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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第一批官方留学生计划半途夭折
新中国首批留学生奔向苏联
现在，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莘莘学子负笈海外，他们身后，是家庭和祖国的殷殷期盼。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折射的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清朝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清政府在1872年决定选派第一批官方留学生的时候，美国本不是清政府所考虑的理想目的地。刚刚经历过南北战争的美国同许多欧洲国家相比，既贫又弱，政治形势也很不稳定。其大学教育体制也尚待完善，远不及欧洲大学的完备和声望。比起主要的欧洲强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较小，在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利益。更糟糕的是，美国很多州正在实施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法案。尽管如此，美国仍然被选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目的地。
自从1860年外国人逼迫清廷，提出要中国允许其进驻北京内城（即紫禁城）并设立公使馆的要求之后，清廷不得不频繁与外国人打交道。朝廷面临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就是缺乏精通欧洲语言、能处理外交事务的人才。清廷要求广东、江苏等地官员推荐外语人才时，两广总督上奏说无人可荐。江苏巡抚则奏称，尽管有人毛遂自荐，但是其表达问题的能力远远不够格。迫于无奈，清廷于1861年决定在北京成立一所外语学校，名为同文馆。但就连这样一项举措，也遭到保守派极力反对。为了表达不满，这些强硬的顽固派之间传阅着这样的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中国对于近代教育显然依旧缺乏兴趣，但是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不久就为第一个官方资助的留美幼童团铺平了道路。这两个运动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意识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近代技术和技艺。
随后出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招收到合格幼童，而孩童的父母们对此态度颇为冷淡。在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视学习洋务为可鄙之事，出洋更是奇耻大辱。有人甚至把在总理衙门任职视作耻辱：据说倭仁听到自己被派到总理衙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任职的消息后“潸焉出涕”，打算辞去所有官职，几乎故意弄伤自己来躲避任命。当时愿意出洋为使的中国人也寥寥无几。一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在日记中声称，派遣学童到外国去将给中国带来耻辱，因为这“就像寄人篱下，等同于人质。蛮夷会随时随地控制和耻笑他们”。被送出国甚至是比遭到流放还要悲惨的命运。
迟至1876年，郭嵩焘才被任命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与同时代人不同，他对洋务很感兴趣，相信外交的作用，但是接受驻英公使的任命使他遭到士大夫们的鄙视。一个湖南同乡在日记中写道，湘人都以认识郭嵩焘为耻。有人认为郭嵩焘愿意出国是一种叛国行为，威胁要取他的性命，毁掉其祖先祠堂。有人编出一副对联讥讽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洋务官员尚且招致如此痛骂嘲讽，可以想见，选招学童送到国外留学十五年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正如后来有的留学生所言，“那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冒险。听说大美国是野蛮人的地方，我们可不愿意被送去让他们剥掉我们的头皮”。
最终，大多数留学幼童来自广东省。具体来说，120名留美幼童中有83名来自广东，22名来自江苏。这两个省都位于沿海，很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长期受到外来影响。大多数学童来自乡村，或来自经商人家，其父辈在受教育或经商当中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所有幼童均为汉人，没有一个满族男孩。这些幼童的平均年龄在13岁上下，最小的10岁，最大的20岁。
这群孩子第一次远离父母亲人，在闷热的船舱中饱受晕船和思乡之情折磨的时候，谁也不曾想过，他们正在谱写中国近代史、文化史上的崭新一页。
正是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成功的适应和改变，为后来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埋下了种子
中国学童改变之迅速令美国人赞叹。这些幼童刚来时穿的是中式套装，但他们很快就将其抛开，换上了美式服装。这些中国少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美国人仍然记得他们每一个人。钟文耀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时候体重只有90磅，但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在耶鲁，他成为赛艇队发号施令的号手。在他之前，赛艇队没有胜任的号手，一直成绩不佳。钟文耀开了中国人担任学校赛艇队号手的先例，并在1880年击败了哈佛大学。一个美国人菲尔普斯回忆，“这些中国男孩还在许多方面把我们比了下去，让我们相当嫉妒”。他们“一旦进入社交场所，我们谁都没有机会了”。最引人注目的女孩總是青睐这些东方少年。
不幸的是，正是这种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成功的适应和改变，为后来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埋下了种子。
1881年夏，所有清朝留学生，甚至包括当时已经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全部被要求立即回国。当初这些学童期望留在美国15年，到了1881年，已经有43名学童获准升入大学学习。这些人中，之后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了大学学业。
提前撤回留美幼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席卷美国各地的排华浪潮。1882年的《排华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开明友善态度，导致西点军校和在阿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拒绝接受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官员根本不关心海外的中国人，只有李鸿章在关注美国形势及歧视华人所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
清朝留美幼童计划失败的命运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李鸿章和曾国藩任命陈兰彬为留学事务总监督、容闳为副手时，就已经为留学计划的最终夭折埋下了隐患。这两个人可谓格格不入，翰林出身的总监督和汉文教习“主要考虑如何让学生抓紧学习中国学问，保留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容闳和翻译则想让这些幼童“尽可能多地吸取西方知识和文化”。
1880年，吴嘉善接替陈兰彬任总监督，他是个狂热的保守派，对留美幼童大加挞伐，上奏朝廷，夸张地判定这些留美幼童：学成供蛮奴，否则仍汉痴。国家糜金钱，养此将何为？ 容闳向美国人寻求帮助。尽管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前总统都参与了游说，仍无济于事。留美幼童全部被提前撤回。一共有120名幼童被送到美国，有两名病故，另外约有七名学童由于健康等原因被送回国。在全部被撤回的学生中，有六名学生很快通过其他途径自行返美，其中五人终生留在了美国。
在120名最初被送到美国学习的幼童中，唐绍仪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有两人任外交部长，另有两人曾作为公使代表中国先后被派驻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和秘鲁。还有人成为城市建设的工程师和煤矿工程师，或者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建功立业。詹天佑设计并建造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全部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蔡廷干在甲午海战中任鱼雷艇指挥，后来他成为袁世凯的私人秘书。另一名留美幼童，即20世纪初担任驻美公使的梁诚，根据对美国文化精妙的了解和把握，通过交涉，成功说服美国政府于1908年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所退款项也用于建立后来的清华大学，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亦为当年留学幼童之一。庚款留学计划前后资助了大约两千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及火箭专家钱学森等。
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说的这番话，将赴苏留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最恰当的方法是，大规模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年—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一列列呼啸的列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满载着黑头发、黄皮肤的青年，从北京驶向他们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莫斯科。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就此拉开。
1951年派遣的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都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的具有革命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中苏两国在留学生的派遣和教育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1951年10月，林伯渠作为巡视组成员赴苏联看望首批留苏学生后十分憂虑。他建议，以后再派留学生，要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也可以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后经研究，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1952年3月，刚刚筹建的留苏预备部开始招收留苏预备生。
当时留苏预备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留苏预备生们称之为“过三关”。
1、业务学习与考核
2、严格的政治审查
3、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
其中有一项让这些平时吃惯了玉米面、窝窝头的年轻人感到开心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学生都营养不良，周恩来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
留苏预备部除进行俄语强化培训和进一步政治审查外，给学生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出国前，为每人装满两大箱衣物和日用品，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为大家置办的。”
每年在留苏预备部的学期结束，即将启程赴苏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会亲自来为同学们饯行。1953年，周恩来赶来为大家送行，会后，他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学生们观看了一场京剧《将相和》，周恩来特别说道，中国同学自己要团结，跟苏联同学、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学也要团结。
早就憋足干劲的青年学子一到苏联，就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在学习上。为了能早日掌握苏联的先进技术，报效祖国，每个留学生都将学习变成了自己肩负的重要任务。
中方可谓举全国之力走着留苏这条加快培养建设人才的“捷径”。领导人也对留苏学生寄予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毛泽东说。
中苏两国“蜜月”期里，苏联几乎所有大学和所有专业，包括国防、保密、尖端科技、特殊工种的专业都向中国留学生开放，同时承担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而绝大多数留苏学生也都以优异成绩按时毕业，学有所成。
从1950年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这批留学生成为新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被誉为“共和国航船全速前进的动力源”。
那句曾经激励了无数人成长的名言从未被忘记：“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曾是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集体座右铭，更是留苏学子奉献祖国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学生：夜以继日地学习，为的是回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教育部迅速开始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从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选出52名学者。为了赶在中美建交前夕到达美国，他们于12月26日乘法航途径巴黎转乘美航，历25小时抵达华盛顿。 “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外汇奇缺。52个人一共只有50美元，在领队兜里揣着。出国前夕，大家去做了西装、帽子、包，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在巴黎转机，巴黎可是时髦之都，我们到了那，仿佛成了‘外星来客’。”
美国时间1978年12月27日下午，一行人终于抵达纽约国际机场。作为领队的柳百成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出海关便看到成群的美国记者，报纸、电视台的记者都有，镁光灯、补光灯照得机场大厅通亮。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吴葆祯大夫代表大家用英语宣读了他们在飞机上早已起草好的声明，声明最后几句是：“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对于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来讲，“打开眼界”是他们出国留学的最大感受。留学让他们看到了国际科学发展方向、潮流，也让他们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他们从来没见过高速公路，没见过高速公路上有那么多汽车。那时候不仅他们看美国新鲜，美国媒体看他们也新鲜。他们在超市买鸡的画面被美国媒体拍下来，登上杂志封面，标题是“中国人第一次到超市买东西，正在选购一只鸡”。
刚到美国时，他们应邀参加总统夫人的招待会。晚宴结束后，他们准备穿外套回家，不料他们发现所有人的大衣都堆在一起分不出来了，因为这是出国置装时的统一定制，样式都一样。这个窘境也被美国媒体拍了下来……大家只好自嘲自己是“土而齐”——“又土又齐”。
留学生被分配在乔治城大学和美利坚大学进行强化英语训练，经过三个月的语言学习，他们被分配到全美各著名大学、研究所开始学习研究。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房是留学生的常住地。留学生夜以继日地学习，为的是回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專家或学术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公派留学的意义，有人说那是一场及时雨，但更大的意义不在于那次留学本身，而在于那只是一个开端。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几十人的涓涓细流，到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大关。涓涓细流已经成了奔流的江河，奔涌向前。
现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4
2019年底，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在北京发布。报告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国际留学生数量持续上升，反向留学也开始兴起。目前全球有超过500万学生在其祖国以外的国家接受教育，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67%，以全球接收国际留学生最多的八个留学目的国（美、英、中、德、法、澳、加、日）为例，2019年，这八个国家接收国际留学生总数达3123398人，比2018年增长了6.9%。此外，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累计留学回国人数超过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一半。
截至2019年，中国是美、加、英、澳等英语国家的最大留学生生源国，也是日、韩、新等汉语文化圈国家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据统计，中国留学生数量占美国、加拿大两国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均超过30%。此外，在以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为代表的汉语影响范围内的国家，中国留学生也是人数最多的留学群体。仅以韩国为例，2019年留韩的中国学生占韩国留学生总数的62%。
《报告》指出，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4，作为留学生大国影响着国际留学态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还指出，我国在美留学本科生首超研究生，本科留学生增速明显快于研究生，留学低龄化现象更加明显，掀起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潮。
《报告》指出，2019年度，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有12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5%，这意味着每四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中国成为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总数也超过美国的出国留学生和在美留学生总数，中国留学生的国际流动将影响全球国际态势。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持续推进，中国拓宽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留学通道，吸引接收了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随着更多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预计这一区域国家来中国留学人数还将有较大增长。★
（责编/兰嘉娜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中国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徐国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振兴伊始：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王伟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3月版;《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新中国首批留学生奔向苏联
现在，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莘莘学子负笈海外，他们身后，是家庭和祖国的殷殷期盼。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折射的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清朝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清政府在1872年决定选派第一批官方留学生的时候，美国本不是清政府所考虑的理想目的地。刚刚经历过南北战争的美国同许多欧洲国家相比，既贫又弱，政治形势也很不稳定。其大学教育体制也尚待完善，远不及欧洲大学的完备和声望。比起主要的欧洲强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较小，在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利益。更糟糕的是，美国很多州正在实施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法案。尽管如此，美国仍然被选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目的地。
自从1860年外国人逼迫清廷，提出要中国允许其进驻北京内城（即紫禁城）并设立公使馆的要求之后，清廷不得不频繁与外国人打交道。朝廷面临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就是缺乏精通欧洲语言、能处理外交事务的人才。清廷要求广东、江苏等地官员推荐外语人才时，两广总督上奏说无人可荐。江苏巡抚则奏称，尽管有人毛遂自荐，但是其表达问题的能力远远不够格。迫于无奈，清廷于1861年决定在北京成立一所外语学校，名为同文馆。但就连这样一项举措，也遭到保守派极力反对。为了表达不满，这些强硬的顽固派之间传阅着这样的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中国对于近代教育显然依旧缺乏兴趣，但是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不久就为第一个官方资助的留美幼童团铺平了道路。这两个运动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意识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近代技术和技艺。
随后出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招收到合格幼童，而孩童的父母们对此态度颇为冷淡。在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视学习洋务为可鄙之事，出洋更是奇耻大辱。有人甚至把在总理衙门任职视作耻辱：据说倭仁听到自己被派到总理衙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任职的消息后“潸焉出涕”，打算辞去所有官职，几乎故意弄伤自己来躲避任命。当时愿意出洋为使的中国人也寥寥无几。一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在日记中声称，派遣学童到外国去将给中国带来耻辱，因为这“就像寄人篱下，等同于人质。蛮夷会随时随地控制和耻笑他们”。被送出国甚至是比遭到流放还要悲惨的命运。
迟至1876年，郭嵩焘才被任命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与同时代人不同，他对洋务很感兴趣，相信外交的作用，但是接受驻英公使的任命使他遭到士大夫们的鄙视。一个湖南同乡在日记中写道，湘人都以认识郭嵩焘为耻。有人认为郭嵩焘愿意出国是一种叛国行为，威胁要取他的性命，毁掉其祖先祠堂。有人编出一副对联讥讽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洋务官员尚且招致如此痛骂嘲讽，可以想见，选招学童送到国外留学十五年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正如后来有的留学生所言，“那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冒险。听说大美国是野蛮人的地方，我们可不愿意被送去让他们剥掉我们的头皮”。
最终，大多数留学幼童来自广东省。具体来说，120名留美幼童中有83名来自广东，22名来自江苏。这两个省都位于沿海，很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长期受到外来影响。大多数学童来自乡村，或来自经商人家，其父辈在受教育或经商当中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所有幼童均为汉人，没有一个满族男孩。这些幼童的平均年龄在13岁上下，最小的10岁，最大的20岁。
这群孩子第一次远离父母亲人，在闷热的船舱中饱受晕船和思乡之情折磨的时候，谁也不曾想过，他们正在谱写中国近代史、文化史上的崭新一页。
正是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成功的适应和改变，为后来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埋下了种子
中国学童改变之迅速令美国人赞叹。这些幼童刚来时穿的是中式套装，但他们很快就将其抛开，换上了美式服装。这些中国少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美国人仍然记得他们每一个人。钟文耀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时候体重只有90磅，但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在耶鲁，他成为赛艇队发号施令的号手。在他之前，赛艇队没有胜任的号手，一直成绩不佳。钟文耀开了中国人担任学校赛艇队号手的先例，并在1880年击败了哈佛大学。一个美国人菲尔普斯回忆，“这些中国男孩还在许多方面把我们比了下去，让我们相当嫉妒”。他们“一旦进入社交场所，我们谁都没有机会了”。最引人注目的女孩總是青睐这些东方少年。
不幸的是，正是这种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成功的适应和改变，为后来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埋下了种子。
1881年夏，所有清朝留学生，甚至包括当时已经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全部被要求立即回国。当初这些学童期望留在美国15年，到了1881年，已经有43名学童获准升入大学学习。这些人中，之后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了大学学业。
提前撤回留美幼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席卷美国各地的排华浪潮。1882年的《排华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开明友善态度，导致西点军校和在阿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拒绝接受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官员根本不关心海外的中国人，只有李鸿章在关注美国形势及歧视华人所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
清朝留美幼童计划失败的命运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李鸿章和曾国藩任命陈兰彬为留学事务总监督、容闳为副手时，就已经为留学计划的最终夭折埋下了隐患。这两个人可谓格格不入，翰林出身的总监督和汉文教习“主要考虑如何让学生抓紧学习中国学问，保留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容闳和翻译则想让这些幼童“尽可能多地吸取西方知识和文化”。
1880年，吴嘉善接替陈兰彬任总监督，他是个狂热的保守派，对留美幼童大加挞伐，上奏朝廷，夸张地判定这些留美幼童：学成供蛮奴，否则仍汉痴。国家糜金钱，养此将何为？ 容闳向美国人寻求帮助。尽管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前总统都参与了游说，仍无济于事。留美幼童全部被提前撤回。一共有120名幼童被送到美国，有两名病故，另外约有七名学童由于健康等原因被送回国。在全部被撤回的学生中，有六名学生很快通过其他途径自行返美，其中五人终生留在了美国。
在120名最初被送到美国学习的幼童中，唐绍仪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有两人任外交部长，另有两人曾作为公使代表中国先后被派驻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和秘鲁。还有人成为城市建设的工程师和煤矿工程师，或者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建功立业。詹天佑设计并建造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全部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蔡廷干在甲午海战中任鱼雷艇指挥，后来他成为袁世凯的私人秘书。另一名留美幼童，即20世纪初担任驻美公使的梁诚，根据对美国文化精妙的了解和把握，通过交涉，成功说服美国政府于1908年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所退款项也用于建立后来的清华大学，而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亦为当年留学幼童之一。庚款留学计划前后资助了大约两千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及火箭专家钱学森等。
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说的这番话，将赴苏留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最恰当的方法是，大规模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年—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一列列呼啸的列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满载着黑头发、黄皮肤的青年，从北京驶向他们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莫斯科。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就此拉开。
1951年派遣的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都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的具有革命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中苏两国在留学生的派遣和教育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1951年10月，林伯渠作为巡视组成员赴苏联看望首批留苏学生后十分憂虑。他建议，以后再派留学生，要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也可以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后经研究，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1952年3月，刚刚筹建的留苏预备部开始招收留苏预备生。
当时留苏预备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留苏预备生们称之为“过三关”。
1、业务学习与考核
2、严格的政治审查
3、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
其中有一项让这些平时吃惯了玉米面、窝窝头的年轻人感到开心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学生都营养不良，周恩来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
留苏预备部除进行俄语强化培训和进一步政治审查外，给学生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出国前，为每人装满两大箱衣物和日用品，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为大家置办的。”
每年在留苏预备部的学期结束，即将启程赴苏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会亲自来为同学们饯行。1953年，周恩来赶来为大家送行，会后，他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学生们观看了一场京剧《将相和》，周恩来特别说道，中国同学自己要团结，跟苏联同学、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学也要团结。
早就憋足干劲的青年学子一到苏联，就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在学习上。为了能早日掌握苏联的先进技术，报效祖国，每个留学生都将学习变成了自己肩负的重要任务。
中方可谓举全国之力走着留苏这条加快培养建设人才的“捷径”。领导人也对留苏学生寄予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毛泽东说。
中苏两国“蜜月”期里，苏联几乎所有大学和所有专业，包括国防、保密、尖端科技、特殊工种的专业都向中国留学生开放，同时承担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而绝大多数留苏学生也都以优异成绩按时毕业，学有所成。
从1950年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这批留学生成为新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被誉为“共和国航船全速前进的动力源”。
那句曾经激励了无数人成长的名言从未被忘记：“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曾是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集体座右铭，更是留苏学子奉献祖国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学生：夜以继日地学习，为的是回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教育部迅速开始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从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选出52名学者。为了赶在中美建交前夕到达美国，他们于12月26日乘法航途径巴黎转乘美航，历25小时抵达华盛顿。 “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外汇奇缺。52个人一共只有50美元，在领队兜里揣着。出国前夕，大家去做了西装、帽子、包，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在巴黎转机，巴黎可是时髦之都，我们到了那，仿佛成了‘外星来客’。”
美国时间1978年12月27日下午，一行人终于抵达纽约国际机场。作为领队的柳百成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出海关便看到成群的美国记者，报纸、电视台的记者都有，镁光灯、补光灯照得机场大厅通亮。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吴葆祯大夫代表大家用英语宣读了他们在飞机上早已起草好的声明，声明最后几句是：“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对于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来讲，“打开眼界”是他们出国留学的最大感受。留学让他们看到了国际科学发展方向、潮流，也让他们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他们从来没见过高速公路，没见过高速公路上有那么多汽车。那时候不仅他们看美国新鲜，美国媒体看他们也新鲜。他们在超市买鸡的画面被美国媒体拍下来，登上杂志封面，标题是“中国人第一次到超市买东西，正在选购一只鸡”。
刚到美国时，他们应邀参加总统夫人的招待会。晚宴结束后，他们准备穿外套回家，不料他们发现所有人的大衣都堆在一起分不出来了，因为这是出国置装时的统一定制，样式都一样。这个窘境也被美国媒体拍了下来……大家只好自嘲自己是“土而齐”——“又土又齐”。
留学生被分配在乔治城大学和美利坚大学进行强化英语训练，经过三个月的语言学习，他们被分配到全美各著名大学、研究所开始学习研究。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房是留学生的常住地。留学生夜以继日地学习，为的是回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專家或学术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公派留学的意义，有人说那是一场及时雨，但更大的意义不在于那次留学本身，而在于那只是一个开端。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几十人的涓涓细流，到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大关。涓涓细流已经成了奔流的江河，奔涌向前。
现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4
2019年底，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在北京发布。报告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国际留学生数量持续上升，反向留学也开始兴起。目前全球有超过500万学生在其祖国以外的国家接受教育，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67%，以全球接收国际留学生最多的八个留学目的国（美、英、中、德、法、澳、加、日）为例，2019年，这八个国家接收国际留学生总数达3123398人，比2018年增长了6.9%。此外，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累计留学回国人数超过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一半。
截至2019年，中国是美、加、英、澳等英语国家的最大留学生生源国，也是日、韩、新等汉语文化圈国家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据统计，中国留学生数量占美国、加拿大两国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均超过30%。此外，在以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为代表的汉语影响范围内的国家，中国留学生也是人数最多的留学群体。仅以韩国为例，2019年留韩的中国学生占韩国留学生总数的62%。
《报告》指出，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4，作为留学生大国影响着国际留学态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还指出，我国在美留学本科生首超研究生，本科留学生增速明显快于研究生，留学低龄化现象更加明显，掀起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潮。
《报告》指出，2019年度，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有12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5%，这意味着每四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中国成为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总数也超过美国的出国留学生和在美留学生总数，中国留学生的国际流动将影响全球国际态势。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持续推进，中国拓宽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留学通道，吸引接收了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随着更多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预计这一区域国家来中国留学人数还将有较大增长。★
（责编/兰嘉娜 责校/袁栋梁 来源/《中国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徐国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振兴伊始：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王伟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3月版;《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