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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新疆牺牲时，年仅47岁。在47年的人生岁月里，他曾经有过3次婚姻。他的第二任妻子徐全直被国民党杀害时，年仅31岁。陈潭秋与徐全直从相识到相知相爱并结成革命伴侣的这段故事，读来感人至深。
他曾带着文章在第一位亡妻的坟茔上“哭读”
1896年1月4日，陈潭秋出生在湖北黄冈县陈策楼村。1912年，陈潭秋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武汉大学）英语部。就在这年，陈潭秋按照母亲的要求，与一位林姓女子结了婚。这位女子是黄州市回龙山林家大湾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林育南的堂妹。结婚后，两人的感情融洽，林氏对于丈夫在外求学十分支持，希望丈夫通过读书将来有所作为。陈潭秋在武汉求学，两人见面机会少，每次陈潭秋回家，总是为心爱的妻子带一些她喜欢的东西。相聚后，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后来，林氏不幸患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多方求医无效，于1917年冬病逝。陈潭秋十分悲痛。据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同乡包惠僧回忆，陈潭秋为悼念亡妻写了不少文章，并带着文章在亡妻的坟茔上“哭读”。
他的第二位妻子徐全直的身世
陈潭秋的第二位妻子就是徐全直。1903年2月，徐全直出生在今湖北汉川县杨林区白鱼乡胡家台子村，当时属于湖北沔阳管辖。徐全直共有姐妹4人，兄弟1人，因为她排行老二，家人习惯称她为“二妹子”。她的父亲徐世安，自幼在乡间种田，1906年离开家乡到了武昌，在湖北陆军测绘局当兵。1909年，徐世安把徐全直母女3人接到武昌，住在过街楼一间低矮的平房里，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家境贫寒，无钱供养孩子上学，徐世安就和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家庭教育社，收容无钱上学的子女读书识字，就这样，徐全直成了该社最小的成员。1910年，7岁的徐全直和姐姐徐全德被父亲送进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武汉当时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徐全直的父亲徐世安也加入了共进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世安参加了攻打军械库的战斗。此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阴谋复辟帝制，对此，徐世安极其气愤。于是，他便邀集了一些革命党人，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1915年，徐世安被袁世凯扣上了“乱党”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徐世安入狱后，徐全直的母亲只得靠典卖衣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6年，因为生活所迫，徐全直的母亲抛下在女师读书的大女儿，带着另外3个女儿和1个儿子，回到汉川县西江亭傅家台子娘家。徐全直的外婆家是个破落地主，当时徐全直的外祖父和舅父都已经去世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由舅母主持。舅母对徐全直一家的到来显得十分不快，对她们既冷淡又苛刻。1918年，徐全直的二表姐病死，二表姐的未婚夫见徐全直相貌俊秀、聪明伶俐，就依仗着自己地主家庭的权势，对15岁的徐全直逼婚。倔强的徐全直坚决不从，随后只身逃到了武昌，找到了在女师读书的姐姐徐全德。在姐姐的帮助下，她努力补习功课，并于1919年春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读书时，伙食费用由学校负担，但学生要交纳学杂费。为了凑出学杂费，徐全直只得利用课余时间帮人洗衣、缝被、织毛线等。因没有钱买书，徐全直就借别人的书抄着读。艰苦的环境铸造了她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品格。
徐全直领导女师学潮，在陈潭秋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爆发后，思想激进的徐全直与其他几个学生带头剪短了头发。当时，女师的校长王式玉思想非常守旧，她要求学生恪守“三从四德”，企图把学生培养成封建的贤妻良母，并把学生视同犯人严加管理。当她得知徐全直等人剪短头发时，竟大发雷霆，还勒令剪发的学生一律把头发接上。
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为装点门面，1921年初，王式玉聘请陈潭秋、刘子通等几位进步教师来校任教。1922年，董必武也被聘请到该校任教师。陈潭秋、刘子通分别是徐全直所在班的英语和国文老师，就这样，陈潭秋与徐全直相识了。在陈潭秋的影响下，徐全直进步很快。1921年暑假，由陈潭秋发起，徐全直、夏之栩等10多位同学共同创办了妇女读书会，由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等讲解《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书籍，辅导徐全直她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19岁的徐全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徐全直她们倾向进步的行为遭到以校长王式玉为首的女师顽固势力的非难，学校当局甚至诬蔑她们是“害群之马”，扬言要开除她们的学籍。因为有陈潭秋、董必武等进步老师的支持，学校暂时还没有对她们采取行动。
1922年2月，女师无故解聘了进步教师刘子通。当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她们公推徐全直、夏之栩等同学为代表，与学校当局交涉，要求撤销解聘刘子通的决定，否则她们就以罢课的方式进行抗议。校长王式玉对学生采取分化的手段，提出凡是愿意罢课的同学就要签名。由于事先没有做好联络工作，加上学校暗中破坏，结果全校学生只有徐全直等12人签了名，所以罢课也就没有成功。接着，学校对签名罢课的12名学生一律按“自动转学”论处。情急之中，徐全直只得去找陈潭秋商量对策。当时，陈潭秋因工作需要已经调离女师，在中共武汉区委任职。他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转告徐全直她们说：斗争“要做许多艰苦工作，要有宣传，有联络，要能争取大多数同学由同情而自愿参加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失败了也要取得教训”。后来，又告诉她们说：“斗争要有策略，有计划，行动还要有步骤。”
在陈潭秋的启发下，徐全直和学校的几个团员一道商量对策，她们把学生积极分子分派到各个班去，向同学们揭露所谓12名签名同学“自动转学”的真相，以争取多数同学的同情和支持，很快就有很多同学加入到了她们的斗争行列中。校长王式玉见状，临时又改变了决定，她缩小了打击范围，决定只开除徐全直、夏之栩等5位同学的学籍。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徐全直、夏之栩等5人不畏强暴，毅然决定组织学生第二次罢课。她们把广大同学发动了起来，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全校做朝会时，把校长王式玉堵在办公室里面，当面质问她：“为什么要开除我们?”同时还当众愤怒地揭露王式玉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把持学校、迫害学生的种种恶劣行径。在场的同学齐声高呼：“她们是没有错的，不能开除她们!”王式玉狼狈不堪，狡辩说解聘进步教师和开除学生是“政府的命令”，她无能为力。于是，徐全直、夏之栩等当即带领学生前往省教育厅请愿，强烈要求教育厅厅长撤换校长王式玉、收回解聘教师和开除学生的决定。教育厅长害怕引火烧身，迟迟不敢出来与愤怒的学生当面对话。徐全直她们就日夜守在教育厅大门门口，表示见不到厅长，不答应要求，决不罢休。中共武汉区委在陈潭秋的领导下，为了声援女师学生的斗争，通过学生联合会，发动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同盟总罢课，又通过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发表文章，揭露学生罢课的真相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后，经有名望的进步人士李汉俊等人出面调停，教育厅下令：女师校长王式玉辞职，徐全直、夏之栩等5名学生也要离开女师，但保留学籍，按时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积极从事工运、妇运工作
出席中共一大后，陈潭秋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并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还积极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专门继续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大地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3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1923年2月1日，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河南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中共中央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而军阀吴佩孚派出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实施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最后，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了会议，并驱赶会议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下，离开学校的徐全直积极投入了支援罢工的斗争。在大罢工的紧张日子里，徐全直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为湖北各工团传递消息，她还联络工人、学生，组织慰问队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生活上的困难，她还响应募捐号召，把自己的衣物和日常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献出来。2月4日，举行总罢工那天，徐全直带领一支女工队伍，参加了在刘家庙召开的武汉人民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慰问大会，会后又参加了游行。据夏之栩回忆，2月7日，在军阀肖耀南对江岸工人实行血腥大屠杀之前，徐全直、夏之栩正在江岸工人俱乐部附近开展宣传工作，当大批军警包围江岸工人俱乐部时，徐全直毫不畏惧地与工人纠察队一起，为保卫俱乐部同军警进行拼死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下午17点多钟。为减少损失，在陈潭秋的说服下，徐全直她们才坐上一只划子回到武昌。2月7日晚，罢工的领导人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2月15日凌晨，敌人将施洋押赴刑场枪决。2月20日，徐全直怀着悲愤的心情，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加了施洋烈士的追悼会。经过女师学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的严峻考验后，1923年，20岁的徐全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罢工领导人陈潭秋受到军阀肖耀南的通缉。为了陈潭秋的安全，党组织决定陈潭秋、徐全直等转移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与刘少奇、李立三一同从事安源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并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1923年6月，陈潭秋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大会结束后，他仍回安源。在安源工作期间，徐全直的公开职业是路矿俱乐部教育股所属职工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员，实际上她主要做工运和青运工作。白天，徐全直在子弟学校教课，夜晚，她又到工人夜校上课，经常和青年工人谈心，介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勇事迹，激励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1924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徐全直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地委委员。
陈潭秋、徐全直结成了革命伴侣
1924年1月20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1924年秋，陈潭秋、徐全直奉命调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昌地委，由陈潭秋担任委员长一职，徐全直则继续从事妇运、工运工作。徐全直和陈潭秋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春，29岁的陈潭秋与22岁的徐全直结成了革命的伴侣。婚后，两人共生下了2子1女。
1925年1月，陈潭秋代表武昌地委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返回武汉后，为了全面贯彻四大精神，陈潭秋协助董必武创办了《楚光日报》。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筹建湖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陈潭秋把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赞成国共合作的人，发展为国民党员，称做“入民校”；把在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而且拥护共产党纲领的人，发展为共产党员，称其为“升大学”，一时间湖北的共产党、国民党都得到了壮大与发展。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一大”，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被选为省党部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
徐全直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妇女工作。1925年6月，武汉妇女协会成立，徐全直担任《武汉妇女》旬刊的编辑并负责对外联络工作。7月底，徐全直等又根据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妇女协会。这期间，她以“宛明”为笔名，在《武汉妇女》第6期上发表了题目为《妇女运动的派别和正确方针》的文章，批评当时社会上许多名目的妇女团体，干扰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为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此外，徐全直还经常深入到女工比较多的第一纱厂、南洋烟厂，举办识字班。她同女工们交朋友，帮助她们组织工会，领导女工斗争。此时，恰逢她怀孕，妊娠反应很厉害，经常头昏，而且身体十分消瘦，但她仍坚持白天到附小上课，晚上到工人棚舍区开展工作，后终因劳累过度，导致早产。但产后，她依然顾不上休息，又继续投身于迎接北伐军的活动中。
1927年1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徐全直被选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同年3月8日，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徐全直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省妇协交际部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上，她当选为省妇协执行委员，兼交际部副主任。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徐全直智取机密文件
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形势危急。面对汪精卫的大屠杀，陈潭秋、徐全直夫妇无所畏惧，根据党的指示及革命需要前往江西南昌工作。1927年7月21日，陈潭秋出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徐全直则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省委秘书。当时，省委设在一个小酱园坊徐姓夫妇的家里，徐老汉的儿子、儿媳都是中共党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潭秋化名徐国栋，扮成徐家的家属，秘密开展工作。
1928年春，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奉命调往江苏省委工作，陈潭秋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徐全直在省委妇女部工作。同年冬，中央任命陈潭秋为中央巡视员，出巡顺直省。为掩护丈夫的工作，徐全直带着孩子与陈潭秋同往顺直省委并担任秘书工作。1929年秋，夫妇二人又被调回上海，徐全直在中共中央机关做交通联络工作，她经常化装出没在党组织设立的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递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1930年9月24到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后，徐全直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任秘书。
1931年七八月间，徐全直被调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交通员。回沪后不久，周恩来找到徐全直并交代说：“党组织决定派你和戚元德一起，到一位被捕同志的原住处，取回中央组织部的一份机密文件。”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说：“文件放在一张办公桌的夹缝屉子里，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好多同志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希望你和元德同志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徐全直立即找到戚元德并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当她们二人去执行任务时，才发现那位被捕同志的住处早被国民党特务给牢牢地盯住了，而且在存放机密文件的那个房间里还特别住了两个特务。没有办法，徐全直提出只能智取。经过调查了解，她们打听到那两个特务每天早晨都要出门去吃早点，她们便确定由戚元德化装成阔太太，趁两个特务外出吃早点的间隙，巧妙地取回机密文件。第二天一早，戚元德化装后坐上人力车出发了，徐全直则赶到那所房子的附近去策应，就这样，戚元德闯进那所房子，假装要租空房子，巧妙地躲过女佣人，取回了文件，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她们的任务。
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面对上海险恶复杂的形势，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按中央的部署，陈潭秋夫妇也随中央一起前往江西，但徐全直正处于临产期，只能等把孩子生下来后，才能去苏区，夫妇俩没办法同行，陈潭秋只好先匆匆踏上了赴中央苏区的征途。不久，徐全直在医院里生下了第3个孩子。孩子生下后，徐全直先把孩子寄养在一个湖北同乡姓潘的人家里。
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上海厦门路56号办理去苏区的事宜，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当徐全直发现有异常情况，准备脱身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她先被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监狱里。审讯时，徐全直声称自己叫黄世英，是从湖北乡下来上海投亲访友的，瞒过了敌人，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不久，她又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
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徐全直慷慨激昂地揭露监狱当局任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伙食的卑鄙行径。在监狱中，她利用放风的机会联络同志，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她常对狱中难友说：“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情，到了这里就要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徐全直还秘密串联狱中的党员，团结其他难友，向狱方提出了改善政治犯待遇的条件，并举行了绝食斗争，最后，迫使狱方不得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
在徐全直被捕后，徐全直的母亲十分焦急，后来通过徐全直父亲的好友范某，找到了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让张难先出面帮忙。最后，国民党当局答应先把徐全直送反省院进行反省，然后看其表现再确定能否保释。然而，徐全直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她向父亲的好友范某表示：“宁为革命死，绝不去反省院。”
最后，国民党当局竟以“拒绝坦白自新，侮谩公职人员，妨碍他人自新，不可理喻”的罪名，改判徐全直死刑。1934年2月1日深夜，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31岁。徐全直牺牲后，共产党的同情者把她的遗体埋葬在南京水西门外，并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古复（即湖北沔阳）徐全直女士之墓”。
徐全直牺牲后，陈潭秋十分难过。又过了8年，直到1941年底，陈潭秋才与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兼译电员王韵雪结了婚。1943年9月，陈潭秋与毛泽民、林基路等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此时，他与王韵雪的儿子才两个多月。
他曾带着文章在第一位亡妻的坟茔上“哭读”
1896年1月4日，陈潭秋出生在湖北黄冈县陈策楼村。1912年，陈潭秋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武汉大学）英语部。就在这年，陈潭秋按照母亲的要求，与一位林姓女子结了婚。这位女子是黄州市回龙山林家大湾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林育南的堂妹。结婚后，两人的感情融洽，林氏对于丈夫在外求学十分支持，希望丈夫通过读书将来有所作为。陈潭秋在武汉求学，两人见面机会少，每次陈潭秋回家，总是为心爱的妻子带一些她喜欢的东西。相聚后，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后来，林氏不幸患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多方求医无效，于1917年冬病逝。陈潭秋十分悲痛。据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同乡包惠僧回忆，陈潭秋为悼念亡妻写了不少文章，并带着文章在亡妻的坟茔上“哭读”。
他的第二位妻子徐全直的身世
陈潭秋的第二位妻子就是徐全直。1903年2月，徐全直出生在今湖北汉川县杨林区白鱼乡胡家台子村，当时属于湖北沔阳管辖。徐全直共有姐妹4人，兄弟1人，因为她排行老二，家人习惯称她为“二妹子”。她的父亲徐世安，自幼在乡间种田，1906年离开家乡到了武昌，在湖北陆军测绘局当兵。1909年，徐世安把徐全直母女3人接到武昌，住在过街楼一间低矮的平房里，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家境贫寒，无钱供养孩子上学，徐世安就和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家庭教育社，收容无钱上学的子女读书识字，就这样，徐全直成了该社最小的成员。1910年，7岁的徐全直和姐姐徐全德被父亲送进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武汉当时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徐全直的父亲徐世安也加入了共进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世安参加了攻打军械库的战斗。此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阴谋复辟帝制，对此，徐世安极其气愤。于是，他便邀集了一些革命党人，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1915年，徐世安被袁世凯扣上了“乱党”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徐世安入狱后，徐全直的母亲只得靠典卖衣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6年，因为生活所迫，徐全直的母亲抛下在女师读书的大女儿，带着另外3个女儿和1个儿子，回到汉川县西江亭傅家台子娘家。徐全直的外婆家是个破落地主，当时徐全直的外祖父和舅父都已经去世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由舅母主持。舅母对徐全直一家的到来显得十分不快，对她们既冷淡又苛刻。1918年，徐全直的二表姐病死，二表姐的未婚夫见徐全直相貌俊秀、聪明伶俐，就依仗着自己地主家庭的权势，对15岁的徐全直逼婚。倔强的徐全直坚决不从，随后只身逃到了武昌，找到了在女师读书的姐姐徐全德。在姐姐的帮助下，她努力补习功课，并于1919年春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读书时，伙食费用由学校负担，但学生要交纳学杂费。为了凑出学杂费，徐全直只得利用课余时间帮人洗衣、缝被、织毛线等。因没有钱买书，徐全直就借别人的书抄着读。艰苦的环境铸造了她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品格。
徐全直领导女师学潮，在陈潭秋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爆发后，思想激进的徐全直与其他几个学生带头剪短了头发。当时，女师的校长王式玉思想非常守旧，她要求学生恪守“三从四德”，企图把学生培养成封建的贤妻良母，并把学生视同犯人严加管理。当她得知徐全直等人剪短头发时，竟大发雷霆，还勒令剪发的学生一律把头发接上。
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为装点门面，1921年初，王式玉聘请陈潭秋、刘子通等几位进步教师来校任教。1922年，董必武也被聘请到该校任教师。陈潭秋、刘子通分别是徐全直所在班的英语和国文老师，就这样，陈潭秋与徐全直相识了。在陈潭秋的影响下，徐全直进步很快。1921年暑假，由陈潭秋发起，徐全直、夏之栩等10多位同学共同创办了妇女读书会，由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等讲解《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书籍，辅导徐全直她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19岁的徐全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徐全直她们倾向进步的行为遭到以校长王式玉为首的女师顽固势力的非难，学校当局甚至诬蔑她们是“害群之马”，扬言要开除她们的学籍。因为有陈潭秋、董必武等进步老师的支持，学校暂时还没有对她们采取行动。
1922年2月，女师无故解聘了进步教师刘子通。当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她们公推徐全直、夏之栩等同学为代表，与学校当局交涉，要求撤销解聘刘子通的决定，否则她们就以罢课的方式进行抗议。校长王式玉对学生采取分化的手段，提出凡是愿意罢课的同学就要签名。由于事先没有做好联络工作，加上学校暗中破坏，结果全校学生只有徐全直等12人签了名，所以罢课也就没有成功。接着，学校对签名罢课的12名学生一律按“自动转学”论处。情急之中，徐全直只得去找陈潭秋商量对策。当时，陈潭秋因工作需要已经调离女师，在中共武汉区委任职。他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转告徐全直她们说：斗争“要做许多艰苦工作，要有宣传，有联络，要能争取大多数同学由同情而自愿参加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失败了也要取得教训”。后来，又告诉她们说：“斗争要有策略，有计划，行动还要有步骤。”
在陈潭秋的启发下，徐全直和学校的几个团员一道商量对策，她们把学生积极分子分派到各个班去，向同学们揭露所谓12名签名同学“自动转学”的真相，以争取多数同学的同情和支持，很快就有很多同学加入到了她们的斗争行列中。校长王式玉见状，临时又改变了决定，她缩小了打击范围，决定只开除徐全直、夏之栩等5位同学的学籍。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徐全直、夏之栩等5人不畏强暴，毅然决定组织学生第二次罢课。她们把广大同学发动了起来，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全校做朝会时，把校长王式玉堵在办公室里面，当面质问她：“为什么要开除我们?”同时还当众愤怒地揭露王式玉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把持学校、迫害学生的种种恶劣行径。在场的同学齐声高呼：“她们是没有错的，不能开除她们!”王式玉狼狈不堪，狡辩说解聘进步教师和开除学生是“政府的命令”，她无能为力。于是，徐全直、夏之栩等当即带领学生前往省教育厅请愿，强烈要求教育厅厅长撤换校长王式玉、收回解聘教师和开除学生的决定。教育厅长害怕引火烧身，迟迟不敢出来与愤怒的学生当面对话。徐全直她们就日夜守在教育厅大门门口，表示见不到厅长，不答应要求，决不罢休。中共武汉区委在陈潭秋的领导下，为了声援女师学生的斗争，通过学生联合会，发动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同盟总罢课，又通过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发表文章，揭露学生罢课的真相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后，经有名望的进步人士李汉俊等人出面调停，教育厅下令：女师校长王式玉辞职，徐全直、夏之栩等5名学生也要离开女师，但保留学籍，按时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积极从事工运、妇运工作
出席中共一大后，陈潭秋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并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还积极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专门继续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大地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3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1923年2月1日，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河南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中共中央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而军阀吴佩孚派出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实施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最后，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了会议，并驱赶会议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下，离开学校的徐全直积极投入了支援罢工的斗争。在大罢工的紧张日子里，徐全直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为湖北各工团传递消息，她还联络工人、学生，组织慰问队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生活上的困难，她还响应募捐号召，把自己的衣物和日常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献出来。2月4日，举行总罢工那天，徐全直带领一支女工队伍，参加了在刘家庙召开的武汉人民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慰问大会，会后又参加了游行。据夏之栩回忆，2月7日，在军阀肖耀南对江岸工人实行血腥大屠杀之前，徐全直、夏之栩正在江岸工人俱乐部附近开展宣传工作，当大批军警包围江岸工人俱乐部时，徐全直毫不畏惧地与工人纠察队一起，为保卫俱乐部同军警进行拼死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下午17点多钟。为减少损失，在陈潭秋的说服下，徐全直她们才坐上一只划子回到武昌。2月7日晚，罢工的领导人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2月15日凌晨，敌人将施洋押赴刑场枪决。2月20日，徐全直怀着悲愤的心情，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加了施洋烈士的追悼会。经过女师学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的严峻考验后，1923年，20岁的徐全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罢工领导人陈潭秋受到军阀肖耀南的通缉。为了陈潭秋的安全，党组织决定陈潭秋、徐全直等转移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与刘少奇、李立三一同从事安源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并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1923年6月，陈潭秋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大会结束后，他仍回安源。在安源工作期间，徐全直的公开职业是路矿俱乐部教育股所属职工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员，实际上她主要做工运和青运工作。白天，徐全直在子弟学校教课，夜晚，她又到工人夜校上课，经常和青年工人谈心，介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勇事迹，激励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1924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徐全直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地委委员。
陈潭秋、徐全直结成了革命伴侣
1924年1月20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1924年秋，陈潭秋、徐全直奉命调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昌地委，由陈潭秋担任委员长一职，徐全直则继续从事妇运、工运工作。徐全直和陈潭秋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春，29岁的陈潭秋与22岁的徐全直结成了革命的伴侣。婚后，两人共生下了2子1女。
1925年1月，陈潭秋代表武昌地委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返回武汉后，为了全面贯彻四大精神，陈潭秋协助董必武创办了《楚光日报》。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筹建湖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陈潭秋把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赞成国共合作的人，发展为国民党员，称做“入民校”；把在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而且拥护共产党纲领的人，发展为共产党员，称其为“升大学”，一时间湖北的共产党、国民党都得到了壮大与发展。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一大”，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被选为省党部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
徐全直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妇女工作。1925年6月，武汉妇女协会成立，徐全直担任《武汉妇女》旬刊的编辑并负责对外联络工作。7月底，徐全直等又根据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妇女协会。这期间，她以“宛明”为笔名，在《武汉妇女》第6期上发表了题目为《妇女运动的派别和正确方针》的文章，批评当时社会上许多名目的妇女团体，干扰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为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此外，徐全直还经常深入到女工比较多的第一纱厂、南洋烟厂，举办识字班。她同女工们交朋友，帮助她们组织工会，领导女工斗争。此时，恰逢她怀孕，妊娠反应很厉害，经常头昏，而且身体十分消瘦，但她仍坚持白天到附小上课，晚上到工人棚舍区开展工作，后终因劳累过度，导致早产。但产后，她依然顾不上休息，又继续投身于迎接北伐军的活动中。
1927年1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徐全直被选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同年3月8日，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徐全直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省妇协交际部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上，她当选为省妇协执行委员，兼交际部副主任。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徐全直智取机密文件
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形势危急。面对汪精卫的大屠杀，陈潭秋、徐全直夫妇无所畏惧，根据党的指示及革命需要前往江西南昌工作。1927年7月21日，陈潭秋出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徐全直则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省委秘书。当时，省委设在一个小酱园坊徐姓夫妇的家里，徐老汉的儿子、儿媳都是中共党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潭秋化名徐国栋，扮成徐家的家属，秘密开展工作。
1928年春，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奉命调往江苏省委工作，陈潭秋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徐全直在省委妇女部工作。同年冬，中央任命陈潭秋为中央巡视员，出巡顺直省。为掩护丈夫的工作，徐全直带着孩子与陈潭秋同往顺直省委并担任秘书工作。1929年秋，夫妇二人又被调回上海，徐全直在中共中央机关做交通联络工作，她经常化装出没在党组织设立的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递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1930年9月24到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后，徐全直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任秘书。
1931年七八月间，徐全直被调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交通员。回沪后不久，周恩来找到徐全直并交代说：“党组织决定派你和戚元德一起，到一位被捕同志的原住处，取回中央组织部的一份机密文件。”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说：“文件放在一张办公桌的夹缝屉子里，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好多同志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希望你和元德同志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徐全直立即找到戚元德并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当她们二人去执行任务时，才发现那位被捕同志的住处早被国民党特务给牢牢地盯住了，而且在存放机密文件的那个房间里还特别住了两个特务。没有办法，徐全直提出只能智取。经过调查了解，她们打听到那两个特务每天早晨都要出门去吃早点，她们便确定由戚元德化装成阔太太，趁两个特务外出吃早点的间隙，巧妙地取回机密文件。第二天一早，戚元德化装后坐上人力车出发了，徐全直则赶到那所房子的附近去策应，就这样，戚元德闯进那所房子，假装要租空房子，巧妙地躲过女佣人，取回了文件，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她们的任务。
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面对上海险恶复杂的形势，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按中央的部署，陈潭秋夫妇也随中央一起前往江西，但徐全直正处于临产期，只能等把孩子生下来后，才能去苏区，夫妇俩没办法同行，陈潭秋只好先匆匆踏上了赴中央苏区的征途。不久，徐全直在医院里生下了第3个孩子。孩子生下后，徐全直先把孩子寄养在一个湖北同乡姓潘的人家里。
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上海厦门路56号办理去苏区的事宜，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当徐全直发现有异常情况，准备脱身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她先被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监狱里。审讯时，徐全直声称自己叫黄世英，是从湖北乡下来上海投亲访友的，瞒过了敌人，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不久，她又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
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徐全直慷慨激昂地揭露监狱当局任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伙食的卑鄙行径。在监狱中，她利用放风的机会联络同志，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她常对狱中难友说：“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情，到了这里就要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徐全直还秘密串联狱中的党员，团结其他难友，向狱方提出了改善政治犯待遇的条件，并举行了绝食斗争，最后，迫使狱方不得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
在徐全直被捕后，徐全直的母亲十分焦急，后来通过徐全直父亲的好友范某，找到了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让张难先出面帮忙。最后，国民党当局答应先把徐全直送反省院进行反省，然后看其表现再确定能否保释。然而，徐全直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她向父亲的好友范某表示：“宁为革命死，绝不去反省院。”
最后，国民党当局竟以“拒绝坦白自新，侮谩公职人员，妨碍他人自新，不可理喻”的罪名，改判徐全直死刑。1934年2月1日深夜，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31岁。徐全直牺牲后，共产党的同情者把她的遗体埋葬在南京水西门外，并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古复（即湖北沔阳）徐全直女士之墓”。
徐全直牺牲后，陈潭秋十分难过。又过了8年，直到1941年底，陈潭秋才与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兼译电员王韵雪结了婚。1943年9月，陈潭秋与毛泽民、林基路等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此时，他与王韵雪的儿子才两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