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起跑线只是短跑起作用，人生事业是马拉松
刚才主持人讲了长征七号，大伙都很关注。为什么说长征七号大伙关注呢？因为长征七号上了一个台阶。以前我们的运载能力最大就是把8-10吨的飞船送到近地轨道，长征七号则把运载能力增加了50%，可送14-15吨。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明年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做准备。但这还不够，实际上送空间站上天还需要有更大的运载火箭，叫长征五号，是今年下半年年底发射。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长期驻留，即航天员在空间站上工作要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今年要发射天宫二号，还要发射神舟十一号，并且有两个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里要驻留30天。除此之外还要解决补加任务的问题。因为航天员在天上需要消耗一些东西，要吃的、喝的还有氧气，另外还需要一些设备，所以就需要一个货运飞船把上吨重的货物送上去。明年就要发射天舟一号，能够把五吨的货物送到天宫二号，交汇对接把东西送上去。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我们就具备建立空间站的条件了。
有了运载火箭，又能补加，又能长期居留，到2020年之前，从2018开始，我们就可以建立中国的空间站了，这会是世界上第三个空间站。习主席曾说：“探索浩瀚的宇宙、发展航天事业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是航天科学要去做的任务。”它不是今天就能为老百姓的生活创造财富，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人不能不干。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60周年，1956年我国成立了一个航天单位，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我1957年毕业后就分配到那里去了。它今年60岁了，我差了一岁，干了59年。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建国，美国人对我们严厉封锁，而苏联人曾经对我们好过。所以领导说：“‘老大哥’有技术，你去学吧。”我们十几个人就准备到前苏联的军事院校去学导弹。我还急急忙忙到大连解放军俄专去突击俄文。过了两个月就接到通知，到了1958年，苏联不接受现役军人到军事院校学习，我们只能回来。但领导不死心，说你们都脱军装，通过高教部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学。于是我们都脱了军装，做好了西服，可是又接到通知，十几个人其他人能去，戚发轫不能去。你们都知道我们搞导弹是有综合的、各个专业的。人家搞空气动力学的、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发动机的、搞测试的都可以去，我搞总体，不让去。这对我刺激太大了，怎么办呢？领导说苏联专家还没有走，咱们跟苏联专家学吧。可是1959年协定被撕毁，所有专家都撤走了。
中国人受人家的欺负，为什么一定要靠人家，不能自己干吗？核心就是自力更生。搞导弹我们虽然有很多人，有老有少，但谁都没见过导弹是什么样子。只有我们的院长钱学森见过导弹，所以他给我们上《导弹概论》课。从这时起，中国就开始搞导弹了。当时确确实实没有经验，第一次发射失败了。我在现场很受刺激，所以那个时候感到压力很大。认真总结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当年太急于求成了。地面该做的试验没有创造条件去做，上天后问题暴露，所以失败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们搞“东方红一号”的时候要做试验。周总理问我：“戚发轫，这‘东方红一号’上天的时候，东方红的乐曲会有人好好地唱吗，不会变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第一次上天，我只能说：“总理请放心，凡是我想到的，地面能做的试验我都做过了，没有问题。”所以60年来，一直到现在，靠不了别人，还得靠自己。我们汽车上最好的发动机是进口的，我们船舶上最大的内燃机是进口的，甚至我们飞机上好多发动机也是进口的。但是我们航天上，不管是导弹上的、火箭上的、飞船上的、卫星上的发动机全是自己的。虽然不是世界最好的，但是我们自己的。这是逼出来的，自力更生。
大伙都很关注神舟五号，也很怀念它，但是我更关注神舟一号，我也对它最有感情。因为神舟一号是从零开始的。1992年，国家立项要搞载人航天。那是个怎样的时候呢？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就是技术、军工那个时候不值钱了，很多年轻人出国了、下海了。在这个时候要组织一个队伍搞载人航天确实挺难的。张柏楠、尚志、杨宏，当年还有袁家军、张庆伟，那个时候他们没走，他们在。他们都是研究生，学历很高，但是没有经过磨炼，没有失败过。而我是失败最多的人，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就找我这样的人了。那个时候我59岁了，要我来办这个事，对我来讲压力就更大。中央领导很关注我们，说你们只要回到中国就行，千万不要到海上去，也不要到国外去。这样要求就减低了。但确确实实回到中国，也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白天做，晚上做，星期天星期六也做，过年过节也做。经过大伙的努力，1999年神舟一号不仅回到中国了，而且离预定地点只有十公里。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说我对神舟一号比对神舟五号还有感情。
载人航天精神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当国家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特种精神。当然我不希望每天都那么拼命，都那么去奉献，都那么去吃苦。但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有特殊情况的时候。2003年发射神舟五号，全国大协作要做一个飞船在地面做试验，检查以后要上天。大伙都知道2003年什么情况——“非典”。我们有上百人在干这个事儿，又是全国各地协作的。如果回去染上非典，这个队伍怎么办？我那个时候是总指挥又是总设计师，心想：特殊一下吧，从今天起，管吃管住，就是不准回家。挺残酷的，想一想不让你回家，年轻人家里有小孩有老人。就是这样干了一个多月，我们终于把神五送上天了。所以说我们在一个事业也好，一个团队也好，一个人也好，在你的一生当中会遇到特殊情况，有特殊情况就得按照特殊办法。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这个队伍，遇到再多困难都能克服。
中国的航天事业起步晚，但是我们发展快。到现在为止，中国发射了十架飞船、十位航天员，一切都很顺利，可谓十全十美。不要怕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是短跑起作用，而人生、事业是马拉松。很可能我们在起跑线上不那么完美，但是不要怕。
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在《开讲啦》的演讲
（编辑/张金余）
刚才主持人讲了长征七号，大伙都很关注。为什么说长征七号大伙关注呢？因为长征七号上了一个台阶。以前我们的运载能力最大就是把8-10吨的飞船送到近地轨道，长征七号则把运载能力增加了50%，可送14-15吨。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明年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做准备。但这还不够，实际上送空间站上天还需要有更大的运载火箭，叫长征五号，是今年下半年年底发射。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长期驻留，即航天员在空间站上工作要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今年要发射天宫二号，还要发射神舟十一号，并且有两个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里要驻留30天。除此之外还要解决补加任务的问题。因为航天员在天上需要消耗一些东西，要吃的、喝的还有氧气，另外还需要一些设备，所以就需要一个货运飞船把上吨重的货物送上去。明年就要发射天舟一号，能够把五吨的货物送到天宫二号，交汇对接把东西送上去。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我们就具备建立空间站的条件了。
有了运载火箭，又能补加，又能长期居留，到2020年之前，从2018开始，我们就可以建立中国的空间站了，这会是世界上第三个空间站。习主席曾说：“探索浩瀚的宇宙、发展航天事业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是航天科学要去做的任务。”它不是今天就能为老百姓的生活创造财富，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人不能不干。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60周年，1956年我国成立了一个航天单位，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我1957年毕业后就分配到那里去了。它今年60岁了，我差了一岁，干了59年。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建国，美国人对我们严厉封锁，而苏联人曾经对我们好过。所以领导说：“‘老大哥’有技术，你去学吧。”我们十几个人就准备到前苏联的军事院校去学导弹。我还急急忙忙到大连解放军俄专去突击俄文。过了两个月就接到通知，到了1958年，苏联不接受现役军人到军事院校学习，我们只能回来。但领导不死心，说你们都脱军装，通过高教部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学。于是我们都脱了军装，做好了西服，可是又接到通知，十几个人其他人能去，戚发轫不能去。你们都知道我们搞导弹是有综合的、各个专业的。人家搞空气动力学的、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发动机的、搞测试的都可以去，我搞总体，不让去。这对我刺激太大了，怎么办呢？领导说苏联专家还没有走，咱们跟苏联专家学吧。可是1959年协定被撕毁，所有专家都撤走了。
中国人受人家的欺负，为什么一定要靠人家，不能自己干吗？核心就是自力更生。搞导弹我们虽然有很多人，有老有少，但谁都没见过导弹是什么样子。只有我们的院长钱学森见过导弹，所以他给我们上《导弹概论》课。从这时起，中国就开始搞导弹了。当时确确实实没有经验，第一次发射失败了。我在现场很受刺激，所以那个时候感到压力很大。认真总结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当年太急于求成了。地面该做的试验没有创造条件去做，上天后问题暴露，所以失败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们搞“东方红一号”的时候要做试验。周总理问我：“戚发轫，这‘东方红一号’上天的时候，东方红的乐曲会有人好好地唱吗，不会变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第一次上天，我只能说：“总理请放心，凡是我想到的，地面能做的试验我都做过了，没有问题。”所以60年来，一直到现在，靠不了别人，还得靠自己。我们汽车上最好的发动机是进口的，我们船舶上最大的内燃机是进口的，甚至我们飞机上好多发动机也是进口的。但是我们航天上，不管是导弹上的、火箭上的、飞船上的、卫星上的发动机全是自己的。虽然不是世界最好的，但是我们自己的。这是逼出来的，自力更生。
大伙都很关注神舟五号，也很怀念它，但是我更关注神舟一号，我也对它最有感情。因为神舟一号是从零开始的。1992年，国家立项要搞载人航天。那是个怎样的时候呢？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就是技术、军工那个时候不值钱了，很多年轻人出国了、下海了。在这个时候要组织一个队伍搞载人航天确实挺难的。张柏楠、尚志、杨宏，当年还有袁家军、张庆伟，那个时候他们没走，他们在。他们都是研究生，学历很高，但是没有经过磨炼，没有失败过。而我是失败最多的人，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就找我这样的人了。那个时候我59岁了，要我来办这个事，对我来讲压力就更大。中央领导很关注我们，说你们只要回到中国就行，千万不要到海上去，也不要到国外去。这样要求就减低了。但确确实实回到中国，也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白天做，晚上做，星期天星期六也做，过年过节也做。经过大伙的努力，1999年神舟一号不仅回到中国了，而且离预定地点只有十公里。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说我对神舟一号比对神舟五号还有感情。
载人航天精神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当国家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特种精神。当然我不希望每天都那么拼命，都那么去奉献，都那么去吃苦。但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有特殊情况的时候。2003年发射神舟五号，全国大协作要做一个飞船在地面做试验，检查以后要上天。大伙都知道2003年什么情况——“非典”。我们有上百人在干这个事儿，又是全国各地协作的。如果回去染上非典，这个队伍怎么办？我那个时候是总指挥又是总设计师，心想：特殊一下吧，从今天起，管吃管住，就是不准回家。挺残酷的，想一想不让你回家，年轻人家里有小孩有老人。就是这样干了一个多月，我们终于把神五送上天了。所以说我们在一个事业也好，一个团队也好，一个人也好，在你的一生当中会遇到特殊情况，有特殊情况就得按照特殊办法。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这个队伍，遇到再多困难都能克服。
中国的航天事业起步晚，但是我们发展快。到现在为止，中国发射了十架飞船、十位航天员，一切都很顺利，可谓十全十美。不要怕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是短跑起作用，而人生、事业是马拉松。很可能我们在起跑线上不那么完美，但是不要怕。
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在《开讲啦》的演讲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