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巨变之一。早在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在他的历史哲学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预言：“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而与之双峰并峙的英国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则在20世纪70年代一再预言中国的崛起：“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只是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国“崛起”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是，若这种崛起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层次上，那等于是辜负了世界历史对中国的企盼。中国必须在文化上“崛起”，在一个全新的基点和视野上，全面复兴其传统文化，并进而以这一文化根基处的“独特思维方式”影响全世界，并最终与世界各国一道，冲出目前深刻的全球生态、社会、人文危机的泥潭，使世界获得“久觅不得的政治统一与和平”。
　　历史呼唤着中国，呼唤着中国的文化复兴！
　　
　　中国文化复兴的体制瓶颈
　　
　　每当我向大学本科生、在校或在职的研究生们，全文引述14~17世纪以来东西方著名思想家、学者、作家如利玛窦、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歌德、席勒、卡莱尔、爱默生、梭罗、雅斯贝尔斯、汤因比、泰戈尔、辜鸿铭、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钱穆等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对中国现状以及未来命运的一系列精辟论断，并进一步发挥为21世纪中国文化“崛起”之论时，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大学讲堂的听众席中，总是掠过一阵阵啧啧称奇的惊叹之声。
　　我总是以这样的提问结束这堂课：“历史如今把最大的机遇给予了中国人，但是，中国人眼下的才学、胆识、品德，足以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吗？”听众席再次掠过一阵阵深重的叹息！
　　下课以后，很多学生围住我发问：“为什么这么多古今中外精辟而富有预见的学术见解，在我们以前的课堂上却根本无从听到？”我正言以告：“因为你们所接受的是残缺不全的历史教育、无人文精神贯彻的人文教育、粗浅浮躁的高等教育！”
　　孔子尝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如今国人正热衷于探讨“中国文化的传播能力”、“中国的软实力”，但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自“二战”结束以来，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历史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巨匠式的学者，以及举世尊崇的、具独创性的人文思想体系？大批的人文学者主要依靠翻译、介绍、消化西方当代人文社科思想为生，在如此局面下，除了在某些电影节、艺术节上贩卖一些中国民俗旧货以外，如何能令世人将尊崇的目光投向中国，投向这个直至17世纪末仍居世界经济文化前列的、拥有5000年以上绵延不绝的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
　　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实力、文化面貌的，是教育、学术、传媒三大文化体制。目前中国的文化复兴，在这三大文化领域遭遇着巨大的思想瓶颈与体制瓶颈。
　　首先，在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育体制上，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模式，让考试分数死死捆住教师、学生、家长的手脚，使教师根本无暇以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作为教育蓝本，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培养、教育。由于无法训练每一个中国人独立审慎地判断和行动的能力，这一“人文主义的理性缺失”，不仅造成中国学生、家长、教师巨大的生理、心理负担，更造就了一个浮躁无序、盲目投机、极具风险的社会。
　　爱因斯坦曾批评说：“学分制令学生肤浅。”一个美国大学生修满80多个学分即可毕业，中国大学生却必须修满160多个学分！中国被举世尊为“最具历史感的民族”，可眼下大中小学以及研究生的教学大纲中，充斥着各种“魔鬼训练营”式的枯燥习题练习，还有芜杂浅俗、过目堵心的教材、各种根本背离实际操作情形的“实用技艺”。尤其是大学教育，能真正培养一个人独立分析、判断、抉择的人文主义内容微乎其微，在一种片面强调“专业化和实用化”的、急功近利的、支离破碎的教育模式、学术模式和思维模式下，大学生们在杂乱无章、深浅不一的众多芜杂课程之间门门混个及格，根本无从分辨每一学科的价值预设、根本原理与实用技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只能怀抱着一些浮光掠影式的空泛印象，盲目地投入一个异常纷繁复杂、竞争空前激烈的社会。
　　


　　在“应试教育”模式的挤压下，学生把宝贵的时间全部用来练习那些考试一结束即可完全置之脑后的各种“高分诀窍题”，他们的心灵的成长、人格的完善、学识的增进，完全被考试分数死死捆住，无从伸展；在这种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下，学生根本无法油然产生对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敬仰、钻研、继承、传播之心，也难以从根本处、精妙处吸收外来文化、西方文化的优长，最终更无法认清并承担每一个人身上应当承担的继承、发扬、传播、创造优秀文化的社会责任、历史责任！
　　其次，在学术管理体制上，目前妨碍中国文化崛起、文化奋进、文化创新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目前通行于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种事事处处以数量标准衡量一切的学术管理体制。
　　稍通学术者都还记得这句千古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但中国许多大学的学术管理部门，半年就要求学者报告一次所发表的专著、论文，并以此评定这位学者的薪酬！如此，谁还能安静做学问，全都去匆忙炮制那些发表以后即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学术赝品、学术垃圾，而一些所谓“核心”期刊的编辑便据此收受贿赂，大搞学术腐败。
　　这其中，尤以发表论著的数量、发表论文的杂志规格，而不以论著本身的质量为基本评判标准的学术评价体制 （比如CSSCI论文统计源），实乃不合理。这种依照标准化工业生产模式建立起来的学术模式，实际上是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生产力、创造力、想象力、审美力、道德力、传播力、影响力乃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全给窒息死了。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在“CSSCI”体制的挤压下，学者们无心钻研学术，全部精力用来拼凑论文并争取发表，不仅使学术腐败横生，更令教师的学术威望扫地以尽！
　　常言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目前学术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病，在于各级学术管理部门热衷于大搞特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盲目追求扩大规模、夺取锦标、抢夺资源，美其名曰“引入竞争机制”，实则是浪费国家宝贵的物质资源和人才资源。为了争取国家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重点项目的投资或应付层出不穷的各种考评、验收，各级大学管理机器，役使着大批学者，围绕那些“重点”团团乱转，制造出一批批堆积如山的“学术垃圾”，不断遭到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国际顶尖学人的讥评却乐此不疲，致使当代中国学者，连连发出“仿古”哀叹：“中国之大，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往昔日寇侵华，学子投笔从戎，如今国泰民安，学者竟然不能安心做学问、教书育人，学术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根本无法获得解放。目前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中国漫长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的，必须引起全民族的警觉和最高领导层的关注！
　　清代学者阮元尝云：“学术盛衰，当以百年前后论其升降焉。”笔者以为，百年前后之升降，尚嫌不足，现如今仅仅半年即妄自评定学者之优劣！余正读清末大儒孙诒让（1848－1908）积30年之功撰成之230万字、洋洋86卷之巨著《周礼正义》，孙诒让为著此书，常年不出“玉海楼”书房，才撰成此一“持论宏通、断制精确”的总结性、里程碑式的经学巨著，若依当今数量主义的标准衡量，孙先生一定是“不合格”！
　　学术是一个民族的最高精神堡垒，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强大后劲，更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最深根底。远有国家“首席院士”对“非典病毒”的误判而贻笑国际学界的案例，近有荣获全球仅几人具此资格的德国“洪堡学者”称号的中科院的青年科学家，因论文发表数量“不够”而被迫调动工作并抑郁自杀。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独断论”、“一刀切”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在始终作祟。个别大学、科研机构，迎此逆流而上，坚持“一本书主义”，即以一本或几篇论著的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学者理论素养、知识视野以及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这种不以数量而以学术质量评定学者水平的合理方式，简便易行，若能畅行坚持，必能使中国学术起死回生。
　　再次，在传媒体制上，片面强调利润、票房、收视率、市场份额、广告收益的所谓“传媒经济学”思维，将图书、报刊、影视、音像、网络等媒介的社会责任置之脑后，一味靠恶俗的“畅销书”、“商业大片”、“娱乐节目”来吸引眼球，使全国巨大的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被几个“各领风骚没几天”的流行产品统治，一旦“风光不再”，这些产品就大量积压库房，无人问津，造成中国文化产业的巨大损失。异军突起的网络传媒，更是把大海狂潮一般的信息堆积在大众、小资、中产阶层面前，迅速淹没、替代了原先大众传媒已然十分突出的低俗乏味的同质化产品，使整个文化市场呈无序竞争的态势......
　　教育、学术、传媒三大体制所暴露出来的根本缺陷，既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综合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科学、不和谐的发展观”的产物，更促成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和全民族的精神贫乏和价值混乱，实在是社会乱象之一大病根。急功近利、“政绩工程”式的选拔人才、评定学术、推出媒介的文化体制，不仅造成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化的荒芜、虚浮，更直接损害了中国在全球社会的文化形象，成为中国谋求文化复兴的巨大体制瓶颈与思想瓶颈。
　　
　　呼吁推行“休养生息”的文化政策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尝言：“政简则风清。”因为政策、体制简便、从容，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审批、摊派、验收工夫都可以省去，就会让许多企图从中获得利益者无从下手，则政风、民风必然清廉、纯正，行政效率也必然因此提高。
　　笔者以为，眼下中国教育、学术、传媒体制，恰如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代，急需一番层层减压、体制松绑、简便规章、轻薄“学役”的“精兵简政”功夫，即“休养生息”的文化政策。
　　第一，将盲目扩张规模、贪大求洋、以各种考试分数评定、选拔人才的“统一招考制度”转变为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上推行综合、全面的教育深度改革，开展教育改革的“全民讨论”与专家论证，推行货真价实的、人文主义的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切实营造龚自珍所企望的“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教育环境，在体制上解放全国学生、教师、家长，是解放中国文化生产力、创造力、传播力的第一步。
　　第二，应废止以“CSSCI”为代表的数量主义的学术评定制度，停止各种“重点基地、重点学科、重点项目”的申报、审批、验收等名目繁多的官样文章，变“政绩工程”式、官僚主义式的管理为宽松、民主、和谐的学术管理模式，让中国学者大大松一口气，让他们潜心学术、心无旁骛，尽最大努力切实保护每个学者的独特个性与学术追求，这样，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学术必能从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第三，变单一商业模式为主导的传媒体制为国有、民营、外资等多元传媒体制，国家合理控制并大力扶持少数资质优异的大型国有传媒，使其免去生存之忧，全力培育传播中外优秀文化；对资质一般的国有、民营传媒，交由市场去优胜劣汰；对有外资介入的传媒机构，则可有效管理、适度放开。
　　最后，中国应仿效欧洲各国，迅速研究并通过一个立法与行政配套的政策体系，责令每个教育、学术、传媒机构，必须提供一个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授、研究、出版、发行、传播的空间，使中国5000年的伟大遗产不至于在当今所谓全球化，实则西化、实用化的时尚文化潮流前被逐步湮灭。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并且有关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民族精神的“休养生息”问题，即深刻反思并清醒直面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断裂”格局，重新界定、诠释、创造性地理解并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如何重新培育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如何从中国伟大的文明遗产中，提炼生发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价值体系，让这一体系与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对接”，这一中西融汇的价值体系、道德秩序，不仅使中西之间（尤其是中美、中欧之间等）的文明对话成为可能，更进而增进了解，避免冲突碰撞，使中西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加强沟通、互惠，共促世界和谐与繁荣。
　　这里不妨为“和谐社会”的伟大理论作一历史性的注解或引申。当上古时代，中国政教正处于完善的进程中，堯帝在中国第一篇政治文献《尚书·尧典》中就提出了“天下大同”这一全人类的最高文明理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在我所理解的“中国世界观”或“中国价值观”中，这一被置于全篇之首的“理想”宣示，具有雄浑磅礴的精神气度，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确实发扬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美德，我们就能使天下万国和平共处地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
　　或许，这就是汤因比等历史哲学大师对中国人的文化“崛起”所抱的光明希望的学术根底之所在，更是每一个中国人重新认同于这万古绵延的伟大理想，并奋进不息地承担世界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的精神动力。
　　中国，魂兮归来！
　　
　　毛峰，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副教授、《媒介批评》编委、“励耘文库·文化与传播研究”学术丛书主编、“文明论坛”发起人、“文明传播研究”课题组成员。出版学术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以及诗歌、散文、戏剧等作品，约百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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