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时的山村里，过年，是一件盛事。扫房、糊屋子、赶年集、买年画、磨豆腐、杀年猪、挂灯笼、贴对联……看似忙乱却又打理得井井有条。山里人贫瘠黯淡的生活，只在隆冬腊月的那个瞬间，被火红的灯笼、春联点亮。平时撙着撙着，过年了，可不能再抠抠索索。话是这么说，心里却还在舍不得花钱，好在只要多用点心思，这年，还是可以装扮得热热闹闹。
　　农历逢一逢六是山外镇上的大集。若说集日，平时也只一般，只有进了腊月，才正经像个集日。山里人手里拎了三兩只鸡，篮子里挎了冻酸梨、风干栗子、昨夜新摊的大铬馇，口袋里装了半袋黄豆、花生，手推车上推了满满一车干松枝或劈柴，会点儿木匠手艺的索性扛了自己打的小饭桌、小木凳，总之，罕有口袋里揣了现钱儿去赶集的。镇上马路两旁，早早地铺开摊位，带来的东西好歹总要尽快出手，换到手的几块钱还没等攥热乎，就又赶紧这里那里踅摸着，换成家里过年所需的年货。墙角的大锅羊汤正滚开着，浓浓的羊膻气味儿飘过来，口水都要馋出来了，可捏捏那几张票子，还是舍不得凑过去，嘬嘬牙花，又奔了旁处。集市上的诱惑实在太多，这也是父亲从来不带我们逛集的原由。
　　父亲去赶集，我很知趣，从不纠缠父亲，也从不提各种要求。因为我知道，他能为我做的，自然会悄悄带给我。新衣服新鞋，是从来不买的，一般情况是，上边的哥哥姐姐穿旧了，巧手的母亲缝补一下，浆洗干净，就给了我。我这就知足。父亲知道我喜欢什么，除了他亲手为我做的溜冰车、洋火枪，就是赶集回来带给我的小鞭儿（鞭炮）、摔炮，这些会让我兴奋好久。在这些之外，还缺什么呢？其实，父亲早就心知肚明，这个老疙瘩儿子，最最喜欢的，还得是那些年画。
　　我真是喜欢年画。我们山里管年画就叫“画儿”。
　　家里的墙壁是父母自己脱坯砌起来的，表面光溜溜的抹的是黄土泥。为了让这墙壁生动起来，哥哥姐姐们在边上学边劳动的空隙里，就把自己的涂鸦“作品”粘贴在上面；偶尔，欣赏了他们的“创作”，我也不甘认输，灶坑里、火盆里拣出一块木炭，也就涂抹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快乐。后来，父母不知靠脸皮从哪里淘换来旧报纸，把被岁月的烟火灰尘和我们的胡涂乱抹折腾得一片狼藉的墙壁，换上了一副新鲜面孔。这下我可高兴了，报纸上的方块字和题图尾花，给了我另一种追求和享受。每天，一有空儿，我就在炕上躺着看，攀着窗棂、蹬着窗台看，爬到板柜上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乐趣啊！可我的这一乐趣，很快被生活夺走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辛苦劳作终究没有白费，我们的生活悄悄改善，体现在墙壁上，就是，在某一年腊月，旧报纸被一层洁白干净的窝子纸覆盖了。我的一位在另一条山沟里蜗居的姑父，会糊屋子的手艺，就是他，在父亲的配合下，夺走我“阅读”的快乐。
　　生活，总该有些颜色才好啊！正在为失去旧报纸而纠结的我，得到了另一种补偿。这就是，花花绿绿的年画。
　　走上我家墙壁的最初的年画，仿佛只是那种单张的。题材有人物，例如财神爷、关老爷和伟人，还有大胖小子抱着大红鲤鱼；有花鸟，例如画着莲花和金鱼的“连年有余”，画着古松和仙鹤的“松鹤延年”；有山水，高山上流下几条溪水的，一个长胡子老人拄着拐杖看山景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有一种杨柳青的年画，让我闹过笑话——当着山外来的亲戚，我煞有介事地给大家介绍，这幅画是画家“杨柳”在“青年”时候画的！后来，还有过《潇湘黛玉》，其间只认得一个“玉”字，另三个字悄悄问过母亲，她没搭理我，估计她也不认得。那时候我没有字典，就是有我也还不会查呢，若问哥哥姐姐，似乎又很丢人。有一幅《刘海砍樵》，这我认得，我卖弄给姐姐——刘海砍“焦”！这样的尴尬还有，一次去姥姥家，舅舅屋里贴着“十大元帅”，一位姨父考我，我没打怵，却把“罗荣桓”念成了“罗荣恒”。我喜欢年画，除了看图、认字，还偷偷临摹，为此把作业本撕得薄薄的，比我大两岁的姐姐没少向母亲打小报告。
　　后来，又有了文图并茂的“整出子”的年画，例如《红灯记》《小刀会》《柳毅传书》《花为媒》《西厢记》《宝莲灯》等等。这样，每看一幅画，就像读了一本书、看了一场戏。
　　每次都是估摸着父亲该从集上回来了，哪怕当时跟二头、小四儿他们玩得正欢，也匆匆结束玩耍，回家里等着父亲；有时等得心急，还翻过通山外的那道山梁去接父亲。父亲一进家，我赶忙把锅里熥着的白薯拿给父亲，再给父亲倒碗水。然后，就抢过父亲买回的画儿，解开捆画儿的纸绳儿，把画儿一一铺展在炕上，如饥似渴地“欣赏”起来，有时还品评着这个好那个不好，丝毫也不考虑父亲的感受。匆匆看完，主动张罗着要贴画儿，父亲这时就拦阻着说，等着你妈来贴吧，你贴还不贴得哩溜歪斜的。当时，母亲往往正在碾棚里轧黏面。我就跑着去报告母亲——妈，我爸赶集回来了，买画儿来了，快回去贴画儿吧！母亲抱着碾杆停下来，微笑着说，再等一小会儿就轧完了，回去再贴。看母亲额头上沁出了汗水，我赶忙跑过去，也抱起碾杆，帮她轧碾。不一会儿，父亲顾不上歇息，也来帮忙。
　　母亲要贴年画了！她先用一把马勺打了糨子，然后上炕，细心地把墙壁上的旧画儿揭下来。旧画儿我们也舍不得扔，只要还没坏，我们就把它们从墙壁的醒目位置揭下来，移到稍显背角的地方。如果画儿已经坏了，我们就把它裁剪一下，用来包书皮儿，作垫本儿纸。墙上腾出了地方，母亲再把新画儿的四个角背面抹上糨子，比画着往墙上粘贴。这时，我就在一边儿指挥——不中，歪啦！南边儿往上去点儿，不中，又高咧，再下来点儿！就这样，一幅一幅的年画，都在墙壁上有了位置。贴完画儿，母亲离得远远地照量一下，看画儿是否贴得正，然后就再凑近些，跟我一起看画儿，不时还考考我——这个字儿念啥？我一张画儿一张画儿地看，看得脖梗子酸疼酸疼的。
　　在年前那几天里，我往往忙得不可开交，既要顾及交情跟二头、小四儿、小五儿等玩玩洋火枪、甩几个小鞭儿，还一心想着看画儿。我见人就问——你家买画儿了没？贴画儿了没？一听对方说买了、贴了，就手一挥，招呼着伙伴们去那家看画儿。这样，呼隆一下去了这家，呼隆一下又跑去了那家。等都看完，我还骄傲地自夸——就他们这些画儿，不咋地，走，带你们去看我家的！噼里啪啦，大棉鞋一阵响，伙伴们就跑进我家。看完了画儿，有的偷着撇嘴，有的违心地点头说好。有时，不管是年前年后，还是平常，我有幸到亲戚家去，看画儿也成了我一项重要的精神享受。有时，不满足于看画儿，运气好的话还会受赠一两本小人书！
　　那时候，能读到的书很少，除了自己的课本、哥哥姐姐们学过扔掉的课本，我实在没什么可读的，恐怕我最重要的启蒙还是来自于墙壁上的“文化”。从墙壁上，我学习新知，感知人生，认识世界。我不仅受到美术图画的启蒙教育，还接触了最初的文字和文学；更重要的是，我还学到评判是非美丑的人生知识。《红灯记》告诉我革命人无所畏惧、为了革命理想勇于牺牲；《柳毅传书》则启迪我，像柳毅那样忠厚老实，就会获得甜蜜爱情和美好生活；《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告诉我亲情的宝贵，为了正义和亲情，要勇敢面对变故，机智勇敢地去战胜邪恶；《花为媒》，王俊卿、李月娥，贾俊英、张五可，虽然情节错杂纷乱，貌似荒诞，但也让人懂得好事多磨、真情历经磋磨会更耐久。
　　生活的阳光，一边抚慰着山里清淡的日子，一边在我家的墙壁上，留下明灭的季节更替的影子。如今，腊月，还是那么慵懒地走来，春节却似乎成了过场。旧时光已经渐行渐远，迎面而来的这些新鲜的情节，却似乎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就说这年画，渐渐变成了塑料画儿，变成了袒胸露背的影视明星，变成了一大本一大本的豪华挂历，乃至尴尬地退出它的舞台，这又是怎样一种无奈呢？
　　墙壁还是那墙壁，时光却渐渐老去。虽然，人们不断改进着墙壁的构造；虽然，人们不断地给墙壁上添加新的风情，譬如大尺幅的玻璃镜子，凹凸的壁纸，手编的挂毯，高级绣品，电视背景墙，所谓名人字画……但是，这一切真的让我感到陌生，从中，我看不到往昔那些给我无尽享受的简单恬谧的生活的色泽！
　　有一天，我问一位八零后大学生同事——你知道画儿、年画儿吗？他茫然地摇摇头。
　　我总觉得，墙壁，日益厚重繁琐的墙壁，隔断了一些什么。那些给了我们快乐的花花绿绿的画儿，那些年画儿，只是其中一种。
　　（王金保，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夏夜的怀想》、长篇小说《水下长城》、诗集《梦，或者爱》、电影剧本集《老少爷们》等；有作品见于《人民日报》《诗刊》《中华诗词》《诗选刊》《散文百家》《河北作家》《小说月刊》《电影画刊》《意林》等报刊。）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