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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9年4月，美国记者白修德来到中国，通过亲身经历，向西方世界传递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现状。在他看来，中国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人民民不聊生，通货膨胀加速了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白修德遵从职业道德，尽管他和蒋介石、毛泽东以及美国少将赫尔利都相处不愉快，但他始终是客观地报道真实情况。
关键词：白修德;中国抗日战争;腐败;通货膨胀
白修德（西奥多·怀特）是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1939年4月10日他初次来到中国，当时只有二十三岁，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的记者生涯是从中国重庆开始的。他访问过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拜访过大名鼎鼎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中缅印战区美国总司令史迪威，他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彻夜长谈。他目睹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掠夺和屠杀，看到了中国人民颠沛流离、民不聊生，他满怀热情并支持中国抗战，并通过自己的双眼向世界传递着战时中国的社会情况。
一、白修德眼中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
以1943年河南饥荒为例。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天灾是这场饥荒的主要原因，但在白修德眼中因饥荒而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是人为的。他说：“尽管饥荒从天而降，是1893年光绪皇帝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政府采取行动的话，则不致于有这么多人死于饥馑，这种死亡是人为的。”①据统计，在河南3000万受灾人口中，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②白修德眼见人吃人的情况发生，遍地尸骨累累，而让人愤慨的是，号称中国政府的重庆政府体制徒有政府之名实质 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政府在听任这些人死去”，他说。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同日本人打仗，为了维持河南境内将近100万部队的供给，官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强征粮食。③此外，农民还要给军队牲口提供饲料，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很多人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甚至儿女。而政府的官员呢？他们不论家庭人口有多少，每天都可以得到两公斤多的粮食赡养全家，部队士兵每天有将近一公斤的粮食。在兵员不足的部队，军库里囤满余粮，军官们用以倒卖中饱私囊。
远在重庆的政府拨出2亿元法币救济灾荒，但是到达灾区的只有大约8000万元，而很多地方官员向农民发放救济粮时扣除了他们应缴纳的捐税，到头来用到灾区民众身上的就所剩无几了。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④没有任何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办理赈灾事项去帮助农民。
然而在重庆，谁也不了解河南发生的事情有多大规模，因为河南各级官员为了掩盖灾情真相，在送往重庆的报告中都是轻描淡写的。当白修德回到重庆将他的所见所闻告诉蒋介石时，蒋是不相信的，当蒋介石看到福尔曼带来的狗吃人的照片时，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白修德说：“我最初对他（蒋介石）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他认为，蒋介石对美国毫无用处，对他的老百姓也毫无用处。
只有在政府把保护人民视为其主要职责时，人民才会拥护它。不论是在封建的、现代的、帝国统治的或地方自治的社会，人民愿意有一个政府而不是不要政府，人民希望有所保障，免受战争亦或是自然的危害。
二、通货膨胀和政府存亡
通货膨胀，指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当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人民的货币所得增加，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
纸币最早出现在宋朝，然而宋朝是在通货膨胀的爆发中崩溃的，取代宋朝的元朝也视纸币为儿戏，最后也在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风暴中灭亡。白修德说：“每一个腐朽不堪的政府都是在爆发性的通货膨胀中崩溃的。”
抗战时期，从蒋介石中国的物价指数，可以找到该政府垮台的原因。白修德从中国货币同美元的比率情况上看出中国社会的通货膨胀。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国货币同美元的比率稳定在三比一的比数上。到了1939年，官价兑换率上升为六比一，物价也同样上涨了一倍。到了1940年春，物价又上涨了一倍，秋末再次上涨一倍。到了1941年6月，物价比战争爆发时涨了十六倍。1942年秋，物价上涨了三十二倍，年末又涨了一倍，为战前指数的六十四倍。⑤
到了1944年，美国人和中国人在美元兑换率方面的摩擦已经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因为不论物价怎样上涨，财政部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却打着他精明的算盘。仍用严格统制外汇的办法，维持了美金一元等于中国国币二十元的空架子的汇率，孔坚持说，只要官定汇率维持着，就没有通货膨胀。⑥二十对一的税率使得中国政府存在纽约的美金越积越多，而美军购物时收到的钱越来越少，这看似漂亮的一手，从长期看来，却是一桩贪图眼前利益因小失大的事情，在中国的每一个美国士兵都知道这个敲竹杠似的汇率，他们觉得美国受了最无耻粗鲁的欺诈，他们对巨大的开支感到愤恨。美军关于在一个腐败的政府所面临的通货膨胀趋势下，关于如何支付战争用款的问题，正使日趋密切的中美关系瀕于破裂。
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除了政府的腐败以外，还有很多原因。一位美国顾问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委员长不懂经济，还在于他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对此也一窍不通。政府有三种预算：一是纸币预算，二是粮食预算，三是委员长个人的预算。第三种数额之庞大无法计算。因为蒋介石可以向任何政府银行开出个人支票，没有人，甚至连财政部或行政院也不知道，为了承兑委员长个人的政府支票，需要出笼庞大的货币数量。
随着通货膨胀而来的是物价上涨，以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市为例，物价在1937年上涨11%，1938年上涨34%，从1939年中期开始，每6个半月物价就翻一倍，1940年4月左右，物价已达战前水平的四倍，到了1945年7月战争结束前夕，物价达到1937年水平的2048倍！⑦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造成的社会混乱是无法估量的。首先，人们的日常交往很难以诚相待，按时还钱是愚蠢的，借了钱尽快花掉才是明智的。其次，随着通货膨胀，人们的工资上涨。当物价上升了一百七十四倍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百零四倍，而著名大学教授的薪金只增加了十九倍。很多学者除了挨饿或讨饭外，别无谋生之道。但是对处境相同的政府官员来说，还可以选择贪污索贿。任何官员，除非受到上级青睐的有足够的粮食、衣料和日用品供给者外，是不能长期做到廉洁奉公的，贪污是比较容易的。这似乎成为了恶性循环，越是通货膨胀，政府便越腐败，越是腐败，通货膨胀则越严重。
通货膨胀使得有学识的进步之士和正派的人不可能为国民政府服务，除非他们愿意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或者沦于自我腐化。他们寻找和选择服务对象，那便是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民背离了国民党政府，拥戴并投身到共产事业中。
三、白修德与赫尔利、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白修德到达延安后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好的，认为毛泽东回答问题是直截了当的。他问毛泽东是否有希望改组国民党，是否有希望“解开这个结”，毛泽东回答这个结是无法解开的。对于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毛说希望很渺茫，认为谈判是国民党用来欺骗美国人的一种手段。
1944年11月，美国少将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延安，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中国国共两党之间停止内战或达成某种协议，联合起来以增强而不是分散抗击共同敌人日本人的力量。
但是在赫尔利开始和中共谈判前，白修德同赫尔利进行了一次较为重要的交谈，他把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赫尔利，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记者在受到一位身居要职的美国军人垂询时所必须汇报的情况。他告诉赫尔利，毛说过除非美国承认有一个事实上的共产党政府，并且把它看作伟大抗日战争中的 一个独立的盟友，否则就无法“解开疙瘩”，无法通过协商和平结束这场初见端倪的内战。
白修德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情况，没想到惹得赫尔利大怒，认为白修德破坏了他此行的计划，为此白修德吃尽苦头。二十年后他才从公诸于世的历史资料得知，赫尔利在和他谈话后立即向美国国务院发了电报，说他在延安起了坏作用，甚至骂他为“煽风点火的狗崽子”。而赫尔利在与毛泽东谈话时直接引用了白修德和毛谈话的内容，使得毛泽东怒不可遏，毛的翻译黄华甚至找上门来指责白修德把谈话内容告诉了赫尔利，他说：“我们本来是信任你的，我们以前以为你是个朋友。”因为白修德把共产党的想法透露给了美国政府，赫尔利和中国共产党从此都将他摈诸门外。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不希望美国政府知道他的想法却又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告诉一名美国记者呢？第一，毛泽东对来华的外国记者一直都是尊重的，或者说是充分利用的，他渴望通过外国记者将自己的思想带出延安去，让世界了解共产党，这是一种对党的宣传。他对来延安的外国记者是信任的，诸如斯诺和斯特朗等国际友人，他认为他们会宣传有用的东西。第二，毛泽东的性格具有自信狂放的一面，尤其在同人谈话中，显然对方只是个学生只有聆听的份，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有时也许并没有注意到有的话将会产生的影响。当然，赫尔利来到延安以及赫尔利此行的目的也许是他在谈话时没有预知的。所以，当白修德向赫尔利说出他的想法时他会愤怒，认为白修德出卖了他。
然而，白修德是正直的，他有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当他的老板，《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负责人，美国报业巨头亨利·卢斯袒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的时候，白修德与其分道扬镳了。
通过白修德，这位热爱中国革命事业的美国记者的描述，使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抗日战争以及动荡的社会，他客观真实的再现了那段历史，以亲身体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对抗外国侵略所做的努力。
注释：
①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115页.
②王天奖：《河南近代大事记1940-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418頁.
③张高峰：《豫灾实录》，《大公报》1943年2月1日.
④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第6-7页.
⑤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131页.
⑥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第127-128页.
⑦周锡瑞、李皓天：《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62-263页.
关键词：白修德;中国抗日战争;腐败;通货膨胀
白修德（西奥多·怀特）是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1939年4月10日他初次来到中国，当时只有二十三岁，毕业于哈佛大学，他的记者生涯是从中国重庆开始的。他访问过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拜访过大名鼎鼎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中缅印战区美国总司令史迪威，他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彻夜长谈。他目睹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掠夺和屠杀，看到了中国人民颠沛流离、民不聊生，他满怀热情并支持中国抗战，并通过自己的双眼向世界传递着战时中国的社会情况。
一、白修德眼中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
以1943年河南饥荒为例。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天灾是这场饥荒的主要原因，但在白修德眼中因饥荒而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是人为的。他说：“尽管饥荒从天而降，是1893年光绪皇帝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政府采取行动的话，则不致于有这么多人死于饥馑，这种死亡是人为的。”①据统计，在河南3000万受灾人口中，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②白修德眼见人吃人的情况发生，遍地尸骨累累，而让人愤慨的是，号称中国政府的重庆政府体制徒有政府之名实质 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政府在听任这些人死去”，他说。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同日本人打仗，为了维持河南境内将近100万部队的供给，官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强征粮食。③此外，农民还要给军队牲口提供饲料，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很多人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甚至儿女。而政府的官员呢？他们不论家庭人口有多少，每天都可以得到两公斤多的粮食赡养全家，部队士兵每天有将近一公斤的粮食。在兵员不足的部队，军库里囤满余粮，军官们用以倒卖中饱私囊。
远在重庆的政府拨出2亿元法币救济灾荒，但是到达灾区的只有大约8000万元，而很多地方官员向农民发放救济粮时扣除了他们应缴纳的捐税，到头来用到灾区民众身上的就所剩无几了。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④没有任何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办理赈灾事项去帮助农民。
然而在重庆，谁也不了解河南发生的事情有多大规模，因为河南各级官员为了掩盖灾情真相，在送往重庆的报告中都是轻描淡写的。当白修德回到重庆将他的所见所闻告诉蒋介石时，蒋是不相信的，当蒋介石看到福尔曼带来的狗吃人的照片时，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白修德说：“我最初对他（蒋介石）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他认为，蒋介石对美国毫无用处，对他的老百姓也毫无用处。
只有在政府把保护人民视为其主要职责时，人民才会拥护它。不论是在封建的、现代的、帝国统治的或地方自治的社会，人民愿意有一个政府而不是不要政府，人民希望有所保障，免受战争亦或是自然的危害。
二、通货膨胀和政府存亡
通货膨胀，指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当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人民的货币所得增加，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
纸币最早出现在宋朝，然而宋朝是在通货膨胀的爆发中崩溃的，取代宋朝的元朝也视纸币为儿戏，最后也在纸币变得毫无价值的风暴中灭亡。白修德说：“每一个腐朽不堪的政府都是在爆发性的通货膨胀中崩溃的。”
抗战时期，从蒋介石中国的物价指数，可以找到该政府垮台的原因。白修德从中国货币同美元的比率情况上看出中国社会的通货膨胀。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国货币同美元的比率稳定在三比一的比数上。到了1939年，官价兑换率上升为六比一，物价也同样上涨了一倍。到了1940年春，物价又上涨了一倍，秋末再次上涨一倍。到了1941年6月，物价比战争爆发时涨了十六倍。1942年秋，物价上涨了三十二倍，年末又涨了一倍，为战前指数的六十四倍。⑤
到了1944年，美国人和中国人在美元兑换率方面的摩擦已经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因为不论物价怎样上涨，财政部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却打着他精明的算盘。仍用严格统制外汇的办法，维持了美金一元等于中国国币二十元的空架子的汇率，孔坚持说，只要官定汇率维持着，就没有通货膨胀。⑥二十对一的税率使得中国政府存在纽约的美金越积越多，而美军购物时收到的钱越来越少，这看似漂亮的一手，从长期看来，却是一桩贪图眼前利益因小失大的事情，在中国的每一个美国士兵都知道这个敲竹杠似的汇率，他们觉得美国受了最无耻粗鲁的欺诈，他们对巨大的开支感到愤恨。美军关于在一个腐败的政府所面临的通货膨胀趋势下，关于如何支付战争用款的问题，正使日趋密切的中美关系瀕于破裂。
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除了政府的腐败以外，还有很多原因。一位美国顾问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委员长不懂经济，还在于他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对此也一窍不通。政府有三种预算：一是纸币预算，二是粮食预算，三是委员长个人的预算。第三种数额之庞大无法计算。因为蒋介石可以向任何政府银行开出个人支票，没有人，甚至连财政部或行政院也不知道，为了承兑委员长个人的政府支票，需要出笼庞大的货币数量。
随着通货膨胀而来的是物价上涨，以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市为例，物价在1937年上涨11%，1938年上涨34%，从1939年中期开始，每6个半月物价就翻一倍，1940年4月左右，物价已达战前水平的四倍，到了1945年7月战争结束前夕，物价达到1937年水平的2048倍！⑦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造成的社会混乱是无法估量的。首先，人们的日常交往很难以诚相待，按时还钱是愚蠢的，借了钱尽快花掉才是明智的。其次，随着通货膨胀，人们的工资上涨。当物价上升了一百七十四倍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百零四倍，而著名大学教授的薪金只增加了十九倍。很多学者除了挨饿或讨饭外，别无谋生之道。但是对处境相同的政府官员来说，还可以选择贪污索贿。任何官员，除非受到上级青睐的有足够的粮食、衣料和日用品供给者外，是不能长期做到廉洁奉公的，贪污是比较容易的。这似乎成为了恶性循环，越是通货膨胀，政府便越腐败，越是腐败，通货膨胀则越严重。
通货膨胀使得有学识的进步之士和正派的人不可能为国民政府服务，除非他们愿意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或者沦于自我腐化。他们寻找和选择服务对象，那便是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民背离了国民党政府，拥戴并投身到共产事业中。
三、白修德与赫尔利、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白修德到达延安后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好的，认为毛泽东回答问题是直截了当的。他问毛泽东是否有希望改组国民党，是否有希望“解开这个结”，毛泽东回答这个结是无法解开的。对于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毛说希望很渺茫，认为谈判是国民党用来欺骗美国人的一种手段。
1944年11月，美国少将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延安，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中国国共两党之间停止内战或达成某种协议，联合起来以增强而不是分散抗击共同敌人日本人的力量。
但是在赫尔利开始和中共谈判前，白修德同赫尔利进行了一次较为重要的交谈，他把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赫尔利，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记者在受到一位身居要职的美国军人垂询时所必须汇报的情况。他告诉赫尔利，毛说过除非美国承认有一个事实上的共产党政府，并且把它看作伟大抗日战争中的 一个独立的盟友，否则就无法“解开疙瘩”，无法通过协商和平结束这场初见端倪的内战。
白修德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情况，没想到惹得赫尔利大怒，认为白修德破坏了他此行的计划，为此白修德吃尽苦头。二十年后他才从公诸于世的历史资料得知，赫尔利在和他谈话后立即向美国国务院发了电报，说他在延安起了坏作用，甚至骂他为“煽风点火的狗崽子”。而赫尔利在与毛泽东谈话时直接引用了白修德和毛谈话的内容，使得毛泽东怒不可遏，毛的翻译黄华甚至找上门来指责白修德把谈话内容告诉了赫尔利，他说：“我们本来是信任你的，我们以前以为你是个朋友。”因为白修德把共产党的想法透露给了美国政府，赫尔利和中国共产党从此都将他摈诸门外。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不希望美国政府知道他的想法却又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告诉一名美国记者呢？第一，毛泽东对来华的外国记者一直都是尊重的，或者说是充分利用的，他渴望通过外国记者将自己的思想带出延安去，让世界了解共产党，这是一种对党的宣传。他对来延安的外国记者是信任的，诸如斯诺和斯特朗等国际友人，他认为他们会宣传有用的东西。第二，毛泽东的性格具有自信狂放的一面，尤其在同人谈话中，显然对方只是个学生只有聆听的份，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有时也许并没有注意到有的话将会产生的影响。当然，赫尔利来到延安以及赫尔利此行的目的也许是他在谈话时没有预知的。所以，当白修德向赫尔利说出他的想法时他会愤怒，认为白修德出卖了他。
然而，白修德是正直的，他有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当他的老板，《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负责人，美国报业巨头亨利·卢斯袒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的时候，白修德与其分道扬镳了。
通过白修德，这位热爱中国革命事业的美国记者的描述，使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抗日战争以及动荡的社会，他客观真实的再现了那段历史，以亲身体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对抗外国侵略所做的努力。
注释：
①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115页.
②王天奖：《河南近代大事记1940-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418頁.
③张高峰：《豫灾实录》，《大公报》1943年2月1日.
④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第6-7页.
⑤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131页.
⑥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第127-128页.
⑦周锡瑞、李皓天：《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62-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