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农民的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农民的终结》一书结尾，孟德拉斯深沉地发问。有读者会说，今天中国还没到讨论“农民的终结”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更担心的不是失去农民这一职业，而是担心失去乡村；担心没有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将行之不远。
农民的终结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农村”，多么暧昧而沉重的字眼！贫穷、愚昧、闭塞、落后，它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又是改天换地的对象。而“农民”，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不是职业分途，而是因身份或素质低下缩略而成的一个蔑称。
相较于“农村”、“农民”而言，“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装载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日月星辰，田园牧歌，山明水秀，归去来兮。乡村既是游子的出发地，也是长系于心的家园。
有领悟的出家人会强调自己“不是出家，是回家”。古来征战者亦不忘借故乡见证平生，是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没有故乡，狂傲若项羽者，纵有千军万马也觉老无所依。至于乔治•华盛顿，那唾手可得的皇位，竟敌不过弗吉尼亚的几个葡萄架。
是的，“回家！”影片《爱国者》、《角斗士》里的孤胆英雄，舍命相搏是为了回家；犹太人“出埃及”是为了回家；奥德赛跨越千山万水是为了回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盖一个木屋是为了回家；中国人大包小包挤春运是为了回家；“男人寻找家园，女人就是家园”是为了回家；甚至，你对未来怀有某种乡愁，也是为了回家。
和爱情与自由一样，回家是一个贯穿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问题是，就在各地经济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叹息“故乡沦陷”？为什么故乡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当人们“赶在故乡下葬之前，去看故乡一眼”的时候，是否不仅看到了孟德拉斯笔下的“农民的终结”，并且接过一份千年文明的“死亡证明书”？
转型浪潮下的农村衰败
孟德拉斯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为法国做出“农民的终结”这一断言的。其所指的文明是由千千万万户小农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在大规模工商业文明出现以前，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至今仍在一些后发国家顽强存在：
“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和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是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
相信这也是许多人关于中国乡村的印象，即使有时它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不过，事实上这种“千年平衡”从19世纪后半叶便开始被打破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与农业文明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谓其“前所未有”，是因为虽然此前诸朝相隔若干年便有声势浩大、尸横遍野的农民运动，但这些巨大代价并未改变帝制，而只是完成了简单的改朝换代。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城乡格局也没有因此“间歇性发作”脱胎换骨。此代价之惨烈，至太平天国运动，可谓登峰造极。
此“变局”，今人已习惯称其为“转型”。回顾20世纪，现代化、革命化、城市化等三大浪潮齐头并进、席卷中国，文明重心及大量人力、物力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这也是农村萧条之肇始。此衰败有自然发生，也有受暴力扭曲所致。
前一种自然衰败，与人口的自然流动有关，是用脚投票的结果。比如，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全国数以万计举贡、生员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涌入城中新式学校，或远渡重洋。一方面，本地精英的流逝使乡村政权渐渐沦落于豪绅顽劣之手；另一方面，私塾的废弃同样造成了大量乡村孩童失学。1928年，教育家舒新城便注意到，清末学制改革以来，中等以上学校集于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得不向都市求学，其结果是“30年来新教育在数量上可言成绩者只有都市的教育，内地的乡村反而日趋日下”。也正是由于私塾的式微与农村精英外流等原因，抗战前中国的文盲率甚至高于清末的80%。除此之外，大量财富也开始流入京、津、沪、粤等大城市，农村凋敝日甚。
时至今日，因参军、入学及打工等导致农村精华大量持续外出不归，只剩下“386199部队”（指妇女、小孩和老人），也是自然衰败的结果。
至于暴力导致的乡村衰败，则有多种因素，可谓外患内乱，兼而有之。外患包括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军事侵占，其中以日军辱华为最。以我老家所在江西永修县为例，据国民政府时期的统计数据，在占领本县的不到7年的时间里，日军在当地一共烧毁房屋12545栋，而1935年全县户数亦不过17972户。县乡受害之惨烈，略见一斑。
先不说战乱、匪祸、抓丁拉夫如何直接危害农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单从养兵一项即可知道农民为暴力支付多少经济成本。根据1929年的一份统计，当年全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到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也不过206.6万。据估算，养活一个士兵每年要花费200元，而每个普通壮年人在家一年只需40元生活费。也就是说，一个士兵花去的费用相当于居家农民的5倍。
如果说上述“革命”“革革命”或胡适意义上的“扰乱”、侵占代表着一种动荡年代的“革命暴力”，那么和平时期的“破坏性建设”同样是一种“建设暴力”。具体到后者，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取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兴无灭资，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砸锅卖铁吃公共食堂；“变戏法”式地收回农民私有的土地；禁止农民退出集体经济；驱逐长存乡间的文化传统；限制农民进城讨生活以自救等等。
准确说，此一时期是“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的时期。其后，伴随时代开放与进步，中国虽已经告别“不断革命论”，但“建设暴力”并未完全消退，如以公共利益之名强征农民土地、开建高污染工厂、强铲农民庄稼等时有发生。而近年来席卷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拆村并居”、“进城上楼”的“灭村运动”，更是这一“建设暴力”的延续与升级。
乡村精英的流失，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都是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鉴于农民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阻止乡村衰败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农民的权利建设。除了赋权于民，更要确保他们可以将暴力与强制挡在私权的门槛之外。农民的房屋，不仅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更准确说是“君主不能进，民主不能进，地方政府不能进”。
鱼笱效应
前文谈到乡村人口向城市自然流动。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这也是本文将着重谈到的“鱼笱效应”。
鱼笱又称“鱼筌”，是一种头大尾小、中间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鱼篓。入口处有内翻的竹片，鱼一旦随水流入便无法逃出。笔者年少时在乡间捕鱼，深知此物之奇妙。同样以乡村精英流出为例，从20世纪初开始，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19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清华留美归国学生中无一人回县下乡镇工作。1907年前后，中国留学生共有5000人回国，然而十之七八都在北京谋职。1925年，584位归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留在了上海。今日莫不如此。
费孝通先生曾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改观，甚至更为严重。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难再见“告老还乡”。如有评论者感慨，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但从未得到反哺和滋养，甚至连一个老人也不回馈给它。
原因何在？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无论其他，仅此一项福利，就足以决定大多数有还乡之愿的老人继续住在城里。
不唯人才。1934年4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内地与上海》感慨“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几十年后，“鱼笱效应”继续显示其威力。2004年年底，在谈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所作的牺牲时，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指出，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缺口、不合理征地以及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等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输出两万亿元的“贡献”。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数据是各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态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民不但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是在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 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作为个体，农家子弟能够远走他城，救起自己甚至大家庭，却无法救起自己的故乡。故乡难回，正是源于“鱼笱效应”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促成乡村的整体性衰败。
没有乡村的现代化
与“农民的终结”相比，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乡村的终结”。这方面最能给人直观印象的莫过于瑞士著名绘本画家约克•米勒的《The Changing Countryside》（变动中的乡村）。准确说，这本书只是7张画。从1953年到1972年，米勒每隔几年作一次画，从同一视角记录了一个村庄20年间的变迁。伴随着树木、草地、河湖与山丘的消逝，一个曾经宁静的小村变成了一个小镇。昔日的山清水秀被超市、汽车、巨大的广告牌取而代之，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耐人寻味的是中文版，给了一个非常合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名——《推土机年年作响，乡村变了》。
该书出版于1973年，虽然这是一本无字书，寥寥几幅图画却足以向读者展示乡村文明的凋落，以及作者暗藏纸背的淡淡忧伤。其反映的时代几乎与《农民的终结》同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刚刚从二战废墟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大陆再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浪潮，而法国正处于“光荣三十年”。
当历史进入“加速期”，人们难免自问这个社会之将来欲往。“五月风暴”式的革命虽然浅尝辄止，却也表明时人对未来的不安。孟德拉斯也承认有一种类似“工人救世说”的“农民救世说”：工人阶级建造未来的世界，农民是保持永恒价值的优秀阶层，而未来世界将必然建立在这些永恒价值的基础上。甚至包括那些无法在肉体上或心理上适应过于理性化和过于组织化社会的人，如果他们不想按照工业社会的要求生活，那他们可以“在乡村生活中找到正常的避难所”。
“没有农民的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农民的终结》一书结尾，孟德拉斯深沉地发问。有读者会说，今天中国还没到讨论“农民的终结”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更担心的不是失去农民这一职业，而是担心失去乡村；担心没有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将行之不远。事实上，无论是现在的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其他许多完成转型的国家，乡村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隐退。在那里，乡村依旧广阔，像大地一样安放城市，让生活在城里的人们不因走得太快而丢掉灵魂，不因走得太远而忘记因何出发。没有乡村，城市就像是一个无根的漂浮物，卡尔维诺笔下的“一个装载欲望与恐惧的容器，一段只有去路没有归途的旅程”。
乡村复兴：反哺与回流
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在此，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判断，尤其是在《农民的终结》中读到“乡村的复兴”等相关内容之后。
《农民的终结》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20年后再版时，孟德拉斯给书加了一个跋，追补了其后乡村的改变，“十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有时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这样，乡村重新变成了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据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在所有这些方面，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里人……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而这些变化，也恰恰是我近年来观察中国农村时所见到或正在发育成形的。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有着惊人的相似。10年前，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文，我曾就江西老家的村庄进行田野调查。当时的结论是这个村庄将很快消失，理由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上学或者打工，村庄会自然衰败，其后我也见证了一些美好事物的毁灭。然而，后来我也渐渐发现，10年来的变化，并非完全可以说是悲观。万物消长，一个新乡村社会同时正在形成。
如打工者陆续回来，在原有的房屋加盖了新楼层；由于电网与公路改造，这里不仅每家都有摩托车，还用上了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生活条件已明显改善，与镇上的关系日益密切；有的人家还装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借助物流的方便，村里的年轻人甚至能通过网络从广州订购家具，只需十来天物流公司便可以将货物直接送到家门口。有的农转非青年甚至想着转回农村户口。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像城里人。简而言之，吸食农村膏血的城市化、现代化让乡村日复一日沦陷，但伴随着社会的开放，那些外出自救又不忘故乡的人，还是会回到故乡，建设故乡，间接将故乡守卫。
综观全局，中国如何不因为现代化、城市化而失去乡村，最紧要处仍在于打破持续百年的“鱼笱效应”，使人力、物力、财力等由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一方面，国家不但不能继续扩大城乡差别，还农民以国民待遇，而且要积极反哺乡村，使农民是为选择想要的生活而非只是为了谋生而逃向城市（北京的膨胀已经为资源汲取型城市扩张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因为这种公平的价值取向及其可以预期的未来，城里的资金与人口才有回到乡村的可能。
而且，从观念上说，乡村不只是生产区域，更是可以居住的生活场所。据此而论，开放农村的宅基地市场同样迫切。在知识、财富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有着相对优势的城里人住进乡村，像旧时的告老还乡者一样，他们在乡村生活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乡村的反哺与建设。“在城市人一边，他们将会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乡村住宅……即便是他们没有园丁和守门人，他们毕竟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会帮助很多人找到生活的出路”。（《农民的终结》）
又是20年后的2004年左右，笔者在法国的西部乡村有一段不短的旅行，再次验证了孟德拉斯的这一判断。许多城里人在乡村拥有第二住所，农民及农村居住者的社区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法兰西的乡村主义没有因为现代化、城市化而失去，它继续呵护漂泊在城里的人心。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中国与欧洲等国家的差别，除了体制之外，最主要仍在于乡村社会的面貌及其是否可以作为家园继续存在。
推土机年年作响，你我建设何为？且记住荷尔德林的一句话吧——“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
农民的终结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农村”，多么暧昧而沉重的字眼！贫穷、愚昧、闭塞、落后，它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又是改天换地的对象。而“农民”，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不是职业分途，而是因身份或素质低下缩略而成的一个蔑称。
相较于“农村”、“农民”而言，“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装载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日月星辰，田园牧歌，山明水秀，归去来兮。乡村既是游子的出发地，也是长系于心的家园。
有领悟的出家人会强调自己“不是出家，是回家”。古来征战者亦不忘借故乡见证平生，是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没有故乡，狂傲若项羽者，纵有千军万马也觉老无所依。至于乔治•华盛顿，那唾手可得的皇位，竟敌不过弗吉尼亚的几个葡萄架。
是的，“回家！”影片《爱国者》、《角斗士》里的孤胆英雄，舍命相搏是为了回家；犹太人“出埃及”是为了回家；奥德赛跨越千山万水是为了回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盖一个木屋是为了回家；中国人大包小包挤春运是为了回家；“男人寻找家园，女人就是家园”是为了回家；甚至，你对未来怀有某种乡愁，也是为了回家。
和爱情与自由一样，回家是一个贯穿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问题是，就在各地经济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叹息“故乡沦陷”？为什么故乡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当人们“赶在故乡下葬之前，去看故乡一眼”的时候，是否不仅看到了孟德拉斯笔下的“农民的终结”，并且接过一份千年文明的“死亡证明书”？
转型浪潮下的农村衰败
孟德拉斯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为法国做出“农民的终结”这一断言的。其所指的文明是由千千万万户小农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在大规模工商业文明出现以前，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至今仍在一些后发国家顽强存在：
“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和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是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
相信这也是许多人关于中国乡村的印象，即使有时它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不过，事实上这种“千年平衡”从19世纪后半叶便开始被打破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与农业文明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谓其“前所未有”，是因为虽然此前诸朝相隔若干年便有声势浩大、尸横遍野的农民运动，但这些巨大代价并未改变帝制，而只是完成了简单的改朝换代。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城乡格局也没有因此“间歇性发作”脱胎换骨。此代价之惨烈，至太平天国运动，可谓登峰造极。
此“变局”，今人已习惯称其为“转型”。回顾20世纪，现代化、革命化、城市化等三大浪潮齐头并进、席卷中国，文明重心及大量人力、物力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这也是农村萧条之肇始。此衰败有自然发生，也有受暴力扭曲所致。
前一种自然衰败，与人口的自然流动有关，是用脚投票的结果。比如，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全国数以万计举贡、生员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涌入城中新式学校，或远渡重洋。一方面，本地精英的流逝使乡村政权渐渐沦落于豪绅顽劣之手；另一方面，私塾的废弃同样造成了大量乡村孩童失学。1928年，教育家舒新城便注意到，清末学制改革以来，中等以上学校集于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得不向都市求学，其结果是“30年来新教育在数量上可言成绩者只有都市的教育，内地的乡村反而日趋日下”。也正是由于私塾的式微与农村精英外流等原因，抗战前中国的文盲率甚至高于清末的80%。除此之外，大量财富也开始流入京、津、沪、粤等大城市，农村凋敝日甚。
时至今日，因参军、入学及打工等导致农村精华大量持续外出不归，只剩下“386199部队”（指妇女、小孩和老人），也是自然衰败的结果。
至于暴力导致的乡村衰败，则有多种因素，可谓外患内乱，兼而有之。外患包括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军事侵占，其中以日军辱华为最。以我老家所在江西永修县为例，据国民政府时期的统计数据，在占领本县的不到7年的时间里，日军在当地一共烧毁房屋12545栋，而1935年全县户数亦不过17972户。县乡受害之惨烈，略见一斑。
先不说战乱、匪祸、抓丁拉夫如何直接危害农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单从养兵一项即可知道农民为暴力支付多少经济成本。根据1929年的一份统计，当年全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到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也不过206.6万。据估算，养活一个士兵每年要花费200元，而每个普通壮年人在家一年只需40元生活费。也就是说，一个士兵花去的费用相当于居家农民的5倍。
如果说上述“革命”“革革命”或胡适意义上的“扰乱”、侵占代表着一种动荡年代的“革命暴力”，那么和平时期的“破坏性建设”同样是一种“建设暴力”。具体到后者，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取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兴无灭资，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砸锅卖铁吃公共食堂；“变戏法”式地收回农民私有的土地；禁止农民退出集体经济；驱逐长存乡间的文化传统；限制农民进城讨生活以自救等等。
准确说，此一时期是“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的时期。其后，伴随时代开放与进步，中国虽已经告别“不断革命论”，但“建设暴力”并未完全消退，如以公共利益之名强征农民土地、开建高污染工厂、强铲农民庄稼等时有发生。而近年来席卷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拆村并居”、“进城上楼”的“灭村运动”，更是这一“建设暴力”的延续与升级。
乡村精英的流失，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都是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鉴于农民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阻止乡村衰败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农民的权利建设。除了赋权于民，更要确保他们可以将暴力与强制挡在私权的门槛之外。农民的房屋，不仅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更准确说是“君主不能进，民主不能进，地方政府不能进”。
鱼笱效应
前文谈到乡村人口向城市自然流动。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这也是本文将着重谈到的“鱼笱效应”。
鱼笱又称“鱼筌”，是一种头大尾小、中间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鱼篓。入口处有内翻的竹片，鱼一旦随水流入便无法逃出。笔者年少时在乡间捕鱼，深知此物之奇妙。同样以乡村精英流出为例，从20世纪初开始，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19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清华留美归国学生中无一人回县下乡镇工作。1907年前后，中国留学生共有5000人回国，然而十之七八都在北京谋职。1925年，584位归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留在了上海。今日莫不如此。
费孝通先生曾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改观，甚至更为严重。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难再见“告老还乡”。如有评论者感慨，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但从未得到反哺和滋养，甚至连一个老人也不回馈给它。
原因何在？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无论其他，仅此一项福利，就足以决定大多数有还乡之愿的老人继续住在城里。
不唯人才。1934年4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内地与上海》感慨“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几十年后，“鱼笱效应”继续显示其威力。2004年年底，在谈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所作的牺牲时，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指出，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缺口、不合理征地以及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等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输出两万亿元的“贡献”。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数据是各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态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民不但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是在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 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作为个体，农家子弟能够远走他城，救起自己甚至大家庭，却无法救起自己的故乡。故乡难回，正是源于“鱼笱效应”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促成乡村的整体性衰败。
没有乡村的现代化
与“农民的终结”相比，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乡村的终结”。这方面最能给人直观印象的莫过于瑞士著名绘本画家约克•米勒的《The Changing Countryside》（变动中的乡村）。准确说，这本书只是7张画。从1953年到1972年，米勒每隔几年作一次画，从同一视角记录了一个村庄20年间的变迁。伴随着树木、草地、河湖与山丘的消逝，一个曾经宁静的小村变成了一个小镇。昔日的山清水秀被超市、汽车、巨大的广告牌取而代之，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耐人寻味的是中文版，给了一个非常合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名——《推土机年年作响，乡村变了》。
该书出版于1973年，虽然这是一本无字书，寥寥几幅图画却足以向读者展示乡村文明的凋落，以及作者暗藏纸背的淡淡忧伤。其反映的时代几乎与《农民的终结》同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刚刚从二战废墟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大陆再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浪潮，而法国正处于“光荣三十年”。
当历史进入“加速期”，人们难免自问这个社会之将来欲往。“五月风暴”式的革命虽然浅尝辄止，却也表明时人对未来的不安。孟德拉斯也承认有一种类似“工人救世说”的“农民救世说”：工人阶级建造未来的世界，农民是保持永恒价值的优秀阶层，而未来世界将必然建立在这些永恒价值的基础上。甚至包括那些无法在肉体上或心理上适应过于理性化和过于组织化社会的人，如果他们不想按照工业社会的要求生活，那他们可以“在乡村生活中找到正常的避难所”。
“没有农民的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农民的终结》一书结尾，孟德拉斯深沉地发问。有读者会说，今天中国还没到讨论“农民的终结”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更担心的不是失去农民这一职业，而是担心失去乡村；担心没有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将行之不远。事实上，无论是现在的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其他许多完成转型的国家，乡村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隐退。在那里，乡村依旧广阔，像大地一样安放城市，让生活在城里的人们不因走得太快而丢掉灵魂，不因走得太远而忘记因何出发。没有乡村，城市就像是一个无根的漂浮物，卡尔维诺笔下的“一个装载欲望与恐惧的容器，一段只有去路没有归途的旅程”。
乡村复兴：反哺与回流
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在此，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判断，尤其是在《农民的终结》中读到“乡村的复兴”等相关内容之后。
《农民的终结》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20年后再版时，孟德拉斯给书加了一个跋，追补了其后乡村的改变，“十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有时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这样，乡村重新变成了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据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在所有这些方面，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里人……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而这些变化，也恰恰是我近年来观察中国农村时所见到或正在发育成形的。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有着惊人的相似。10年前，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文，我曾就江西老家的村庄进行田野调查。当时的结论是这个村庄将很快消失，理由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上学或者打工，村庄会自然衰败，其后我也见证了一些美好事物的毁灭。然而，后来我也渐渐发现，10年来的变化，并非完全可以说是悲观。万物消长，一个新乡村社会同时正在形成。
如打工者陆续回来，在原有的房屋加盖了新楼层；由于电网与公路改造，这里不仅每家都有摩托车，还用上了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生活条件已明显改善，与镇上的关系日益密切；有的人家还装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借助物流的方便，村里的年轻人甚至能通过网络从广州订购家具，只需十来天物流公司便可以将货物直接送到家门口。有的农转非青年甚至想着转回农村户口。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像城里人。简而言之，吸食农村膏血的城市化、现代化让乡村日复一日沦陷，但伴随着社会的开放，那些外出自救又不忘故乡的人，还是会回到故乡，建设故乡，间接将故乡守卫。
综观全局，中国如何不因为现代化、城市化而失去乡村，最紧要处仍在于打破持续百年的“鱼笱效应”，使人力、物力、财力等由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一方面，国家不但不能继续扩大城乡差别，还农民以国民待遇，而且要积极反哺乡村，使农民是为选择想要的生活而非只是为了谋生而逃向城市（北京的膨胀已经为资源汲取型城市扩张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因为这种公平的价值取向及其可以预期的未来，城里的资金与人口才有回到乡村的可能。
而且，从观念上说，乡村不只是生产区域，更是可以居住的生活场所。据此而论，开放农村的宅基地市场同样迫切。在知识、财富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有着相对优势的城里人住进乡村，像旧时的告老还乡者一样，他们在乡村生活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乡村的反哺与建设。“在城市人一边，他们将会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乡村住宅……即便是他们没有园丁和守门人，他们毕竟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会帮助很多人找到生活的出路”。（《农民的终结》）
又是20年后的2004年左右，笔者在法国的西部乡村有一段不短的旅行，再次验证了孟德拉斯的这一判断。许多城里人在乡村拥有第二住所，农民及农村居住者的社区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法兰西的乡村主义没有因为现代化、城市化而失去，它继续呵护漂泊在城里的人心。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中国与欧洲等国家的差别，除了体制之外，最主要仍在于乡村社会的面貌及其是否可以作为家园继续存在。
推土机年年作响，你我建设何为？且记住荷尔德林的一句话吧——“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