。威尔逊在书中为我们综合了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的观点，并为二者虚拟了一番唇枪舌剑：
经济学家：“放松点儿！虽然人类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浩劫，但还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当然，还存在一些环境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人类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农林计划，如今20%以上的工业用纤维来自于人造林。……人类通常都能很聪明地找到办法来应付不断增长的人口，并使大多数的人舒舒服服地过着小日子。……地球的命运就是被人类所主宰。当社会向前发展，地球上由人类所导致的危害和混乱将逐渐趋于缓和好转。”
环境论者：“是的，在很多方面，人类环境确实已经得到了戏剧性的改善。但是你们只说对了一半，并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你们所运用的逻辑显然都是很危险的。正像你们的世界观所表现的那样，人类学会了怎样去建设一个由经济驱动的乐园。……但是这个乐园只能是建在一个无限大的而且是可以任意改变的星球上。……没有人指望GDP数据和政府年度报告能够可靠预测全球未来的长期经济形势。如果我们想知道真实的世界形势，那么，在刚才所提的两种信息的基础上，还必须加上自然资源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建立在环境资源的基础上的。……现在全球经济总量约为31万美元，如果按照一定比例，即每年按3%的增长率增长，那么，到2050年经济总量理论上将达到138万亿美元。只要将这个数字再稍微地调整一下，那么，全世界的人口都可以按当前的生活水平安居乐业。最终，人类社会将变成乌托邦！那么这个论点有哪些漏洞呢？答案是：在人类的影响下，地球的自然环境正在走向崩溃。……简而言之，地球已经失去了复原能力——除非全球消费减少，或者全球生产增加，或者是两者都有。”
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之间的争论自然是基于各自的立场，可是二者的辩辞却并不能被简单地视做磁铁的正负两极，因为无论何者都期望未来人类和自然的利益集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最大的交集。与之相似的，人类优先论者和环境论者也在威尔逊的安排下展开了一次激辩。前者讽刺后者为“环境疯子”，并宣称“对于美国来说，强大、快速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对环境而言也是这样”。后者则称前者为“聪明的利用者”，认为“在世界贸易组织大会和其他财富与权力聚集的会议上，自然保护像是个听众一样，从未引起过别人的重视”，并批判前者真正希望保护的“当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他们个人的利益”。事实上，正如威尔逊所说，这些争论不会以任何一方的胜利而告终。任何争论一旦涉及人类自身，当事人的判断法则便具有了双重标准。童话中非黑即白式的是非观念在成人世界中失去了存在的沃土，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过，最重要的是，这种对全人类所面临的严肃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比试见解之高明，抑或逞以口舌之利，而在于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当蓝鲸濒临灭绝而日本仍然以“科学”的名义对其进行捕杀的时候，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W.Clark）曾经暗示：要使蓝鲸和人类都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最佳的方式则是杀死全部蓝鲸，然后再将其所得进行投资。幸运的是，这种简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其暗示本身也暗示着人类在保护自然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面前束手无策，只能奉行单边主义。不，威尔逊可不这么认为。这种用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原理来衡量一个物种的市场经济价值的做法，显然忽视了一个物种难以被量化成经济价值的其他方面。如果用蓝鲸来做例子还不够提神，那么不妨把克拉克的灭绝对象换成日益缩减的热带雨林。全球的热带雨林虽然覆盖着地球表面不足2%的区域，但是却生活着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物种，并且负责全球约28%的氧气周转量。只要克拉克的暗示成功地应用于热带雨林，那么丧失了“地球之肺”的大气层，其氧气浓度势必受到相当影响，进而很可能会造成包括全人类在内的大型物种的生存困境〔2〕395—396。
一个物种的生物学价值及其经济学价值不仅永远不会对等，而且有时还会出现极大的反差。例如一只渺小的蚂蚁在生物学家眼中是造化的奇迹，而在经济学家面前则一文不值：一只蚂蚁可不能换成上市股票！幸好世界上还有思想家和文学家。《旧约•箴言书》说：“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美国著名的经营哲学家吉姆•罗恩（Jim Rohn）在《蚂蚁哲学》（The Ant Philosophy）中称赞蚂蚁具有永不放弃、未雨绸缪、期待满怀、竭尽全力等四种哲学。威尔逊在《蚂蚁》（The Ant）一书中还认为蚂蚁的等级制度非常适合社会生物学领域中的最优化研究。这些从蚂蚁的自然特性中提炼所得的观点展示了蚂蚁既非生物学方面也非经济学方面的价值。此外，经济学的眼光往往无法发现一个物种巨大的潜在价值，例如为更有效的或者新的药品的开发提供来源。为了摆脱经济学上的功利主义带来的目光短浅的设想，我们必须尽快提出一个最佳的保护环境的方法。事实上，“环境保护”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词语，再加上宗教人士的广泛支持，威尔逊对拯救和保护自然环境持乐观态度，并率先总结出了以下一些具体的做法：
（1）立刻行动起来，保护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即那些庇佑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物种而又处于最危险状况的栖息地；（2）使残留下来的5处未开发的森林（亚马孙河流域和几内亚地区的雨林；中非的刚果荒僻区；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温带针叶林；俄罗斯、芬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温带针叶林）得到完整的保护；（3）在所有的地区内停止砍伐古老的森林，重视对湖泊和河流系统的保护；（4）准确划定世界上的海洋热点地区，使它们具有和陆地热点地区同样重要的地位；（5）为了有效和准确地实施保护行动，必须完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建档工作，建档时要引用最新的进展和成果；（6）要使保护行为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生态旅游、生物勘探以及荒原的碳权贸易能够获得比砍伐木材或种植庄稼更多的收入）；（7）有效地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来促进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8）启动恢复计划来增加地球的自然资本；（9）增加动物园和植物园的容纳量以繁殖濒危物种；（10）支持计划生育。
在许多情况下，争辩的双方犹如置身天平的两端，其各执一词的结果往往是催生一个较为折中的意见。“要使保护行为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建议的提出似乎正是为了平衡经济学家对其“入不敷出”的做法的失落心理。然而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这些做法则绝非易事。威尔逊认为自然保护事业的全球化必须基于政府、私人部门和科学技术三者之间的密切合作。随着媒体对自然保护的宣传以及政府和大众意识的普遍觉醒，这种合作目前已经有了不少起色，并且越来越广泛。当然，对于经济远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人们还是不得不依靠消耗自然资源来换取面包。即以非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例，当人们连饥荒和疾病都无法勉强克服时，残酷的生存压力犹如白昼的烈日，把保护自然环境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题里蒸发了出去。即使一个非洲难民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求生的本能也无法迫使其像佛陀一样把肉身献给狮子享用——那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更何况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每个人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可是现实却很难为我们展示这种理想。事实上，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四周的人群就会发现，生存的差距其实无处不在。如果上述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时不按当地情况做出适度的调整，那么它们必会因为缺乏弹性而导致如下这幅场景的发生：别无出路的穷人吞咽着糟糠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靠典卖家产而吃上丰盛的菜肴，可是富人却边勒紧钱袋边嘟囔道：“嗨，你们的家产都是宝贝，千万要守住！况且，粗粮还很有利于健康哩。”而这正是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所发生的尴尬一幕。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巨大消费需求就像开足功率的巨大真空泵，源源不断地抽吸着世界各地的珍奇异物，其中就包括许多濒危物种的制品。威尔逊说：“在这种事情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所谓道德正义，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他举了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伊丽莎白女王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和超级模特布里克利（Christie Brinkley）在内的许多西方人都热衷于围着用藏羚羊毛制成的价值17000美元的披肩。这种热衷直接导致了克什米尔城的藏羚羊以每年20000头的速度遭到猎杀。如今，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3〕已将其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华盛顿公约》也将其列入附录I〔4〕，禁止其国际贸易。从前上万头藏羚羊群结伴奔驰的壮观景象，现在已经极为罕见了。尽管如此，偷猎藏羚羊的行为仍然无法禁绝，那些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血腥惨景正如2004年上映的影片《可可西里》所展示的，既可以说是一次次保护与偷猎行为之间的较量，也可以说是人性与金钱之间的博弈。
全球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浑然的整体，不因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地理界线而带有严格的独立性。作为亚洲和世界大国，中国的广阔疆域和丰富的生态多样性使其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举一动都无可避免地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以全球性视界所撰写的《生命的未来》一书多处涉及对中国的评价。威尔逊强调“中国是环境变化的中心”，并认为“中国应该受到更密切的关注”，因为中国“在其他国家正在无情迈进的方向上已经走在了前面”。他称赞中国在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其症结之所在，而且并无隔靴搔痒之感。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且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资源的分配也呈现出东西差异，于是西气东输和三峡大坝工程应运而生。在农业方面，中国2/3的农业用地在北方，但4/5的水资源却在南方。为了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启动了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分三条路线把长江的部分水资源调向北方。虽然黄河更为偏北，而且是中国第二大河流，但是这条著名的“悬河”自古即水患频繁，且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断流现象，给黄河流域的农业和生态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报告，中国的河流总长约5万公里，可是其中约有80%都不适合鱼类生存〔5〕，水体污染问题相当严重。在保护自然环境时，除了防止和消除人为污染之外，控制人口数量的增加也是当下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计划生育。威尔逊指出，到1990年为止，大约有130个国家对家庭计划生育进行了资助；但是在美国，虽然使用避孕措施的妇女已超过了70%，但计划生育仍然是一种禁忌。然而威尔逊的逻辑有些却有失偏颇，比如他批评道：“现在全球的人口增长都归因于这些国家（笔者按：指发展中国家），并且，全球所有人均消费的增加也是归因于它们无情的推动。”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基数的确庞大，且增长较快，但是制造人口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似乎还没有达到整体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水平。其次，人口增长问题牵涉的方面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即以美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至1964年间，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即高达7800万人，全国至今也有3亿多人，似乎对世界人口的增长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威尔逊何以对此加以忽视呢？再者，全球人均消费的增加确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有一定联系，但并非完全由后者所推动。而且，“全球人均消费”这个指标往往会对人们产生一种误导。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全球目前仍有10亿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却制造着世界上最多最昂贵的奢侈品。如果把“全球”二字去掉，改为“美国人均消费”、“欧洲人均消费”、“非洲人均消费”及其增加等等区域性指标并加以比较，那么威尔逊就会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此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计划生育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国策之一，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部分城市还出现了人口负增长〔6〕；而在美国，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禁忌。话说回来，威尔逊对中国在保护自然环境等问题上的前途仍然抱有相当的期待：“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其自身的问题，那么这个经验就可以适用于其他任何地方，也包括美国，其公民正在以狂热的步伐迈向人口过剩，同时，耗尽耕地和水资源的趋势正愈演愈烈。”媒体上经常映入眼帘的美国式的舒适生活，其代价则是极为昂贵的。作为一名美国公民，威尔逊毫不掩饰地指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达到美国人的生态足迹〔7〕水平，那么将需要四个以上的地球。”
《生命的未来》书后附有一份《濒危和灭绝物种名录》，包括从玳瑁（Hawksbill sea turtle）到小灰蝶（San Bruno elfin）共61个物种。这份数据可能是针对美国本土而言的。根据IUCN发布的2008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在全球范围内的动物物种中，有754种已经灭绝或绝迹于野外，8462种处于濒危或生存脆弱状态；对于植物物种，则有115种已经灭绝或绝迹于野外，8457种处于濒危或生存脆弱状态〔8〕。的确，人类已经掌握了克隆技术，而且能够把濒危物种的受精卵保存在液氮里（类似情节出现在2000年的迪斯尼影片《Titan A.E.》中，似乎可反应出部分人对地球上物种的未来的一种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因此而具备了能够模拟或重建生态系统的能力——“这远远超过了任何已经存在的科学理论的想象”，因为“在裸地或空无一物的水中合成生态系统并不比救活深冻的人类尸体的可行性高”。人类不仅要保护地球上的濒危或者所有的物种，还要设法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要做到这一点，人们不需要努力成为威尔逊所不屑一顾的“技术狂”，以期依靠纯技术手段来拯救自然世界。生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花儿如何继续活下去？这是威尔逊留给我们的问题。在当前的物质条件下，也许人类精神层面的信任和承诺更为重要，更具有解答能力。评
注释
〔1〕参见爱德华•威尔逊著：《生命的未来》， 陈家宽、李博、杨凤辉等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该书英文原本“The Future of Life”由Alfred A.Knopf出版公司于2002出版，ISBN 0-679-45078-5。本文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则皆引自该书中译本。
〔2〕氧气对大（巨）型生物的兴亡很可能起了关键因素：如果大气氧浓度降低，那么在生存压力下，耗氧量低的小体型生物（如昆虫）更容易生存；大型生物则生存困难，且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有利于种内小体型个体的繁衍和进化。参见Sid Perkins. Changes in the air: variations in atmospheric oxygen have affected evolution in big ways [J]. Science News, December 17, 2005。
〔3〕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12月10日由国务院批准，1989年1月1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农业部第1号令发布施行的一个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名录。其中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个，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0个。
〔4〕参见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shtml。《华盛顿公约》又称《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该公约所管制的国际贸易物种归为三个附录：附录I的物种为若再进行国际贸易会导致灭绝的动植物，规定禁止其国际贸易；附录II的物种为目前无灭绝危机，但需对其国际贸易实施管治，若其种群数量继续降低，则将其升级列入附录I；附录III是各国视国内需要，区域性管制其国际贸易的物种。
〔5〕参见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countries/china/index.stm。
〔6〕参见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32(6)，以及张善余：《近年我国一些地区人口负增长现象初析》，《人口与经济》1993年6期。
〔7〕根据威尔逊在《生命的未来》书后所附术语表的解释，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即平均每人所需的食物、水、交通、垃圾管理、政府及娱乐等消费总和，按一定的规则，折算成生产性土地。
〔8〕参见Jean-Christophe Vié, Craig Hilton-Taylor and Simon N. Stuart (eds.) (2009). Wildlife in a Changing World – An Analysis of the 2008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Gland, Switzerland: IUCN。按IUCN即国际自然保护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成立于1948年，是评估物种保护状况的世界主要机构。IUCN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是世界上最全面的关于全球动植物保护状况的名录。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的未来
爱德华•威尔逊著，陈家宽、李博、杨凤辉等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多年前，他在位于落基山脉亚高山地带的露营场采访时，看到路边的标牌上写着：“请把花留给别人欣赏。”后来这块木牌的标志被腐蚀，一片一片地剥落，于是新的标志代替了这些旧的标志，上面写着：“让花儿继续活下去。”
——《生命的未来》
尽管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相隔112岁之遥，声名卓著的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博士还是坚持给业已作古的梭罗写了一封永远无法寄达的长信，放在其2002年出版的著作《生命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1〕一书的卷首，作为绪言。作为一个“彻底的梭罗信徒”，也许他自信那个特立独行而又极富自然主义情结的梭罗是不世出的，可是他仍然希望好奇的读者能够从这封信乃至整个书中找到一面魔镜，并时不时地提问：“魔镜，魔镜，谁是自然世界的破坏者？”
征服自然过去被看做是人类的荣耀和目标，可是在威尔逊这样专业的生物学家的笔下，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太过狂热和野蛮了。因此，威尔逊以其睿智和幽默为人类增添了一个尴尬的荣誉头衔：地球上的生灵杀手（the planetary killer）。他甚至饶有兴趣地总结了物种灭绝的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训：（1）高尚的野蛮人从来就不存在；（2）被占据的伊甸园就是一个屠宰场；（3）发现天堂就等于失去天堂。尽管如此，要让生灵杀手变成生灵天使并非毫无可能。当然，这应该也是威尔逊的思想深处所期待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重大问题，争辩是一种令人清醒的好方法。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社会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见解。这可以在该书中找到部分例子，如威尔逊在该书第二章《瓶颈》（The Bottleneck）中提出了一个为大众所耳熟能详的问题：“为了人类及承载人类的生物圈，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最佳方式从过去的破坏地球转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上来？”如果这是一道试卷上的简答题，那么人们似可一语中的：“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这种近乎完美的学院派式的回答一旦从纸面转向现实的具体操作时，人们好像被上帝浇灭了筑建巴别巨塔的雄心壮志一样，彼此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现代社会所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再也无法使全体人类具有一致的判断力。威尔逊在书中为我们综合了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的观点，并为二者虚拟了一番唇枪舌剑：
经济学家：“放松点儿！虽然人类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浩劫，但还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当然，还存在一些环境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人类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农林计划，如今20%以上的工业用纤维来自于人造林。……人类通常都能很聪明地找到办法来应付不断增长的人口，并使大多数的人舒舒服服地过着小日子。……地球的命运就是被人类所主宰。当社会向前发展，地球上由人类所导致的危害和混乱将逐渐趋于缓和好转。”
环境论者：“是的，在很多方面，人类环境确实已经得到了戏剧性的改善。但是你们只说对了一半，并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你们所运用的逻辑显然都是很危险的。正像你们的世界观所表现的那样，人类学会了怎样去建设一个由经济驱动的乐园。……但是这个乐园只能是建在一个无限大的而且是可以任意改变的星球上。……没有人指望GDP数据和政府年度报告能够可靠预测全球未来的长期经济形势。如果我们想知道真实的世界形势，那么，在刚才所提的两种信息的基础上，还必须加上自然资源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建立在环境资源的基础上的。……现在全球经济总量约为31万美元，如果按照一定比例，即每年按3%的增长率增长，那么，到2050年经济总量理论上将达到138万亿美元。只要将这个数字再稍微地调整一下，那么，全世界的人口都可以按当前的生活水平安居乐业。最终，人类社会将变成乌托邦！那么这个论点有哪些漏洞呢？答案是：在人类的影响下，地球的自然环境正在走向崩溃。……简而言之，地球已经失去了复原能力——除非全球消费减少，或者全球生产增加，或者是两者都有。”
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之间的争论自然是基于各自的立场，可是二者的辩辞却并不能被简单地视做磁铁的正负两极，因为无论何者都期望未来人类和自然的利益集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最大的交集。与之相似的，人类优先论者和环境论者也在威尔逊的安排下展开了一次激辩。前者讽刺后者为“环境疯子”，并宣称“对于美国来说，强大、快速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对环境而言也是这样”。后者则称前者为“聪明的利用者”，认为“在世界贸易组织大会和其他财富与权力聚集的会议上，自然保护像是个听众一样，从未引起过别人的重视”，并批判前者真正希望保护的“当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他们个人的利益”。事实上，正如威尔逊所说，这些争论不会以任何一方的胜利而告终。任何争论一旦涉及人类自身，当事人的判断法则便具有了双重标准。童话中非黑即白式的是非观念在成人世界中失去了存在的沃土，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过，最重要的是，这种对全人类所面临的严肃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比试见解之高明，抑或逞以口舌之利，而在于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当蓝鲸濒临灭绝而日本仍然以“科学”的名义对其进行捕杀的时候，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W.Clark）曾经暗示：要使蓝鲸和人类都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最佳的方式则是杀死全部蓝鲸，然后再将其所得进行投资。幸运的是，这种简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其暗示本身也暗示着人类在保护自然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面前束手无策，只能奉行单边主义。不，威尔逊可不这么认为。这种用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原理来衡量一个物种的市场经济价值的做法，显然忽视了一个物种难以被量化成经济价值的其他方面。如果用蓝鲸来做例子还不够提神，那么不妨把克拉克的灭绝对象换成日益缩减的热带雨林。全球的热带雨林虽然覆盖着地球表面不足2%的区域，但是却生活着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物种，并且负责全球约28%的氧气周转量。只要克拉克的暗示成功地应用于热带雨林，那么丧失了“地球之肺”的大气层，其氧气浓度势必受到相当影响，进而很可能会造成包括全人类在内的大型物种的生存困境〔2〕395—396。
一个物种的生物学价值及其经济学价值不仅永远不会对等，而且有时还会出现极大的反差。例如一只渺小的蚂蚁在生物学家眼中是造化的奇迹，而在经济学家面前则一文不值：一只蚂蚁可不能换成上市股票！幸好世界上还有思想家和文学家。《旧约•箴言书》说：“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美国著名的经营哲学家吉姆•罗恩（Jim Rohn）在《蚂蚁哲学》（The Ant Philosophy）中称赞蚂蚁具有永不放弃、未雨绸缪、期待满怀、竭尽全力等四种哲学。威尔逊在《蚂蚁》（The Ant）一书中还认为蚂蚁的等级制度非常适合社会生物学领域中的最优化研究。这些从蚂蚁的自然特性中提炼所得的观点展示了蚂蚁既非生物学方面也非经济学方面的价值。此外，经济学的眼光往往无法发现一个物种巨大的潜在价值，例如为更有效的或者新的药品的开发提供来源。为了摆脱经济学上的功利主义带来的目光短浅的设想，我们必须尽快提出一个最佳的保护环境的方法。事实上，“环境保护”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词语，再加上宗教人士的广泛支持，威尔逊对拯救和保护自然环境持乐观态度，并率先总结出了以下一些具体的做法：
（1）立刻行动起来，保护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即那些庇佑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物种而又处于最危险状况的栖息地；（2）使残留下来的5处未开发的森林（亚马孙河流域和几内亚地区的雨林；中非的刚果荒僻区；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温带针叶林；俄罗斯、芬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温带针叶林）得到完整的保护；（3）在所有的地区内停止砍伐古老的森林，重视对湖泊和河流系统的保护；（4）准确划定世界上的海洋热点地区，使它们具有和陆地热点地区同样重要的地位；（5）为了有效和准确地实施保护行动，必须完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建档工作，建档时要引用最新的进展和成果；（6）要使保护行为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生态旅游、生物勘探以及荒原的碳权贸易能够获得比砍伐木材或种植庄稼更多的收入）；（7）有效地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来促进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8）启动恢复计划来增加地球的自然资本；（9）增加动物园和植物园的容纳量以繁殖濒危物种；（10）支持计划生育。
在许多情况下，争辩的双方犹如置身天平的两端，其各执一词的结果往往是催生一个较为折中的意见。“要使保护行为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建议的提出似乎正是为了平衡经济学家对其“入不敷出”的做法的失落心理。然而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这些做法则绝非易事。威尔逊认为自然保护事业的全球化必须基于政府、私人部门和科学技术三者之间的密切合作。随着媒体对自然保护的宣传以及政府和大众意识的普遍觉醒，这种合作目前已经有了不少起色，并且越来越广泛。当然，对于经济远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人们还是不得不依靠消耗自然资源来换取面包。即以非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例，当人们连饥荒和疾病都无法勉强克服时，残酷的生存压力犹如白昼的烈日，把保护自然环境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题里蒸发了出去。即使一个非洲难民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求生的本能也无法迫使其像佛陀一样把肉身献给狮子享用——那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更何况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每个人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可是现实却很难为我们展示这种理想。事实上，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四周的人群就会发现，生存的差距其实无处不在。如果上述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时不按当地情况做出适度的调整，那么它们必会因为缺乏弹性而导致如下这幅场景的发生：别无出路的穷人吞咽着糟糠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靠典卖家产而吃上丰盛的菜肴，可是富人却边勒紧钱袋边嘟囔道：“嗨，你们的家产都是宝贝，千万要守住！况且，粗粮还很有利于健康哩。”而这正是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所发生的尴尬一幕。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巨大消费需求就像开足功率的巨大真空泵，源源不断地抽吸着世界各地的珍奇异物，其中就包括许多濒危物种的制品。威尔逊说：“在这种事情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所谓道德正义，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他举了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伊丽莎白女王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和超级模特布里克利（Christie Brinkley）在内的许多西方人都热衷于围着用藏羚羊毛制成的价值17000美元的披肩。这种热衷直接导致了克什米尔城的藏羚羊以每年20000头的速度遭到猎杀。如今，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3〕已将其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华盛顿公约》也将其列入附录I〔4〕，禁止其国际贸易。从前上万头藏羚羊群结伴奔驰的壮观景象，现在已经极为罕见了。尽管如此，偷猎藏羚羊的行为仍然无法禁绝，那些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血腥惨景正如2004年上映的影片《可可西里》所展示的，既可以说是一次次保护与偷猎行为之间的较量，也可以说是人性与金钱之间的博弈。
全球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浑然的整体，不因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地理界线而带有严格的独立性。作为亚洲和世界大国，中国的广阔疆域和丰富的生态多样性使其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举一动都无可避免地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以全球性视界所撰写的《生命的未来》一书多处涉及对中国的评价。威尔逊强调“中国是环境变化的中心”，并认为“中国应该受到更密切的关注”，因为中国“在其他国家正在无情迈进的方向上已经走在了前面”。他称赞中国在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其症结之所在，而且并无隔靴搔痒之感。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且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资源的分配也呈现出东西差异，于是西气东输和三峡大坝工程应运而生。在农业方面，中国2/3的农业用地在北方，但4/5的水资源却在南方。为了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启动了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分三条路线把长江的部分水资源调向北方。虽然黄河更为偏北，而且是中国第二大河流，但是这条著名的“悬河”自古即水患频繁，且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断流现象，给黄河流域的农业和生态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报告，中国的河流总长约5万公里，可是其中约有80%都不适合鱼类生存〔5〕，水体污染问题相当严重。在保护自然环境时，除了防止和消除人为污染之外，控制人口数量的增加也是当下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计划生育。威尔逊指出，到1990年为止，大约有130个国家对家庭计划生育进行了资助；但是在美国，虽然使用避孕措施的妇女已超过了70%，但计划生育仍然是一种禁忌。然而威尔逊的逻辑有些却有失偏颇，比如他批评道：“现在全球的人口增长都归因于这些国家（笔者按：指发展中国家），并且，全球所有人均消费的增加也是归因于它们无情的推动。”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基数的确庞大，且增长较快，但是制造人口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似乎还没有达到整体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水平。其次，人口增长问题牵涉的方面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即以美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至1964年间，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即高达7800万人，全国至今也有3亿多人，似乎对世界人口的增长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威尔逊何以对此加以忽视呢？再者，全球人均消费的增加确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有一定联系，但并非完全由后者所推动。而且，“全球人均消费”这个指标往往会对人们产生一种误导。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全球目前仍有10亿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却制造着世界上最多最昂贵的奢侈品。如果把“全球”二字去掉，改为“美国人均消费”、“欧洲人均消费”、“非洲人均消费”及其增加等等区域性指标并加以比较，那么威尔逊就会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此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计划生育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国策之一，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部分城市还出现了人口负增长〔6〕；而在美国，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计划生育仍然是一项禁忌。话说回来，威尔逊对中国在保护自然环境等问题上的前途仍然抱有相当的期待：“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其自身的问题，那么这个经验就可以适用于其他任何地方，也包括美国，其公民正在以狂热的步伐迈向人口过剩，同时，耗尽耕地和水资源的趋势正愈演愈烈。”媒体上经常映入眼帘的美国式的舒适生活，其代价则是极为昂贵的。作为一名美国公民，威尔逊毫不掩饰地指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达到美国人的生态足迹〔7〕水平，那么将需要四个以上的地球。”
《生命的未来》书后附有一份《濒危和灭绝物种名录》，包括从玳瑁（Hawksbill sea turtle）到小灰蝶（San Bruno elfin）共61个物种。这份数据可能是针对美国本土而言的。根据IUCN发布的2008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在全球范围内的动物物种中，有754种已经灭绝或绝迹于野外，8462种处于濒危或生存脆弱状态；对于植物物种，则有115种已经灭绝或绝迹于野外，8457种处于濒危或生存脆弱状态〔8〕。的确，人类已经掌握了克隆技术，而且能够把濒危物种的受精卵保存在液氮里（类似情节出现在2000年的迪斯尼影片《Titan A.E.》中，似乎可反应出部分人对地球上物种的未来的一种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因此而具备了能够模拟或重建生态系统的能力——“这远远超过了任何已经存在的科学理论的想象”，因为“在裸地或空无一物的水中合成生态系统并不比救活深冻的人类尸体的可行性高”。人类不仅要保护地球上的濒危或者所有的物种，还要设法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要做到这一点，人们不需要努力成为威尔逊所不屑一顾的“技术狂”，以期依靠纯技术手段来拯救自然世界。生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花儿如何继续活下去？这是威尔逊留给我们的问题。在当前的物质条件下，也许人类精神层面的信任和承诺更为重要，更具有解答能力。评
注释
〔1〕参见爱德华•威尔逊著：《生命的未来》， 陈家宽、李博、杨凤辉等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该书英文原本“The Future of Life”由Alfred A.Knopf出版公司于2002出版，ISBN 0-679-45078-5。本文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则皆引自该书中译本。
〔2〕氧气对大（巨）型生物的兴亡很可能起了关键因素：如果大气氧浓度降低，那么在生存压力下，耗氧量低的小体型生物（如昆虫）更容易生存；大型生物则生存困难，且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有利于种内小体型个体的繁衍和进化。参见Sid Perkins. Changes in the air: variations in atmospheric oxygen have affected evolution in big ways [J]. Science News, December 17, 2005。
〔3〕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12月10日由国务院批准，1989年1月1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农业部第1号令发布施行的一个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名录。其中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个，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0个。
〔4〕参见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shtml。《华盛顿公约》又称《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该公约所管制的国际贸易物种归为三个附录：附录I的物种为若再进行国际贸易会导致灭绝的动植物，规定禁止其国际贸易；附录II的物种为目前无灭绝危机，但需对其国际贸易实施管治，若其种群数量继续降低，则将其升级列入附录I；附录III是各国视国内需要，区域性管制其国际贸易的物种。
〔5〕参见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countries/china/index.stm。
〔6〕参见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32(6)，以及张善余：《近年我国一些地区人口负增长现象初析》，《人口与经济》1993年6期。
〔7〕根据威尔逊在《生命的未来》书后所附术语表的解释，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即平均每人所需的食物、水、交通、垃圾管理、政府及娱乐等消费总和，按一定的规则，折算成生产性土地。
〔8〕参见Jean-Christophe Vié, Craig Hilton-Taylor and Simon N. Stuart (eds.) (2009). Wildlife in a Changing World – An Analysis of the 2008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Gland, Switzerland: IUCN。按IUCN即国际自然保护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成立于1948年，是评估物种保护状况的世界主要机构。IUCN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是世界上最全面的关于全球动植物保护状况的名录。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