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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余因缘际会，遂有余杭之行，得与岳西刘梦芙先生、鹭江王翼奇先生日夕过从。吟履追于两宋以上，清谈时到六义之微。平生游览之乐，未有过于此会者。以假座湖畔居茶社，于古典诗词研究之宗风问题多有发挥，谈屑不忍尽弃，乃书之以存天壤。2003年9月徐晋如记于深圳旅次。
刘梦芙：最近在社科院的图书馆里见了一些近年新出来的古典诗词研究刊物和书籍，一个特出的印象就是原创性的东西太少。很多文章从学术规范上说都是四平八稳，但就是没有独特的创见。
徐晋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现在很多学术论文，你读完后不知道作者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我离京之前，周笃文先生跟我说，某词学刊物向他约稿，但有要求，就是一篇文章必须要涉及多少种版本、注释占多少条，其中外文注释又占百分之多少，周先生于是感慨：做学问哪用许多的气力!八十年代施蛰存先生主编《词学》，发了周先生很多篇有分量的论文，从来也没有听说要这些东西。我认识一个华东师大考入北大研究所的朋友，他骂他的同学都是些学术机器，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又臭又长。当然他骂得不一定对，不过很明显，规范未必能够剔除掉平庸之作，也不能保证一定就遴选出优秀之作。
刘梦芙：《词学》初创刊时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那个时候，夏承焘、黄君坦、张伯驹等词学大师都未谢世，他们的散金碎锦，也都弥足珍贵。但是自从这些大家纷纷凋零，《词学》的气象就不如往日了。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的问题，而是体现了近年来古典诗词研究宗风的微妙转移。
王翼奇：那一辈的学者都是创作上的大家。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研究十分注重“赏会”，需要研究者对文本有一种独特的会心。而事实上在传统的畛域里，版本的比勘、材料的辨析都是为赏会服务的，现在这些东西反而成了主流。
刘梦芙：这些东西不能不成为主流。《文心雕龙》里面说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对诗词作品产生独特的赏会，需要更加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自家如果没有创作的实践经验，也很难懂得个中甘苦。钱钟书讽刺那些对作诗填词一窍不通的人搞古典文学批评是“太监在宫女堆里厮混”，不会作诗填词，搞一摘版本、做一做考据是可以的，但要想真正领略古典诗词的佳妙之处，没有实践的功夫，恐怕真是不行。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古典诗词的创作就日见萎缩，大学里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不会作诗，学古典文学的学生不会填词，这种局面不改观，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看来终究是要断绝。
王翼奇：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研究，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更好地创作。中国古典诗学体系就是一个关于创作学的体系。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懂得这一点了。程千帆先生招研究生，出卷时要求学生写一首诗，可惜独木难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是不读前人的诗话，就无法人眠。我很奇怪今天为什么就产生不了这样的著作。
徐晋如：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研究古典诗词，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为什么要从事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似乎都是在为一个渺茫无期的未来的文学史工程添砖加瓦。以前金岳霖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这个观点冯友兰晚年很赞赏，我不能同意。现在很多学者都是在玩材料的游戏。很多人看李杜欧苏谈的人太多了，于是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矜为创获。您说得对，中国传统的诗学体系，就是一个创作学的体系。学问从创作中来，学问又去指导创作。比方说谭献的《箧中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首先一点，他选录作品的标准就很高，另外，那些精当的批语，苟非胸罗万卷，根本道不出来。但这样的学问搁在今天就受到歧视。天津的孙正刚，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写了一本《词学新论》——其实也不新，天津老词人寇梦碧给他写了序，竟然骂谭献的批语都是玄而又玄的空话。
王翼奇：寇梦碧这样说就很让人惊诧了。不过现在传统诗学体系遭到遗忘，实在与今天人做学问太容易有关。今人做学问，是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一项志业。所以再怎么侈谈科学性、规范化、与国际接轨，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刘梦芙：他们骂谭献，也骂周济。疆村老人词云；“金针度，《词辨》止庵精”，可是要是止庵先生活在今天，根本就不会被主流学术界所承认。不要说博导，恐怕连副教授也评不上。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王国维没有他的那些“三十五岁以后”的学问，而仅有一部《人间词话》，今天的人们还会不会认为他是大师?一定不会。尽管很多人还会靠研究《人间词话》获得学位，评上职称。
徐晋如：我欣赏叔本华的一句话：任何聚会一旦人多势众，平庸的声音就会占据主导地位。现在这种漠视创作的研究是人都能搞，只要肯用功，根本用不到天分，但是这些没有天分的学者多了，学术衰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另外几十年来一个更可怕的思潮是，总是认为国际汉学界的东西更先进。实际上生活在外国，那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东西。比如温柔敦厚，比如变风变雅，比如忧患，这些东西，不是为儒家文化所深深同化的人，不是在中国的独特环境里，根本无法理解。我说一句话可能比较偏激，所谓国际汉学研究，就是没有天分也不懂中国问题的人们在做科学实验。国内的学术界有很多人要向他们看齐，据说是为了让学术更科学。我觉得科学在这里是很可笑的。国外的思维习惯于分析，而我们的思维则长于在隐微处有会心。我们为什么不去搞外国人根本搞不了的东西，而偏偏要拿人家的东西当作桎梏?
王翼奇：他们说的科学，其实就是西方的那一套。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确失掉自信力了。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不鼓励为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却去要求他们有多少篇论文被援引，这种状况相当可怕。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把它丢弃掉? 徐晋如：去年春天，我应邀去清华和中文系的研究生座谈，给他们讲论文写作的问题。北大中文系的姜涛博士也去了，他主要谈如何提高论文的规范性问题。我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如果你们只是把论文当作获取学位的手段，那么我的发言对你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如果你们真的是把学术当作生命，以著述为终身的志业，那么我的发言还不无启牖之功。我谈了学问的类型。我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就是两个方面，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胡适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是第三种类型，实际上是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搞中国传统的东西。很多人以为胡适的方法很科学，但是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强调的是一个“化”字，大而化之之谓圣么，许多东西你看上去没有严格的分析，实际上它的背后有很深的积淀。整理国故派漠视这个积淀，所以疑古非圣。这对中国学术统系是建设多还是破坏多，恐怕得很多年后才能下断语。
刘梦芙：我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一个叫刘石的人的文章，是与你商榷的。他在文中自称是个大学老师，不知道在哪个学校。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里面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普遍凭依的背景：普通的教育制度，知识系统和普通常识。刘石那篇文章就是失去了这个普遍凭依的背景以后的凿空之论。你依《四书》朱注说，认为《大学》里面“亲民”应读如“新民”，他却去翻出《十三经注疏》本，认为读本音也没错。他不懂得，《大学》是新儒学体系的《大学》，这个普通的知识系统他没有。还有你说“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醒”宇应读平声，这是从前所有私塾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他竟然不知道。
徐晋如：我没有见过那篇文章，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犯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们这两代人，甚至包括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更老的一代，都已经跟传统几乎绝缘。不要说他了，我自己都犯过错误。从前我坚决不爱读白居易的诗，所以他的诗中的典故我就不知道，蒋寅先生指出来，我很感谢他。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咏胡适：“不负狂情年少时，高寒卓立鼓尊夷。文林后代如崇享，合以黄金铸适之。”这是就他的政治立场而言的。但是从他所开创的学术宗风而言，我认为是过大于功。阿克顿勋爵说：“在还没有理解、掌握和实践保守主义的原则之前，自由主义者也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罢了。”胡适的问题就在于彻底否定了传统。我们可以设想：假使中国的学术传统不曾遭到割裂，而又吸取了西方的一些优秀的因素，那么今日之学术界，会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一种局面啊!
刘梦芙：最近广州李汝伦先生的《八十载冤案要翻》，反思新文化运动，兼为学衡派翻案，文章极为犀利，只是发在《当代诗词》上，影响稍嫌小了些。
徐晋如：学衡派里面，吴芳吉先生说了一句真理：“文学只有真伪，没有新旧。”新文学派就始终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学衡派之所以败给新文学派，并不是他们坚持的东西是谬误而后者却掌握了真理，而仍然要归因于刚才我引的叔本华的那句话。
王翼奇：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不仅仅是一个打倒孔家店的问题，它令中国传统学术的宗风也变易了。吴芳吉在川大的时候，开词学课，布置作业让学生填词，自己来点评，后来新文学派的俞平伯也这么搞。但是今天就算大学中文系里开了这样的课，谁来讲还是一个问题。杭州一些人准备办个国学传习所，你们要是能来讲，师资解决了，但学生方面又有问题。因为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屠龙之技，对学生的就业没有帮助。偶尔有专心向学的，也未必不被主流学术界所排斥。
刘梦芙：所以说到底还是学术的宗风问题。胡适尝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定庵此言吾最喜，今天真的很需要有人重开风气，不要让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问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绝。
刘梦芙：最近在社科院的图书馆里见了一些近年新出来的古典诗词研究刊物和书籍，一个特出的印象就是原创性的东西太少。很多文章从学术规范上说都是四平八稳，但就是没有独特的创见。
徐晋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现在很多学术论文，你读完后不知道作者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我离京之前，周笃文先生跟我说，某词学刊物向他约稿，但有要求，就是一篇文章必须要涉及多少种版本、注释占多少条，其中外文注释又占百分之多少，周先生于是感慨：做学问哪用许多的气力!八十年代施蛰存先生主编《词学》，发了周先生很多篇有分量的论文，从来也没有听说要这些东西。我认识一个华东师大考入北大研究所的朋友，他骂他的同学都是些学术机器，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又臭又长。当然他骂得不一定对，不过很明显，规范未必能够剔除掉平庸之作，也不能保证一定就遴选出优秀之作。
刘梦芙：《词学》初创刊时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那个时候，夏承焘、黄君坦、张伯驹等词学大师都未谢世，他们的散金碎锦，也都弥足珍贵。但是自从这些大家纷纷凋零，《词学》的气象就不如往日了。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的问题，而是体现了近年来古典诗词研究宗风的微妙转移。
王翼奇：那一辈的学者都是创作上的大家。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研究十分注重“赏会”，需要研究者对文本有一种独特的会心。而事实上在传统的畛域里，版本的比勘、材料的辨析都是为赏会服务的，现在这些东西反而成了主流。
刘梦芙：这些东西不能不成为主流。《文心雕龙》里面说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对诗词作品产生独特的赏会，需要更加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自家如果没有创作的实践经验，也很难懂得个中甘苦。钱钟书讽刺那些对作诗填词一窍不通的人搞古典文学批评是“太监在宫女堆里厮混”，不会作诗填词，搞一摘版本、做一做考据是可以的，但要想真正领略古典诗词的佳妙之处，没有实践的功夫，恐怕真是不行。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古典诗词的创作就日见萎缩，大学里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不会作诗，学古典文学的学生不会填词，这种局面不改观，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看来终究是要断绝。
王翼奇：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研究，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更好地创作。中国古典诗学体系就是一个关于创作学的体系。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懂得这一点了。程千帆先生招研究生，出卷时要求学生写一首诗，可惜独木难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是不读前人的诗话，就无法人眠。我很奇怪今天为什么就产生不了这样的著作。
徐晋如：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研究古典诗词，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为什么要从事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似乎都是在为一个渺茫无期的未来的文学史工程添砖加瓦。以前金岳霖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这个观点冯友兰晚年很赞赏，我不能同意。现在很多学者都是在玩材料的游戏。很多人看李杜欧苏谈的人太多了，于是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矜为创获。您说得对，中国传统的诗学体系，就是一个创作学的体系。学问从创作中来，学问又去指导创作。比方说谭献的《箧中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首先一点，他选录作品的标准就很高，另外，那些精当的批语，苟非胸罗万卷，根本道不出来。但这样的学问搁在今天就受到歧视。天津的孙正刚，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写了一本《词学新论》——其实也不新，天津老词人寇梦碧给他写了序，竟然骂谭献的批语都是玄而又玄的空话。
王翼奇：寇梦碧这样说就很让人惊诧了。不过现在传统诗学体系遭到遗忘，实在与今天人做学问太容易有关。今人做学问，是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一项志业。所以再怎么侈谈科学性、规范化、与国际接轨，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刘梦芙：他们骂谭献，也骂周济。疆村老人词云；“金针度，《词辨》止庵精”，可是要是止庵先生活在今天，根本就不会被主流学术界所承认。不要说博导，恐怕连副教授也评不上。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王国维没有他的那些“三十五岁以后”的学问，而仅有一部《人间词话》，今天的人们还会不会认为他是大师?一定不会。尽管很多人还会靠研究《人间词话》获得学位，评上职称。
徐晋如：我欣赏叔本华的一句话：任何聚会一旦人多势众，平庸的声音就会占据主导地位。现在这种漠视创作的研究是人都能搞，只要肯用功，根本用不到天分，但是这些没有天分的学者多了，学术衰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另外几十年来一个更可怕的思潮是，总是认为国际汉学界的东西更先进。实际上生活在外国，那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东西。比如温柔敦厚，比如变风变雅，比如忧患，这些东西，不是为儒家文化所深深同化的人，不是在中国的独特环境里，根本无法理解。我说一句话可能比较偏激，所谓国际汉学研究，就是没有天分也不懂中国问题的人们在做科学实验。国内的学术界有很多人要向他们看齐，据说是为了让学术更科学。我觉得科学在这里是很可笑的。国外的思维习惯于分析，而我们的思维则长于在隐微处有会心。我们为什么不去搞外国人根本搞不了的东西，而偏偏要拿人家的东西当作桎梏?
王翼奇：他们说的科学，其实就是西方的那一套。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确失掉自信力了。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不鼓励为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却去要求他们有多少篇论文被援引，这种状况相当可怕。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把它丢弃掉? 徐晋如：去年春天，我应邀去清华和中文系的研究生座谈，给他们讲论文写作的问题。北大中文系的姜涛博士也去了，他主要谈如何提高论文的规范性问题。我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如果你们只是把论文当作获取学位的手段，那么我的发言对你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如果你们真的是把学术当作生命，以著述为终身的志业，那么我的发言还不无启牖之功。我谈了学问的类型。我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就是两个方面，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胡适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是第三种类型，实际上是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搞中国传统的东西。很多人以为胡适的方法很科学，但是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强调的是一个“化”字，大而化之之谓圣么，许多东西你看上去没有严格的分析，实际上它的背后有很深的积淀。整理国故派漠视这个积淀，所以疑古非圣。这对中国学术统系是建设多还是破坏多，恐怕得很多年后才能下断语。
刘梦芙：我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一个叫刘石的人的文章，是与你商榷的。他在文中自称是个大学老师，不知道在哪个学校。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里面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普遍凭依的背景：普通的教育制度，知识系统和普通常识。刘石那篇文章就是失去了这个普遍凭依的背景以后的凿空之论。你依《四书》朱注说，认为《大学》里面“亲民”应读如“新民”，他却去翻出《十三经注疏》本，认为读本音也没错。他不懂得，《大学》是新儒学体系的《大学》，这个普通的知识系统他没有。还有你说“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醒”宇应读平声，这是从前所有私塾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他竟然不知道。
徐晋如：我没有见过那篇文章，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犯这种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们这两代人，甚至包括现在已经六七十岁的更老的一代，都已经跟传统几乎绝缘。不要说他了，我自己都犯过错误。从前我坚决不爱读白居易的诗，所以他的诗中的典故我就不知道，蒋寅先生指出来，我很感谢他。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咏胡适：“不负狂情年少时，高寒卓立鼓尊夷。文林后代如崇享，合以黄金铸适之。”这是就他的政治立场而言的。但是从他所开创的学术宗风而言，我认为是过大于功。阿克顿勋爵说：“在还没有理解、掌握和实践保守主义的原则之前，自由主义者也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罢了。”胡适的问题就在于彻底否定了传统。我们可以设想：假使中国的学术传统不曾遭到割裂，而又吸取了西方的一些优秀的因素，那么今日之学术界，会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一种局面啊!
刘梦芙：最近广州李汝伦先生的《八十载冤案要翻》，反思新文化运动，兼为学衡派翻案，文章极为犀利，只是发在《当代诗词》上，影响稍嫌小了些。
徐晋如：学衡派里面，吴芳吉先生说了一句真理：“文学只有真伪，没有新旧。”新文学派就始终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学衡派之所以败给新文学派，并不是他们坚持的东西是谬误而后者却掌握了真理，而仍然要归因于刚才我引的叔本华的那句话。
王翼奇：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不仅仅是一个打倒孔家店的问题，它令中国传统学术的宗风也变易了。吴芳吉在川大的时候，开词学课，布置作业让学生填词，自己来点评，后来新文学派的俞平伯也这么搞。但是今天就算大学中文系里开了这样的课，谁来讲还是一个问题。杭州一些人准备办个国学传习所，你们要是能来讲，师资解决了，但学生方面又有问题。因为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屠龙之技，对学生的就业没有帮助。偶尔有专心向学的，也未必不被主流学术界所排斥。
刘梦芙：所以说到底还是学术的宗风问题。胡适尝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定庵此言吾最喜，今天真的很需要有人重开风气，不要让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问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