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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苦难，是人生中的常态，阎连科则将苦难写作的不同寻常。作为写作苦难的高手，在他的“理想国”中，他细腻的描写了饥饿、贫穷、疾病甚至是死亡等苦难形式，展现了乡土社会中人们在权力的制衡下，为生存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同时，阎连科用“神实主义”以及夸张、荒诞等手法解读了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苦难存在的真实性。
关键词：理想国；权力；苦难；抗争；荒诞
阎连科作为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乡土社会的苦难意识，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苦难，本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一种真实的处境，然而在阎连笔下，苦难被“精雕细琢”，在作品中营造出的苦难意识，也成为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日光流年》到《耙耧天歌》、《受活》，再到《乡村死亡报告》等一系列作品，阎连科始终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书写着耙耧地区村民生存的真相，展现着他们对“活着”这一生存方式不息的顽强争取。
一、“理想国”与权力的行使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似乎都追求一种“理想国”式的社会。“《受活》中，茅枝婆所领导的受活庄，是一个充斥着残疾人的自然村落，虽然村民都是残疾人，聋、哑、瘸以及各种病症缠身，但在入社前，生活在受活庄的人生活衣食无忧，春种秋收，日子过得殷实、富足，完全的“桃花源”展现在世人面前令人向往；《风雅颂》在结尾处提到的诗经古城，可以作为阎连科“理想国”的终极代表，几乎集中解决了阎连科作品中出现的“生存”、“自治”、“性欲”问题。
阎连科所塑造的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也需有一个“领袖”人物，而且领袖是绝对的行使权力，这种写法与阎连科年轻时的经历有很大关系。2003年阎连科在讲演中曾经提到：“少年时候，我最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朝思暮想当一个村长或村支部书记。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星期天出门打工干活，都能看见我们村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上吃馍。她不是吃馍，她是向世界展示她手里的馍，展示她爹手里的权力。”
《受活》里，因为茅枝婆参加过革命，受过教育，在“入社”后便对受活庄享有绝对领导权，而这种权力，没有是非对错，一旦下达，村民们没有否决权，受活村民在经受“黑灾”、“红难”时，并没有反抗意识，“圆全人”拿着县长的签字文件到村里要粮时，茅枝婆将文件看作圣旨，而村民却又将茅枝婆的话看作圣旨；《日光流年》里19岁的司马蓝当村长后，下令将三姓村里人的棺材卖掉，并且让男人卖皮，女人卖身来换取钱财修渠引水，在权力行使上是至高无上的；在《瑶沟人的梦》中，将权的书写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文中的连科被叫回家中竞选秘书，代表着全村人的梦，为的只是能够在社里可以让自己的村能够挺起腰板，所有的这一切皆可看出权力的绝对性。
《受活》中，当下达的文件同意受活庄退社时，茅枝婆也寿终正寝；司马蓝在灵隐渠通之时，默默的“长睡不醒”；杨科作为“诗经古城”的主事者，在制定好新规则后，婉拒作乐去寻找新的古诗城，在“诗经古城”里，杨科的潜能得到释放，形象也高大起来。
阎连科在作品中也借此来表达领袖人物的权力制约下，乡土社会中的人在生活面临苦难时的“逆来顺受”与“惟命是从”以及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在面对苦难时自己无能为力的一种无耐性与听之任之的态度。
二、“理想国”中的苦难叙述
阎连科作品中的苦难叙述，多是以“耙耧”系列和“瑶沟”系列为主。耙耧山脉深处的村庄，是一个偏僻、闭塞，被人遗忘的角落。但就是在这贫穷的地方，阎连科对耙耧的叙述，体现出了整个中国的农村在“苦难”萦绕下的现实存在。
阎连科叙述的“乌托邦”社会，“饥饿”、“死亡”、“疾病”弥漫大部分作品当中，成为了苦难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死亡”與“苦难”又相互作用，《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村民患“喉堵症”，每个人的寿命不会超过四十岁，为求生存，三姓村的男人到“教火院”卖皮，女人到县城卖淫，只为赚钱引“灵隐渠”的水到三姓村，为子孙后代能活到“七老八十”；《耙耧山脉》中对先爷与盲狗的叙述，更是将“饥饿”这一苦难形式刻画的异常让人心痛，七十多岁的先爷，为了那一株玉蜀黍能够长大存活可以给村里人来年当作种子，在饥饿的年代与狼斗争，与老鼠斗争，到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来滋养这棵玉蜀黍；《耙耧天歌》里，面对四个痴傻儿女的苦难，尤石头被迫选择死亡的方式来结束这种痛苦，结束这种对未来几乎没有希望的日子；《乡村死亡报告》里，街头的一具无名尸体，被村人当作“刘丙林”，村人拿着分解的尸体，到路口拦车收费，名义上是收取刘丙林的安葬费，实际的费用则装入自己的腰包，未能拿到尸体收“过路费”的村民，纷纷到刘丙林的家里，“洗劫一空”。
三、为生存而进行的对苦难的抗争
对生存中苦难的描述作为阎连科作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然而这一特点所呈现出来的，或者说是阎连科想向读者展示的是人类在面对苦难过程中进行抗争的勇气和精神。
《日光流年》里，面对“喉堵症”，村民无一人活过四十岁，但是三姓村的村民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延长生命的办法。从村长杜桑，到司马笑笑再到蓝百岁，最后到司马蓝，无论他们是通过种油菜、换土还是修渠引水，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抗拒和奮争；《受活》里，受活庄的人们虽人人都有残疾，但是生活的仍然是其乐融融。他们以一种积极向上的面对生命的态度，也给耙耧山脉的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慰藉；《耙耧天歌》中，尤四婆牺牲自己一人的性命治好了儿女们的痴傻病，这位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女，可以不顾一切。
四、荒诞与中国式政治文化语境
阎连科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他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写作手法，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苦难叙述呈现出来。
《日光流年》中，从杜桑到司马笑笑到蓝百岁再到司马蓝，他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想让村民活过40岁的措施，读者在阅读时不免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很荒诞；《受活》中，县长柳鹰雀要求购买列宁遗体，在魂魄山上修建纪念馆，让受活庄的村民组建残疾人绝术团全国各地演出挣巨款购买列宁遗体；《风雅颂》中杨科参加付玲珍与“自己”的葬礼时，棺材周围围着许多蝴蝶。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现象，或许会让读者一头雾水。
关键词：理想国；权力；苦难；抗争；荒诞
阎连科作为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乡土社会的苦难意识，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苦难，本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一种真实的处境，然而在阎连笔下，苦难被“精雕细琢”，在作品中营造出的苦难意识，也成为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日光流年》到《耙耧天歌》、《受活》，再到《乡村死亡报告》等一系列作品，阎连科始终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书写着耙耧地区村民生存的真相，展现着他们对“活着”这一生存方式不息的顽强争取。
一、“理想国”与权力的行使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似乎都追求一种“理想国”式的社会。“《受活》中，茅枝婆所领导的受活庄，是一个充斥着残疾人的自然村落，虽然村民都是残疾人，聋、哑、瘸以及各种病症缠身，但在入社前，生活在受活庄的人生活衣食无忧，春种秋收，日子过得殷实、富足，完全的“桃花源”展现在世人面前令人向往；《风雅颂》在结尾处提到的诗经古城，可以作为阎连科“理想国”的终极代表，几乎集中解决了阎连科作品中出现的“生存”、“自治”、“性欲”问题。
阎连科所塑造的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也需有一个“领袖”人物，而且领袖是绝对的行使权力，这种写法与阎连科年轻时的经历有很大关系。2003年阎连科在讲演中曾经提到：“少年时候，我最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朝思暮想当一个村长或村支部书记。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星期天出门打工干活，都能看见我们村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上吃馍。她不是吃馍，她是向世界展示她手里的馍，展示她爹手里的权力。”
《受活》里，因为茅枝婆参加过革命，受过教育，在“入社”后便对受活庄享有绝对领导权，而这种权力，没有是非对错，一旦下达，村民们没有否决权，受活村民在经受“黑灾”、“红难”时，并没有反抗意识，“圆全人”拿着县长的签字文件到村里要粮时，茅枝婆将文件看作圣旨，而村民却又将茅枝婆的话看作圣旨；《日光流年》里19岁的司马蓝当村长后，下令将三姓村里人的棺材卖掉，并且让男人卖皮，女人卖身来换取钱财修渠引水，在权力行使上是至高无上的；在《瑶沟人的梦》中，将权的书写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文中的连科被叫回家中竞选秘书，代表着全村人的梦，为的只是能够在社里可以让自己的村能够挺起腰板，所有的这一切皆可看出权力的绝对性。
《受活》中，当下达的文件同意受活庄退社时，茅枝婆也寿终正寝；司马蓝在灵隐渠通之时，默默的“长睡不醒”；杨科作为“诗经古城”的主事者，在制定好新规则后，婉拒作乐去寻找新的古诗城，在“诗经古城”里，杨科的潜能得到释放，形象也高大起来。
阎连科在作品中也借此来表达领袖人物的权力制约下，乡土社会中的人在生活面临苦难时的“逆来顺受”与“惟命是从”以及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在面对苦难时自己无能为力的一种无耐性与听之任之的态度。
二、“理想国”中的苦难叙述
阎连科作品中的苦难叙述，多是以“耙耧”系列和“瑶沟”系列为主。耙耧山脉深处的村庄，是一个偏僻、闭塞，被人遗忘的角落。但就是在这贫穷的地方，阎连科对耙耧的叙述，体现出了整个中国的农村在“苦难”萦绕下的现实存在。
阎连科叙述的“乌托邦”社会，“饥饿”、“死亡”、“疾病”弥漫大部分作品当中，成为了苦难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而“死亡”與“苦难”又相互作用，《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村民患“喉堵症”，每个人的寿命不会超过四十岁，为求生存，三姓村的男人到“教火院”卖皮，女人到县城卖淫，只为赚钱引“灵隐渠”的水到三姓村，为子孙后代能活到“七老八十”；《耙耧山脉》中对先爷与盲狗的叙述，更是将“饥饿”这一苦难形式刻画的异常让人心痛，七十多岁的先爷，为了那一株玉蜀黍能够长大存活可以给村里人来年当作种子，在饥饿的年代与狼斗争，与老鼠斗争，到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来滋养这棵玉蜀黍；《耙耧天歌》里，面对四个痴傻儿女的苦难，尤石头被迫选择死亡的方式来结束这种痛苦，结束这种对未来几乎没有希望的日子；《乡村死亡报告》里，街头的一具无名尸体，被村人当作“刘丙林”，村人拿着分解的尸体，到路口拦车收费，名义上是收取刘丙林的安葬费，实际的费用则装入自己的腰包，未能拿到尸体收“过路费”的村民，纷纷到刘丙林的家里，“洗劫一空”。
三、为生存而进行的对苦难的抗争
对生存中苦难的描述作为阎连科作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然而这一特点所呈现出来的，或者说是阎连科想向读者展示的是人类在面对苦难过程中进行抗争的勇气和精神。
《日光流年》里，面对“喉堵症”，村民无一人活过四十岁，但是三姓村的村民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延长生命的办法。从村长杜桑，到司马笑笑再到蓝百岁，最后到司马蓝，无论他们是通过种油菜、换土还是修渠引水，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抗拒和奮争；《受活》里，受活庄的人们虽人人都有残疾，但是生活的仍然是其乐融融。他们以一种积极向上的面对生命的态度，也给耙耧山脉的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慰藉；《耙耧天歌》中，尤四婆牺牲自己一人的性命治好了儿女们的痴傻病，这位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女，可以不顾一切。
四、荒诞与中国式政治文化语境
阎连科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他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写作手法，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苦难叙述呈现出来。
《日光流年》中，从杜桑到司马笑笑到蓝百岁再到司马蓝，他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想让村民活过40岁的措施，读者在阅读时不免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很荒诞；《受活》中，县长柳鹰雀要求购买列宁遗体，在魂魄山上修建纪念馆，让受活庄的村民组建残疾人绝术团全国各地演出挣巨款购买列宁遗体；《风雅颂》中杨科参加付玲珍与“自己”的葬礼时，棺材周围围着许多蝴蝶。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现象，或许会让读者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