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2014年经济工作，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会议再次强调，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的认识是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扬长避短，做到真正有质量的城镇化。
　　过去30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时间走过的历程，为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不高，是一种外延扩张发展的模式。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新城在总体数量上的迅猛增加，同时单个新城在面积上的铺陈扩大。
　　新城扩张，核心即盲目圈地造城，有的新城区规划面积达到了现有城市面积的一倍多，面积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新城屡见不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口城镇化缓慢发展。1996年，我国城镇面积是1.3万平方公里；到2011年，扩大到5.3万平方公里，增加了310%，而同期的城镇人口只增加130%。
　　在城镇化起步与快速发展阶段，新城数量的增加、面积扩张，有其必然性。但是，城市面积膨胀不已，远远超出吸纳城镇化人口增加的速度，这反映出的一个严峻现实是：土地粗放使用，浪费了大量的有限资源。
　　更糟糕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大举征地建设新城过程中，与农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少数地方甚至引发恶性冲突事件。同时，大举建设新城，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加大。
　　滥建新城现象已经受到中央的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出京视察，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这再次击中了我们过去城镇化的“软肋”，是对肆意浪费土地资源、滥建新城的一种批评。
　　未来的城市建设该如何做？
　　首先，中国城镇化还在快速发展过程之中，因此新城建设发展不会停止，但数量增加、面积扩张的势头将会显著减缓。我们未来的城镇化政策，出发点不仅不会刺激新一轮新城热，而是更加强调要走集约、节约的城镇化道路，强调土地的高密度使用，强调对农民工的吸纳，强调旧城的更新与再生提升。
　　其次，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载体，新的城市建设将更多地体现城市新内涵。从19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提出新城市建设的概念开始，新城之于老城，表面上是在老城边上再建、再造一城，实质上是城市发展模式、功能性质的推陈出新。一百年前的新城建设主要解决老城区拥挤不堪、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今天的新城则寄托着人们探索绿色、智慧、生态等城市发展道路的美好追求。
　　此外，城市建设发展的内在机理将会更加健全、优化。部分主体角色的越位、错位、失位，导致了城市发展的非理性发展。比如，一些政府部门追求政绩而得不到必要的约束与惩罚，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上任之初，就不计后果另起炉灶，再造城市新地标。企业家们热衷于全新的城市开发，这样既迎合政府部门的好大喜功，又获得了超额利润。
　　未来，随着相关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城镇化发展终将驶入更加理性的发展轨道，城市终将焕发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