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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末，华中重镇武汉在一片炮火硝烟中不幸沦落敌手——中国的抗日战争，自此步入最艰难、最严峻的战略相持阶段。而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武汉会战失利，则使其几乎损失了最后的舰船实力，不啻已经面临绝地之境。
抗战前夕，中国海军虽然号称编有5支常规舰队（主力为第1、第2舰队，亦即中央海军），可实际上，舰船总数不过区区70余艘，总排水量只及日本海军的5%左右；这些舰艇大半老旧逾龄，不仅吨位小、航速低，火力配置单薄，好些还是铁壳木质的，“根本无法外洋作战，只能在海口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巡缉警卫”。而日本，早在1920年便“跻身世界海军三强”，此后蓄谋侵华，又加紧扩张，使大中型舰船的数量一举增至约300艘（仅航空母舰就有4艘）。它除了舰船新式，种类齐全，性能、火力远优于中国海军；旗下还统辖着一支庞大的海军航空兵，拥有飞机811架（中国海军为零）。因此，“七·七事变”一朝爆发，中国海军就不得不以绝对的弱势，迎战一群气焰极度凶狂的侵略强盗。
中国海军没有畏怯。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指令，海军部于1937年8月初，将中央海军两支舰队“迅速集中长江”，进行重点防御（对福州、厦门、青岛、虎门等外海口，也做了相应部署）；随即，在下游咽喉地段紧急沉船200余艘（大部分为征用的商船），构筑起一道横锁中流的江阴阻塞线，以阻挡敌舰溯江深入；同时，分兵支援淞沪战役，策应陆军遏制日寇登陆西进，为东部地区政府机关的后撤和各方有生力量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但是，在日军航空兵大编队机群“密如暴雨”的轮番轰炸下，中国海军伤亡惨重，第1、第2舰队的主要舰船皆被炸沉，整体实力元气大折。半年后，经过匆匆调整的中国海军又哀兵悉发，全力投入武汉会战，在整整4个多月的浴血拼搏中，共击沉击伤日舰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自己则因为依旧毫无制空权而再蒙巨创，仅剩下10余艘浅水炮艇退据三峡，扼守陪都门户。至此，中国海军的5支舰队已基本覆灭（青岛第3舰队、广东江防舰队和练习舰队的船只，也先后或自沉塞港，或被日机炸沉），不可能再以舰对舰、以艇对艇地同日本海军正面较量了。这种几近绝境的险恶情势，并没有挫颓海军官兵抗日救亡的斗志，反而愈加激励了他们与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勇气！
现实使海军战时总司令部（1938年1月由海军部改组建立）的抗战方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军转入以水雷战为主要破敌手段的继续战斗，要把所有失去了军舰的水兵重新组织起来，到江河港汊去，到湖荡海口去，在陆军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布设水雷，袭炸敌船，破坏乃至切断其水上交通——“哪里的航道有日舰活动，哪里便是海军歼灭敌寇的战场”！于是，一种独特的布雷游击战，首先在长江前线神出鬼没地展开了，并且很快向敌占区拓伸……
1939年12月，“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后定名‘第2布雷游击总队’）”在上饶成立，下辖5个大队，大队之下又设11个中队。这支队伍，应该是当时中国海军“第一个到敌后去的布雷游击队”。其游击区域，为湖口至芜湖之间数百公里的长江沿线（不久，东扩至江阴）；每个布雷分队，由第3战区所属之陆军派部掩护，自寻战机，独立作战。
据曾经担任第2总队布雷官的欧阳晋回忆，他们在敌后的首次出击，是翌年1月19日，于贵池两河口进行的。事先，布雷队（第5大队）悄悄潜至贵池附近的山沟里，通过陆军第148师特工队，初步摸清了敌舰动态，然后又深入实地勘察，仔细研究了布雷方案。临出发，为着装隐秘，布雷队员们全部换上了农民的服装，还特地烙了“光饼”（相传明代戚继光抗倭，制饼以充军粮），以壮行色。那一夜，雨雪交加，一路泥泞。有30多个老乡帮助抬运蒙上了伪装的15具漂雷（一种靠浮筒顺水漂流的触发式水雷），每具雷重约150公斤；148师的两个排随同掩护。他们一行200余人，“顶风冒雪，避公路，走野径，绕过敌人的据点，一口气跋涉40余里”，来到下船的埠头。那三条船，是借口“往江北贩运货物”，向当地船户暂租的。布雷队员小心地“将雷装上引爆装置，抬上船，划到长江航道，布放进水中”。第二天便传来消息：日军的1艘运输舰和1只汽艇被炸沉了，还炸死了10余个鬼子。
首战成功，大大振奋了布雷队的士气。各分队纷纷出击，捷报连翩飞传：在安庆黄石矶，“有满载军火之敌中型运输舰1艘触雷，当其将次下沉时，复有敌大小汽艇3艘上驶抢救，亦各触雷，4艘人、物全毁”；在彭泽方湖口外，“有敌中型运输舰‘凤朝丸’、‘吉阳丸’2艘相继触雷，前者顷刻沉没，后者受创甚重。敌又有载重汽车1辆，载官兵40余由附近桥上驶过，桥下漂雷受震爆炸，桥梁、人、车均毁，敌守桥哨兵与望台亦同归于尽”；在芜湖、旧县之间，“有敌大型载兵运输舰1艘触雷覆没，死伤600余人，敌捞尸数日之久”；在马香口江面，“（漂雷）炸沉敌上驶之运输舰1艘，又将敌1艘炮舰炸成重伤，该舰在江边搁浅未几亦告沉没，仅余桅杆露出水面”……
中国海军的敌后攻势实施才1个月，就令日寇惶惶不安，头痛不已。日军原以为攻陷武汉、岳阳等地之后，即攫取了“控制长江”的主动权，其利用长江航运，“进，可图沿江西犯，窥伺荆川；退，可保补给无虞，稳固后方”。如今，布雷游击队的频频袭炸，无疑给了侵略者当头一棒，打破了他们这番如意算盘，使其不能不“大感威胁”。
为了躲避中国海军的水雷战，日军长江舰队司令专门颁发“训令”，禁止手下舰艇“（在长江）集结航行”，规定“凡行驶芜湖以上船只，必须由兵舰领导”；舰船“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之间”；凡行经芜湖上游时，“必须加速驶过”。在下达这些“戒规”的同时，还附以严厉的“违禁惩条”，足见敌人对江上水雷的焦虑忧惧。然而，尽管战战兢兢，“慎重航行”，日军舰船却仍旧没能逃脱不断挨炸的厄运。各布雷游击队加强侦察，机敏行动，力求对敌打击更准，更狠，更出其不意。日寇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就连他们的扫雷舰，也往往成了被袭炸的目标。无奈之下，敌人只得“宣告停止航行”。可长时间之停航，敌实难办到，故停航不久，即又开航，而一开航，触雷碰炸之惨祸，又随之降临——如此屡炸屡停，再航再炸，把那帮曾经骄横到了极点的日本海军，一个个都炸得焦头烂额，闻“雷”色变！鬼子们惊呼：“水中布满漂雷，纵横冲撞，实在无法躲避。在江上航行，实系与漂雷死斗。”有个《读卖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在安庆跟着一艘触雷的炮舰做了江底游魂。他的同行从其尸身中发现一册日记，题为《长江作战》，文字多叙“水雷如何可怕”，言及日军挨炸种种，尤为辛酸，大有声泪俱下之势。还有个名叫森的海军大佐舰长，惊悸之余，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哀鸣：“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空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独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时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亦不可得。” 及至1942年秋冬，中国海军已经陆续组建了5个布雷游击总队（各辖大队、中队若干）。其中，有3个总队，一直活跃在长江流域的广大敌占区，坚持着顽强的敌后战斗（另两个总队，分别在川江防线和浙、闽、粤、桂的敌后作战）。
日军在接连遭到水雷战痛惩之后，对神秘莫测的布雷游击队又怕又恨。他们不甘心自己在长江上的失败，如同疯狗一般向布雷队进行反扑：凡是有布雷队出没的江段，日军都增设据点，密布岗哨，昼夜梭巡；并将周围农民的船只悉数搜缴，严加“统制”。除了指派汉奸四下刺探布雷队的行踪，鬼子又隔三岔五窜到一些地方有肆意烧杀，威逼那里的百姓报告“雷队下落”。这一招未能奏效，他们就改以重金引诱，“悬赏”告密，即“能捞一漂雷者，便有厚赏”；各县的伪乡长、保甲长之类，更被“责令具结”，不许疏漏了管区的“雷队情报”。日军还多次调集重兵，在皖赣、湘鄂交界的沿江一带，水陆并进地实施所谓的“拉网式的大扫荡”，甚至不惜出动飞机搜索、轰炸，企图迫使布雷游击队忌惮高压，远离江岸。而对于在作战中不幸被俘的布雷游击队员，日寇更是以极其狠毒的手段，残害泄恨。1940年6月，第2布雷总队的侦察员陈木生，奉命潜入湖口执行任务，为敌所缚。该员临危不惧，骂不绝口，灭绝人性的鬼子竟将他“活锯”，尸首抛掷江中……
侵略者的暴戾吓不倒布雷游击队——官兵们誓死抗日，既入虎穴，何畏牺牲！他们依然坚忍不拔地转辗千里以至数千里，把一具具沉重的水雷从后方兵站，用人力肩扛手抬，秘运到沿江的隐蔽地点；途中“蛇行鹜伏”，不知要穿越多少条日伪封锁线，要绕过多少个鬼子据点，一旦遭遇敌人拦截，随时可能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使布雷的行动更加变幻无定，布雷队平素多以陆军装束，来去无痕；而且专门挑选最恶劣的天气，在敌人戒备最容易疏懈的江段，去打它的措手不及；越是飓风、暴雨、大雪、浓雾，布雷队就越是连连出袭，趁夜放雷；有许多次，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行到了敌人眼皮底下，在日舰探照灯的死角里悄声屏息，布设雷阵，而此时舰上鬼子敲钟，犹清晰可闻。日军在沿江搜缴民船以后，布雷队的游击作业一度发生了很大困难。布雷找不到船，官兵们常常就自己直接跳进江里，将雷且推且泅，奋力布放到中流；夜黑浪急，泅水布雷十分危险，但大家却争抢下水，无人退缩。曾经担任陆军147师某团团长的骆周能，当年率部在马江岸掩护布雷。他亲眼看到：隆冬雪天，江水寒彻，布雷队员照样下水布雷，有的布雷位置较远，来不及上岸取暖，就冻死在江里了。这是何等壮烈的牺牲精神！
针对日寇气势汹汹的“大扫荡”，布雷游击队也以牙还牙，展开了坚决的反“扫荡”。他们常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跳出包围圈，抄到敌人的背后去“狠揍它的脑壳”。有一次，日寇重兵围剿某布雷大队在洋湖的根据地。适值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将军前往该处巡察，他亲自指挥官兵沉着应战，并乘敌纷乱，抽调两个中队星夜穿插到贵池，在日舰集结的氽水洲南北港布雷55具，1周内共炸沉敌舰6艘，炸死炸伤鬼子4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又有一次，我一布雷大队，乘敌大举进攻驻地侧翼之际，料敌心意我不敢再动，遂迳迫黄湓、前江口、螃蟹矶等处，一路放雷，连续炸沉敌“山田丸”、“村木丸”、“立野丸”等运输舰，鬼子仅从1艘沉舰的舱里，即捞出官兵尸体200余具。日军招架不住布雷游击队的奇袭痛打，其“扫荡”之举大半丢盔折戟，只得灰溜溜地仓惶收场。在反“扫荡”战斗中，布雷队还巧妙地创造了小艇伏击、岸炮腰击（将火炮埋伏在敌船必经航道的岸上，伺机拦腰射击）、漂浮杂物（以乱麻将木片、铁丝等团住，顺江漂下，去缠缚敌船的螺旋桨）和间布假雷（将木头、竹子制成的假雷，混杂在真雷中一起布放，干扰敌人扫雷）等新战术，与水雷破袭灵活配合，把日寇打得晕头转向，一筹莫展。
中国海军的敌后布雷游击战，从一开始，即得到了沦陷区民众和进步力量的悉力支持。在长江中段，同属第3战区的新四军，经常主动向第2布雷总队（辖下之第1、3、5大队）伸出坦诚的援助之手，为其通报敌情，侦除汉奸，动员民夫，募集船只；派出精干武装，全程掩护布雷队穿越封锁线，去江边放手布雷。布雷队员们都深为共产党公忠为国，一心抗战的襟怀所感动。沿江一带的老百姓，有的冒着风险，让布雷队长期隐蔽在自己村里；有的翻山涉水，自愿替布雷队打探消息，传递情报；有的为之带路、抬雷、驾船、送粮，或者救护负伤掉队的官兵。日伪军的迭次肆意烧杀、恫吓利诱，皆不能使沿江民众动摇屈从。曾经有数名船户被鬼子绑去酷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布雷队的行踪，船户们宁死不屈，直至惨遭活埋，仍不吐一字！
正是因为有了同仇敌忾的民族后盾，布雷游击队方能在敌后的龙潭虎穴之中，越战越勇，战果累累。仅第2布雷总队，转战湖口至江阴的游击区5年余，“共布雷1370具，炸沉敌大小军舰、炮舰、运输舰、汽艇和商轮驳船总计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敌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当时有报纸做过这么一番大略调查：“中国海军每消耗10具水雷，一般即可炸沉敌舰1艘，对于敌军在长江航行，予以极大威胁。以每具水雷1000元计，10具水雷仅消耗10000元，即可击沉1艘敌舰；而敌舰每艘最低以100吨计，约值百余万元，以此推算，我每击沉寇舰1艘，可消耗敌90余万元。亦即每10具水雷所取得的，乃是百倍以上的战果。”
海军水雷战的出色战绩，自然引起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瞩目。战前，南京当局对于海军战备甚为漠视。蒋介石宁肯将大笔财力用于内战或扩充陆空军，也不愿在海军建设上多花钱，以致1937年拨给海军的国防建设费，一减再减，少到只够打造1艘炮艇，还不及日本海军每年经费的1/200。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的单纯防御方针，又使海军节节被动，短短10多个月，舰船实力便折损几尽。而此时，水雷破袭的赫赫战果，不能不令蒋氏对海军的态度有所改变。1941年3月，蒋介石亲自给海军总司令部发去手令，认同海军在长江“采用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敌人物资力量”，是“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正确方略，并指示沿江各战区长官“转饬（陆军）部队，对于布雷人员须特别保护”。此后，尽管蒋依旧在海军薪饷上卡得很紧，“但造水雷用款还是照拨的”。
海军就是在如此艰窘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排除万难，于湖南辰溪等处，迅速地建立起继续抗战所亟需的水雷制造基地（包括一批储雷兵站）；并且，认真汲取长江作战摸索的经验，先后研发、投产了“海甲”系列的9种定雷（敷设时沉落江底，用引火电线连接到岸上，遇有敌船驶过，即刻通电引爆）和“海庚”系列的3种漂雷，源源不断地送往敌后战场，保障了打击敌人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抗战后期，在长江以及其他水域破袭作战中使用的每1具水雷，均是由中国海军自己制造的（总量超过10000具）。它们在滔滔江流上大显神威，迫使日寇一再中断某些区间的航行，其兵员调动与补给运输遭到了严重破坏。事实上，自1943年以后，整个长江的敌后水上交通已经处于日渐崩溃的状态，日本海军妄想“控制长江、溯流西侵”的阴谋，完全成了可悲的泡影。
抗战前夕，中国海军虽然号称编有5支常规舰队（主力为第1、第2舰队，亦即中央海军），可实际上，舰船总数不过区区70余艘，总排水量只及日本海军的5%左右；这些舰艇大半老旧逾龄，不仅吨位小、航速低，火力配置单薄，好些还是铁壳木质的，“根本无法外洋作战，只能在海口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巡缉警卫”。而日本，早在1920年便“跻身世界海军三强”，此后蓄谋侵华，又加紧扩张，使大中型舰船的数量一举增至约300艘（仅航空母舰就有4艘）。它除了舰船新式，种类齐全，性能、火力远优于中国海军；旗下还统辖着一支庞大的海军航空兵，拥有飞机811架（中国海军为零）。因此，“七·七事变”一朝爆发，中国海军就不得不以绝对的弱势，迎战一群气焰极度凶狂的侵略强盗。
中国海军没有畏怯。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指令，海军部于1937年8月初，将中央海军两支舰队“迅速集中长江”，进行重点防御（对福州、厦门、青岛、虎门等外海口，也做了相应部署）；随即，在下游咽喉地段紧急沉船200余艘（大部分为征用的商船），构筑起一道横锁中流的江阴阻塞线，以阻挡敌舰溯江深入；同时，分兵支援淞沪战役，策应陆军遏制日寇登陆西进，为东部地区政府机关的后撤和各方有生力量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但是，在日军航空兵大编队机群“密如暴雨”的轮番轰炸下，中国海军伤亡惨重，第1、第2舰队的主要舰船皆被炸沉，整体实力元气大折。半年后，经过匆匆调整的中国海军又哀兵悉发，全力投入武汉会战，在整整4个多月的浴血拼搏中，共击沉击伤日舰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自己则因为依旧毫无制空权而再蒙巨创，仅剩下10余艘浅水炮艇退据三峡，扼守陪都门户。至此，中国海军的5支舰队已基本覆灭（青岛第3舰队、广东江防舰队和练习舰队的船只，也先后或自沉塞港，或被日机炸沉），不可能再以舰对舰、以艇对艇地同日本海军正面较量了。这种几近绝境的险恶情势，并没有挫颓海军官兵抗日救亡的斗志，反而愈加激励了他们与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勇气！
现实使海军战时总司令部（1938年1月由海军部改组建立）的抗战方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军转入以水雷战为主要破敌手段的继续战斗，要把所有失去了军舰的水兵重新组织起来，到江河港汊去，到湖荡海口去，在陆军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布设水雷，袭炸敌船，破坏乃至切断其水上交通——“哪里的航道有日舰活动，哪里便是海军歼灭敌寇的战场”！于是，一种独特的布雷游击战，首先在长江前线神出鬼没地展开了，并且很快向敌占区拓伸……
1939年12月，“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后定名‘第2布雷游击总队’）”在上饶成立，下辖5个大队，大队之下又设11个中队。这支队伍，应该是当时中国海军“第一个到敌后去的布雷游击队”。其游击区域，为湖口至芜湖之间数百公里的长江沿线（不久，东扩至江阴）；每个布雷分队，由第3战区所属之陆军派部掩护，自寻战机，独立作战。
据曾经担任第2总队布雷官的欧阳晋回忆，他们在敌后的首次出击，是翌年1月19日，于贵池两河口进行的。事先，布雷队（第5大队）悄悄潜至贵池附近的山沟里，通过陆军第148师特工队，初步摸清了敌舰动态，然后又深入实地勘察，仔细研究了布雷方案。临出发，为着装隐秘，布雷队员们全部换上了农民的服装，还特地烙了“光饼”（相传明代戚继光抗倭，制饼以充军粮），以壮行色。那一夜，雨雪交加，一路泥泞。有30多个老乡帮助抬运蒙上了伪装的15具漂雷（一种靠浮筒顺水漂流的触发式水雷），每具雷重约150公斤；148师的两个排随同掩护。他们一行200余人，“顶风冒雪，避公路，走野径，绕过敌人的据点，一口气跋涉40余里”，来到下船的埠头。那三条船，是借口“往江北贩运货物”，向当地船户暂租的。布雷队员小心地“将雷装上引爆装置，抬上船，划到长江航道，布放进水中”。第二天便传来消息：日军的1艘运输舰和1只汽艇被炸沉了，还炸死了10余个鬼子。
首战成功，大大振奋了布雷队的士气。各分队纷纷出击，捷报连翩飞传：在安庆黄石矶，“有满载军火之敌中型运输舰1艘触雷，当其将次下沉时，复有敌大小汽艇3艘上驶抢救，亦各触雷，4艘人、物全毁”；在彭泽方湖口外，“有敌中型运输舰‘凤朝丸’、‘吉阳丸’2艘相继触雷，前者顷刻沉没，后者受创甚重。敌又有载重汽车1辆，载官兵40余由附近桥上驶过，桥下漂雷受震爆炸，桥梁、人、车均毁，敌守桥哨兵与望台亦同归于尽”；在芜湖、旧县之间，“有敌大型载兵运输舰1艘触雷覆没，死伤600余人，敌捞尸数日之久”；在马香口江面，“（漂雷）炸沉敌上驶之运输舰1艘，又将敌1艘炮舰炸成重伤，该舰在江边搁浅未几亦告沉没，仅余桅杆露出水面”……
中国海军的敌后攻势实施才1个月，就令日寇惶惶不安，头痛不已。日军原以为攻陷武汉、岳阳等地之后，即攫取了“控制长江”的主动权，其利用长江航运，“进，可图沿江西犯，窥伺荆川；退，可保补给无虞，稳固后方”。如今，布雷游击队的频频袭炸，无疑给了侵略者当头一棒，打破了他们这番如意算盘，使其不能不“大感威胁”。
为了躲避中国海军的水雷战，日军长江舰队司令专门颁发“训令”，禁止手下舰艇“（在长江）集结航行”，规定“凡行驶芜湖以上船只，必须由兵舰领导”；舰船“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之间”；凡行经芜湖上游时，“必须加速驶过”。在下达这些“戒规”的同时，还附以严厉的“违禁惩条”，足见敌人对江上水雷的焦虑忧惧。然而，尽管战战兢兢，“慎重航行”，日军舰船却仍旧没能逃脱不断挨炸的厄运。各布雷游击队加强侦察，机敏行动，力求对敌打击更准，更狠，更出其不意。日寇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就连他们的扫雷舰，也往往成了被袭炸的目标。无奈之下，敌人只得“宣告停止航行”。可长时间之停航，敌实难办到，故停航不久，即又开航，而一开航，触雷碰炸之惨祸，又随之降临——如此屡炸屡停，再航再炸，把那帮曾经骄横到了极点的日本海军，一个个都炸得焦头烂额，闻“雷”色变！鬼子们惊呼：“水中布满漂雷，纵横冲撞，实在无法躲避。在江上航行，实系与漂雷死斗。”有个《读卖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在安庆跟着一艘触雷的炮舰做了江底游魂。他的同行从其尸身中发现一册日记，题为《长江作战》，文字多叙“水雷如何可怕”，言及日军挨炸种种，尤为辛酸，大有声泪俱下之势。还有个名叫森的海军大佐舰长，惊悸之余，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哀鸣：“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空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独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时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亦不可得。” 及至1942年秋冬，中国海军已经陆续组建了5个布雷游击总队（各辖大队、中队若干）。其中，有3个总队，一直活跃在长江流域的广大敌占区，坚持着顽强的敌后战斗（另两个总队，分别在川江防线和浙、闽、粤、桂的敌后作战）。
日军在接连遭到水雷战痛惩之后，对神秘莫测的布雷游击队又怕又恨。他们不甘心自己在长江上的失败，如同疯狗一般向布雷队进行反扑：凡是有布雷队出没的江段，日军都增设据点，密布岗哨，昼夜梭巡；并将周围农民的船只悉数搜缴，严加“统制”。除了指派汉奸四下刺探布雷队的行踪，鬼子又隔三岔五窜到一些地方有肆意烧杀，威逼那里的百姓报告“雷队下落”。这一招未能奏效，他们就改以重金引诱，“悬赏”告密，即“能捞一漂雷者，便有厚赏”；各县的伪乡长、保甲长之类，更被“责令具结”，不许疏漏了管区的“雷队情报”。日军还多次调集重兵，在皖赣、湘鄂交界的沿江一带，水陆并进地实施所谓的“拉网式的大扫荡”，甚至不惜出动飞机搜索、轰炸，企图迫使布雷游击队忌惮高压，远离江岸。而对于在作战中不幸被俘的布雷游击队员，日寇更是以极其狠毒的手段，残害泄恨。1940年6月，第2布雷总队的侦察员陈木生，奉命潜入湖口执行任务，为敌所缚。该员临危不惧，骂不绝口，灭绝人性的鬼子竟将他“活锯”，尸首抛掷江中……
侵略者的暴戾吓不倒布雷游击队——官兵们誓死抗日，既入虎穴，何畏牺牲！他们依然坚忍不拔地转辗千里以至数千里，把一具具沉重的水雷从后方兵站，用人力肩扛手抬，秘运到沿江的隐蔽地点；途中“蛇行鹜伏”，不知要穿越多少条日伪封锁线，要绕过多少个鬼子据点，一旦遭遇敌人拦截，随时可能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使布雷的行动更加变幻无定，布雷队平素多以陆军装束，来去无痕；而且专门挑选最恶劣的天气，在敌人戒备最容易疏懈的江段，去打它的措手不及；越是飓风、暴雨、大雪、浓雾，布雷队就越是连连出袭，趁夜放雷；有许多次，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行到了敌人眼皮底下，在日舰探照灯的死角里悄声屏息，布设雷阵，而此时舰上鬼子敲钟，犹清晰可闻。日军在沿江搜缴民船以后，布雷队的游击作业一度发生了很大困难。布雷找不到船，官兵们常常就自己直接跳进江里，将雷且推且泅，奋力布放到中流；夜黑浪急，泅水布雷十分危险，但大家却争抢下水，无人退缩。曾经担任陆军147师某团团长的骆周能，当年率部在马江岸掩护布雷。他亲眼看到：隆冬雪天，江水寒彻，布雷队员照样下水布雷，有的布雷位置较远，来不及上岸取暖，就冻死在江里了。这是何等壮烈的牺牲精神！
针对日寇气势汹汹的“大扫荡”，布雷游击队也以牙还牙，展开了坚决的反“扫荡”。他们常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跳出包围圈，抄到敌人的背后去“狠揍它的脑壳”。有一次，日寇重兵围剿某布雷大队在洋湖的根据地。适值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将军前往该处巡察，他亲自指挥官兵沉着应战，并乘敌纷乱，抽调两个中队星夜穿插到贵池，在日舰集结的氽水洲南北港布雷55具，1周内共炸沉敌舰6艘，炸死炸伤鬼子4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又有一次，我一布雷大队，乘敌大举进攻驻地侧翼之际，料敌心意我不敢再动，遂迳迫黄湓、前江口、螃蟹矶等处，一路放雷，连续炸沉敌“山田丸”、“村木丸”、“立野丸”等运输舰，鬼子仅从1艘沉舰的舱里，即捞出官兵尸体200余具。日军招架不住布雷游击队的奇袭痛打，其“扫荡”之举大半丢盔折戟，只得灰溜溜地仓惶收场。在反“扫荡”战斗中，布雷队还巧妙地创造了小艇伏击、岸炮腰击（将火炮埋伏在敌船必经航道的岸上，伺机拦腰射击）、漂浮杂物（以乱麻将木片、铁丝等团住，顺江漂下，去缠缚敌船的螺旋桨）和间布假雷（将木头、竹子制成的假雷，混杂在真雷中一起布放，干扰敌人扫雷）等新战术，与水雷破袭灵活配合，把日寇打得晕头转向，一筹莫展。
中国海军的敌后布雷游击战，从一开始，即得到了沦陷区民众和进步力量的悉力支持。在长江中段，同属第3战区的新四军，经常主动向第2布雷总队（辖下之第1、3、5大队）伸出坦诚的援助之手，为其通报敌情，侦除汉奸，动员民夫，募集船只；派出精干武装，全程掩护布雷队穿越封锁线，去江边放手布雷。布雷队员们都深为共产党公忠为国，一心抗战的襟怀所感动。沿江一带的老百姓，有的冒着风险，让布雷队长期隐蔽在自己村里；有的翻山涉水，自愿替布雷队打探消息，传递情报；有的为之带路、抬雷、驾船、送粮，或者救护负伤掉队的官兵。日伪军的迭次肆意烧杀、恫吓利诱，皆不能使沿江民众动摇屈从。曾经有数名船户被鬼子绑去酷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布雷队的行踪，船户们宁死不屈，直至惨遭活埋，仍不吐一字！
正是因为有了同仇敌忾的民族后盾，布雷游击队方能在敌后的龙潭虎穴之中，越战越勇，战果累累。仅第2布雷总队，转战湖口至江阴的游击区5年余，“共布雷1370具，炸沉敌大小军舰、炮舰、运输舰、汽艇和商轮驳船总计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敌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当时有报纸做过这么一番大略调查：“中国海军每消耗10具水雷，一般即可炸沉敌舰1艘，对于敌军在长江航行，予以极大威胁。以每具水雷1000元计，10具水雷仅消耗10000元，即可击沉1艘敌舰；而敌舰每艘最低以100吨计，约值百余万元，以此推算，我每击沉寇舰1艘，可消耗敌90余万元。亦即每10具水雷所取得的，乃是百倍以上的战果。”
海军水雷战的出色战绩，自然引起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瞩目。战前，南京当局对于海军战备甚为漠视。蒋介石宁肯将大笔财力用于内战或扩充陆空军，也不愿在海军建设上多花钱，以致1937年拨给海军的国防建设费，一减再减，少到只够打造1艘炮艇，还不及日本海军每年经费的1/200。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的单纯防御方针，又使海军节节被动，短短10多个月，舰船实力便折损几尽。而此时，水雷破袭的赫赫战果，不能不令蒋氏对海军的态度有所改变。1941年3月，蒋介石亲自给海军总司令部发去手令，认同海军在长江“采用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敌人物资力量”，是“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正确方略，并指示沿江各战区长官“转饬（陆军）部队，对于布雷人员须特别保护”。此后，尽管蒋依旧在海军薪饷上卡得很紧，“但造水雷用款还是照拨的”。
海军就是在如此艰窘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排除万难，于湖南辰溪等处，迅速地建立起继续抗战所亟需的水雷制造基地（包括一批储雷兵站）；并且，认真汲取长江作战摸索的经验，先后研发、投产了“海甲”系列的9种定雷（敷设时沉落江底，用引火电线连接到岸上，遇有敌船驶过，即刻通电引爆）和“海庚”系列的3种漂雷，源源不断地送往敌后战场，保障了打击敌人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抗战后期，在长江以及其他水域破袭作战中使用的每1具水雷，均是由中国海军自己制造的（总量超过10000具）。它们在滔滔江流上大显神威，迫使日寇一再中断某些区间的航行，其兵员调动与补给运输遭到了严重破坏。事实上，自1943年以后，整个长江的敌后水上交通已经处于日渐崩溃的状态，日本海军妄想“控制长江、溯流西侵”的阴谋，完全成了可悲的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