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关在七届二中全会后离开西柏坡，于1949年3月25日进驻北平。5月13日，陈云急赴北平，就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
　　5月27日，上海解放。投机分子利用长期通货膨胀下人们对纸币的不信任心理，哄抬金银、外币特别是银元的价格，排挤人民币，导致物价猛涨。上海市军管会抛售10万银元也没能稳住局势。6月7日，他们报告中央，决定武力查封投机活动的老窝上海证券大楼，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6月8日，由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发行实物公债；通令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解放区汇兑，以老区为坚强阵地，支持人民币占领新区市场。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部队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逮捕200多名银元投机操纵者，并以经济手段相配合，稳住了金融物价形势。
　　但投机资本势力强大，他们很快又将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物价猛涨浪潮。为了应对不利局势，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他安排了全国各地对上海“两白一黑（粮食、棉花和煤炭）”的供应。与会代表认为，物价上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因为财经困难，不得不依赖财政发行。这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作为新上任的财经当家人，陈云能给大家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
　　陈云表示，票子还得发，物价还得涨。既然开支不能减，想少发票子，主意只能打到增收上。陈云想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发公债，第二个办法是抓紧收公粮和收税。
　　上海会议后的8月和9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但陈云没有被这种表面的现象迷惑。
　　10月15日，物价猛涨，此后每天涨幅达10％到30％。面对严峻形势，陈云并没有惊慌失措。物价涨风起来之后，陈云注意到：上海投机者主要囤积纱布，华北投机势力集中冲击粮食。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10月20日，陈云和薄一波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派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曹菊如赶赴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粮食运来后，每天增加存粮席囤。同时，北京还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这些手段震慑了投机者，安定了民心。
　　在京津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电报，分析形势，部署战略。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涨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纸币发行量大增，国家没有回笼或抵消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在物价涨了两倍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与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已能适应，物价有了稳住的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电报中指示：在全国范围调动粮食，纱布，11月25日前集结到位，待机统一抛售；对于投机商人，这次要给以适当教训。目前抢购风盛时，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应乘机买进。陈云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
　　11月20日，各地国营商业逐步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资金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一看大事不妙，也赶紧抛售，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资本利用“红盘看涨’的心理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在粮食和纱布上又掀起风波，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生产和粮食的全国大调运。到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
　　经过较量，人民政权终于击退了投机资本的挑战，在财经没有完全统一、财政收支还有较大赤字的情况下，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
　　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结束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
　　新中国创造了消除通货膨胀的“中国奇迹”。
　　（摘自《湘潮》2007.1）