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并没有明显被高估。2010年6月汇改重启后，人民币在波动中缓慢小幅升值，最高至6.1。2015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元走强，人民币持续小幅贬值，目前接近6.6，处于最近5年来的低位，大约与2010年底、2011年初水平相当。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在世界中仍高居前列，且贸易收支持续顺差，因此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经济基础。
　　当前人民币贬值压力与市场预期及央行汇率管理操作有关。2014年，在大多数国家货币对美元均有不同程度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不贬反而微升，积累了一定的贬值压力。2015年“811”汇改消除境内中间价和交易价汇差，2016年年初消除境内外汇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都短暂出现较大幅度的一次性贬值，逐渐形成贬值预期。2015年12月11日，央行公布人民币汇率指数，重提参考一篮子货币，在美元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被市场解读成了央行默认甚至诱导贬值。近期央行释放的信号，或跟央行要修正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外汇储备、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政策有关，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形成一致性贬值预期。
　　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明显高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国内也不乏人民币贬值的声音，但应该明确，汇率较大幅度的贬值和波动弊大于利。首先，当前出口压力主要源于外需疲软，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作用不是太大，汇率不稳还会增加出口企业的汇率管理成本。其次，在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期间我国企业积累了近万亿美元左右的外债，人民币贬值会加大这些企业的偿债负担。再次，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传导到资本市场，会引起我国资产价格重估，可能造成股市与汇市共振，平添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
　　人民币汇率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我国政府也具备稳定汇率的实力。实行稳定人民币汇率政策要有战略和战术上的统筹考虑。
　　第一，稳定人民币汇率政策要实现汇率水平和波动幅度的可控。根据目前人民币汇率整体所处的阶段特征，要防止较大幅度贬值的出现;要防止汇率大起大落，允许适度的双向波动，有贬也要有升。在人民币对美元走弱的情况下，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要稳中有升，不宜出现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和汇率指数代表的多边汇率双双贬值的情况。
　　第二，应提高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和驾驭能力。要及时了解、准确把握市场预期，加强政策和舆论宣传，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执行力，引导和驾驭预期为我所用，提高汇率管理的效能和技巧，达到少出手、少花钱也能办成事的效果。当前境内中间价和交易价的汇差在200个基点左右，境内外的汇差在300个基点左右，有必要通过干预消除汇差，让离岸汇率向境内趋同而非相反，实现汇率稳定乃至小幅回升至6.55下方。
　　第三，继续顺势而为有序降低外汇储备。目前我国对外净债权是1.5万亿美元，而外汇储备是3.3万亿美元。长期来看，我国外汇储备降到对外净债权的水平依然是充足的，降储的空间还很大。因此，在稳汇率的过程中，动用外汇储备顺势将外汇储备减至合意的水平仍是首要选择，实施临时性资本管制应作为辅助手段放在次位。为了避免市场恐慌和过度解读，降储要循序渐进，避免只减不增的单向变化。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要有所调整。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必须坚持。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要注意转向提高世界对人民币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加大力度直接使用人民币对外输出储蓄和资本。微观上是我国机构、企业、个人可以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和主动配置资产，宏观上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
　　要让国际社会意识到并认可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对世界的贡献。2016年举办G20峰会是一个重要契机，应争取在汇率管理和资本流动管理上达成共识，发挥我国在国际政策协调和全球治理中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