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去厕所总是姐姐陪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在外面喊：‘完了吗？’我说：‘没完’。过一会又问：‘完了吗？’我说：‘没完。’那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贼。”老周撩起头发，把半边耳廓露出来冲着你，他喜欢笑，也习惯听到你回馈他一些笑声。如何他觉得安静了，就要补充一句。“其实我就想一个人上厕所，想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想上多久就上多久……”
　　打小，周云蓬就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写成诗歌，写成散文，他拒绝父亲对他要成为盲人按摩师的安排。 16岁那一年，周云蓬离开了父母，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他怀里，揣着100张《法制晚报》，他不是要读这些报纸，而是要靠卖掉它们做路费，他也想在某一天能靠稿费生存。
　　“洁本的《红楼梦》，忒恶心”
　　刚刚失明的那会，周云蓬对自己提了句口号：“要像个正常人一样。认真写作，要当个大作家。”
　　多年后，四十二岁的歌手周云蓬这样对记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偶像是托尔斯泰、泰戈尔。他喜欢去书店，进去就会装出深沉的嗓音问：请问？有没有《浮士德》？没有？那《战争与和平》呢？那时他读书主要靠去图书馆借阅盲文书籍，而那里只有老版本的唐宋诗词称得上是文学书，结果就是，在“新民谣”的阵营里，除了相似的在城市里生活的小人物的感受，周云蓬的音乐里多了一种元素。因为信息的获得相对落后，他反而迟缓地接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那一条河，只有他会在人声鼎沸的酒吧里，不疾不徐唱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气息，你可以管它叫做：中国的。
　　老周坦言“中国风民谣”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人生记忆力最好的日子里，他把青春献给了古代文学。“盲文书，图书馆里都有。但它都是很老的书，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比如说，贾宝玉初试云雨，整个就给你砍掉。标题也全改成：狡诈的袭人，黛玉之死。盲文书好多都是那样的。但我的渴望会更强，想看更多的书。《诗经》那时我几乎都看烂了，提上一句我就能对下一句……”
　　谈到那帮码字为生的兄弟，那些酒局，那些历史上有名的文人骚客，老周面部微微的颤抖，整个人都鲜活起来。“前年在深圳，冯唐请客喝酒，他想以诗为酒令，要比唐诗宋词，大家轮流说一句诗，接不出下句的，喝。这帮家伙心里肯定在想，老周是一盲人哦，没读过什么书吧。但结果就是，几个小时之后，我依然屹立不倒，在座王小山、老罗一干人要么喝倒，要么‘对死’，没人肯送我回家……”
　　“路灯下面，谈卡夫卡、斯宾诺莎，这是再也无法复制的年代。”
　　“八十年代人们对文化有种崇拜感，当年，若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那还了得，所有的女生都跑过来听你讲文学，所以写东西会有一种荣誉感。大家要是写点什么，就很羞涩地拿出来交流。”1989年时，老周在《辽宁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下收到二百封信。
　　“那时我是学校里文学水平最高的人，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往往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难道不是这样吗？！主题很多是关于历史的、爱国的。各种节日都出去讲。讲演就是成语多一点，加一点抑扬顿挫，我有严重的排比情结”谈起那段日子，老周用了一个在他身上毫无踪迹可寻的词，“得瑟”。
　　少年老周生活在沈阳的大型工业区，西铁。进入八十年代末，工厂接二连三倒闭，下岗人口达七十多万。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周云蓬发现身边的文艺气氛十分诡异的浓厚。“街上碰到的年轻人都自称诗人，作家。虽然都买不起钢琴，买不起画笔，但小伙都把梵高、莫扎特当偶像……”
　　“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小伙子，考了七八年的美院没考上，喜欢哲学，天天在路灯底下找人讨论斯宾诺莎。他给我开过一个书单：把这些书买回来，看一遍，你就‘行’了。”但老周把书单拿到书店，人家却告诉他，这些书，不能轻易卖出去。反而递给他一本《物性论》，意思是让老周研究唯物主义。
　　“其实那是一本哲学长诗，等我二十年后又看一遍，才觉得不错，但当时很失望，想：咱们唯物主义，研究那物性干啥呀。那时觉得一切关于物质的，都是……”说到这里，老周很突兀的笑起来，然后小声说道：“都是很浅薄的事情啊。”在那之后，老周用家里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到香港某宗教电台，然后饶有兴致的写信去要一本《圣经》。却被学校的教导主任把信拆了。“主任劈头就骂，你一瞎子，搞什么唯心主义，想去算命啊？”
　　现在看来，老周他们当时热衷的那些书，很奇妙的成为一种反刍。老周说：“上大学时才看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你会觉得在一个工人的胡同区，大家坐在路灯下面，谈卡夫卡、斯宾诺莎、梵高，这是再也无法复制的一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