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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承家”
先胞兄陈布雷 （1890年生） 在其早年求学时期，性格活泼，思想敏锐。他所处的清季末叶，国家深受外力侵略，他反应强烈，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
他14岁成秀才，先后就读于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直到毕业，七八年中，由于受到父兄 （主要是从兄陈屺怀） 之参与辛亥革命与尽瘁地方教育的影响，受到师友 （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祥诸师） 之开明思想的启迪，加上他本人之好学努力，在同学中算是个高才，早露锋芒。当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曾去上海，其时从兄屺怀正在沪办 《天铎报》，他就曾在报馆中试代写作，颇受重视。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 《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被视为敢言，与邑人洪允祥 （佛矢）、吴兴戴传贤 （季陶） 一道，使 《天铎报》 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 《申报》 陈陶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这都说明他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富有朝气的人。
这样一个原是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25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先得从我们家庭状况说起。我们的家乡在浙江慈溪县西乡（今划归余姚县） 的官桥，原是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先世务农，至先祖父克介公始出门经商，后乘以一行商贩茶往来浙赣间，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即分其半約百亩为陈氏的义庄，用以救济族中孤贫。先父依仁公，在其兄弟三人中为第三，两兄皆早亡。先大伯父遗有独子，即陈屺怀 （名训正）；二伯父最早丧，无子，我父即以长子训恩 （即布雷）出继为二伯父之后，但二伯母隔月又逝，故仍归住一家。当时先祖父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田会、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谓大房长孙 （屺怀）好学，当使就傅上进，而要三房我父住在家里，继续他管理族里公益诸务。迨祖父殁后，我父即“继志述事”，一生致力于族里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诸务，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我父自以为体力方壮，对出继二房的长子训恩，任他求学上进，以后即在外工作。所以布雷自沪返甬任教，也就优游自适。岂料突遭父丧，弟妹多而且幼，又须承遗愿继理族中事务。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他不能不挑起家庭与宗族事务的沉重负担，这对他真是一个意外的精神打击。
我们的父亲是1914年阴历六月以肺炎病故的，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10人。时最长的三妹22岁初嫁，以次递减两岁，至16岁者共四人。我14岁，五弟训恕10岁，以下是三个4至8岁的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初生才两月。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庶母又多病懦怯，不久又病故。这样一大群弟妹繁重教养之责，只得由布雷和他才娶五年的嫂嫂杨隽人承担下来。这使他不能不将宁波的教职完全辞去，重新学起家务来。如此历一年余，甬上旧友见其忧劳憔悴，恐成心疾，经力劝，始又在甬校兼课，仍经常家居，有课则去甬。讵知祸不单行，1919年，嫂嫂杨隽人以难产褥热不治而死，遗下数月至六岁的三男二女，又是一群幼儿。这一家庭创伤，使布雷又一次受到打击。为了摆脱牵累，他终于与在甬友人创立一儿童公育社，将三个儿子送公育社寄养，又商请族人，另请一族中长者接管族里事务，改为有给职。次年我亦成婚，经常家务由我夫妇承担，布雷才得以离家去沪工作。1921年，朋友劝其续弦，又应新创立的 《商报》 之聘，在上海重建小家庭，开始其第二度的记者生活。他除了夜里在报馆工作 （一般于深夜1时始归） 外，还一直带一日间兼职 （上午10时顷上班），繁忙可知，但对诸弟妹的教育任务，仍由他继续负责主持。
与邵力子的交往
陈布雷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属宁波支部；其后在上海 《天铎报》，又后在《商报》，撰写社论，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比较鲜明。1926年冬离沪去南昌，由张静江介见蒋介石，经蒋劝说，与潘公展同时加入国民党，后即舍记者生活而从政。在此期间，就我所知，他所最熟谂、认识也较早的是邵力子先生。虽在 《天铎报》 时他与宋教仁、戴季陶相识更早，但邵既是新闻界老同行，又是国民党元老，可算是相知的第一人。因布雷在 《商报》 时期，邵力子恰在 《民国日报》，主编其副刊 《觉悟》，遵循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革命路线，导率青年，贯彻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遗志，名震一时，而为布雷所钦慕。等到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其时邵力子虽亦从政，但始终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仍恪信三大政策。直到抗日战争前夕，邵虽久为国民党中委，但已日渐为蒋所疏远。
记得1930年，我始在南京前中央大学任教，10月间，布雷自浙来京，我去访晤，见布雷即住三元巷邵力子办公的地方。其时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邵为总司令部秘书长 （总司令部即设于三元巷）。布雷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每来京皆因邵的关系而住在那里。我在他的住处，第一次见到邵先生，当时我曾面请邵先生去中大文学院演讲，他说他现在是“落伍”了，向我辞谢，语极谦冲。不久，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要布雷辞去浙教厅事，来京任教育部的常务次长，布雷恳辞未即到任。这时，我在布雷处见到邵给他的信，劝布雷不必固辞，信中邵以他自己的出处为喻，说他之出任党政职务，可以说只是“仕隐”。我确记邵在信中有这样的话，昔人有“隐于市”、“隐于朝”的说法，“弟在此亦隐而已”。意谓清明在躬，仍可心安理得 （此信布雷甚珍之，知我爱保存史料，交我保存，后失）。这种说法，我当时感到新奇，在当时官场中是难得听到的。由此可见他们过去在沪同操笔政，交情非浅，故能作此肺腑之言。而“仕隐”一语，也可见邵原来不愿身入蒋幕，虽然勉为之，还是保持自己宗旨的。由此蒋对邵的不信任感，愈后亦愈甚。而蒋蓄意一而再地拉布雷到南京去工作，亦如拉邵入幕一样，但布雷虽一而再地拖延不去，终于去了，且日益陷于蒋的幕僚核心圈内，这当然是由于布雷的软弱，思想上跟不上邵，而在蒋是早有定计，必得之而后已。 毛泽东在其书信中有这样的话：“窃谓 《觉悟》 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激勉邵氏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而重新振作起来 （1936年9月8日致邵函，参见 《毛泽东书信选集》 第54页）。这时正在西安事变前夕，邵在西北任陕西省主席。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府慎选大使，还是利用邵之比较进步色彩而委以驻苏大使。当抗战初期，美英袖手旁观，而苏联究竟还有空军武器援助，邵是出了力的。但约在1942年左右，邵和驻美大使顾维钧同时被召回国“述职”，盖因那时蒋在外交上一意亲美，反苏倾向日显，要将主要使节易人了。于是邵又被冷落，邵到重庆，一时竟找不到住宅，布雷即延邵住入美专街自己寓所毗连的屋中 （此屋原为招待短期来渝客人而租定的）。当时二人间在政见上已有距离，但旧谊不忘，还是时作晤叙，一起共膳，亲如家人。时已初冬，邵于过新疆时带来哈蜜瓜，我们多次被邀剖瓜共啖。
当时我亦住美专街，常有机会到邵老房间里去闲谈请教。布雷则又忙于文告的撰拟，盖抗战时每逢元旦等节日，蒋必有策勉军民的文告发表，需兄撰拟，而篇幅老是很长，且多滥调失当，我与邵老谈及时，邵即说他也常觉不宜，且有很多说法在外交上影响不好。当我告以布雷此等拟稿，往往写好后仍须按蒋意一改再改，蒋又任意增删，弄得字句不通，反反复复，折腾至深夜匆忙送通讯社，种种意想不到、哭笑不得的苦况时，邵老即苦笑叹道：“这还得怪令兄太‘听话’了！”邵惋叹布雷之拘谨服从，以为不妨力陈少写。我估计邵在住于美专街的半个多月中一定会对老友有所劝告进言。而布雷终于对这苦差事忍着、忍着，对于每年至少元旦和“七七”两次的文告撰拟工作，总是时近发愁，临事发恨，直到文章发表后才松口气，这才对我发牢骚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动气时甚至说：“这种‘生活’（甬语，工作叫“生活”） 简直不是人做的！”
后来邵曾在国民参政会工作，有时偕夫人来布雷寓所作客。胜利后在南京，当我与兄闲谈中问及邵的近况时，布雷说在蒋主持工作汇报或召开小型会议时，邵常坐得很远，很少说话，时或瞌睡，佯作疲惫；据闻他对蒋有所陈说，迄无采纳。本文后面所提到的布雷主持的“宣传小组”，邵即拒不参加，并对有明显不利两党合作的社论，认为违反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这时，这两位老友已很少来往了。
布雷自杀之次日，邵来慰问家属，似在下午。他理智较强，但对此惨变，伤感形于词色，频作叹息。他是竭力主张发表全部遗书的，这当然是有他的考虑。
邵后以和谈代表去北京不再南归。解放后，几次来浙视察。一次我特访谒于其所住招待所，邵老竟于次日即来我家回访，勉励我和子侄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并问候在上海的嫂嫂。
陈立夫的一次胁迫
大家知道，陈立夫同朱家骅长久以来是争夺文教领导权的对手。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是所谓CC系的头子。陈果夫于抗战时请蒋介石增设侍从室第三处，自为主任。朱原来也是CC要员，曾兼任中统局长多年，而中统实权则在副局长徐恩曾手中。但在抗战前，朱就已自成一个小派系，故与陈立夫有争夺。陈布雷是侍从室二处主任，管文，蒋介石要他多管宣传、新闻和文化方面的事，所以在业务联系上向二陈和朱都有较多接触。朱家骅出于戴季陶的提拔，二陈则似为戴所疏忌。至于布雷与朱家骅、陈立夫这两个对手之间，对谁较好，却很难作具体比较。仅从抗战后期看，则因陈立夫久任教育部长，在工作上自然与布雷较多接近；若说感情与看法上，布雷毋宁说与朱家骅的隔阂较少，对二陈是有反感的。只因蒋的关系，不能不多与联系有所迁就。杨玉清有文谓布雷曾斥二陈也办起合作金库来，简直是“与孔、宋争骨头”（见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选辑》 第81辑）。布雷对至亲谈话中，我们也常听到其责斥CC的话，可与杨文印证。这里先引述张治中回忆陈布雷的一段话：
“外面有人说他是CC，其实，他同CC毫无关系。记得在抗战胜利第二年的某天，他曾和我谈到CC在各地接收中貪赃枉法的情形，表示痛愤。”（引自《张治中回忆录》）
既然张治中文和杨玉清文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外面有人说他是CC”呢？原来有个原委，这里有必要将布雷亲口告诉我们诸弟和至亲的关于陈立夫胁迫他的一个故事叙述一下：
大约在抗日战争前的三四年，有一天，陈立夫用自己的小汽车邀约陈布雷，说作近郊小游，布雷同意了。车开出后，越开越远，到一条僻巷的一所楼房前停下，陈立夫说这是“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着。陈立夫即软硬兼施，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给了他一张加入CC的小誓书。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多人强制下，布雷弄得不知所措，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狠狠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他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说：“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蒋介石立即同意，批评了二陈。布雷和我们诸弟谈这件事时，又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我曾在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选辑》 第37辑中见到赵澍写的文章，提及这事的上段经过，却未写布雷向蒋报告这一重要的下段事实。这是必须订正的。
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故事。布雷原来对年长的陈果夫是比较尊重的，对陈立夫总也有多年公私交往，所以对CC原还多加体谅。而这一场他所痛心的风波，是我战时到渝后他特地告我的，谈时有声有色，有余恨未消的样子。
遗书及其他点滴
陈布雷是1948年11月12日晚间自服大量安眠药而在午夜后去世的 （气绝当在午夜以后，故作11月13日去世）。临终前写了致家属、致部属、致党内友好以及致蒋介石等遗书。当时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些遗书有的主张发表，有的主张不发表。最后还经蒋决定全部公开发表。国民党的 《中央日报》与上海 《申报》、《新闻报》 等均将遗书影印或排印全文登载。那时社会上曾一度盛传除了见报的几封信外，还有给蒋介石的另一封主张与中共和谈的密信，说是被党政当局扣下未发表。是否真有其事？以我平日所了解到他当年心情思想看，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但所有发表的遗书之外，确还有一封 （给两个女儿的信），则是无意中先落在家人之手，未被汇送发表于报端——只此一信未为外间所知。 当时，我在南京，住在城北考试院的宿舍中。事发后，布雷随从副官陶永标开了小汽车来通知我，把我接去。等我到湖南路寓所时，会客室已坐着好几个人，有陈方、李惟果，似还有陶希圣，他们在商谈。等我上楼，遗体已移到寝室外间床上，在中央社工作的季弟叔同已先到，还有琏侄女立在床旁啜泣。我悲泣之余，即问悉有很多遗书已落在楼下这些官员手里。记得我是从他们处检出来阅读布雷给诸弟和家属等的信的，阅后仍被收去汇存。我在纷乱之中，未及问明是谁最先检出并阅读这批信的。当时嫂嫂王允默与六弟训忿，都是直至下午自沪赶来，方才见到这些信。所以如果要在其中抽去一封，李惟果等是有动手之可能的。但推想布雷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败退，是非常悲观的 （这在各信中与 《杂记》 中多处用“艰危”、“艰难”等词可见），也许他逆料这些信会被公开，所以虽在国民党军已节节失利之际，而致蒋书中还用了“当此捷报频传，各方秩序渐稳”的门面话，实际全部遗书的基调，显然是充满对国民党前途感到悲观失望。看来各信中最重要的话，就在对蒋“再鉴”一信中所引韩退之诗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庸知感激徒媕娿”二句诗。这里“老于事”，意存讽刺，指处事老练圆滑，甚至老奸巨滑；这“感激”一词，自然全不同于表示谢意的所谓“感激”，而有感奋、激发，乃至带有起而尽力改进的意思；“媕娿”一词，原义为依违随人、没有主见，甚至献媚迎合。在这里，布雷引用这两句诗，可说是针对当朝的国民党大官僚、蒋氏周围掌权的亲信人物而发的。布雷一向温厚谦让，不惯轻易得罪他人，及至此生命的最后一刻，乃用古人这两句诗来反映时事，在他可说是愤然大胆骂尽国民党大官僚了！当然，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是同样跟蒋走错了路，所谓“感激”而“轻生”，似乎他虽想尽力而已无能为力了。有感于国事而他主观上感到自己是尽力勤职，耻于迎合的，故到大势已糜烂不可收拾之时，虽自己“轻生”，而还痴想激发蒋能改革政治，振作士气，挽回局势。这样的思想心情，自不会联想到主张罢兵谈和的。他又在对诸儿遗嘱中着重说上一句：“国家之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意在防止传说猜测，这也说明不会另有什么主张和谈的遗言。
记得我在11月10日或11日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只诉说自己最近一件苦恼事，是蒋要他草拟一件“战时体制纲领”什么的，说蒋“自己也讲不清楚”，当然更写不出来，而怕蒋又要来催促了。言下十分沮丧。揣想他当时目击东北已完全为中共军队所夺取，对蒋或许有过请考虑根本问题等献计的话 （例如在用人方面，或甚至有请蒋考虑到“下野”等），而受到了蒋的斥责，从而促成其自尽之决心。
上述发表这一大批遗书，只少了一封致女儿的信，后来我是从侄女陈琇处知道实有此一信的。此信开端是写上两女的小名“细儿、怜儿”，内容与致其他家人信大致相同。当时陈琏还在南京的编译馆工作，在家人中最先赶到，她便将此信取来了。
陳布雷死后，蒋介石听从左右的建议，为他办理公葬。用专车运柩至杭州，葬在杭州九溪徐村萝卜山布雷旧时所买的山地上，由当时的杭州市建设局用公费设计造墓。用费较大，这是违反布雷的素志与遗言的。
当专车从南京和平门出发，国民党上层官员包括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都往送。我见于先生立在一边，竟是老泪濡及下拂的银须，我又为之陪泪。心知于老这位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对此有着异常感伤与愤慨交并之心情。
（选自《蒋介石的智囊高参》/文昊 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年2月版）
先胞兄陈布雷 （1890年生） 在其早年求学时期，性格活泼，思想敏锐。他所处的清季末叶，国家深受外力侵略，他反应强烈，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
他14岁成秀才，先后就读于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直到毕业，七八年中，由于受到父兄 （主要是从兄陈屺怀） 之参与辛亥革命与尽瘁地方教育的影响，受到师友 （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祥诸师） 之开明思想的启迪，加上他本人之好学努力，在同学中算是个高才，早露锋芒。当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曾去上海，其时从兄屺怀正在沪办 《天铎报》，他就曾在报馆中试代写作，颇受重视。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 《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被视为敢言，与邑人洪允祥 （佛矢）、吴兴戴传贤 （季陶） 一道，使 《天铎报》 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 《申报》 陈陶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这都说明他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富有朝气的人。
这样一个原是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25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先得从我们家庭状况说起。我们的家乡在浙江慈溪县西乡（今划归余姚县） 的官桥，原是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先世务农，至先祖父克介公始出门经商，后乘以一行商贩茶往来浙赣间，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即分其半約百亩为陈氏的义庄，用以救济族中孤贫。先父依仁公，在其兄弟三人中为第三，两兄皆早亡。先大伯父遗有独子，即陈屺怀 （名训正）；二伯父最早丧，无子，我父即以长子训恩 （即布雷）出继为二伯父之后，但二伯母隔月又逝，故仍归住一家。当时先祖父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田会、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谓大房长孙 （屺怀）好学，当使就傅上进，而要三房我父住在家里，继续他管理族里公益诸务。迨祖父殁后，我父即“继志述事”，一生致力于族里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诸务，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我父自以为体力方壮，对出继二房的长子训恩，任他求学上进，以后即在外工作。所以布雷自沪返甬任教，也就优游自适。岂料突遭父丧，弟妹多而且幼，又须承遗愿继理族中事务。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他不能不挑起家庭与宗族事务的沉重负担，这对他真是一个意外的精神打击。
我们的父亲是1914年阴历六月以肺炎病故的，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10人。时最长的三妹22岁初嫁，以次递减两岁，至16岁者共四人。我14岁，五弟训恕10岁，以下是三个4至8岁的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初生才两月。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庶母又多病懦怯，不久又病故。这样一大群弟妹繁重教养之责，只得由布雷和他才娶五年的嫂嫂杨隽人承担下来。这使他不能不将宁波的教职完全辞去，重新学起家务来。如此历一年余，甬上旧友见其忧劳憔悴，恐成心疾，经力劝，始又在甬校兼课，仍经常家居，有课则去甬。讵知祸不单行，1919年，嫂嫂杨隽人以难产褥热不治而死，遗下数月至六岁的三男二女，又是一群幼儿。这一家庭创伤，使布雷又一次受到打击。为了摆脱牵累，他终于与在甬友人创立一儿童公育社，将三个儿子送公育社寄养，又商请族人，另请一族中长者接管族里事务，改为有给职。次年我亦成婚，经常家务由我夫妇承担，布雷才得以离家去沪工作。1921年，朋友劝其续弦，又应新创立的 《商报》 之聘，在上海重建小家庭，开始其第二度的记者生活。他除了夜里在报馆工作 （一般于深夜1时始归） 外，还一直带一日间兼职 （上午10时顷上班），繁忙可知，但对诸弟妹的教育任务，仍由他继续负责主持。
与邵力子的交往
陈布雷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属宁波支部；其后在上海 《天铎报》，又后在《商报》，撰写社论，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比较鲜明。1926年冬离沪去南昌，由张静江介见蒋介石，经蒋劝说，与潘公展同时加入国民党，后即舍记者生活而从政。在此期间，就我所知，他所最熟谂、认识也较早的是邵力子先生。虽在 《天铎报》 时他与宋教仁、戴季陶相识更早，但邵既是新闻界老同行，又是国民党元老，可算是相知的第一人。因布雷在 《商报》 时期，邵力子恰在 《民国日报》，主编其副刊 《觉悟》，遵循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革命路线，导率青年，贯彻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遗志，名震一时，而为布雷所钦慕。等到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其时邵力子虽亦从政，但始终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仍恪信三大政策。直到抗日战争前夕，邵虽久为国民党中委，但已日渐为蒋所疏远。
记得1930年，我始在南京前中央大学任教，10月间，布雷自浙来京，我去访晤，见布雷即住三元巷邵力子办公的地方。其时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邵为总司令部秘书长 （总司令部即设于三元巷）。布雷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每来京皆因邵的关系而住在那里。我在他的住处，第一次见到邵先生，当时我曾面请邵先生去中大文学院演讲，他说他现在是“落伍”了，向我辞谢，语极谦冲。不久，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要布雷辞去浙教厅事，来京任教育部的常务次长，布雷恳辞未即到任。这时，我在布雷处见到邵给他的信，劝布雷不必固辞，信中邵以他自己的出处为喻，说他之出任党政职务，可以说只是“仕隐”。我确记邵在信中有这样的话，昔人有“隐于市”、“隐于朝”的说法，“弟在此亦隐而已”。意谓清明在躬，仍可心安理得 （此信布雷甚珍之，知我爱保存史料，交我保存，后失）。这种说法，我当时感到新奇，在当时官场中是难得听到的。由此可见他们过去在沪同操笔政，交情非浅，故能作此肺腑之言。而“仕隐”一语，也可见邵原来不愿身入蒋幕，虽然勉为之，还是保持自己宗旨的。由此蒋对邵的不信任感，愈后亦愈甚。而蒋蓄意一而再地拉布雷到南京去工作，亦如拉邵入幕一样，但布雷虽一而再地拖延不去，终于去了，且日益陷于蒋的幕僚核心圈内，这当然是由于布雷的软弱，思想上跟不上邵，而在蒋是早有定计，必得之而后已。 毛泽东在其书信中有这样的话：“窃谓 《觉悟》 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激勉邵氏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而重新振作起来 （1936年9月8日致邵函，参见 《毛泽东书信选集》 第54页）。这时正在西安事变前夕，邵在西北任陕西省主席。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府慎选大使，还是利用邵之比较进步色彩而委以驻苏大使。当抗战初期，美英袖手旁观，而苏联究竟还有空军武器援助，邵是出了力的。但约在1942年左右，邵和驻美大使顾维钧同时被召回国“述职”，盖因那时蒋在外交上一意亲美，反苏倾向日显，要将主要使节易人了。于是邵又被冷落，邵到重庆，一时竟找不到住宅，布雷即延邵住入美专街自己寓所毗连的屋中 （此屋原为招待短期来渝客人而租定的）。当时二人间在政见上已有距离，但旧谊不忘，还是时作晤叙，一起共膳，亲如家人。时已初冬，邵于过新疆时带来哈蜜瓜，我们多次被邀剖瓜共啖。
当时我亦住美专街，常有机会到邵老房间里去闲谈请教。布雷则又忙于文告的撰拟，盖抗战时每逢元旦等节日，蒋必有策勉军民的文告发表，需兄撰拟，而篇幅老是很长，且多滥调失当，我与邵老谈及时，邵即说他也常觉不宜，且有很多说法在外交上影响不好。当我告以布雷此等拟稿，往往写好后仍须按蒋意一改再改，蒋又任意增删，弄得字句不通，反反复复，折腾至深夜匆忙送通讯社，种种意想不到、哭笑不得的苦况时，邵老即苦笑叹道：“这还得怪令兄太‘听话’了！”邵惋叹布雷之拘谨服从，以为不妨力陈少写。我估计邵在住于美专街的半个多月中一定会对老友有所劝告进言。而布雷终于对这苦差事忍着、忍着，对于每年至少元旦和“七七”两次的文告撰拟工作，总是时近发愁，临事发恨，直到文章发表后才松口气，这才对我发牢骚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动气时甚至说：“这种‘生活’（甬语，工作叫“生活”） 简直不是人做的！”
后来邵曾在国民参政会工作，有时偕夫人来布雷寓所作客。胜利后在南京，当我与兄闲谈中问及邵的近况时，布雷说在蒋主持工作汇报或召开小型会议时，邵常坐得很远，很少说话，时或瞌睡，佯作疲惫；据闻他对蒋有所陈说，迄无采纳。本文后面所提到的布雷主持的“宣传小组”，邵即拒不参加，并对有明显不利两党合作的社论，认为违反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这时，这两位老友已很少来往了。
布雷自杀之次日，邵来慰问家属，似在下午。他理智较强，但对此惨变，伤感形于词色，频作叹息。他是竭力主张发表全部遗书的，这当然是有他的考虑。
邵后以和谈代表去北京不再南归。解放后，几次来浙视察。一次我特访谒于其所住招待所，邵老竟于次日即来我家回访，勉励我和子侄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并问候在上海的嫂嫂。
陈立夫的一次胁迫
大家知道，陈立夫同朱家骅长久以来是争夺文教领导权的对手。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是所谓CC系的头子。陈果夫于抗战时请蒋介石增设侍从室第三处，自为主任。朱原来也是CC要员，曾兼任中统局长多年，而中统实权则在副局长徐恩曾手中。但在抗战前，朱就已自成一个小派系，故与陈立夫有争夺。陈布雷是侍从室二处主任，管文，蒋介石要他多管宣传、新闻和文化方面的事，所以在业务联系上向二陈和朱都有较多接触。朱家骅出于戴季陶的提拔，二陈则似为戴所疏忌。至于布雷与朱家骅、陈立夫这两个对手之间，对谁较好，却很难作具体比较。仅从抗战后期看，则因陈立夫久任教育部长，在工作上自然与布雷较多接近；若说感情与看法上，布雷毋宁说与朱家骅的隔阂较少，对二陈是有反感的。只因蒋的关系，不能不多与联系有所迁就。杨玉清有文谓布雷曾斥二陈也办起合作金库来，简直是“与孔、宋争骨头”（见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选辑》 第81辑）。布雷对至亲谈话中，我们也常听到其责斥CC的话，可与杨文印证。这里先引述张治中回忆陈布雷的一段话：
“外面有人说他是CC，其实，他同CC毫无关系。记得在抗战胜利第二年的某天，他曾和我谈到CC在各地接收中貪赃枉法的情形，表示痛愤。”（引自《张治中回忆录》）
既然张治中文和杨玉清文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外面有人说他是CC”呢？原来有个原委，这里有必要将布雷亲口告诉我们诸弟和至亲的关于陈立夫胁迫他的一个故事叙述一下：
大约在抗日战争前的三四年，有一天，陈立夫用自己的小汽车邀约陈布雷，说作近郊小游，布雷同意了。车开出后，越开越远，到一条僻巷的一所楼房前停下，陈立夫说这是“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着。陈立夫即软硬兼施，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给了他一张加入CC的小誓书。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多人强制下，布雷弄得不知所措，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狠狠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他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说：“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蒋介石立即同意，批评了二陈。布雷和我们诸弟谈这件事时，又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我曾在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选辑》 第37辑中见到赵澍写的文章，提及这事的上段经过，却未写布雷向蒋报告这一重要的下段事实。这是必须订正的。
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故事。布雷原来对年长的陈果夫是比较尊重的，对陈立夫总也有多年公私交往，所以对CC原还多加体谅。而这一场他所痛心的风波，是我战时到渝后他特地告我的，谈时有声有色，有余恨未消的样子。
遗书及其他点滴
陈布雷是1948年11月12日晚间自服大量安眠药而在午夜后去世的 （气绝当在午夜以后，故作11月13日去世）。临终前写了致家属、致部属、致党内友好以及致蒋介石等遗书。当时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些遗书有的主张发表，有的主张不发表。最后还经蒋决定全部公开发表。国民党的 《中央日报》与上海 《申报》、《新闻报》 等均将遗书影印或排印全文登载。那时社会上曾一度盛传除了见报的几封信外，还有给蒋介石的另一封主张与中共和谈的密信，说是被党政当局扣下未发表。是否真有其事？以我平日所了解到他当年心情思想看，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但所有发表的遗书之外，确还有一封 （给两个女儿的信），则是无意中先落在家人之手，未被汇送发表于报端——只此一信未为外间所知。 当时，我在南京，住在城北考试院的宿舍中。事发后，布雷随从副官陶永标开了小汽车来通知我，把我接去。等我到湖南路寓所时，会客室已坐着好几个人，有陈方、李惟果，似还有陶希圣，他们在商谈。等我上楼，遗体已移到寝室外间床上，在中央社工作的季弟叔同已先到，还有琏侄女立在床旁啜泣。我悲泣之余，即问悉有很多遗书已落在楼下这些官员手里。记得我是从他们处检出来阅读布雷给诸弟和家属等的信的，阅后仍被收去汇存。我在纷乱之中，未及问明是谁最先检出并阅读这批信的。当时嫂嫂王允默与六弟训忿，都是直至下午自沪赶来，方才见到这些信。所以如果要在其中抽去一封，李惟果等是有动手之可能的。但推想布雷当时的思想感情，对于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败退，是非常悲观的 （这在各信中与 《杂记》 中多处用“艰危”、“艰难”等词可见），也许他逆料这些信会被公开，所以虽在国民党军已节节失利之际，而致蒋书中还用了“当此捷报频传，各方秩序渐稳”的门面话，实际全部遗书的基调，显然是充满对国民党前途感到悲观失望。看来各信中最重要的话，就在对蒋“再鉴”一信中所引韩退之诗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庸知感激徒媕娿”二句诗。这里“老于事”，意存讽刺，指处事老练圆滑，甚至老奸巨滑；这“感激”一词，自然全不同于表示谢意的所谓“感激”，而有感奋、激发，乃至带有起而尽力改进的意思；“媕娿”一词，原义为依违随人、没有主见，甚至献媚迎合。在这里，布雷引用这两句诗，可说是针对当朝的国民党大官僚、蒋氏周围掌权的亲信人物而发的。布雷一向温厚谦让，不惯轻易得罪他人，及至此生命的最后一刻，乃用古人这两句诗来反映时事，在他可说是愤然大胆骂尽国民党大官僚了！当然，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是同样跟蒋走错了路，所谓“感激”而“轻生”，似乎他虽想尽力而已无能为力了。有感于国事而他主观上感到自己是尽力勤职，耻于迎合的，故到大势已糜烂不可收拾之时，虽自己“轻生”，而还痴想激发蒋能改革政治，振作士气，挽回局势。这样的思想心情，自不会联想到主张罢兵谈和的。他又在对诸儿遗嘱中着重说上一句：“国家之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意在防止传说猜测，这也说明不会另有什么主张和谈的遗言。
记得我在11月10日或11日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只诉说自己最近一件苦恼事，是蒋要他草拟一件“战时体制纲领”什么的，说蒋“自己也讲不清楚”，当然更写不出来，而怕蒋又要来催促了。言下十分沮丧。揣想他当时目击东北已完全为中共军队所夺取，对蒋或许有过请考虑根本问题等献计的话 （例如在用人方面，或甚至有请蒋考虑到“下野”等），而受到了蒋的斥责，从而促成其自尽之决心。
上述发表这一大批遗书，只少了一封致女儿的信，后来我是从侄女陈琇处知道实有此一信的。此信开端是写上两女的小名“细儿、怜儿”，内容与致其他家人信大致相同。当时陈琏还在南京的编译馆工作，在家人中最先赶到，她便将此信取来了。
陳布雷死后，蒋介石听从左右的建议，为他办理公葬。用专车运柩至杭州，葬在杭州九溪徐村萝卜山布雷旧时所买的山地上，由当时的杭州市建设局用公费设计造墓。用费较大，这是违反布雷的素志与遗言的。
当专车从南京和平门出发，国民党上层官员包括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都往送。我见于先生立在一边，竟是老泪濡及下拂的银须，我又为之陪泪。心知于老这位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对此有着异常感伤与愤慨交并之心情。
（选自《蒋介石的智囊高参》/文昊 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