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87: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历经挫折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时期

来源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uoluo1314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重新走上正轨.随着多党合作崭新局面的开创,多党合作制度在理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关系在更高层次上得以确立.相应地,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更高层次上得以重新确立.以党的十三大召开为标志,多党合作制度进入“制度性建设”时期.
其他文献
自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尤其是回归以来,澳门从根本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在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落实“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澳门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融入国家发展的路径越来越明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颁布实施,为澳门参与大湾区建设和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广阔的新天地.港澳青年既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力量,也是引领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除了澳门青年主动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外,社会各界也应该推动澳门青年的创新创业工作,主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来自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信任危机、值班律师作用发挥有限、公安机关实体权力不足、程序上“从宽”受阻、被害人权利保障和程序参与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要加大宣传力度,保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真实性,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实体权力,强化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提高被害人的参与度,消除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间的失调性、增强二者内在的逻辑性,等等.
输配电环节的竞争性转型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引发输配电网监管市场化转型的基本问题.实现输配电网市场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是建构高绩效的输配电监管制度.在位者负担理论表明,自然垄断行业在竞争性转型中的制度设计应权衡各方利益,共享制度创新红利.输配电网监管制度设计应以平衡各方利益为前提,以政企双方共同参与为基础,订立监管契约确认政企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契约式监管特许经营制度与价格规制制度,合理划定双方的行为边界与权利义务,实现双方共治共享,从整体上提升电力监管效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仅在集资诈骗等四罪的刑法条文中做了明文规定,表明其功能仅在于辅助这类取得型财产犯罪故意的认定,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才可能认定具有犯罪故意.在依据取财行为较为容易认定犯罪故意的其他各侵犯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并无独立功能,非法占有目的已包含于犯罪故意的认定之中.功能重塑视角下,“非法占有”特指行为人通过取财行为形成的,他人财物所处的财产损失或财产损失重大风险状态.“目的”表明行为人对上述财产损失或财产损失重大风险状态的实现持积极追求的心态,“利用意思”应当被排除在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之外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国语境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具有深厚的道德底蕴.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道德底蕴,集中体现在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德才兼备的法治队伍,营造崇德向善的法治环境等系列重大论断上.实施良法善治,弘扬美德义行,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神髓.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底蕴.
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以回应网络盗播等新兴侵权问题的挑战,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重要题中之义.新《著作权法》沿用旧法规定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定位为“广播、电视”,但对于广播组织网络传播权利的扩张持较为谨慎的立法态度.广播组织IPTV“回看”等业务模式引发的行业纠纷亦越发凸显,亟待明确广播组织权的权利范畴以维护市场主体间的行为预期与从业秩序.从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历史沿革和体系定位来看,其立基于传播行为本身而非被传播的内容,客体应明确为物质层面的信号而非内容层面的节目,相应的权项则应当回归为同时性、非交互式的有线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本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生活学习情况、个人政治追求等现状,探索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方式方法,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法律职业伦理是伴随法律专业的逐渐发展和完备而出现的,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基于法律专业的特殊性和社会分工的需要,法律职业伦理与普通伦理差异很大.法律人通过职业伦理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从而使法律职业被社会认可和信任.法律职业伦理的主要价值在于确保法律人能够献身法治、捍卫法律,信守自己是享有特殊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特殊责任的专业群体,承担起法律守护人的使命.法律人的商人化、法律职业的趋利化、正义理想的贬值等是当代社会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影响民众对法治和法律职业观感的重要因素.
网络直播营销作为一种网络经济新业态,引致了新的监管难题.主播居于多种直播营销模式运行的核心,也成为规制的重心.虽然直播营销活动的诸多要素带有明显广告活动功能、特点,但在运用既有广告法规范体系对主播的法律地位或身份进行识别、评价时,却存在一些错位和障碍.之所以会出现主播的广告法归责困境,缘于主播自身的多元特性、滞后的规制逻辑和概念误区.鉴于此,有必要实现主播身份性责任认定向功能性责任认定的转变,并在准用广告法架构前提下,根据主播在直播营销全流程运作链条上所发挥的具体功能效用,运用类型思维,遵循权责一致原则,
党外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邓初民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邓初民便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后,他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开展各项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工作和教育事业中.他以笔为枪,积极投身革命,动员大众,教育青年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展现了强大的理论功底以及深厚的爱国情怀,体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学术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